以书为赢 利在千秋

·深圳学人之尹昌龙·

——尹昌龙博士访谈录

受访者：尹昌龙

采访者：夏和顺

时间：2017年12月28日

地点：罗湖区金山大厦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办公室

大概十多年前，尹昌龙博士提出一个概念——“以书为赢”。他认为不读书无以自立，不读书无以自强，读书才能真正赢得未来，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一座城市而言也是如此。尹昌龙现任深圳市出版发行集团总经理、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主任，兼任深圳市青联委员、深圳市宣传文化基金艺术评审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等职。他由一名学者转型为城市文化的管理者，也是“以书为赢”的践行者。2017年底，尹昌龙接受笔者专访，回顾自己在北京大学求学和治学的经历时，他认为自己从谢冕教授身上学到了宽容和勇于担当的精神。回顾深圳读书月18年来走过的道路时，他认为这是一种高贵的坚持！他说，读书月给深圳注入了一种文化基因，使它有了延续发展的动力，深圳的前景会越来越美好，未来会越来越强大！

导师谢冕的影响，在文学及学问之外

夏和顺：您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受到谢冕教授的熏陶和影响。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由朦胧诗等引发的文学潮流席卷整个中国，文学成为社会主流，成为社会活动中心，谢先生的大名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如雷贯耳，他是诗歌评论和文学批评的一面旗帜。谢先生对您的人生道路和学术研究有何具体影响？

尹昌龙：我想谢冕老师对我的影响不仅仅是在知识和学问上，他教我的最主要的是道路和方法。一个好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在精神上，包括态度和价值。

谢老师为人特别宽容，能容忍各种不同观点。我记得当时我们重读文学经典，包括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大家在讨论的时候，对作品中班长王顺这个形象颇有微词。整个讨论过程都是开放的，而且轻松愉快，只是在结束的时候，谢老师开了一句玩笑：“你们不要看不起班长哦，我就是班长转业的。”他不告诉你结论，而是开放了一种通往结论的可能性，对一个学生来说，通往结论的方法和道路比结论本身更重要。

谢老师就是这样，他创造了各种意见成长的空间。我们当时在北大有一个著名的“批评家周末”活动，以谢老师的学生为主，有在读的，也有已经毕业的，也包括其他同专业和有共同爱好的，大家每个周末聚集在一起，围绕一个话题进行讨论。谢老师开宗明义：“我老了，我做不了什么了，我能做的就是让大家互相讨论，把自己的观点亮出来。”他认为对新的文学思潮不要急着一棍子打死，要耐心等待，静观其变。正因为谢老师有包容精神，他的学生一个比一个有个性，有特色，包括韩毓海、张颐武、李书磊、程文超等，都成为学界或政界精英。

我曾对谢老师说过：“我现在也成了一个管理者，我对您最为佩服的不是您的学问和学术成果，而是您的管理能力，您这个队伍太难带了，因为每个人都个性张扬。”谢老师听了哈哈大笑，说：“我的管理经验就是不管。”我理解，所谓不管就是宽容，就是无为而治。他在管理过程中鼓励各种思想自由发挥，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自成一体，这种思想自由也是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在那浓郁的学术氛围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相互告密、相互倾轧等现象。

夏和顺：我记得，早在深圳举办第一届读书月时，谢冕先生就被聘为顾问，他为深圳的文化建设献计献策，也是他在大学教书育人、解惑释疑行为的延伸，这与您本人由学术研究走向社会文化似乎也有一种契合。

尹昌龙：谢老师永远有一颗年轻的心，他交的都是年轻的朋友，谢老师今年已经85岁高龄，但身体仍然非常棒，坚持每天晨跑，洗冷水澡。我认为主要还是跟他的心态有关，他为人处世不拘谨，有激情，能把心中的积郁全部释放出来。黄子平有一篇写谢老师的文章，很有意思，题目叫《通往不成熟的道路》，那是他为谢老师一部评论集写的序言，这就是“老顽童”“萌爷爷”的形象。

谢老师喜欢深圳，也是因为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充满青春活力。我做谢老师的学生25年了，至今仍然保持联系，可以说是亦师亦友。他来深圳我们一起喝酒聊天，无话不谈。有一年深圳读书月，我记得一个细节很有意思，谢老师有午休的习惯，深圳年轻诗人王远洋是谢老师的崇拜者，他那天中午缠着谢老师问个不停，谢老师边打盹边回答他的问题。谢老师待人厚道如此，他在身体如此疲惫的时候仍然不愿扫年轻人的兴。

