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学埃及考古学系[2]
夏鼐于1935年9月在伦敦大学科特奥德艺术研究院仓促入学以后，与先期到达的吴金鼎、曾昭燏一道，师从叶慈教授学习中国艺术史和考古学。叶慈这位当时年近六旬的中国艺术史与考古学教授，虽然可以勉强阅读中文书刊，但缺乏中国文史学的基本素养，并且不熟悉田野考古。他早年毕业于英国皇家海军军医学校，曾在英国海军军舰和陆军医疗队中服务。继而担任英国驻中国使馆的医官，对中国古代艺术品发生兴趣，成为一位中国古物爱好者。后来进一步钻研，竟然于1932年被伦敦大学聘任为中国艺术与考古学教授。夏鼐跟随他学习，原本就有点滑稽。特别是听叶慈讲授“中国青铜器”课程时，夏鼐已经具有相当的基础知识。他在1936年12月2日参观为庆祝英皇爱德华八世加冕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时，偶遇对中国青铜器有过精心研究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相互讨论中国送展若干商周青铜器的年代与真伪。这让他更加感到听叶慈的课，实在是枉费时间，学不到有用的知识。叶慈讲课的时候常闹出笑话。据夏鼐在日记中记载，有一次讲汉代铜镜，放映的幻灯片中有铭文“见日之光，长毋相忘”等语，英国学生问从哪里念起，叶慈瞠目凝视片刻，随便指一个字搪塞，夏鼐在下面掩口而笑，他很不好意思地说：“你的中国朋友可以立刻告诉你。”又有一次叶慈讲演，由故宫铜器谈到《西清古鉴》一书，他说最早刊本是光绪年间的铜版本，又说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不自行刊印，却送到日本去印。夏鼐告诉他，中国有乾隆年间的殿本，他不相信，让他去不列颠博物院查阅这个乾隆殿本，仍是将信将疑。后来，他向夏鼐出示容媛的《金石书录目》，说其中没有提到乾隆年间刊本，原来该书目著录的日本铜版本及上海石印本，都注明刊行的具体年代，乾隆殿本则未注刊印于何年，他不知道“殿本”二字作何解释，以为不过指乾隆年间编撰而已。再如1937年初李济访英时，因一度身体欠佳，原定的讲演无法前往，临时委托叶慈代为放幻灯片并略作解说，他对许多情况搞不清楚便信口乱说。例如，看到河南浚县辛村西周卫侯的两条墓道“中”字形大墓，与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代王陵四条墓道的“亚”字形大墓有所不同，便说这是商周两种文化的差别。又如原本只有几厘米长的杏叶形马饰（当卢），幻灯片上没有比例尺，他便误以为是盾牌，说有1英尺来长。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鼐认识到在艺术研究院注册是个错误，学习不到自己希望掌握的知识和技能，因而准备及早进行调整。他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去爱丁堡大学，攻读史前考古学；一是转往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进考古学系攻读希腊罗马考古学，或者进埃及考古学系。当时国内以史前考古为方向的考古学者，已有李济、梁思永两位先生，及正在英国留学的吴金鼎，而历史时期考古则迫切需要有人进一步开拓。夏鼐认为，对中国考古界而言，埃及考古比希腊罗马考古更有借鉴意义，而且伦敦大学的埃及考古学实力最强。英国第一个埃及学教授的职位，就是伦敦大学为埃及考古学巨擘皮特里破例设立的，这是埃及学学科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当然，对于学习埃及考古学的困难，夏鼐也有充分的认识：“第一，必须依导师意见，先学习其文字，以便以文籍与古物互证；第二，对于发掘及保存古物之技术，更须注意［学习］；不若史前之遗物，仅留石器、陶器、骨器，保存较易，技术较简；第三，则以参考书籍较丰富，欲得一眉目，非多费工夫阅读不可”。[3]
