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车型的改进与创新_秦汉交通史稿-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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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型的改进与创新

秦汉时期，随着车辆制造业的进步，一些传统车型得到改进，适应不同运输需要的新的车型也陆续出现并逐步得以普及。诸如四轮车、双辕车、独轮车等车型的出现和普遍应用，对后世车辆型式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双辕车和独轮车的推广，对于促进交通事业发展的意义尤其重要。

四轮车 在中国古代，四轮车似乎是一种晚出的车型。[34]汉代有关四轮车的画象或描绘鬼神传说，或写摹戏乐活动。这种车辆行驶较为平稳，车体长，承重量大，然而对于道路的要求较高，因而在汉代社会生活中实际上应用并不广泛。《汉书·王莽传下》：“（王莽）造华盖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瑵羽葆，载以祕机四轮车，驾六马，力士三百人黄衣帻，车上人击鼓，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窃言‘此似輭车，非仙物也。’”颜师古注：“輭车，载丧车。”《续汉书·礼仪志下·大丧》：“太仆驾四轮辀为宾车。”古殡葬用车，有所谓“”“辁”“”“蜃车”等。[35]《周礼·地官司徒·遂师》：“蜃车之役”，郑玄注：“蜃车，柩路也。柩路载柳，四轮迫地而行，有似于蜃，因取名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在棺椁遗迹堆积下出土铜轮四副，或许即这种载柩车“四轮辀”的遗存。[36]

图3-13 微山沟南汉画象石所见四轮车

双辕车 最早的双辕车模型发现于战国时期秦墓中。[37]通过考古资料可知秦代已经使用双辕轺车。[38]年代可确定为西汉初年文景时期的湖北江陵167号汉墓中出土双辕马车模型，遣策曰“轺一乘”。[39]较早出现的双辕车可能主要是牛力牵引的运车，汉初马车也已逐渐普遍采用双辕。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在象征双辕的双道纵线的图形下，有文字曰：“如辕，死者盈万。”[40]这也可以说明，双辕车当时已经成为具有代表性的车型。

图3-14 成都扬子山1号墓汉画象砖车马出行图

双辕车可驾一马或一牛，节省了运输动力，提高了运输效率，促进了运输生产中畜力的应用。双辕车的普遍使用，对于交通事业的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双辕车普遍采用胸带式系驾法，承力部位在马的胸前，使轭变成一个支点，只起支撑衡、辕的作用，于是较早期轭靷式系驾法更为简便实用，实现了系驾方式的重大进步。据孙机考论，在西方，装置双辕的车辆到中世纪才开始推广，在这种车辆上出现胸带式系驾法，则不早于公元8世纪。然而到那时，中国车辆的系驾方式则已经向鞍套式过渡了。[41]

图3-15 辽阳北园汉墓壁画车马出行图

《公羊传·隐公元年》：“赗者盖以马，以乘马束帛”，徐彦疏：“《书传》云‘士乘饰车两马，庶人单马木车’是也。”可见汉代“单马木车”即双辕车首先在下层社会得到普及。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西汉初年轺车模型“双辕一衡”，然而发掘简报所谓“套双马，服（驾辕）、骖（拉套）各一”[42]，或许是车制演变时期的特殊情形。河北满城汉墓年代当西汉中期，其中2号墓随葬的4辆车均为独辀车，1号墓随葬的6辆车中仅1号车和6号车下分别发现马骨架一具和三具，可能是双辕车，其余皆为独辀车。[43]西汉末年至于东汉形成王车三马的制度 [44]，说明双辕车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方为社会上层所逐渐接受。

图3-16 潘祖荫旧藏汉画象石“辎车”

双辕车大致在两汉之际，已经成为陆路交通运输的主体车型。双辕车在汉代得到普及推广，是世界交通史上的一件大事。汉代人制作和使用的双辕车，对此后两千年运输车辆的形制体现出重要的影响。

图3-17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车”