我在谢老师身上能感受到浓郁的家国情怀。他认为文学于时于世要有所补，同样，人生一世也要有所贡献，有所担当。我觉得，他的这种责任感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共性，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西方知识分子强调个性和个体，而中国知识分子既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他们是民族、国家和时代的代言人。我从谢老师身上所学到的，今天看来，在文学和学问之外的东西更重要。

关于《1985：延伸与转折》

夏和顺：因为您的专业是当代文学批评，因此采访您绕不开当代文学这个话题，绕不开您的大著《1985：延伸与转折》。这部著作是“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之一种，请您谈谈这套书出版的背景。

尹昌龙：当年谢老师组织撰写“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是基于重写文学史这样一个宏大的构想，参加者包括程文超、孔庆东、旷新年、李书磊、钱理群、洪子诚、孟繁华等人，当然还有我。谢老师撰写了这套“总系”的第一本——《1898：百年忧患》。他希望这套书在文风上灵活多变，不要像教科书那样呆板。当时这套书借鉴的典范是丹麦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谢老师说，他喜欢“手风琴式”的历史叙事结构。什么叫“手风琴式”结构呢？选取相对长的一个时间段，将其压缩到一个点上就是一年，拉开了就是横贯的历史长河。他是受到勃兰兑斯和黄仁宇的启示。

我为什么选1985年呢？因为20世纪80年代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故事，就像青春小说一样。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积贫积弱，到80年代才真正进入改革开放的节奏，中国的强大和崛起，中国进入20世纪下半叶的所有巨大转变都是从80年代开始的，可以说，80年代开启了五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书中的第一章叫“从《人生》开始的人生——眺望城市的灯火”。路遥的《人生》发表于80年代初，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我借着这一话题，谈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其实，中国最早的农村城市化是高考带来的变化，大量农村学子进入城市，他们的人生命运得以逆转，当然我还想表述他们的情感、他们的亢奋和困惑。

夏和顺：1985年确实是很有意思的历史切面，它在当时是新时期一个很精彩的时段。我记得当时朦胧诗已经非常火热，同时又出现了寻根文学等潮流，美术上则有“85新潮”。今天看来，概括或者反思这种精彩到有些纷乱的文学或文化现象，究竟有何意义？

尹昌龙：这个过程十分艰难，又充满喜悦。社会经济的改革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转变，而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又是文化转变最敏感的神经，按照谢老师的说法，“朦胧诗是新时期文学的第一只春燕”。中国当时思想文化上的变化也表现在美术上，从“85新潮”到1989年中国美术馆的艺术实验，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天，令人眼花缭乱。但是我这本书的主要目的还不是反思，而是把文学放在时代大背景下，看它怎么随着天下的改变而改变，以此来解读中国文化，来回想、观察和思考，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书名叫“延伸与转折”，虽然是五千年未有之变局，虽然思想文化发生剧烈振荡，但民族的根性很难改变，民族情怀仍然在延伸。我们现在说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并不是直线运动，有时也有迂回穿插，也有自我矛盾、自我对抗、自我削减。20世纪80年代也是如此，当你讲到现代性时，已经有人提出后现代，当你提出文学应当关心社会时，又有人提出文学应该回到自身。各种思想都如岩浆似地剧烈运动，寻求自我突破。这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也是一个时代的文学特征，延伸与转折恰恰构成这个时代复杂的潮流。

关于《重返自身的文学》

夏和顺：20世纪的最后10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进入物质化、多元化的发展时期，曾经众星捧月一般的文学渐渐回归到它本来的地位，作家们自己感叹被边缘化了。尊著《重返自身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是不是在这个背景下写作的？文学是在重返自身，但您这部著作是不是暂别文学的一个宣言？

尹昌龙：这本书是我的毕业论文，而我原来准备写的题目是《中国当代文学后现代话语实践》。20世纪90年代初，当代文学研究中出现后现代主义思潮，我想对此进行反思和考察。但谢老师认为后现代主义潮流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博士论文选题还是稳妥为好，观点过激很难通过。于是我选择了《重返自身的文学——当代中国文学思潮中的话语类型考察》，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重返自身的文学》1999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天回头来看，本书深度还不够，如果重写，我会剖析得更深入。因为学位论文有一定规范，要顾及学术史的背景，要引用大量理论资料，这样反而把自己淹没了。开句玩笑，这让我想起钱锺书先生引用过的一句话：为结婚而恋爱，为学位而写论文。

