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王安石是宋代诗坛大家，对王安石诗歌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研究方法的深入开拓与研究视角的推陈出新，相关成果日益丰富，取得了巨大成绩[1]。不过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些丰硕的成果中，却缺少对王安石诗歌研究史的系统全面的考察与总结。傅璇琮先生曾在《唐才子传校注》一书的序中说：“中国古典文学固然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同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需要有中国文学创作史的著作，同样需要有中国文学研究史的著作。我们应从学术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作历史的审视，这样可能对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学术背景。也就是说，要开展对研究的研究。”[2]这就是强调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史”或“研究史”的深入展开。就宋代大家诗人而言，苏轼、黄庭坚的相关研究史或接受史均已纳入到学者研究的视野，并已有水准较高的成果问世，如曾枣庄、衣若芬、舒大刚等人合著的《苏轼研究史》、王友胜的《苏诗研究史稿》、郑永晓的《江西诗派研究史》、邱美琼的《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研究》、陈伟文的《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等[3]。相比较而言，王安石诗歌的研究史却鲜有学者问津[4]。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人们对两宋诗坛的认知不无关系。从宋元时起，有些学者对宋诗发展演变的概括就是这样的：“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5]“自西昆体盛，襞积组错，欧、梅诸公，发为自然之声，穷极幽隐。而诗有三宗焉：夫律正不拘，语腴意赡者，为临川之宗；气盛而力夸，穷抉变化，浩浩焉沧海之夹碣石也，为眉山之宗；神清骨爽，声振金石，有穿云裂竹之势，为江西之宗。二宗为盛，惟临川莫有继者，于是唐声绝矣！”[6]这样的说法，给人以苏、黄在两宋诗坛独领风骚，而王安石却寂寂无闻，影响甚微的印象。这样一来，有关苏、黄诗研究史的关注热度自然要远大于王安石诗了。
自北宋后期至南宋末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王安石诗是否真的淡出了宋人的视野呢？其实，若翻一下宋人的文集、诗话、杂史、笔记等，便可知事实绝非如此。实际上，宋人对王诗的辑录、整理与注释，对王诗的校勘、辨伪与系年，对王安石生平、思想与人格的讨论，对王诗的内容辨析、艺术探索与风格论定，对王安石艺术造诣与诗史地位的判定等，相关内容颇多，恰恰显示出宋人对这位诗坛大家的浓厚兴趣，若论材料之丰富，涉及层面之广泛，恐怕并不在对苏、黄的讨论之下。这就表明，对王安石诗歌研究的研究，实际上从宋代开始就有大量的材料可供深入整理和挖掘。
正如曾枣庄先生在《苏轼研究史》一书的前言中所说：“苏轼是国内外研究得最多的文学家，今后研究苏轼的人仍会很多，很需要了解以前的研究状况，需要一部系统的入门书……最近几年各个学科都在进行本学科学术史的研究，总结以前工作的得失，展望今后的研究方向，这是一件对推动今后研究深入发展非常有意义的工作。”[7]王安石也许并不是“国内外研究得最多的文学家”，但可以肯定的是，研究他的人会越来越多。2016年，王水照先生主编的《王安石全集》十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刘成国撰写的《王安石年谱长编》六册由中华书局出版，这些学界久盼的基础性研究文献及资料成果的问世，将给王安石研究带来极大的推动与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前人研究王安石文学的基本文献及在历代阐释中积累的丰厚成果进行总结与研究，同样是十分必要且有益的。有鉴于此，本书选择了《王安石诗歌研究史稿》（两宋时期）这一题目，以期对两宋时期的王安石诗歌研究进行比较详尽的、系统的、整体的整理。