独轮车 刘仙洲研究中国古代交通运输机械曾经有极其重要的发现。他由《说文·车部》中所谓“軄，车规也，一曰一轮车”，推断在许慎著此书时，独轮车已经应用于交通活动中。史籍中多有汉时人使用“鹿车”的记载。如《后汉书·赵熹传》：赵熹“以泥涂仲伯妇面，载以鹿车，身自推之”，《杜林传》：杜林“身推鹿车，载致弟丧”[45]。鹿车，瞿中溶《汉武梁祠堂石刻画像考》解释说，“鹿，当是鹿卢之谓，即辘轳也。”刘仙洲同意这种意见，并以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卷八句道兴撰《搜神记》不用“鹿车”而用“辘车”作旁证，以为“鹿车”即独轮车，认为其创始时期当在西汉晚期。[46]史树青也提出论证，指出：“鹿车的鹿字，应作辘轳解，是轮轴类的引重器”，“传世汉代铜器中，有一种活轴铜灯，灯盌可仰可合，俗称辘轳灯，意也取此。所以鹿车就是一个轮轴的车。”[47]

图3-18 彭州义和出土汉画象砖所见独轮车

图3-19 新都新农出土汉画象砖所见独轮车

《盐铁论》中《非鞅》《遵道》《散不足》《世务》等篇都说到所谓“椎车”。《散不足》：“古者椎车无柔”。或以为“柔”同“”。张敦仁《盐铁论考证》说，“椎车者，但斫一木使外圆，以为车轮，不用三材也”。萧统《文选序》也说：“椎轮为大辂之始”。西汉的早期独轮车，车轮制作可能和这种原始车轮相近，即直接截取原木并不进行认真加工，轮体有一定厚度，正便于推行时操纵保持平衡。由于车轮浑整厚重酷似辘轳，因而得名辘车。辘车后又称鹿车。句道兴《搜神记》述千乘人董永故事：“小失其母，独养老父，家贫困苦，至于农月，与辘车推父于田头树荫下，与人客作，供养不阙。”又谓事本“昔刘向《孝子图》”，而董永“前汉人也”，其中“辘车”之称，或许即保留古意。《说文·车部》所谓“辇，车规也。一曰一轮车”，又说明这种车轮与“车规”相似。段玉裁注：“规者，圜之匡郭也。”亦即“之范”。曲弯木材制作车辋所用之规范，正应当是略小于车轮的规整的实体圆柱形。《说文·车部》又说，“，纺车也。从车，声，读若狂。一曰一轮车”。为绞线之象形，而“一曰一轮车”者，除纺车与独轮车有形近之处而外，或许也与“”的读音与“圜之匡郭”之“匡”相近有关。

据秦始皇陵兵马俑坑2号坑发掘资料，当时地面有“印痕清晰，辙与辙之间无明显对应关系”的车辙印迹，发掘报告执笔者说，这些车辙“疑为独轮车遗迹”，相应图版直接标明为“独轮车印”。[48]如果“独轮车印”的判断成立，可以证明这种车型当时已经投入使用，则独轮车的发明和使用，可以提前到秦代。有学者据此认为，“至晚在秦代时独轮车已经发明，并已应用于生产运输”。考虑到从最初发明到实际应用之间的过程，“那么独轮车很可能在秦统一前即先秦时期已经发明”。联系许多历史迹象，可以推定独轮车的发明权很可能应当归于秦人。[49]

图3-20 武氏祠董永故事画面所见独轮车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说，诸葛亮“性长于巧思”，曾创制“木牛流马”。《诸葛氏集》二十四篇中列有《传运》篇。裴松之注引《亮集》“作木牛流马法”：木牛，“牛仰双辕，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流马“后杠与等版方囊二枚”，“每枚受米二斛三斗”。木牛流马，一般公认是人力推挽的独轮车。所以不再称作鹿车者，应已经过重大改进。鹿车一般推载一至二人。木牛流马则用以运输军粮。

