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安石诗的流传情况

尽管无自编诗文集传世，但这并不妨碍王安石诗的传播，而其传播的方式也十分多样，包括手书诗篇与诗卷、诗帖、题诗以及石刻等等，由此反映出了宋人对王诗的喜爱。兹分别论之。

一、手书诗篇与诗卷

早年，王安石诗主要是以手书诗篇或诗卷的方式流传的。现存较早的一条材料见于欧阳修庆历三年（1043）写给沈邈的书简《与沈待制邈二通》（其一），文中云：“介甫诗甚佳，和韵尤精，看了却希示下。”[7]王安石庆历二年（1042）登杨窴榜进士第四名，据传安石本中状元，因卷中有语忌犯讳，才与第四名杨窴对调名次[8]。其时沈邈充天章阁待制[9]，欧阳修权同知太常礼院，皆在京师，因此听闻了王安石这位名列上第的新科举人。据书简推断，当时欧阳修对王诗已颇为关注[10]，对其“和韵”尤为赞赏；而王安石恰有诗卷赠与沈邈，故欧请沈看过后再转交他一阅。这说明年轻的王安石虽然刚刚步入仕途，但其诗篇已经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赏识并传阅。

此后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知鄞县、舒州通判等职，与东南士人曾巩、陈升之、孙侔、丁宝臣、邵必、朱明之、孙觉、王令等交流学问、酬赠诗文，声名渐显于东南。而其诗名大盛当始于嘉祐年，这与王安石在此期间参与了以欧阳修、梅尧臣等为首的汴京文学圈并大放异彩，以及欧、梅等人对他的揄扬推重有很大关系。北宋嘉祐间的京城汴京，以欧阳修为中心，大批文人学士聚集在他周围，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京城文人集团，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唱和活动。作为唱和群中的一员，王安石凭借着超卓的诗才，很快即脱颖而出，成为了嘉祐诗坛的生力军。宋人的记载可以略见当时情景：“王介甫、欧阳永叔、梅圣俞，皆一时闻人。坐上分题赋虎图，介甫先成，众服其敏妙。永叔乃袖手。”[11]“荆公在欧公坐，分韵送裴如晦知吴江，以‘黯然消魂唯别而已’分韵。时客与公八人：荆公、子美、圣俞、平甫、老苏、姚子张、焦伯强也。时老苏得‘而’字，押‘谈诗究乎而’。荆公乃又作‘而’字二诗：‘采鲸抗波涛，风作鳞之而’，盖用《周礼·考工记·瓬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之而’；又云：‘春风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宾客，两忘我与而’，最为工。”[12]根据以上两则材料，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嘉祐间的欧、梅等为诗坛耆宿，而作为后起之秀的苏洵父子尤其是苏轼尚未称雄于诗坛，王安石实际上已成为欧、梅之后最令人瞩目的诗坛中坚力量。

此时只要王安石诗作一出，即会屡屡得到师友们的关注、唱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明妃曲二首》的酬唱活动。此事发生在嘉祐四年（1059），由王安石首唱，欧阳修、梅尧臣、曾巩、司马光、刘敞等人随即和作，在当时诗坛上产生了不小的轰动与影响。除王安石本人的原唱两篇洵为经典佳作外，欧阳修也自诩其和作两首为平生诗篇之冠。叶梦得曾云：“余尝于其家见欧阳文忠子棐以乌丝栏绢一轴，求子厚书文忠《明妃曲》两篇，《庐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日，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我能之也。’”[13]才学相当的诗友在往来唱和中常常能激发出对方的创作潜力，从很大程度上讲，欧诗和作的成功正是因为受到了王安石原作“刺激”的结果。而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不仅在京城文友间流传，就连身处江湖之远的少年诗人黄庭坚也见闻了这两首诗作，据李壁《王荆文公诗注》云：“山谷跋荆公此诗云：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王右丞并驱争先矣。往岁道出颍阴，得见王深父先生，最承教爱。因语及荆公此诗，庭坚以为词意深尽，无遗恨矣。深父独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无南北，非是。’庭坚曰：‘先生发此德言，可谓极忠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为失也。’明日，深父见舅氏李公择曰：‘黄生宜择明师畏友与居，年甚少而持论知古血脉，未可量也。’”[14]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将此事系在嘉祐四年[15]，李常（字公择）、王回（字深父）皆与王安石友善，很可能是王氏将诗稿寄与二人，而黄庭坚就从他们那里听闻或直接阅读了此诗的手稿。总之，这都足以说明当时王诗的流传已经十分迅速、广泛，成为了士人们竞相传诵的对象。