夏鼐决意早日离开叶慈，另寻门径。本学年尽量多读考古学和人类学的书籍，至于第二年暑假究竟是赴爱丁堡大学习史前考古学，还是就近入伦敦大学埃及考古学系，则需要经过周密的调查与思考。他通过当时在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周培智了解到，该校的设备和标本都不够完备，关于考古学技术方法的课程极少，而技术方法恰是我国考古工作所急需的；主持其事的柴尔德教授对教学及奖掖后学都不够热心，对有色人种又素来轻视；特别是，在爱丁堡大学只能学习史前考古学，无法学习国内最缺乏的历史时期考古学。夏鼐感到，抵达英国以后，在田野工作的技术方面已经用力不少，短缺的主要是“发掘后如何整理、采集标本后如何研究”方面的知识。要弥补这方面的不足，绝非仅仅听讲即可掌握，“必须有具体之实物及实例，始能领悟，然后始能以其方法，返国后应用于搜集及整理中国之古物”。而伦敦大学设备发达、注重实习的埃及考古学系，最便于达到这方面目的。基于此，他进一步认为：“中国将来之考古学，必须以埃及考古学之规模为先范，故中国之考古学界，必须有一人熟悉埃及考古学，以其发掘技术及研究方法，多可借镜。”[4]因此，决意转入埃及考古学系。但这又有一定的实际困难：需要花时间学习艰深的古埃及文字，需要注重发掘及保存古物之技术，需要广泛阅览参考书籍。于是夏鼐在1936年4月11日写了一封5000字的长信，向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教授详细陈述情况，并致信傅斯年、李济二位先生。他在写给梅贻琦校长的信中，明确要求转入伦敦大学学院的埃及考古学系，恳请将留学时间延长一年。经过傅、李二先生与梅校长洽商，此请得到清华校方的批准。1936年7月8日，夏鼐终于办妥转学手续，向叶慈教授告别，告诉他“学校命令，不得不遵”。叶慈教授显得尴尬惆怅，与一年前初次见面时的欢欣大为不同。
其实叶慈这样的“汉学家”乐意收中国学生，不过是备作顾问罢了。那个时候，吴金鼎、曾昭燏两位也知道自己吃亏上当，但为了拿学位，不得不委曲求全。笔者听夏鼐先生亲口说过，叶慈编撰的几部书都离不开中国学生的“协助”，其中《柯尔中国铜器集》（The Cull Chinese Bronzes）就是曾昭燏协助编撰的。夏鼐的日记中还提到，曾昭燏离开叶慈去德国时，叶慈为了挽留她，公然许愿“当他的助手，每年津贴200镑，两年为期，赠给Ph.D.”。所以李济于1937年初去英国进行学术访问时，了解到这些情况，表示以后决不再送学生跟叶慈念书。又说，吴金鼎太老实，感到不对头，还不知道改变，赞许夏鼐及时离开叶慈，转往埃及考古学系。这时，夏鼐向李济报告，自己打算以古代埃及串珠为研究方向，李济极为赞许，认为是否取得学位并不重要，但以伦敦大学收藏的埃及串珠为基础做一番比较研究，则很值得。李济还说，吴金鼎的博士论文，以《中国史前陶器》为题，选题即属错误，用力虽勤，而所得不多。
从格兰维尔（Glanville，S.）教授于1937年2月8日写给清华大学推荐夏鼐延长留学期限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对夏鼐的肯定：
自去年10月以来，夏鼐先生一直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埃及学。他干得很好，极其勤奋、认真、严谨；就我现在看来，他对他的课程表现出全面的兴趣。在通过资格考试后，他将以几乎全部精力撰写考古学性质的论文。论文题目尚未决定，因为我想先多了解一下他的考古工作。我知道夏鼐先生想在攻读埃及学的同时尽快取得田野工作的经验，我希望能在今秋或明春作此安排。这将大大提高他攻读埃及学的进益，增加其一般考古学的经验和训练。[5]
夏鼐转入伦敦大学学院埃及考古学系以后，首先是师从古埃及文权威伽丁纳尔（Gardiner，A.H.）教授，刻苦学习古埃及象形文字。夏鼐自1936年9月21日开始学习象形文字，到1937年3月17日，已经学完600页左右的中埃及语（Middle Egyptian）语法，做完了全部练习，得到伽丁纳尔的肯定。此外，他还学习了僧侣体象形文字（Hieratic）、新埃及语（Late Egyptian）等。到1937年年底，他已经译完了《辛努海的故事》《胡夫与魔术师的故事》《温纳蒙出使记》《真理被遮蔽》《奥赛里斯与塞特的争斗》《荷鲁斯与塞特》等古埃及文学作品，这些是埃及学专业的学生至少要用两年才能完成的功课。在译读《荷鲁斯与塞特》时，文中提到埃及人看不惯喝牛奶的外族人，夏鼐用“乳臭小儿”一语来解说，令伽丁纳尔教授击节赞叹，让他写成一篇短文《一个古埃及短语在汉语中的对应例子》，于1938年在《埃及考古杂志》第24期发表。[6]后来他又在《埃及古物研究年报》（Annales du Service des Antiquités de L’Egypte）上发表《关于贝克汉姆岩的几点评述》一文[7]，与埃及学家艾伦·罗威（Alan Rowe）进行商榷。