图3-21 彭州升平出土汉画象砖所见独轮车

从史籍记载和文物资料看，独轮车在东汉时期已经成为十分普及的运输工具。《三国志·魏书·苏则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苏则讥嘲吉茂：“我诚不能效汝蹇蹇驱鹿车驰也。”可见这种运输车辆多为下层劳动者习用，甚至也成了他们卑贱身份的标志。

由于制作简便，操纵灵活，对道路的要求也不高，独轮车在汉代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它的出现和普及，在交通运输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图3-22 汉代独轮车复原模型

秦汉时期，用以输送人员的乘车，为适应乘员的不同身份和不同需要，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型式。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出巡途中崩于沙丘平台，“棺载辒辌车中”，归于咸阳乃发丧。《汉书·霍光传》：“载光尸柩以辒辌车。”颜师古注：“辒辌本安车也，可以卧息。”秦始皇陵2号铜车马一条辔绳末端有刻文：“安车第一”[50]，由此可知此车也应当是安车。刘邦曾带病出征，“彊载辎车，卧而护之”（《史记·留侯世家》）。《汉书·张敞传》：“君母出门，则乘辎。”《释名·释车》“辎、之形同，有邸曰辎，无邸曰。”辎车和车也应归入安车一类。与安车相对应的车型是立车。《列女传·齐孝孟姬》：“妾闻妃后踰阈，必乘安车辎。”“今立车无，非所敢受命。”《续汉书·舆服志上》：“安车、立车”，刘昭注补：“蔡邕曰：‘五安五立。’徐广曰：‘立乘曰高车，坐乘曰安车。’”安车大致是往往设有屏帷的可以卧息的乘车。而车上不设屏帷的形制较为轻便的乘车则称作轺车。《说文·车部》所列乘车还有轩车、轻车、车等。《释名·释车》则又有路车、容车、衣车、猎车、小车以及“庶人所乘”之役车、栈车等。因分类标准不同，有些车名所代指的车型往往相互交重。这种现象，也体现出秦汉车型的繁多复杂。通过汉墓出土画象可以看到，达官豪族拥有多种类型的乘车以招摇炫耀，成为一时风尚。

用以运输物资的载重车辆，在秦汉时期也出现多种型式。例如《说文·车部》：“，大车驾马者也。”是一般运车驾牛，称“大车”，驾马者则称“车”。

图3-23 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木雕牛车

辽宁辽阳东汉晚期墓葬壁画中可见载瓮车的图像，画面内容表现了装载流质货物的运车的特殊型式 [51]。秦汉时期车辆装载物往往以布囊或革囊作为包装形式。《说文·部》：“，橐也。”“櫜，车上大橐。”又说：“橐，囊也。”“囊，橐也。”[52]居延汉简也可见“三石布囊一”（E.P.T59：7）“革橐一盛糒三斗米五斗”（E.P.T68：22）等。[53]简文或称之为“卷”“券”“帣”。[54]诸葛亮“流马”“后杠与等版方囊二枚”，“每枚受米二斛三斗”，也采用类似的装载方式。汉代画象中还可以看到车辆上运载布囊盛装的物品的画面。

图3-24 广汉大堆子出土汉画象砖纳粮图

图3-25 广汉罗家包出土汉画象砖纳粮图

然而秦汉时期运输车辆更为通行的装载方式是散装。山东沂南汉画象石墓中室南面石刻表现入储谷物的情形，画面中可以看到3辆运载散装谷粟的牛车 [55]。又汉光武帝建武三年（27），刘秀军与赤眉军战于渑池，赤眉军佯败，“弃辎重走，车皆载土，以豆覆其上”，诱使刘秀军邓弘部饥卒争夺，于是“引还击弘，弘军溃乱”（《后汉书·冯异传》）。由此可知军中辎重车载运军粮一般也取散装形式。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牛车模型中残留粮食遗迹，显然是作为散装运粮车的模拟明器随葬。[56]武威雷台汉墓出土3辆铜制大车模型，“舆内尚留有粟粒痕迹”，发掘者推测是“载粮用的‘辎车’”，其装载方式大致也是散装。这座汉墓还出土形制与大车略同的铜制车模型，3辆铜车所驾3匹马的胸前均铭刻车主某某及“车马”字样。[57]散装运输的普及，可以节省包装材料，简化工序，减少损失，如果仓储设备良好，也利于装卸作业的完成。武威雷台汉墓铜制大车模型后部有能够自由启闭的车门，显然可以方便装卸。散装需解决防雨防尘问题，并要求车厢结构严密，以不致漏失。四川广汉大堆子汉画象砖收缴谷米的画面中所表现的载重马车，车厢方正严整一如武威雷台汉墓所出铜车模型，但车厢前端又有一挡板。[58]