有两则例子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点。其一，欧阳修嘉祐二年（1057）的书简《与王文公三通》其二云：“近得扬州书，言介甫有《平山诗》，尚未得见，因信，幸乞为示。”[16]其时，王安石出京知常州，过扬州时作有《平山堂》一诗，欧阳修从知扬州的刘敞处听闻此事，遂即致书王安石本人索其诗篇。其二，欧阳修嘉祐四年（1059）的书简《与刘侍读二十七通》其八云：“昨日奉见后，遂之北李园池，见木阴葱翠，节物已移，而原父独不在，但终席奉思。加以风沙，益可憎尔。辄此奉报。前承要介甫诗，谨以咨呈，其一二篇不当传者，特为剪去之矣。”[17]据文意可知，这是刘敞向欧阳修索观王诗，故欧作此书以答。欧阳修还对王诗进行了删择，这或许与王安石嘉祐三年（1058）提点江东刑狱时“得吏之大罪有所不治，而治其小罪。不知者以谓好伺人之过以为明，知者又以为不果于除恶”，遂“自江东日得毁于流俗之士”有关[18]，王诗可能颇含激愤之意，故欧阳修要加以拣择后再寄给刘敞，以免其流布于外。这样做当然是欧阳修这位文坛兼政坛前辈出于保护王安石的好意，但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王安石诗的影响之大、流传之广，其传播早已不限于师友之间，因此才要谨慎地汰择“不当传者”。

据说欧阳修在遇到苏轼之前，本有意将文坛盟主的地位传与王安石，其《赠王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19]，就是以他本人最为推崇的李白、韩愈许之。但以“师儒”而非“文士”高自期许的王安石却并不以接掌文坛为意，“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它日倘能窥孟子，此身何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欧）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嫌”[20]。不过，尽管无意以“诗人”自处，但受嘉祐诗坛唱和氛围的影响，王安石还是具有让诗作传播的主动意识的，如其《伴送北朝人使诗序》云：“某被敕送北客至塞上，语言之不通，而与之并辔十有八日，亦默默无所用吾意。时窃咏歌，以娱愁思，当笑语。鞍马之劳，其言有不足取者，然比诸戏谑之善，尚宜为君子所取。故悉录以归示诸亲友。”[21]王安石在嘉祐五年（1060）春曾伴送契丹使臣至北境，沿途作有《澶州》《王村》《发馆陶》《道逢文通北使归》《飞雁》《爱日》《河间》《白沟行》《涿州》《北客置酒》《欲归》《出塞》《入塞》等诗[22]。由序文可知，王安石将北使途中的这些诗作进行了汇录，其目的即是“归示诸亲友”，亦即主动将作品在诗坛散播流布。《伴送北朝人使诗》也许还是王安石唯一的带有明确流传目的的自编诗集，据龙舒本《王文公文集》所收《入塞二首》其二题下注：“此一首误在《题试院壁》，观其文乃是出塞辞，《奉使诗录》不载，恐脱，不敢补次之，辄收附于《入塞》之后。”[23]所谓《奉使诗录》，与《伴送北朝人使诗》当即一书而异名，据此可知王安石的“使北诗”初为作者本人手录，其后或又有刊刻的单行本传世。不过，宋人书目中再无《奉使诗录》或《伴送北朝人使诗》的其他相关记载。尤袤《遂初堂书目》“本朝杂史”类载“《王文公送伴录》”“《王介甫送伴录》”之目[24]，但所录《送伴录》属于杂史笔记，显非诗集《奉使诗录》[25]。