夏鼐对艾伦·罗威关于贝克汉姆岩的文章持不同意见，曾当面与之讨论，艾伦·罗威建议夏鼐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夏鼐很快找到一份古埃及文字的新材料，证明贝克汉姆一词应译为“塔门”，而非艾伦·罗威所说的“祭坛”，文章写成后又反复切磋，最后夏鼐将“原译不正确”一句改轻语气，成为“可以有另一译法”。此事说明夏鼐使用古埃及文字的考据功夫已经相当成熟。通过两年的努力，他的英文听写能力也有飞跃的进步，不仅从口语欠流利变成可以跟英国同学一道说绕口令，而且他用英文翻译的古埃及文学作品被大家当作范本。他总是面带笑容、镇定自若，赢得了师生们的喜爱和称赞。[8]
夏鼐所做古埃及文作业
夏鼐在修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同时，又选修了“近东上古史”“埃及历史”“埃及宗教史”“埃及考古学”，以及“上古美术史”“工艺学”“地质学”“人体测量学”“人类学”等课程，还修读过英语语音和德文，成绩均属优异。他在课外大量地阅读埃及考古学论著，包括重要的通论、专著及考古报告，方方面面都有涉猎。其中皮特里和布雷斯特德（Breasted，J.H.）的著作阅读最多。例如皮特里《史前时代的埃及》、《文明的革命》（Revolutions of Civilization）、《古代埃及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Ancient Egypt）、《古代埃及的工艺美术》（Arts and Crafts of Ancient Egypt）、《古代埃及的宗教与道德》（Religion and Conscience in Ancient Egypt）。尤其是夏鼐阅读皮特里《埃及历史》（History of Egypt）（全书三卷，共913页）时，感到这位大师著作的缺点是“主观太重，而细节小端，又时有不正确之弊”，为了检查原始史料，与布雷斯特德的《埃及的古代史料》（Ancient Records of Egypt）（全书四卷，共1571页）互勘对读，两部书合计起来将近2500页，无疑更费时间和精力。但夏鼐投入这样的一番苦功，将埃及的纪年（Chronology）弄清楚，使自己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1937年12月初，夏鼐通过了硕士学位的资格考试，随即于18日暂时离开雾霾蔽日的伦敦，启程前往埃及。他跨过英吉利海峡，先到法国首都巴黎，再乘火车到意大利的都灵，参观了雷亚莱古物博物馆的丰富陈列，特别是著名的尼斐尔泰丽王后（Queen Nefertari，拉美西斯二世之后）墓的随葬俑，以及“都灵纸草书”中的“王名表”等。继而重游水城威尼斯，再乘船经布林迪斯和罗得岛，在亚历山大港登岸后，又在埃及首都开罗停留，12月29日中午终于到达目的地卢克索附近英国考察团的阿尔曼特遗址工作站。
1920～1930年代，英国埃及考察学会在埃及南部的发掘工作集中于阿拜多斯（Abydos）、阿尔曼特（Armant）和阿曼尔纳（el-Amarna）三个遗址。1938年1月，夏鼐投身阿尔曼特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时，阿尔曼特遗址由迈尔斯（Myers，O.H.）主持发掘。夏鼐先参观阿尔曼特的托勒密神庙遗址，继而参加埃及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撒哈拉（Saharan）遗址的发掘，旨在探究撒哈拉文化的年代和来源。那里的作息以吹喇叭为号，早7时许上工，8时早餐，12时至下午1时午餐、休息，下午5时许收工，上下午的工间各有10分钟休息。夏鼐在33号地点工作了整整一个月，参与用平板仪测量几个发掘地点，拾取地面散落的石器和陶片，体验在地面划出方格将采集到的遗物进行整理，逐项登记其基本特征。除负责陶片整理和测绘遗址平面图外，着重了解考古队的记录方法和管理制度，抄录了可资参考的各种应用表格。