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王安石诗歌在宋代的流传情况及其诗文集的编刻整理。王诗早年即以手书诗篇与诗卷的形式流传，促进了作品的交流与传播，并与诗人声名的高涨起到了双向互动的作用。这些手书诗篇在流传过程中成为了具有收藏价值的诗帖，至南宋时，收集、保藏王安石诗帖已成为宋人的好尚之一。王诗还以题诗（包括题壁、题牌、题画、题写真、题扇等）与石刻的方式流传，许多宋人因年代不久，都曾亲见其物并将其记录下来，这一方面体现了宋人弥足珍贵的文献意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宋人对王诗的珍视与喜爱。王安石生前并没有为自己的作品编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较早的王安石诗文集是由北宋徽宗时朝廷官方编修的，此即薛昂、王棣等先后主持的“官修本”，是书在宣和六年（1124）之前应已编成，后在靖康战火中毁去。两宋之交时，王安石诗文集有“坊间本”与“闽浙本”流传于世；嗣后又相继出现了“临川本”“龙舒本”与“杭本”等，这才为王安石诗提供了比较可靠的本子，不过这几部集子无论是在校勘、辨伪还是辑佚等方面，都还有不少问题存在。宋人还为王安石诗编过几种选集，包括陈辅编的《半山集》、北宋刊印的《半山别集》、汪藻编的《临川诗选》、吴说编的《古今绝句》，以及南宋人编的《荆公律》等。总结王诗在宋代的流传及宋人对王诗的整理编集情况，可以反映宋人对王安石诗的关注程度。
第二，李壁注王安石诗歌的特点及意义。李壁的《王荆文公诗注》，是最有价值的宋诗宋注之一，该书不仅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更还通过笺注的方式，表达了对王安石政治、学术、人格的评价，以及对王诗创作背景、内容意蕴、艺术特点的分析考辨等。与当时“共惩荆舒”的议论风气不同，李壁对王安石新法的态度较为宽容，他也批评新法的具体措施和造成的后果，但对王安石施行变法的“本意”给予了“同情之理解”，肯定了荆公的淑世精神与为国之心。在对王安石学术的评价上，李壁既不似南宋某些学者那般直斥其为“邪说”，也没有刻意偏袒维护，而是有褒有贬，既有具体讨论，也有总体判断。在人格评判方面，李壁多为王安石辩诬，并赞许其宠辱不惊、超然恬淡的人格风度，但对荆公性格上的某些缺点如好诋排、好与人争等，也并未刻意回避。对王安石诗，李壁注对其所蕴含的深意进行了深度挖掘与阐发，不仅清晰解释了诗意，更深入反映了诗人的精神世界，他还常常自发议论、断以己意，将自己的阅读经验和议论掺杂在注释之中。在艺术分析上，李壁注探讨了王诗的下字、对仗、用典、句法、章法、风格、点化、渊源等各个层面，突出了其精工锻炼，追求新奇，讲究无一字无来处，融合新意与法度，兼具妙理与豪放的创作特点，由此进一步凸显了王诗的宋诗特质；同时，通过对王诗艺术手段细致入微的分析，既揭示了王安石创作时的“诗法”，也体现出了李壁“金针度人”的愿望，对后人领略荆公诗的艺术魅力有启发之功。
第三，宋人对王安石人品的争议，并在“诗如其人”的观念影响下对王安石某些作品的特殊解读与批评。历史上对王安石其人的评价极其纷纭复杂，可以说是毁誉参半，这种情况自宋代起就已存在，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熙丰变法前后。王安石早年以德行器业与学术文章著声于朝野上下，后来因熙丰变法的展开而引发不满与批评之声渐高；随着党争的加剧，王安石的为人处世等品格问题也招致了旧党的质疑与指责。第二阶段，北宋后期至南宋初期。随着北宋后期政治恶化、党争加剧，以及靖康之难、北宋灭亡等政治局势的风云变幻，这一时期对王安石的评价，比起熙丰时期更加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尤其是随着宋高宗赵构建立起南宋政权，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批评与清算就开始成为朝野上下的共同呼声，指责王安石“祸国殃民”，批评其学术为“异端邪说”，以及抨击王安石为“奸邪小人”的议论得到了极大的推动并迅速蔓延。第三阶段，南宋中后期。这一时期对王安石的评价仍以批评贬斥为主，尤其是南宋大量官私史书对王安石变法的反复否定和理学兴盛并逐步取代新学成为正统学术，将王安石斥为“小人”的评价几乎成了历史定谳。不过，较为难能可贵的是，也有个别南宋学者能够将王安石的人品与政治、学术区别对待，即使否定、批判其新法与新学，也能对荆公之人格作出较为公允的评价。宋人越来越重视人品与诗品的对应关系，所谓“诗如其人”，对王安石人格的“小人化”批评也就影响到了对他作品的解读与阐释。最典型的是对《商鞅》《明妃曲二首》的批评，某些批评者站在道德大义的名分上，对诗作大意进行了歪曲解读，以便进一步证明王安石“心术不正”，而其中实际羼杂了党派斗争等更加复杂的因素，并非纯粹的文学批评。通过揭示王安石被“小人化”的评价过程，以及个别宋人对其诗作的“特殊”解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代政治局势的反复变化、学术的正统之争等对宋人评价王安石人格及其诗歌的影响，并为王安石自古以来即遭受褒贬不一的评价找到更深层的历史原因。