诗人声名的煊赫有助于诗作的传播，与此相应，诗作的广泛传播又会进一步推动诗人的声名。嘉祐间的王安石已隐然与一代文宗欧阳修齐名，成为士子们争相趋慕的对象。据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眉山苏明允先生，嘉祐初游京师时，王荆公名始盛。”[26]张舜民《与石司理书》记其早年游学经历时亦云：“（予）游京师，求谒先达之门，是时文忠欧阳公、司马温公、王荆公，为学者之共趋之。”[27]而司马光也说：“（介甫）由是名重天下，士大夫恨不识其面。”[28]当然，王安石声名之取得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诗，还包括文章、学术等，但不可否认的是，王诗在嘉祐诗坛的异军突起，绝对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这点通过从游于王安石门下的文学才士之众亦可见一斑：“（方惟深）尝过黯淡滩，题一绝……王荆公见之大喜，欲收致门下……后子通以诗集呈荆公，侑以诗……凡有所作，荆公读之必称善，谓深得唐人句法。尝遗以书，曰：‘君诗精淳警绝，虽元、白、皮、陆，有不可及。’子通游王氏之门，极蒙爱重。”[29]“（陈辅）尤工于诗……安石称诗甚佳……由是出入安石之门，安石厚遇之。”[30]“（蔡肇）师事王安石，长于歌诗。”[31]“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诗，人未知之，荆公爱焉。手写其一联……于所持扇，众始异焉。”[32]“郭功父方与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诗人龙太初。’功父勃然曰：‘相公前敢称诗人，其不识去就如此。’荆公曰：‘且请来相见。’既坐。功父曰：‘贤道能作诗，能为我赋乎？’太初曰：‘甚好。’功父曰：‘只从相公请个诗题。’时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铜器，荆公曰：‘可作沙诗。’太初不顷刻间，诵曰：‘茫茫黄出塞，漠漠白铺汀。鸟过风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父阁笔，太初缘此名闻东南。”[33]明人胡应麟《诗薮》云：“宋世人才之盛，亡出庆历、熙宁间，大都尽入欧、苏、王三氏门下。今略记其灼然者……荆国所交，则刘贡父、王申父、俞清老、秀老、杨公济、袁世弼、王仲至、宋次道、方子通。门士则郭功父、王逢原、蔡天启、贺方回、龙太初、刘巨济、叶致远，二弟一子，俱才隽知名。”[34]与大多数人只关注“欧门”“苏门”诗人不同，胡氏注意到了“王门”诗人之盛，可谓慧眼独具。毫无疑问，这批年轻诗人围绕在王安石身边，均是受到了王氏本人诗学魅力的感召。而从王安石诗歌流传的角度看，正是这批倾慕荆公诗学成就而聚集在他身边的诗人，构成了王诗尤其是晚年王诗流通的重要媒介。

自熙宁二年（1069）至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在朝施行变法，即历史上著名的熙宁新法。这对“以天下为己任”的王安石而言，正是其得君行道、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夙愿得以实现的人生高峰期，此时王安石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政务以及作为变法思想根基的新学之上，诗歌等文学创作活动自然就退居其次了，故此他熙宁年间的诗作数量明显少于嘉祐以及后来的元丰年间。有的学者还通过考察王安石身边的“文学生态”，从而得出了以下结论：“作用于王安石及其结盟的新党作家的，已非文学本身，而是政治；维系他们的文学实践的，主要不是文学自身的运行规律，而是政治权力。因此，阻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在文坛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35]还应注意的是，王安石的早期师友中有很多人因反对变法而与其由亲转疏甚至分道扬镳，失去了往日交游唱和的对象，同样是制约王诗创作与流传的消极因素。

直到熙宁十年（1077）王安石第二次罢相退居江宁，由此远离政治归老林泉，他才又重新致力于创作；而一批年轻诗人聚集在他身边往来酬唱，亦使王诗之流传再次活跃起来：

1.（荆公）尝与叶致远诸人和头字韵诗，往返数四，其末篇有云：“名誉子真矜谷口，事功新息困壶头。”以谷口对壶头，其精切如此。后数日，复取本追改云：“岂爱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壶头。”[36]

2.王荆公在钟山，有马甚恶，蹄啮不可近……蔡天启时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调之马，第久不骑，骄耳！”即起捉其鬃，一跃而上，不用衔勒，驰数十里而还。荆公大壮之，即作集句诗赠天启。[37]

3.（俞紫芝）工于作诗。王荆公居钟山，秀老数相往来，尤爱重之，每见于诗，所谓“公诗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刘争独步，不妨陶谢与同游”是也。秀老尝有“夜深童子唤不起，猛虎一声山月高”之句，尤为荆公所赏，亟和云：“新诗比旧仍增峭，若许追攀莫太高。”[38]