夏鼐在阿尔曼特的工作结束后，于1938年2月花费差不多二十天的时间，遍览著名的古埃及史迹：赴尼罗河西岸，先参观戴尔巴哈里（Deir el-Bahari）神庙，再翻山至帝王谷，逐一详细地参观图坦卡蒙（Tutankhamen）、拉美西斯三世（Ramses Ⅲ）、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peⅡ）、塞提一世（SetiⅠ）等古埃及帝王陵墓；至王后谷，参观尼斐尔泰丽王后及阿蒙塞普夫王子（Prince Amenshepf，拉美西斯二世之子）等人墓；至卡尔纳克（Karnak），参观库苏（Khusu）、阿蒙（Amen）、拉美西斯三世（Ramses Ⅲ）、孟图（Montu）、塞提二世（SetiⅡ）、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等庙；再赴伊德富（Edfu），参观那处保存最完整、门前有两座神鸟巨像的雄伟神庙。又参观阿斯旺最具历史价值的几座古王国陵墓、规模较巨的中王国二陵墓，以及南、北采石场；赴阿拜多斯，参观塞提一世庙、拉美西斯二世庙。还曾参观吉萨的胡夫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以及其他金字塔。由于夏鼐逐一参观的各种史迹，往往是普通游客不大去的地方，雇毛驴时驴夫感到奇怪地问他为什么专找人家不去的残石块参观。回到英国考察团驻地萨卡拉（Saqqarah），再参观那附近的古埃及陵墓。又曾花费9天时间去开罗博物馆，详细参观该馆陈列的众多古埃及文物。
1938年3月，夏鼐由开罗去巴勒斯坦的加沙，参加杜韦尔（Tell Duweir）遗墟的发掘，这便是圣经《旧约全书》中多次提到的莱基（Lachish，旧译“拉吉”）古城废墟，因其堆积甚厚而形成一处小山。他先在“犹太宫”遗址以东地段停留，发掘犹太时期的1067号房屋遗迹，获得许多青铜时代晚期陶片，并学会用2%盐酸溶液浸泡去除石灰质附着物；又获得许多釉陶和石灰石等材质的不同形状串珠。那里作息以吹哨为号，早上6点半上工，8点半和10点各休息一刻钟，工作人员用茶点，12点停工午膳，下午1点半上工，3点休息一刻钟，5点半收工。工作之余，他便阅读《旧约全书》的有关章节。继而在遗墟东北角4000号墓地的4034号洞穴工作20多天，下掘到相当深的地步，出土青铜时代不同时期和铁器时代的多种陶片及钱币，采集到埃及圣甲虫形宝石（Scarabs）；学习了用不同的化学溶剂清洗铜币和银币，以及钱币整理编目卡片的制作方式。工地上跳蚤很多，每天收工后洗脸、换衣服都能捉到，半个月捉了30多只。从刚到埃及参加阿尔曼特遗址的发掘，主持该地发掘的迈尔斯就问夏鼐：“懂不懂阿拉伯语？”经过两个多月，到结束在这一地区的工作时，他感到阿拉伯语很不好学，只学会很少几句日常用语。
夏鼐在埃及阿尔曼特遗址参加发掘
夏鼐参观阿尔曼特托勒密神庙遗址
夏鼐骑骆驼在胡夫金字塔前
夏鼐结束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发掘以后，于1938年4月初去耶路撒冷和伯利恒参观。4月中旬，在那不勒斯停留，详细参观因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大爆发而湮没的罗马时代城镇遗址——庞培（Pompei）和赫尔库兰尼姆（Herculaneum）；又在罗马停留两日，参观圆形大剧场、罗马广场等诸多古罗马时代遗址。无论在埃及发掘前后所做考察，还是往返沿途的参观，他每到一地都详细记录所见所闻。经过四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满载丰富的学术收获，于当年4月23日返回伦敦。这时他已得到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埃及考古学系主任格兰维尔的赏识。格兰维尔教授在写给大学学院院长的信中，这样称赞夏鼐的天赋：
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从科特奥德学院的叶慈教授那转到我名下，原先在中国曾做过一年的田野，但对埃及学所知甚微。可他以极大的毅力投身于这一学科的各个领域，很快就显示了他在语言学上的熟练程度，正如他在考古学方面也是同样的卓越。去年12月他通过了硕士资格考试，随后又参加了在埃及和巴勒斯坦的发掘工作。这个学期伊始，他从工地回来做论文的研究。不止一位在埃及和巴勒斯坦进行考古的同事都向我证明，他对各种不同类型的特征掌握极为敏捷。我坚信不疑，一旦他再回中国工作，他的能力将为他赢得声誉。[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