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文学院的佼佼者

夏鼐决定转学清华大学后，于1931年7月8日前往设在北平城内北河沿北大三院（现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所在地）的报名处，报考清华第六级（1925年清华学校改为大学后的第六个年级，即应于1934年毕业的1930级）社会人类学系二年级插班生。当时曾有一番小的波折，燕大开具的修业证书上没有写明“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夏鼐开具倘录取后发现弊点自愿退学的保证书，方才领到准考证。7月16～18日在该处顺利应试。8月7日高兴地接到录取通知书，9月7日去清华园报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办理入学手续时，除查对照片、复验体格、缴费、交保证书等项外，还遭遇美式老生给新生下马威的Toss（音译“拖尸”，意为“猛然抛起”，由四名老生抓起一名新生的四肢摇晃，然后抛到运动垫子上）。入学后，宿舍确定在二院附4号（现已拆除）。

夏鼐本不准备继续读社会学系，但对究竟转陈桢教授为系主任的生物学系，还是转蒋廷黻教授为系主任的历史学系，开始并未拿定主意。在清华入学后去注册处接洽时，注册主任说需要先得到系主任和教务长的同意，他便先去见社会学系主任陈达教授，又去见教务长张子高教授，请求转系。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洽商，夏鼐才以历史学与社会学性质相近的理由，办妥转入历史学系的注册手续。这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之际，21日全校同学集会三小时，群情激昂，议决了关于抗日的一些提案。有人提议清华全体同学徒步赴南京请愿，又有人提议清华全体师生绝食抗议一天，但都没有获得通过。同学们曾于9月22日听取蒋廷黻教授所作题为“日本此次出兵之经过及背景”的讲演，夏鼐在日记中对此进行了评述：“吾人对策之治本方法，在于民族与个人之根本改革，中国人遇小事委靡不振，遇公事贪婪腐败，此种习性非大行改革不可。”[5]随后全校停课，夏鼐参加了去郊区宣传日寇暴行的活动，曾步行二三十里抵达北郊的沙河镇，并进入昌平县城。学生大会又通过决议，停课三个星期进行军训，前往西苑兵营，参观机关枪、迫击炮等兵器，并观看步兵操练。其间，校内发生历史系教师吴其昌为请求政府出兵绝食、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等事件，直到11月底方才正常上课。夏鼐当时认为，某些议案是在感情冲动下通过的，救国只有下死功夫来学别人的长处，以求并驾齐驱，而终于轶出其上。至于停课、出操、请愿，至多只能振奋民气，实际上没有什么效果。不过在受压迫的情形下，感情冲动非但不能避免，并且是可嘉许的一件事。1954年他翻阅自己这时的日记时曾经写道：“1931年是惊动世界的一年，全国蓬勃兴起救亡运动。然而我仍沉迷于读书生活中，可见我当时民族观念的淡薄，有点醉生梦死！今日翻阅，不禁汗流颜赤！”[6]时值“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如此感言可以理解。实际上他对民族危亡是非常关心的，这段时间阅读的书籍，主要有李剑农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600多页）、刘彦著《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史》（800多页）。

1931年10月14日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教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正式到任并向全校师生发表讲话，强调“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清华大学校训是“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奉行通识教育。当时正值清华大学早期的黄金时代，图书仪器完备，各科名师云集。而历史学系，经过蒋廷黻两年来的革新，已经走上正轨，特点是中外历史并重，要求学生多学外国语文及其他人文学科。这些对于夏鼐都有深刻的影响。二年级所修课程有：吴其昌讲授“中国通史”，孔繁霱讲授“西洋通史”，钱穆讲授“战国秦汉史”，商承祚讲授“殷虚文字研究”，史禄国（Shirokogoroff，S.M.）讲授“人类学”及“法文”，等等。三年级选修课程有：雷海宗讲授“史学方法”和“中国上古史”，陶希圣讲授“中国社会史”，蒋廷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史”，刘崇鈜讲授“西洋十九世纪史”，以及钱稻孙讲授“日文”，等等。四年级选修课程有：陈寅恪讲授“晋南北朝隋史”，张星烺讲授“宋辽金元史”，噶邦福（Gapanovitch，J.J.）讲授“希腊史”，赵万里讲授“版本目录学”，等等。另外还有体育、军训等。

1932年初，夏鼐在日记中计划，本年预备课外读50部以上100部以下的书籍；法文至少要认识2000个以上的生字（单词），年终时能够翻字典阅读浅近的法文书。暑假中读点外交史的书，同时对中国通史方面已出版的书籍加以系统的研究。为学好钱穆的“战国秦汉史”课程，他从上年年末开始，认真阅读《史记》及三家注，并参考清代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对《六国年表》《魏世家》《秦始皇本纪》等进行校订，先后写成并发表《魏文侯一朝的政治与学术》《秦代官制考》二文。