图3-26 武威雷台汉墓出土铜车

此外，青海西宁南滩汉墓出土木制牛车模型结构也与上述车型大致类同。[59]估计这是当时通行的运车型式之一，武威雷台铜车应当也有活动的前挡板，可能模型未作细致体现。这种车厢规整的车型，可以根据装载容积大致估算载物重量，不必以小量器一一计量，因而可以提高装载效率，适宜于大规模运输。

图3-27 武威雷台汉墓车结构图

随着秦汉时期交通事业的进步，车辆这种重要交通工具的型式尤其可以灵敏地体现各地区间文化交往的发展。

日本学者江上波夫曾经论证匈奴移动的住所“穹庐”是一种上有篷围可以居住的车辆，又可称为“车庐”（《晋书·四夷传·北狄》）。《周礼·考工记》所谓“胡无弓车”之“弓车”，也就是这种“穹车”。[60]而《史记·李斯列传》所谓“辒辌车”，《季布栾布列传》所谓“广柳车”，《周礼·地官司徒·乡师》郑玄注引《司马法》所谓“胡奴车”等，都是匈奴车辆传入内地后出现的不同的译名形式。[61]如果此说能够成立，那么则说明甚至匈奴制车工匠创造出的车辆型式，也对中原车制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秦汉时期，还有见诸史籍记载的用于军事的特型车。如：

轻车《周礼·春官宗伯·车仆》：“车仆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车之萃，轻车之萃。”郑玄注：“萃犹副也，此五者皆兵车，所谓五戎也。”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张）次公父隆，轻车武射也。”《汉书·晁错传》：“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汉书·宣帝纪》：本始二年（前72）秋，“大发兴调关东轻车锐卒”击匈奴。《汉书·霍光传》：霍光薨，“发材官轻车北军五校士军陈至茂陵，以送其葬。”汉武帝时，李蔡、公孙贺皆曾为“轻车将军”（《史记·李将军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可见当时有以“轻车”为主要装备的兵种。

车《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衡山王刘赐有逆计，使宾客“作车镞矢”。裴骃《集解》：“徐广曰：‘车，战车也。’”《说文·车部》“，楼车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上》：王寻、王邑攻昆阳，“冲橦城。”

车《说文·车部》：“，兵车也。”《释名·释车》：“车，戎者所乘也。”

车《说文·车部》：“，陷车也。”车，应即《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所谓冲车。《淮南子·览冥》：“大冲车，高重京”，高诱注：“冲车，大铁著其辕端，马被甲，车被兵，所以冲于敌城也。”

车《说文·车部》：“，兵车高如巢以望敌也。”《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云车十余丈，瞰临城中。”此“云车”应即“车”一类。

钩车《释名·释车》：“钩车，以行为陈，钩般曲直有正，夏所制也。”《太平御览》卷三三四引《古司马兵法》：“戎车，夏曰钩车，先正也。”

元戎车《释名·释车》：“元戎车，在军前启突敌陈，周所制也。”

辒车《孙子·谋攻》：“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辒，具器械，三月而后成。”曹操注：“辒者，牀也。牀其下四轮，从中推之至城下也。”