4.黄庭坚《与俞清老书三》其一：某顿首。辱书，审宴居有以自乐，开轩陈书，想见柴桑道人，甚慰怀仰。寄惠荆公自录诗，极荷勤笃不忘。[39]

5.黄庭坚《书王荆公赠俞秀老诗后》：秀老盖金华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庆道人谓秀老百事过人，病在好说俗禅，秀老以为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牵一切人同入涅槃场。虽未见策名释迦之室，然林下水边，幽人衲子，往往歌之，以遣意于万物之表，厌而饫之，使自趋之，功亦过半矣。来者未知秀老，观荆公所赠六诗，可知其人品高下也。[40]

6.李之仪《跋元章所收荆公诗》：荆公得元章诗笔，爱之而未见其人，后从辟金陵幕下，既到，而所主者去，遂不复就职。荆公奇之，挽不可留。后亲作行笔，录近诗凡二十余篇寄之。字画与常所见不类，几与晋人不辨。顷见此字，乃知荆公未尝不学书也。元章怀旧恋知，故过其坟为之□形容，读其诗可得其意也。[41]

由此可见，王安石晚年不仅乐于与人相互唱和并交流诗艺，还常常亲自手书诗篇、诗卷以相赠，由是形成了一个以王安石为中心，由倾慕追随他的年轻诗人组成的唱和群体。这个唱和群体本身即是王诗流通的重要对象，而其成员通过与其他文人的交游活动，又在客观上推动了王诗的进一步传播。据以上材料可知，黄庭坚就是通过友人俞秀老、俞清老兄弟而获得了王安石的诗卷，李之仪亦是经由米芾之手辗转而得睹荆公亲笔，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人士子们对荆公诗作的喜爱及王诗流传的广泛。

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安石晚年与苏轼的文字交谊。熙宁年间的王安石与苏轼，因变法和政治观念的南辕北辙而成为政治上的劲敌，苏轼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新法，王安石亦必欲将苏轼驱逐出朝廷而后快。苏轼又经历了新党成员炮制的乌台诗案，几乎丧命，幸得已经退归的王安石上书向神宗求情，对苏轼免死起了很大作用。元丰七年（1084）七月，苏轼离开黄州贬所来到江宁会晤王安石，远离了政治旋涡的两位文坛巨子均不计前嫌，并以文字赠答的方式谱写了一段惺惺相惜的文坛佳话。且看宋人之记载：

1.东坡得请宜兴，道过钟山，见荆公。时公病方愈，令坡诵近作，因为手写一通，以为赠。复自诵诗俾坡书以赠己，仍约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42]

2.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公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渡江至仪真，《和游蒋山诗》寄金陵守王胜之益柔，公亟取读，至“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乃抚几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又在蒋山时，以近制示东坡，东坡云：“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荆公曰：“非子瞻见谀，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当是时，想见俗子扫轨矣。[43]

以上材料若从作品流传的角度看，可以发现荆公与东坡二人不仅互赠本人得意之作，还相约互写对方诗篇，从而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手书文献。这些记载的可信度颇高。据资料显示，由苏轼手书的王安石诗稿在南宋时犹有流传，今有两条证据或可佐证。其一，胡仔编《苕溪渔隐丛话》引《复斋漫录》云：“荆公诗：‘静憩鸠鸣午，荒寻犬吠昏。’学者谓公取唐诗‘一鸠鸣午寂，双燕语春愁’之句。余尝见东坡手写此诗，乃是‘静憩鸡鸣午’，读者疑之，盖不知取唐诗‘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44]其二，南宋学者叶适《水心集》中《题荆公诗后》一文云：“或言：苏公书荆公‘高下数家村’诗，疑‘武陵源’句为不工，且云：也是别无好韵。审尔，则‘欲宿愧桑门’，当又疑矣。”[45]“静憩鸡鸣午”“高下数家村”“疑是武陵源”等句与“欲宿愧桑门”句分别出自《即事》《过故居》二诗，均为王安石晚年所作，或即为《潘子真诗话》所载荆公“自诵诗俾坡书以赠己”中的篇什。