第四，宋人对王安石诗的文学评价，以及王诗在宋代诗史发展中的影响与传续。宋人深入分析了王安石诗下字的精严烹炼、用典的丰赡自然、对仗的精工极巧、格律的谨严谐婉，以及善于夺胎换骨等艺术特点，并指出荆公诗的整体风格即精致工丽、精益求精，而对其是否达到了返归自然平淡之境，则存在不同看法。从题材内容上看，王安石的咏史诗、写物诗往往成为宋人热议的话题；而从体裁上看，他的近体诗尤其是绝句，以及集句这一比较特殊的诗体形式，也为宋人所津津乐道。对王安石的诗史地位，宋人通过对王、苏、黄的比较，大致形成了三种看法：一是推崇苏、黄在王之上；二是推崇王在苏、黄之上；三是王、苏、黄并称，将他们共同视为宋诗发展的高峰与典范。后世多以苏、黄为宋诗典型，但其实第三种看法在宋人中也相当具有普遍性。王安石既在宋人心目中有崇高的诗史地位，则他对宋代诗坛的影响也就绝非如某些论者所说的“惟临川莫有继者”[8]。实际上，王安石身边即围绕着一批年轻诗人，形成了所谓的“王门诗人群”，并且受到了王安石艺术旨趣与创作精神的陶冶浸润。更加重要的是，王安石的艺术精神还通过“王安石—黄庭坚—江西诗派”这一条诗学潜流的隐性传承，在江西诗派盛行的南宋初期继续发挥影响。南宋中兴诗坛，与江西诗派渊源甚深的杨万里也十分推崇王安石，但他学习王诗是因为后者与晚唐诗接近，由此显示出了南宋诗学风尚的转变，从而将王安石与唐诗联系在了一起。随着南宋诗坛风气向唐诗的转向，推崇晚唐的“四灵”、江湖派相继兴起，王安石诗因被赋予了接近唐体的意义，故又受到了宗尚唐风的南宋诗人的关注。通过对王安石诗在宋人中的评价与影响的探讨，可以大致描绘出宋人对王安石诗的整体看法与评价，透视宋诗发展演变带来的文艺思潮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宋人对王安石诗传承与接受的不同风尚。
第五，方回、刘辰翁对王安石诗的选评与评点。方回、刘辰翁均为宋末元初的诗评家，在文学批评领域有较大影响，且其批评方式亦各具特色，两人都对王安石诗有比较独到的评价和看法。方回的评论主要见于其编选的唐宋律诗选本《瀛奎律髓》，是书选王安石诗81首，数量在宋人中排第四。不过，对王诗的评价还要从方回本人诗学思想体系的整体来看。针对宋末诗坛的弊端，方回认为荆公诗的“精工”与“细润”，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宋诗”与“唐诗”（尤其是杜甫、晚唐一路）的特质，不失为疗救宋诗发展末流之弊的一种选择。但这并非方回的最佳选择，他的理想诗学途径，一是重振“江西”，标举“劲健清瘦”以臻“格高”之境；一是兼容“盛唐”，崇尚“圆熟自然”而具“韵胜”之致，前者的典范是陈师道，后者的典范是梅尧臣。理解《瀛奎律髓》对王安石诗的褒或贬，都不能脱离方回对宋诗发展的这一总体建构。刘辰翁对王安石诗的评点，内容也比较丰富，并非只有艺术评鉴，对王诗的诗意、深层意蕴及主旨也时有阐论并不乏新见，扩大了对王安石诗意的解读空间；受《古文关键》等评点著作的影响，刘辰翁对王安石诗的章法脉络与构思进行了深刻点评，这是宋代其他诗评者较少关注的方面；刘辰翁还以“悲剧精神”观照荆公的情感世界，对王安石诗中蕴含的“悲愤哀怨”之情进行了揭示；刘辰翁还从“言意”关系的角度指出了王诗的“自然”风格，认为其与魏晋时期诗歌的自然本色有相通之处。此外，刘辰翁利用评点符号进行的圈点，也有其独特的诗歌鉴赏意义。
王友胜在《苏诗研究史稿》的引论中是这样界定苏诗之“学术史”的：“‘学’指历代苏诗研究的基本内容，如对苏诗的辑录、整理与注释，对苏诗的系年、校勘与真伪考辨，对苏诗的选录、评点与研究，还包括对作者生平、思想的研究，年谱、传记的写作等内容。‘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体现出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原则，也指众多研究者彼此之间的学术风气、影响以及所体现出的时代学术思潮、文艺思想等。以上两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9]本书作为王安石诗歌研究史的一部分，亦将遵循“学”与“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一是对史料文献的广泛占有与甄别考辨。