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洋人的朝廷”
在这样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谁能够领导人民抵抗外来的侵略，把祖国从危难中拯救出来，谁就能够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否则，就会被人民所抛弃。这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朝政府处在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人们所期望的是有一个能够保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政府。而清朝政府却恰恰相反，宁肯大量出卖国家权益，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它在国内早已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这个王朝，虽然早已日趋衰败，但外表上仿佛仍是个威严显赫的庞然大物，使人望而生畏。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给清朝政府的打击不仅是沉重的，并且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上说，这次战争充分撕开了清政府反动腐朽的真面目。三十年来一直被大吹大擂地说成可以“自强”和“求富”的洋务运动，在事实面前彻底破产。从军事上说，长期以来被清朝政府倚为柱石的淮军和北洋海军，尽管一部分将士作了英勇的抗战，但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和错误指挥，在战争中仍然一败涂地，溃不成军，使清朝政府在转眼间失掉了用来维持自己统治的主要镇压力量，形成一时无法填补的实力真空。从财政上说，甲午战前清政府虽早已财用日竭，但在百计搜罗后还可勉强应付，使收支勉强维持平衡；战后赔款二万万三千万两银子，其中第一年就要支付八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全年岁入总额，这下子，财政平衡立时遭到根本破坏，陷入一片混乱，再也无法收拾。日本割据台湾，最初还要割取辽东半岛，清政府连“祖宗发祥之地”也无法得到保障，国家的首都门户洞开，继续生存遭到直接的威胁。它在人民中的威信也就扫地以尽。
对外的投降，并且屈辱到如此地步，内部腐败的充分暴露，使这个一向把自己装扮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清王朝顿时在人们心目中丧尽了尊严。军事和财政力量的极端空虚也使它的统治无法继续保持稳定。可以这样说：甲午战后的清政府不过是在苟延残喘中勉强再维持了十多年。
接着发生的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同外国侵略者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完全投降帝国主义，成为它们统治中国的驯服工具。这以前，清朝政府虽早已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并同它们一步步加紧勾结，但毕竟还不甘心完全丧失自己的独立地位，因而在人民群众反抗外国侵略者斗争的推动下，在各种条件的凑合下，即便表现得十分被动和动摇，还曾参加过反对英法联军的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反对八国联军的战争。到《辛丑条约》签订后，这样的抵抗也不再能看到了。
1901年2月，当列强提出和议大纲时，流亡在西安的清朝政府立刻发出一道煌煌上谕，宣布政府今后的对外方针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且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1902年1月，清朝政府从西安回到北京。从开封到正定这段路，坐的是火车。进宫那天，“当西太后乘舆经过使馆人员站立的阳台时，她在轿中欠起身来，以非常和蔼的态度向他们回礼”。当1月28日各国使节受接待时，“召见从头到尾是在格外多礼、格外庄严和给予外国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进行的；这件事之所以特别值得注意，乃是因为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见中公开露面”，而不是在帘幕后面。2月1日，她接待外国使节夫人，“在问候这些夫人的时候，表示出极大的同情，并且一边和她们说话，一边流泪”[1]。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戏剧性的枝节小事，却很具有象征性，微妙地显示出清朝政府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政治关系上的变化。
这以后，清朝政府在各方面更加坚决地执行对外投降的政策。它一再传谕保护外人权益，竭力镇压人民爱国运动，聘请外国人担任财政、军事等顾问，连地方大吏的任命也需要看外国人的脸色行事。各级地方官更加兢兢业业地一意媚外，竭力维护外人在华的特殊权益。“内而宫廷，外而疆吏，下至微员末秩，皆莫不以敬礼外人为宗旨。”[2]
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毫不奇怪，人民大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陈天华在《猛回头》中直截了当地写道：“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3]“洋人的朝廷”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点破后，立刻不胫而走，在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20世纪初年，清朝政府对人民经济上的榨取也进一步加重了。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对外支付巨额的赔款。《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向各国赔款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本息相加，每年需支付赔款二千余万两。这样巨额的赔款几乎是当时的中国人难以偿清的。清朝的财政从甲午战败后本已陷于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时就受到更加重大的打击，只得采取向外大举借债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来勉强维持下去，在政治上也就更加俯仰随人。各地还要支付几千万两的地方赔款。这些都要转嫁到广大人民头上。其次是清政府在国内加紧扩军，除袁世凯练成的北洋六镇（镇相当于师）外，还计划在每个省编练新军一镇，作为维持他们统治的武装力量。军费的开支大大增加，又必须向人民进行更残酷的搜刮。