这些适应于各种特殊需要而出现的车型，在秦汉时期仍应用于实战，当经过改进和革新，因而也可以反映秦汉车辆制作技术的水平。

图3-28 秦汉铁制车具

马克思曾经指出：“交通工具的增加和改良，自然会对劳动生产力发生影响：使生产同一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并建立了精神与贸易的发展所必需的交往。”[62]秦汉时期车辆数量的“增加”与质量的“改良”，确实曾为当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所必需的交往”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然而，在秦汉车辆制造业取得空前进步，交通运输也体现出历史性发展的另一面，我们看到在作为生产资料的运输车辆尚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情况下，贵族、官僚和豪富却使数以万千计的车辆归于单纯消费资料的事实。皇帝出行，乘舆大驾“属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续汉书·舆服志上》）。汉武帝时，丞相府客馆也“坏以为马厩车库”（《汉书·公孙弘传》）。豪族权贵往往乘鲜车，御良马，“出入逾侈，辎蔽日”（《后汉书·李固传》），车骑数量成为测度其财富和地位的标尺。东汉把握朝柄的宦官，其仆从甚至也“皆乘牛车而从列骑”（《后汉书·宦者列传·单超》）。有影响的在野派社会活动家，也往往“出入从车常百余乘”（《后汉书·周荣传》）。从汉代画象和汉墓随葬的车马模型，可以形象地看到上层人物“车徒甚盛”（《后汉书·许劭传》），“云行于塗，毂击于道”（《盐铁论·刺权》）的出行场面。为满足豪华奢侈生活的需要，造成了车辆这种运输生产资料的极大浪费。东汉末，刘焉割据益州，“阴图异计”，“造作乘舆车具千余乘”，后遇火灾，“车具荡尽”，甚至“延及民家”（《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大量的车辆初则闲置，终而焚毁，与此同时，下层劳动者却因运输工具的匮乏，不得不备受“负担”之苦。对比之强烈，正如《盐铁论·取下》所谓“乘坚策良，列骑成行者，不知负檐步行者之劳也”，反映出社会矛盾之尖锐以及制度与文化的阴暗影响对于交通运输发展的阻碍。

[1] 参看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二号兵马俑坑钻探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5期；《秦始皇陵东侧第三号兵马俑坑清理简报》，《文物》1979年第12期。

[2] 陕西省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1期。

[3] 孙机：《略论始皇陵一号铜车》，《文物》1991年第1期。

[4]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为首的起义军集结兵车以壮大反秦军事实力，攻陈时，已有“车六七百乘”。周文至关，则有“车千乘”。《项羽本纪》也说到“沛公则置车骑”。《绛侯周勃世家》所谓“击章邯车骑”以及《樊郦滕灌列传》夏侯婴数“以兵车趣攻战疾”论功赐爵的记述，也都说明兵车在战争中的作用。

[5] 《汉书·淮南王传》作“辇车”，颜师古注：“辇车，人輓行以载兵器也。”“辇车”当为转抄之讹。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之九”辩说甚详。中华书局，1991，第295页。

[6] 草原交通较早使用车辆。阴山岩画相关内容的刻绘年代可能相当于汉代。王子今：《阴山岩画古车图像与早期草原交通》，《文博》2008年第6期。许多迹象表明，匈奴制车业当时已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汉书·匈奴传下》记载，“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生奇材木”，汉成帝时，汉使夏侯藩“擅称诏从单于求地”，单于以“匈奴西边诸侯作穹庐及车，皆仰此山材木”，不许。《盐铁沦·散不足》：“胡车相随而鸣。”《汉书·扬雄传》载《长杨赋》：“砰辒，破穹庐。”颜师古注引应劭曰：“辒，匈奴车也。”《盐铁论·论功》还说有“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匈奴制作的车器的特点，是朴陋无华，然而坚固耐用。匈奴木质和铜质车具多有出土，其中有些部件的形制自有特色，动物形竿头饰件制作精致，造型逼真，尤为引人注目。匈奴墓葬中出土的器形较大较为厚重的铜铃，有的学者认为是车铃。参看内蒙古博物馆、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内蒙古准格尔旗玉隆太的匈奴墓》，《考古》1977年第2期；盖山林：《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一批铜器》，《文物》1965年第2期；塔拉、梁京明：《呼鲁斯太匈奴墓》，《文物》1980年第7期；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乌兰巴托科学委员会，1961；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