王安石的生前身后，因变法而遭到了宋人的无数指摘责难，但若讲到荆公的文学事业，则昔日与其势同水火的政敌也不得不予以充分肯定。与王安石先友后敌的司马光，在元祐初甫一执政即申令尽废熙宁新法，但他也亲口承认“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46]；苏轼在王安石死后代朝廷起草的追赠诰文《王安石赠太傅》中，更对荆公一生的道德、学术、文章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47]这里所说的“文章”“文”都取广义，包括诗歌在内。这就意味着，作为诗坛大家的王安石，其诗歌之流传，终究不会因政治反复和对其本人的历史争议而断绝。

二、诗帖、题诗与石刻

王安石诗的流传形式，还有以下几种值得注意。

首先是诗帖。诗帖其实也是手书，只不过同时又具有书法、收藏等意义。王安石诗文早年主要是以手书的形式流传，故其散布于世间的真迹翰墨颇多，而其本人的书法亦别具一格，作为宋代书法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即称“王荆公书法奇古，似晋宋间人笔墨”[48]、“近世惟颜鲁公、杨少师特为绝伦，甚妙于用笔，不好处亦妩媚，大抵更无一点一画俗气。比来士大夫惟荆公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遒”[49]；张邦基《墨庄漫录》也称：“王荆公书，清劲峭拔，飘飘不凡，世谓之横风疾雨。黄鲁直谓学王濛，米元章谓学杨凝式，以余观之，乃天然如此。”[50]正因如此，王安石的书帖、诗帖也受到了人文气息浓厚的宋人的高度喜爱，如南宋学者张栻就在《跋王介甫帖》其三中说：“予喜藏金陵王丞相字画，辛卯岁过霅川，有持此轴来售而得之。丞相于天下事多凿以己意，顾于字画独能行其所无事如此。此又其晚年所书，尤觉精到，予所藏他帖皆不及也。”[51]这则例子表明，南宋时的字画商人已将王安石墨宝当作商品进行售卖；而流通总是由需求产生的，这也恰恰反映出王安石帖子的收藏风气必定在南宋士林中有所流行。无独有偶，与张栻齐名的朱熹，其家就收藏有不少荆公书帖，此缘于朱熹之父朱松对王安石书法的喜爱：“先君子少喜学荆公书，收其墨迹为多。”[52]后来朱熹对此也有所继承，如《题荆公帖》云：“今观此帖，笔势翩翩，大抵与家藏者不异，恨不使先君见之，因感咽而书于后。”[53]此帖显然是其新得的收藏。作为理学家代表人物的张栻、朱熹，其政治观念、学术思想等均与王安石格格不入，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对荆公帖子的喜爱。又，宋人好对前贤的诗文帖子作题跋文，如果检索一下宋人文集，可以发现许多题为“跋王介甫帖”“题荆公帖”“跋王荆公帖后”“跋王荆公字帖”“跋半山老人帖”之类的文章，这又是王安石诗文帖子流行于士人间的佐证。以上多是书帖的例子，与诗歌有关的诗帖，则可以看以下几条材料：

1.洪适《跋王顺伯所藏荆公诗卷》：予顷在会稽，整比《隶释》，始识临川王厚之，好古博闻，赖其助为多。作别十年，千里命驾，出其先正荆国公遗墨，展玩再三，敬书其后。[54]

2.前辈作字亦有错误处，初不是假借也。米元章帖写“无耗”作“无好”，苏东坡帖写“墨仙”作“默仙”，周孚先帖写“修园”作“脩园”。以至王荆公作诗，其间有“千竿玉”三字，却写作“千岸玉”，恐皆是其笔误耳。[55]

3.荆公尝任鄞县令。昔见一士人，收公亲札诗文一卷，内有两篇，今世所刊文集无之。其一《马上》云：“三月杨花迷眼白，四月柳条空老碧。年光如水尽东流，风物看看又到秋。人世百年能几许，何须戚戚长辛苦。富贵功名自有时，箪瓢菜茹亦山雌。”其二《书会别亭》云：“西城路，居人送客西归处。年年即问去何时，今日扁舟从此去。春风吹花落高枝，飞来飞去不自知。路上行人亦如此，应有重来此处时。”[56]

4.朱熹《题荆公帖》：熹家有先君子手书荆公此数诗，今观此卷，乃知其为临写本也。恐后数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识于此。[57]

