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秦汉交通在中国古代交通史中的地位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高度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权——秦王朝。此后440年间，除秦汉之际和两汉之际出现短暂的分裂局面而外，始终维持着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的统治。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阶级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新的生产关系得以形成。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实现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也始于秦汉时期。中国专制主义制度的基本特点，也在秦汉时期表现出来。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看，秦汉时期主要社会经济部门农业的发展，完成了重要的飞跃。人们常常注意到，汉代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耕作方式，甚至直到近世仍没有根本的变化。

交通事业在秦汉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专制主义政权始终将发展交通作为主要行政内容之一。逐步建立并不断完备的交通运输系统，成为秦汉王朝存在与发展的强大支柱，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统一发挥出积极的作用。秦汉交通的主要形式为以后两千年交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本格局。

考察秦汉时期交通发展的状况，我们看到，在这一时期，沟通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各主要经济区的交通网已经基本形成；舟车等运输工具的制作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路桥等交通设施的建设出现了新的形式，运输动力也得到空前规模的开发；交通运输的组织管理方式也逐步走向完善；连通域外的主要交通线已经初步开通；在当时堪称世界先进的交通条件下，以华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统一的文化——汉文化已经初步形成。

呈示这样一部以秦汉时期的交通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成果，笔者除了希望以新的视角更全面地、更真切地描绘秦汉社会文化风貌而外，还试图仿效生物学研究中“切片”以供显微和超显微观察的技术步骤，通过对秦汉这一历史阶段交通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增进对整个中国古代交通史之特点与规律的认识。

[1] 《史记·五帝本纪》：“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

[2] 《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3] 《列子·汤问》：“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豫南，达于汉阴，可乎？’……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叩石垦壤，箕畚运于渤海之尾。”“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

[4]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一切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腓尼基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长期失传了。另外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的遭遇。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61～62页。

[5]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4页。

[6]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56页。

[7] 鲍尔格蒂（R.Von der Borght）：《交通论》（Das Ver kehrswesen）。转引自余松筠编著《交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36，第3～4页。

[8] （明）归有光：《震川集》卷八；（晋）皇甫谧：《高士传》卷中《上总制书》

[9] 余松筠编著《交通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36，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