[7]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永元元年，以（耿）秉为征西将军，与车骑将军窦宪率骑八千，与度辽兵及南单于众三万骑，出朔方击北虏，大破之。”则汉军为三万八千骑。

[8]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83页。

[9] 《史记·平准书》作“汉发车二万乘迎之”，《汉书·汲黯传》亦作“汉发车二万乘”。

[10] 此“取民牛车三万两为僦”，从字面看，似不排除以辆次合计的可能，然而《汉书·酷吏传·田延年》中说到“车直千钱，延年上簿诈增僦直车二千”，以僦值之高，似不以次计。且河沙湿重，车载有限，使用三万辆牛车是可能的。车数为整数，也合于政府通过行政系统调派的一般情形。

[11] 《后汉书·应奉传》：“奉少聪明，自为童儿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奉年二十时，尝诣彭城相袁贺，贺时出行闭门，造车匠于内开扇出半面视奉，奉即委去。后数十年于路见车匠，识而呼之。”

[12]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汉画象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图181。

[13] 宋刊本“”作“椠”，此据《太平御览》卷五九八引文。

[14] 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15] 安金槐、王与刚：《密县打虎亭汉代画象石墓和壁画墓》，《文物》1972年第10期。

[16] 袁仲一、程学华：《秦陵二号铜车马》，《考古与文物丛刊》第一号。

[17] 云梦睡虎地秦简《司空》律规定：“官有金钱者自为买脂、胶，毋（无）金钱者乃月为言脂、胶，期。”“一脂、攻间大车一辆（两），用胶一两、脂二锤。”“为车不劳，称议脂之。”据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译文，大意为“有钱财的官府应自为车辆购买脂、胶，没有钱财的可每月报领脂、胶，以足用为度”。“每加油和修缮一辆大车，用胶一两、脂三分之二两。”“如车运行不快，可酌量加油。”《秦律十八种·司空》，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释文第50页。

[18] 陕西省秦俑考古队：《秦始皇陵一号铜车马清理简报》，《文物》1991年第1期。

[19] 甘肃居延考古队简册整理小组：《“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事”释文》，《文物》1978年第1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从得自食为业将车到居延□行道廿余日”（E.P.F22：18-19）。文物出版社，1990，第476页。

[20] 陈梦家：《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收入《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

[21] 依杨宽《中国历代尺度考》（商务印书馆，1955，重版）中汉制一里相当于414米的比率折算，250公里约合603汉里。则根据对居延地区汉代邮程的考证，认为“一汉里相当于325米的直线距离”，“用400或414米折合则太大”。《汉简考述》，《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第32页。如此，则居延至肩水769里，至得约1369里。以现今公路营运线路里程（经由酒泉）计，居廷至得大约527公里。

[22] 《史记·留侯世家》：“楚人剽疾”。《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楚兵剽轻，难与争锋。”《史记·礼书》：“（楚人）轻利剽，卒如熛风。”都说到楚骑机动性强、行进速度快的特点。

[23] 据陈梦家《汉简年历表叙》引西汉简牍资料，“日中为正午一段时间”，相当于13时，“时在日昳之后”，相当于15～16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第249～250、253页。

[24] 裘锡圭：《汉简零拾》，《文史》第12辑，中华书局，1981。所举简例，如：“入粟大石廿五石车一两”（59.2），“得常乐里王禹●尉将车二两麦五十石（253.5），入粟大石百石车四两□□尉史李宗将”（122.6）等。

[25] 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第29～30页。

[26]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第197、82页。

[27] 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都官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十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都官之佐、史冗者”，“十五人，车牛一两（辆），见牛者一人；不盈十人者，各与其官长共养、车牛”。“都官佐、史不盈十五人者，七人以上鼠（予）车牛、仆”，“小官毋（无）啬夫者，以此鼠（予）仆、车牛”。《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释文第37页。