文学重返自身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以前我们习惯对文学作品做两极判断，或是或非，或好或坏，或优或劣，我认为应该改变对文学史的这种思考方式，任何对文学的需求，或者说文学的表述方式都是各种力量作用的综合结果，文学随时代变化而变化，反过来又触动时代的变化。我想考察文学话语出现的意识形态背景和其目的。

20世纪80年代有人批评文学被政治利用，他们要求文学独立，回到自身。文学的自身或者说文本是什么呢？罗兰·巴特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追寻文本就是剥洋葱，一层层剥下去，最后发现是空的。追求文学表达的自由，言说的权利比言说本身更重要，谁在说比说什么更重要，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是如何言说的问题，是语言本身的内容。所以文学重返自身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是让文学回到社会，表达对社会的见解和对人生的看法；另一种则是让文学回到语言特质和叙事特质。不同的语境、权力和意志所带出来的文学，可能是文学政治学，也有可能是文学审美学。我关注这个话题，其实是关注文学重返语言的实验，因为原来通过语言的工具化将文学工具化了，我主张打碎套在文学身上的锁链，让文学重新亲近母语，恢复文学语言的魅力，恢复生机勃勃的文学生态。

特区文化和“介入的旁观者”

夏和顺：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是一家综合性研究机构，是政府文化决策的智囊，我记得当时有一句口号是要把它打造成“中国的兰德公司”。您是文化研究中心承上启下的关键角色，怎么看当年的这一定位？

尹昌龙：我记得大概是1995年底，王京生作为文化局副局长分管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他在年终总结时提出要将它打造成“中国的兰德公司”。深圳市文化局原来有一个调研处，在机构改革时被裁撤了，后来深圳市政府跟文化部合作成立了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使原来调研处的功能得到保留，又增加了新的研究功能。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不同于纯粹的学术机构，它是政府部门主管的一个研究机构，对体制运作方式非常熟悉，同时又有相对独立性，用雷蒙·阿隆的话来表述，它是介入的旁观者。它的优势在于利用体制和观察体制，一方面是介入者，它的观点和成果可以成为政府或文化部门的文件，可以进入政策层面；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旁观者，不直接进行文化管理。

当时大家关注“特区文化”这个新概念，深圳特区随着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新的文化现象，也可能是中国未来社会发展中的新内容，这种研究具有前瞻性和启示意义。当时从中央到各省市的文化研究部门都叫艺术研究所或研究院，而我们深圳叫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因为我们的研究是跨领域的，不局限于文化和艺术，这种文化不同于博物馆式的静态文化，而是随着市场经济而起的鲜活文化。

夏和顺：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成立至今已经26年，事实证明，它对深圳文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文化市场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决策和参考作用，对此您如何评价？

尹昌龙：我认为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的重要意义和贡献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它最早关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的新的文化，也就是我们今天耳熟能详，国家又非常重视的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2）在政府和市场边界比较清晰的情况下，研究如何对文化资源进行管理和合理调节，形成成熟的分类管理的公共文化政策；（3）一座年轻的城市，文化发展需要战略决策，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以来一直将战略置于研究视野中，使文化成为动词，让文化运营城市、改变城市，让文化成为城市的意志；（4）关注移民文化生态，保持文化的共生共荣，多样发展，同时关注创新型文化，从传统文化过渡到跨界文化，比如文化与科技、与金融、与旅游相结合，从而触摸到并开始解读文化创新的密码。

如果说它存在不足的话，我觉得它对国外公共文化政策的关注还不够，因为我们是开放型文化，应该多借鉴发达国家的文化经验。另外，它还可以对一些个案多做发掘、研究和分析。

深圳读书月是高贵的坚持

夏和顺：深圳读书月至今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它如今已经成为深圳的一个文化品牌，甚至可以说是深圳文化的一个代名词。您在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和市文化局任职期间，对这个品牌的打造立下了汗马功劳，对此您有何感想？

尹昌龙：回顾深圳读书月这18年来走过的道路，我还是想用一句话来评价：这是一种高贵的坚持！在市场经济时代，当许多地区仍停留在抓经济层次而且以经济为政绩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急功近利，在缓慢地培养读书的种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代人的读书习惯需要十年二十年的培养。好事即使寂寞也要坚持，这就显示出这个城市的价值追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争千秋而不争一刻。