1932年初撰写的《魏文侯一朝的政治与学术》[7]，正文为钱穆讲课笔记的整理稿，夏鼐在每节之后附加自己的按语。其中关于“井田制之废除”，即“爰田制的施行”，按语长达3000余字，最为精辟。他详细论证后认为，无论是胡适的《井田辨》，还是郭沫若的《周金中的社会史观》，否定的都是孟子的那种本难成立的“豆腐干块”的“典型的井田制”，而赞同钱穆所说“虽有经界，不必那么整齐；虽是土地公有，分配平均，不必每家皆百亩；虽行助法，不必税率是九一”，即“修正派的井田制”。至于王宜昌所推想的轮耕制，则与“典型的井田制”无关。说到“爰田制”，夏鼐有自己的独到看法，认为这“是一种授田的制度，其特征是农民永耕于其地，不复与他农相易换”。他认为《左传》杜注“见‘爰’字可释为‘易’，因之望文生义，实不可从”，将爰田解释为井田制下“三年爰土易后”的田制，或者把爰田制与轮耕法混而为一，都是出于误会，“最好还是解释‘爰，于也’，即永耕于其地的意思”。该文按语又言及“郡县制之发生，虽非起于秦始皇，然亦仍以秦国为最早。……魏文侯并没有立刻废止封建制”，“军民分治是战国逐渐成功的制度，不必归之于魏文侯一朝”，看法都与钱穆完全不同。

1932年6月撰写的《秦代官制考》[8]，主要根据《史记》中的有关本纪、列传，以及《汉书·百官公卿表》，对秦代的中枢政治中心（三公九卿）、其他中央官吏、武官、郡县官吏，进行详细考证与论列。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秦代官制的作用，在于极能适应当时的时代要求。当时的时代要求，不外二点：一为政治上由封建改为郡县，力求政权的集中；一为造成军事上的严密组织，以武力统一中国。秦国对于前一点，多采用三晋的制度，如置相、立郡县等。关于后一点，因秦民族本来富于尚武的精神，故武官及封爵的制度及名称，多为秦国所原有，而罕稗贩自异国。这两方面的优点综合后，秦人便能无敌于天下，遂统一全中国。”“秦代官制对于后世的影响……历千余年而不衰，直到西洋的资本主义国家，用铁舰大炮击破了中国的闭关主义，中国的官制，才有根本的改革。”该文既有详细的史料考订，又有宏观的历史思考。夏鼐作为大学二年级学生，能够写出这样有分量的长篇论文，讨论秦始皇统一中国过程中订定官制的历史贡献，实属难得。

前已述及，夏鼐早在中学时代即曾对“茹毛饮血”的传统解释提出质疑，走上治学之路后，更加注意采取现代化的科学方法研究问题。1932年他在《清华周刊》[9]第37卷第1期第一次发表的文章，是林语堂《言语和中国文字二者起源的比较》的中译。为什么要将该文译成中文发表呢？他在所作“译者附注”中强调，深意在于“因为它可以指示我们一个研究国故的新方法，并且可以破除那种中国文字创始于‘伏羲画卦’‘仓颉造字’的荒唐神话”。[10]他对形式逻辑问题也很关注，曾经下过一番功夫，1933年发表有《宾词数量限制说之批评》[11]，对同窗王栻补译、严复原译、耶芳斯（Jevons，W.S.）著《名学浅说》中省略未译部分，进行逻辑学问题的深入讨论。所以，夏鼐论证问题总是非常严密，与其他学者讨论问题时往往关注是否合乎逻辑。

不仅如此，夏鼐对于社会科学理论也密切关注。1933年发表的《奥本海末尔的历史哲学》一文[12]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奥本海末尔（Oppenheimer，Franz）是德国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所著《论国家》[13]篇幅不大，却论述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现代关于国家的各种理论思想，并对国家的发展趋势作了预言，认为国家将会消亡，最终成为“自由民联合体”。但他属于强制论一派，主张国家起源于暴力的征服与平定。夏鼐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奥本海末尔的国家起源学说，在讲述国家起源、国家的形成过程、国家形成后的发展过程、历史的原动力四个方面之后，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论断，对其学说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该文指出，国家的起源“不一定由于暴力的侵占，有时是经济发达的自然结果，且又不一定是一种族对于他种族的征服，而可以是社会内部分裂的结果”，认为“奥氏概归之于［暴力］一元，似属未妥”。针对奥本海末尔主张国家发展的趋势是“经济手段逐渐发达，政治手段逐渐萎衰，以至于最终达到仅有经济手段而无政治手段”的渐变，即由阶级国家突变为无阶级的自由市民团体，夏鼐断然指出这“也许在梦想中，永远不能实现”，强调“革命仍是这突变所未可免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