[28] 云梦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传车、大车轮，葆缮参邪，可殹（也）。韦革、红器相补缮。取不可葆缮者，乃粪之。”《司空》律：“大车辕不胜任，折轱上，皆为用而出之。”此外，还有关于保养修理车辆即以“脂、胶”等及“为铁攻（工），以攻公大车”，“攻间大车”的条文。所谓“为铁攻（工）”，寨岭小组译文以为“要设立铁工作坊，来修缮官有的大车”。《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释文第41、49、50页。

[29] 《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释文第172～173页。

[30] 云梦睡虎地秦简《司空》律：“官府叚（假）公车牛者□□□叚（假）人所。或私用公车牛，及叚（假）人食牛不善，牛訾（胔）；不攻间车，车空失，大车轱（）；及不芥（介）车，车蕃（藩）盖强折列（裂），其主车牛者及吏、官长皆有罪。”《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释文第49页。

[31] 云梦睡虎地秦简《司空》律：“（城旦舂）为大车折（輮），辄治（笞）之。”所谓《秦律杂抄》中，还有“大车殿，赀司空啬夫一盾，徒治（笞）五十”的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释文第53、84页。

[32] 如：“第二长别田令史婴德车一两，斧二，斤二，一·少一，□一·少一，桷二，六，承轴一，承釭一小木五，釜一，輓索豫十不输，车屋三不输，驹相二·少二”（47.5）。“第廿九车父白马亭里富武都，桐六其一伤，斧二，斤二，大钳一，小钳一”（67.2）。

[33] 居延出土汉简中多有关于车辆“折伤”的内容，例如：“贾不四百车轲折轴一”（136.26），“闰月余轴十一折□”（52.30），“轮一具柔福六辀，杙轴完”（72.53），“其六十五两折伤，卅二两完”（582.16），“掖甲渠正月尽三月四时出折伤牛车二两吏失亡以□□□”（甲附30），“其七两折伤□栌可缮，六两完”（E.P.T56：135），“一两其一轮载乏空偏尽一轮一折，一两贝丘第五车一□，一两贝丘第九车三，一两贝丘第十一车，一两完第廿车卩”（24.6）。从简582.16的内容看，“折伤”率超过67%。

[34] 国外学术界有这样一种认识，以为车轮的数目在远古时期以四轮为多，后来双轮战车才逐渐发展起来。有的著作甚至明确断定，中国殷商以来虽以双轮车居多，但仍然有四轮车存在。日本《世界大百科事典》，平凡社，1956。其实，从现有考古资料看，中国先秦时期似未曾普遍使用四轮车这种车型。

[35] 《礼记·檀弓上》：“天子之殡也，菆塗龙以椁。”《礼记·丧大记》：“君殡用”，“君葬用”，“大夫葬用”。郑玄注：“大夫废，此言非也，皆当为载以辁车之辁，声之误也。”《说文·车部》：“，车约也。”“一曰下棺车曰。”《周礼·地官司徒·遂师》：“大丧，使帅其属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丘笼及蜃车之役。”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

[37] 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秦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

[38] 魏怀珩：《甘肃平凉庙庄的两座战国墓》，《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简报中谈到甘肃秦安上袁家秦代墓葬中曾经发现“驾一马的轺车”的遗迹。

[39] 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简报》；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赴纪南城开门办学小分队：《凤凰山167号汉墓遣策考释》，《文物》1976年第10期。

[40] 《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西汉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国文物》第1期，文物出版社，1979。

[41] 孙机：《从胸式系驾法到鞍套式系驾法——我国古代车制略说》，《考古》1980年第5期；《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文物》1983年第7期；《中国古代马车的系驾法》，《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