5.陈傅良《跋朱宰元成所藏宋宣献公王荆公帖》：宣献明道二年帖。先是，王文正公出守兖，宣献相继请上亲政，亦出守亳。意此帖为文正发也。荆公熙宁五年帖。运判中允者，杨蟠公济也。公济以是年十一月自光禄丞改太子中允、权发遣永兴等路转运判官。明年，司农言：近诏天下出钱免役，而永兴、秦凤比它路民贫役重，于是始立二分宽饶之法。以此帖考之，当是荆公尝有悔意，故农寺敢白上耳。余诗帖不能详其岁月，良愧该洽。[58]

6.赵蕃《观王文之所藏荆公帖》：帖窥藏五世，诗续咏前朝。[59]

由此可见王安石诗帖亦是宋人珍爱、收藏的对象，有的还引起了南宋学者文献校订或玩味诗意的兴趣。

其次是题诗，包括题壁、题牌、题画等。这也是古人诗作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如题壁简单易行，只要把作品写在墙壁上，天南海北的过往行人见而读之，就可传播开来；题牌的性质与此类似，只是寺院、驿站等出于爱护墙壁的需要，往往设诗板（诗牌）供过往行人在上面题诗。唐宋诗人中有不少喜好题诗的，王安石就是其中之一。《高斋诗话》载荆公悔其少作事：“荆公《题金陵此君亭》诗云：‘谁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宾客每对公称颂此句，公辄频蹙不乐。晚年与平甫坐亭上，视诗牌曰：‘少时作此题榜，一传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题诗，可以为戒。’平甫曰：‘扬子云所以悔其少作也。’”[60]《题金陵此君亭》就是一首题牌诗，正如王安石自己所说“题榜一传，不可追改”，可见他本人虽不满意，但此诗还是广为流传，所以前来拜访他的宾客“每对公称颂此句”，引得王安石“频蹙不乐”。尽管有“少年题诗，可以为戒”的自省，但其实王安石诗名耸动天下，故其题壁、题牌之作不仅数量众多，还往往成为士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宋人对此有大量记载：

1.荆公《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云：“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晁无咎编《续楚词》，谓此诗具六艺群书之余味，故与其经学典策之文俱传。朱文公编《楚词后语》，亦收此篇。[61]

2.唐孟郊，因其父为昆山尉，尝至山中，题诗于上方云：“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床。锡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无短韵，昼灯含永光。有时乞鹤归，还放逍遥场。”其后张祜尝游，亦有诗云：“宝殿依山险，凌虚势欲吞。画檐齐木末，香砌压云根。远景窗中岫，孤烟竹里村。凭高聊一望，归思隔吴门。”皇祐中，王荆公以舒倅被旨来相水事，到邑已深夜，舣舟寺之前，秉火炬登山，阅二公之诗，一夕和竟，诘旦即回棹。其诗云：“僧蹊蟠青苍，莓苔上秋床。霜翰饥更清，风花远亦香。扫石出古色，洗松纳空光。久游不忍还，迫迮冠盖场。”“峰岭互出没，江湖相吐吞。园林浮海角，台殿拥山根。百里见渔艇，万家藏水村。地偏来客少，幽兴只桑门。”此四诗，为山中之绝唱。[62]

3.《诗话》云：“王介素与荆公不相能，荆公曾题江宁道中驿舍，一联云：‘茅屋沧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炊。’介鄙之，书其末云：‘金陵村里王夫子，可是能吟富贵诗。’荆公见之，亦不屑意，乃续之云：‘江晴日暖芦花起，恰似春风柳絮时。’末语又讥介之轻狂也。”[63]

4.王荆公在翰林兼修《实录》，一日以诗题实录院壁云：“御柳新黄染旧条，宫沟薄冻未全消。不知人世春多少，先看天边北斗杓。”不数日，遂参知政事。[64]

5.众人之诗，例无精彩，其气夺也。夫气之夺人，百种禁忌，诗亦如之。曰富贵中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脱或犯之，谓之诗谶，谓之无气，是大不然。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作画雪中芭蕉，诗眼见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讥以为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贺客盈门，忽点墨书其壁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皈欤寄此生。”坡在儋耳作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岂可与世俗论哉。予尝与客论至此，而客不然吾论。予作诗自志其略曰：“东坡醉墨浩琳琅，千首空余万丈光。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65]

6.前辈访人不遇不书壁，东坡作行说不肯书牌，恶其特地，只书壁耳。候人未至则扫墨竹。荆公访一高士不遇，题曰：“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66]