读书月给深圳这座城市带来了令人可喜的变化。我刚来深圳时，感觉不到它的书香氛围，现在深圳读书人口剧增，深圳书城每到周末人头攒动。我有一次陪同一位大学校长参观莲花山，下午5点回到中心书城，看到有那么多读者，他非常感慨地说：“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很难看到这种场面，由此可见这个城市的竞争力和希望。”确实，读书月给深圳带来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使这座城市令人尊重，同时也给它注入了一种文化基因，使它有了延续发展的动力。深圳这座城市如此年轻，深圳人又如此热爱学习，它的前景会越来越美好，它的未来会越来越强大！

夏和顺：这确实是一种高贵的坚持，作为读书月组织团队的重要成员，您认为是什么力量使这一活动长期坚持下来的？

尹昌龙：读书是个相对寂寞的活动，只有不断形成高潮，形成热点，才能成为城市的主流话题。我想读书月活动能够长期坚持下来，至少有以下几个关键因素：（1）深圳的当家人都是明白人，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官员，都有书生本色，所以他们把深圳最好的地拨给了书城，而且每到读书月开幕，书记、市长都来给你站台；（2）它是由一批志同道合者具体操作的，因缘际会，这期间如果发生重大变动，都有可能使其难以延续；（3）与这座城市本身有关，这座年轻的城市竞争太激烈，不读书就有可能被淘汰，读书是逼出来的爱好和动力；（4）出版发行集团的作为，参与组织读书月是一项公益活动，而图书发行则是它的主业，一项公益事业除其自身价值外，还必须与利益挂钩才能持久。

夏和顺：我记得您很久以前提过一个口号：以书为赢！当时您好像还没有到出版发行集团。深圳的人均购书量一直被宣传为全国第一，最近几年我没有关注，如果按常住人口来算，应该还是稳居全国第一。但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人的纸质书阅读量在降低，深圳也不例外。现在回过头来反思“以书为赢”这个口号，您有什么感想？

尹昌龙：“书”与“输”同音，做生意的人以为不吉利，你看罗湖书城这座楼被改名金山大厦，其出处大概是“书中自有黄金屋”。所以我提出“以书为赢”，不读书无以自立，不读书无以自强，读书才能真正赢得未来，对个人而言如此，对一座城市而言也是如此。深圳人均购书量一直高居全国第一，应是不争的事实。深圳一般图书（除教材教辅外）的销量超过很多内地的省份；全国十大书店销量排名，深圳至少有两座书城稳居其中，到高峰时甚至有三座；中心书城、罗湖书城和南山书城的销售总额超过全国任何一家书城；深圳读者买书都是一捆捆、一筐筐地买，这在内地城市甚至在香港都难见到。

夏和顺：《深圳全民阅读发展报告》已经连续出版多年，作为这一年度报告的主编，您有何感想？

尹昌龙：《深圳全民阅读发展报告》是一部以城市为单元的年度阅读蓝皮书。我们每年以全民阅读活动为主线，邀请全国特别是深圳阅读界的专家、学者、阅读团体撰稿，其内容包括当前城市阅读涉及的备受关注的一些问题，如数字阅读、亲子阅读、文化艺术创新、图书馆平台建设等。出版这一报告，旨在对全民阅读展开多角度、多思维、多领域的探讨与研究，旨在展示深圳全民阅读近期新成果，成为本市各区各系统及各民间阅读组织，以及兄弟省市同行学习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夏和顺：学术文化的繁荣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和最持久的动力。深圳社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给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您觉得应该怎么理解纯粹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

尹昌龙：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深圳的学术文化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优长学科和领域，我认为今后要使优长学科更加优长，优势群体更具优势。著名学者李欧梵引用葛兰西的话，提出了“有机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有一次我跟他吃饭聊天，他也将我归为这一类。所谓“有机知识分子”，我想就是指进入社会机体，参与更多公共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他不是外在于这个社会，不是单纯地认识世界，也不是盲目地改造世界，而是在两者之间很好地融合、互动。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实际上遇到了很多问题，因为发展太快了，路怎么走？心中的迷惑怎么解决？我们的学者应该自问：学术研究对当下和未来有何作用和意义？我认为学术界、知识界没有迅速地跟进、及时地指引，包括研究发达国家的先例和未来发展的路径，目前两者之间脱钩比较严重。做学问就是解惑答疑，当社会需要你、时代需要你时，研究者应该沉下身子进入实践中去，否则无法指导社会实践。

尹昌龙简介

尹昌龙　安徽和县人。1983～1990年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获学士、硕士学位；1992～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1995年后进入深圳市文化系统工作，曾任深圳市文化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党组成员，现任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著有《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985：延伸与转折》《重返自身的文学》《全球化的烟花》等，主编有《深圳全民阅读发展报告》《以书筑城以城筑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