[42] 凤凰山167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

[4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

[44] 《后汉书·刘玄传》：更始二年（24）二月，“更始自洛阳而西。初发，李松奉引，马惊奔，触北宫铁柱〔门〕，三马皆死”。事又见《续汉书·五行志五·马祸》。《后汉书·刘盆子传》：赤眉引兵而西，“盆子乘王车，驾三马，从数百骑”。判定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的中山怀王刘修的墓葬中，“前右室主要放置车马，共有车三辆”，“其中两辆为四马车，一辆为三马车”。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8期。这辆三马车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中的6号车同样可以作为王车三马的实证。不过可以看出，这种车型在西汉中期王室贵族多种乘车中，居于较为次要的位置。两汉之际双辕车时兴于上层社会之后，系驾三马的乘车则成为地位尊贵的标志。《续汉书·舆服志上》：太皇太后、皇太后“非法驾，则乘紫罽车”，“左右，驾三马”。皇太子、皇子、皇子为王、皇孙“皆左右，驾三”。

[45] 又如《后汉书·儒林列传·任末》：“友人董奉德于洛阳病亡，末乃躬推鹿车，载奉德丧致其墓所。”《后汉书·独行列传·范冉》：“遭党人禁锢，遂推鹿车，载妻子，捃拾自资。”《后汉书·列女传·鲍宣妻》：“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布裳，与宣共輓鹿车归乡里。”《三国志·魏书·司马芝传》：“以鹿车推载母。”《三国志·魏书·庞淯传》裴松之注引皇甫谧《列女传》：庞娥亲“遂弃家事，乘鹿车伺（李）寿”。《三国志·蜀书·费祎传》：“（董）允白父和请车，和遣开后鹿车给之。允有难载之色，祎便从前先上。”鹿车，又写作露车。《后汉书·灵帝纪》：“帝与陈留王协夜步逐荧光行数里，得民家露车，共乘之。”《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张璠《汉纪》：“兄弟独夜步行欲还宫，瞑，逐萤火而行，数里，得民家以露车载送。”

[46] 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6期。

[47] 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

[48]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二号兵马俑坑发掘报告》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09，第113～118页，图版四一。

[49] 赵宠亮：《独轮车至晚在秦代已经发明》，《中国文物报》2010年7月21日。

[50] 袁仲一、程学华释作“□车第一”。《秦陵二号铜车马》，《考古与文物》丛刊第1号。此从孙机说，见《始皇陵二号铜车马对车制研究的新启示》，《文物》1983年第7期。

[51] 李文信：《辽阳发现的三座壁画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52] 段玉裁注：“按许云：‘橐，囊也。’‘囊，橐也。’浑言之也。《大雅》毛传曰：‘小曰橐，大曰囊。’高诱注《战国策》曰：‘无底曰囊，有底曰橐。’皆析言之也。”又说，“橐，囊也”，“囊，橐也”，“疑当云‘橐，小囊也’，‘囊，橐也’，则同异皆见。全书之例如此。此盖有夺字”。段玉裁注又写道：“又《诗释文》引《说文》：‘无底曰囊，有底曰橐。’与各本绝异。”

[53] 居延汉简又可见以所谓“布纬”作为军粮包装形式者，如“布纬糒三斗”（181.8），“布纬三糒九斗”（E.J.T.37：1552）等。有学者以为“布纬约可裹束糒粮于身，近似后世所谓‘军粮袋’之类”。见初师宾《汉边塞守御器备考略》，《汉简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第155页。但以“三斗”军粮裹束于身，当无法行军作战。可知此说尚可商榷。

[54] 例如：“卒陈偃粟一帣三斗三升”（57.19），“士吏尹忠穈一帣三斗三升自取又二月食穈一帣三斗三升卒陈襄取”（57.20），“□粟一帣□粟，□□□二帣□粟”（48.12B），“二卷以给北部候长”（232.18），“四卷”（234.20），“第四出四卷以给”（236.35），“入帣七枚隧长安国受尉”（275.1），“受降卒张鸣·出廿卷付仓石·出六卷以给肩水卒”（433.3+433.32），“卷以给候史出二卷给北部候长●出二卷以给”（4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