7.荆公退居钟山，尝独游山寺，有人拥数卒按膝据床而坐，骄气满容，慢骂，左右为之辟易。公问为谁，僧云押纲张殿侍也。公即索笔题一诗于扉云：“口衔天宪手持钧，已是龙墀第一人。回首三千大千界，此身犹是一微尘。”[67]

8.山谷云尝见荆公于金陵，因问丞相近有何诗，荆公指壁上所题两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此近所作也。[68]

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可以看出王安石以“题诗”这一方式进行的创作活动是非常频繁的，由此可见其对这一艺术形式的特殊喜好；与此相应，正因为王安石喜好题诗，而随着他仕宦生涯与人生行迹的变换，其题壁、题牌之作也往往散布于各地。

其中不能不提到金陵。王安石晚年在此过着闲居生活，“多骑驴游肆山水间”[69]，所作题壁、题牌诗尤多，从诗题即知的就有《题半山寺壁二首》《题定林壁》《题定林壁怀李叔时》《书定林院窗二首》《题齐安寺》《题齐安壁》《题齐安寺山亭》《题勇老退居院》《题正觉院箨龙轩二首》《题北山隐居王闲叟壁》《书湖阴先生壁二首》等等。不难发现，荆公晚年生活的半山园，以及他经常游览的定林寺、齐安寺等地，是大量保留其题诗的场所。而这也成了金陵一道特殊的人文景观，引后来无数骚人墨客在此追寻、感慨这位诗坛前辈当年留存的历史印迹，如曾亲眼目睹王安石题壁诗的黄庭坚就感叹道：“今夫定林寺壁，荆公书数百字，未见赏音者。”[70]发出同样喟叹的还有贺铸“宅枕谢公墩下路，诗寻萧寺壁间尘”[71]，道潜“壁间千字走龙蛇，好事何人护绛纱”[72]，杨万里“半破僧庵半补篱，旧题无复壁间诗”[73]，苏泂“半山松菊略能存，犹有荆公旧墨痕”[74]，等等。杨万里、苏泂皆南宋中期人，可见在经历了岁月风雨的不断冲刷后，王安石在金陵的题壁、题牌诗已剥落损毁得十分严重。

不过也有例外的情况。俞德邻（1232—1293）《佩韦斋辑闻》云：“甲戌夏，予游江右，旅邸题诗满壁，独记忆数首，久远忘其氏名，因录于左……王荆公《读书堂诗》云：‘乌石冈头上冢归，柘冈西畔下书帷。辛夷花发白如雪，万国春风庆历时。’此诗尤婉而成章者也。”[75]所谓“甲戌夏”指的是南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夏；“江右”的地理范围较广，俞氏亦未明确指出究竟是在何地看到了王安石的题壁诗，不过据其所录《读书堂诗》“乌石冈”“柘冈”等句，似是在王安石外家吴氏所居的金溪[76]，《金溪县志》亦载有荆公读书堂[77]，或即俞氏所见题壁之处。总之，由俞德邻的记载可知，王安石散布于各地的题诗中，也有保留到了南宋末年的。

从作品影响的角度看，王安石的题诗不仅受到人们的喜爱、传诵，还常常引起其他诗人的随题唱和。如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曾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作有题壁诗《题景德寺试院壁》，而其诗友沈遘亦有《景德寺考试院壁和王介甫所题诗二首》[78]，据沈诗题目，和诗应当是紧接在王诗后面的随题而作。再如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通判舒州时途经三祖山，游览了当地的山谷寺石牛洞，并留下《题舒州山古寺牛洞泉穴》的六言题壁诗；元丰三年（1080），当黄庭坚也路过三祖山时，看到了荆公当年的题诗，遂亦仿效其六言而作《题山谷石牛洞》。又如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应刚即位的神宗之召进京入对，在重游西太一宫时写下了《题西太一宫壁二首》，这又是两首六言题壁诗；元祐元年（1086）秋，当苏轼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奉敕祭西太一宫见到壁间荆公诗后，“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79]。他还和作了《祭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两首，并邀门人黄庭坚同和，认为“座间惟鲁直笔力可及此尔”；黄庭坚先是自谦地表示“庭坚极力为之或可追及，但无荆公之自在耳”[80]，随即便和作有《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乙宫壁》两首，其后又再次和作了《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两首。黄庭坚元丰三年、元祐元年先后两次唱和王安石的六言题壁诗，可谓颇为巧合。