宋人论王安石的材料极其丰富博杂，在搜集文献的过程中，本书将力求做到竭泽而渔，详尽地占有史料。当然，这些材料不可能全部呈现在本书中，而且许多材料也存在疏误、浅陋、重复等弊病，故此就要做必要的筛选与汰择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力争做到充分运用而又能准确理解材料，使研究中所使用的材料具有典型性。例如对薛昂编纂的王安石文集官修本成书与否的问题，历来就有不同看法，今人多赞同《四库全书总目》的推测，对其已成书持怀疑态度。而笔者发现，韩驹曾在两道奏疏中提到了官方编纂的王安石集。前人之所以没有注意这两则材料，或是由于疏漏，或是因为《历代名臣奏议》将这两道奏疏系于南宋高宗时，故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本书通过考证，发现韩驹这两道奏疏是呈给徽宗而非高宗的，这就提供了明确证据，证明北宋官方编纂的王安石集在宣和年间就已经成书并颁行于世了。再如对刘辰翁评点王安石诗的版本选择，因刘评是以李壁注本为依托的，故此容易形成一个误区，即认为李壁注的善本也是刘辰翁评点的善本。而笔者通过比勘发现，作为李壁注善本的朝鲜活字本，相比元大德年间的王常刊本，所收刘辰翁评有大量缺失，且个别异文亦不如后者精审，因此要研究刘辰翁对王安石诗歌的评点，还必须参照王常刊本。在广泛搜罗文献的过程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前人有所忽略的材料，如南宋人曾以王安石的律体诗编选过名为《荆公律》的选本；南宋理学家黄震《黄氏日抄》的第六十四卷是对王安石诗文的评价专卷；南宋中后期一部分诗人有效仿王安石的创作倾向；等等。
二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法。宋人对王安石及其诗歌的评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宋代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变化，描述这些评价变化的脉络与历程，正是本书的题中之义。当然，描述现象并不是最终目的，还要进一步挖掘现象背后的原因、规律及意义，因此本书力求结合宋代政治、学术的改弦更张，以及诗史发展演变与文艺思潮的改变，深入揭示导致王诗评价变化的更深层本质，以此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例如宋人对王安石人品的评价，就是随着变法、党争等政治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反复的；并且在南宋朝廷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王安石的历史形象被刻意“妖魔化”。与此同时，理学与新学的道统之争，也对王安石的“小人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又因为宋代诗学十分关注人品与诗品之间的对应关系，对王安石人格的评价自然又延伸到了对其诗品的评价；不过这种评价并没有保持文学评价的纯粹性与客观性，而是与党争、政治、学术之争等复杂因素纠结在一起，往往沦为了人格诋毁和道德审判的工具。由此可见，宋人对王安石《明妃曲》《商鞅》等诗歌的批判，其背后存在着非常复杂的政治、历史与文化背景，只有摸清这些隐藏在文学背后的东西，才能真正理解评价的内涵与意义。再如宋人对王安石诗的诗学定位及传承等，也是随着宋代诗学思潮的变迁而变化的。梁启超、徐复观、内山精也等学者都曾指出过王安石对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影响，“王安石—黄庭坚—江西诗派”被视为宋诗发展的一条潜流；而随着南宋诗学由“江西”向“唐诗”的回归，“江西诗派—王安石—唐诗（晚唐）”的诗学脉络又对王诗有了新的诗学定位，王安石与唐诗尤其是晚唐诗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就顺理成章地引起了后来宗唐诗人（包括江湖派）的关注。到方回时，因其对南宋末流诗风的不满，遂主张重振“江西”或兼容“盛唐”，王安石诗风则因处于两者之间（在“唐诗”方面更偏于“晚唐”），故此没有成为方氏理想的诗学选择。总而言之，考察宋人对王安石诗的评价，只有将其置于所处的历史时代和诗史脉络中去观照，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结论。