除题壁、题牌外，王安石还有题画、题写真、题扇等题诗流传。如宋人孙绍远编的《声画集》就收有荆公《杜甫画像》《赠金陵传神者李士云》《王氏雪图》《燕侍郎山水图》《题徐熙花》《题扇》《虎图》《纯甫出僧惠崇画要予作诗》《跋黄鲁直画》等诗[81]。这些诗作或许并非全都是题写于画卷或书卷上的，但其中也有真正意义上的“题画诗”，如蔡确有一诗题作《观燕公山水画后有王荆公题诗》[82]，题目即明证王安石《题燕侍郎山水图》这首诗的确是题写在燕肃的山水画卷后，并随画一起流传于世的。

除手书、诗帖、题诗外，刻石也是王安石诗的一种流传形式。宋人有关的记载也有不少：

1.黄庭坚《题绛本法帖》云：“观王濛书，想见其人秀整，几所谓毫发无遗恨者。王荆公尝自言学濛书。世间有石刻《南涧楼诗》者，似其苖裔，但不解古人所长，乃尔难到。”[83]

2.陆游《跋荆公诗》云：“右荆公手书诗一卷，前六首赠黄庆基，后七首赠邓铸，石刻皆在临川。”[84]

3.周必大《记金陵登览》云：“宝公塔在钟山顶……约四五里到介甫坟庵，一僧守之，平甫、和甫、元泽诸坟相望也。日斜归憩，半山主僧出介甫画像，屋壁之后陷小碑刻介甫《谢公墩》绝句及他诗数篇。”[85]

4.《嘉泰会稽志》卷八载：“龙泉寺在县西二百步……龙泉在寺山，王荆公有绝句所谓：‘四海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今有大字刻于泉傍，盖后人仿公书为之，非真笔也。”[86]

5.《舆地纪胜》卷二一“玉光亭”下注云：“章郇公及王荆公诗碑在焉。郇公诗云：‘千层怀玉对轩窗，池上新亭号玉光。只此便堪为吏隐，神仙官职水云乡。’荆公诗云：‘传闻天玉此埋湮，污古谁分伪与真。每向小庭风月夜，却疑山水有精神。’”[87]

6.《景定建康志》卷二一载：“筹思堂在转运司圃内，本筹思亭之旧，王荆公、范忠宣公皆有诗……绍兴二十年，郑公侨年即亭基建堂，边惇德为记。……筹思亭者，兵火之后，其废日久，独大丞相王文公、范忠宣公所咏二诗刊石尚存……边惇德撰。”[88]

7.《景定建康志》卷四二“徐铉宅”下考证云：“裴迪《留题徐氏来贤亭》云：‘常侍江东第一流，子孙今不泯先猷。结亭意在来贤者，谁慕清风为驻留。’王荆公《题徐秀才园亭诗》云：‘茂林修竹翠纷纷，正得山阿与水。笑傲一生虽有乐，有司还欲选方闻。’二诗刻石，今在栖霞市酒坊。”[89]

8.《新安志》卷四载：“东松庵在县西三十五里官道上，先是，地当往来之冲，而邸舍辽远，暮行两山间，过者患之。悟法寺僧子珣少游四方，尝参云居心印禅师，迨老而归，乃当官道为庐舍数十间，设荐榻，持薪水蔬米以劳迎。四方之来者，至则如归。时熙宁间也，士大夫多为诗美之。元丰中，王荆公以江东提刑过此止宿，亦留诗刻山中。”[90]

由此可见，与其题诗类似，王安石诗的石刻也是散布广泛，而且石刻比题写在墙壁或诗板上的作品更易保存，故此南宋的地理方志中留有不少相关记载。

荆公诗不仅在中原流传，而且还传播到了金国，据赵与虤《娱书堂诗话》载：“李参预璧云使燕时，伴使李著能诵荆公‘草头蛱蝶黄花晚，菱角蜻蜓翠蔓青’，以为妙。此乃荆公《斜径》绝句，后联形状景物，语意精工，金使亦可谓知诗者矣。”[91]当然，王诗通过前面列举的几种传播方式流入金国的可能性不大，故此，金人应该是借由宋人整理的王安石诗文集而了解其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