本书希望通过对两宋时期王安石诗歌研究的考察，能够获得以下的研究价值：一是对宋人重要评价的汇总与梳理。从事王安石诗的研究，必须对前人的成果有所了解，而宋人对王安石诗的研究十分丰富，有必要对这些材料认真辑录、仔细考辨与准确理解，看看前人都提出和解决了哪些问题，从而汲取其学术养分，为今人的研究提供助益。二是重新审视、界定王安石在宋代诗坛的地位。今人对王安石诗歌的研究虽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相比于苏轼、黄庭坚而言，仍稍显薄弱，这与王安石的诗史地位有关。实际上，通过宋人对王诗评价的考察，可以发现王安石的诗史地位在许多宋人看来并不逊色于苏、黄，而且他对宋代诗坛的影响也一直作为一条潜流存在。这有利于我们了解王安石在宋人心目中的实际地位，从而更好地界定王安石研究的诗史意义及价值所在。三是为元明清时期的王安石诗歌研究提供基础，进而为完整的王安石诗歌研究史做好铺垫。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宋人对王安石诗歌的研究是后世研究的基础，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的许多评价都由宋人的评价衍化而来，只有将宋人的评价了然于胸，才能甄别后世的评价究竟哪些是陈陈相因，哪些是真知灼见，找到真正有学术价值的研究点，完成元明清人论王安石诗的研究课题，进而更好地构建起王安石诗歌研究史的完整框架。
当然，由于笔者功力的不足，目前仅完成了两宋部分，且对许多问题的探讨还有进一步深入提高的可能；至于一部完整的王安石诗歌研究史的完成，则更是有待继续努力了，故此本书只能以“史稿”命名。
[1] 自1912年至2014年海内外学者研究王安石的著作、论文等，可参见张保见、高青青编：《王安石研究论著目录索引（1912—2014）》，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2] 见〔元〕辛文房著，孙映逵校注：《唐才子传校注》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3] 曾枣庄等：《苏轼研究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修订版），中华书局2010年版；郑永晓：《江西诗派研究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邱美琼：《黄庭坚诗歌传播与接受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陈伟文：《清代前中期黄庭坚诗接受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 近年来有数篇硕士学位论文涉及到了这一题目，如符云辉：《南宋的王安石论》，复旦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1年；刘文娟：《王安石诗歌在宋代的批评与接受》，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杨国文：《宋代王安石诗歌接受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叶国云：《王安石诗歌接受史研究》，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贾一星：《民国时期的王安石文学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安梦倩：《1949—1978年的王安石文学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赵一曼：《改革开放以来的王安石文学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雷雪：《清代王安石诗歌接受研究》，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
[5] 〔宋〕刘克庄著，王秀梅点校：《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页。
[6] 〔元〕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四八《书汤西楼诗后》，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04页。
[7] 曾枣庄等：《苏轼研究史》前言，第23—24页。
[8] 〔元〕袁桷著，杨亮校注：《袁桷集校注》卷四八《书汤西楼诗后》，第2104页。
[9] 王友胜：《苏诗研究史稿》（修订版）引论，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