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滞，政府的财政收支一向难以有过快的增长。直到甲午战前，清政府的年财政收支大体上都稳定在八千万两左右。但到1903年，岁入已达一万万四百九十二万两；到1908年，岁入达二万万三千四百八十余万两。[4]而到1910年，清政府试编的下一年度财政预算中，国家岁入为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两，岁出达三亿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十几年间，国家的财政收支竟激增至四倍之多。这在人们生活中是从来不曾经历过的。所谓岁入的逐年猛增，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结果，而来自竭泽而渔的掠夺和搜刮。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田赋、厘金、盐课等旧税一次又一次地追加，种种巧立名目的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各级官吏还要从中中饱，任意诛求，造成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使人民到了再也无法忍受下去的地步。连素来温和的《东方杂志》在一篇文章中也写道：“饥黎盈野，贼盗满山。所谓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者，讵非今日吾人杂触杂受之显象耶？若犹委心任远，不急起而补救，泄泄沓沓，冀幸免于朝夕，则其势之不可五稔[5]，固又不俟智者而后知也。”[6]
但是极端腐朽昏聩的清朝政府又怎么可能“急起而补救”呢？它标榜实行新政，采取的奖励设厂和废科举、兴学堂等措施，虽然多少也起过一点积极作用，却始终拒绝实行任何根本的变革。人民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多的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推翻这个腐败的卖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这是现实迫使他们得出的结论。
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政府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地表露出来的地步。1911年5月12日和16日，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两封信中忧心忡忡地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中国的前途似乎非常黯淡。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7]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辛亥革命所以兴起，它的真正内容和动力是反满。这只是皮相之见。满汉矛盾是不是存在？是的。这在清朝入关时一度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直到清末，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已经使自己逐步成为包括汉族地主阶级在内的国内各族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也由于封建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化，满汉矛盾早已退居次要的地位。单从满汉矛盾本身，根本无法解释它在20世纪初怎么会突然激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会引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如何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的危急形势下拯救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这才是先进分子们共同关注的焦点。其他任何问题都不能不服从这个前提。我们可以拿章太炎的思想变化过程作为例子来剖析一下。
章太炎是从小就深受汉族传统民族思想影响的。但他是否就此投身于反清革命？没有。恰恰相反，直到甲午战后，他参加维新变法运动时，政治上仍没有超越改良派的藩篱。在他看来，在当前这样严重的民族危急面前，发生革命是危险的：“内乱不已，外寇间之”，“苟有揭杆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而使白种为之尸也”。他把温和的改革称为“革政”，并得出结论：“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8]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这种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他在1899年写的《客帝篇》中继续主张：有帝国主义在旁，如果汉族人民起来反对满族统治者，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共归于尽：“荦牛之斗，玄熊呴怒以格其间，则二牛皆脔也。”“逐加于满人，而割地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呴。”
决定章太炎转变的，是八国联军的进攻和占领北京。这下使他看清：清朝政府已经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不可能再依靠它来图强御侮，因而写下了《客帝匡谬》：“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并且勇敢地作了自我批评：“余自戊己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9]
事实说明：正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清朝政府卖国面目的暴露，而不是别的，才最后驱使章太炎走上革命的道路。决定他的行动的，是为救国而反满，并不是为复汉而反满。
事实也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思想的高涨，根本的原因不在汉族传统民族思想的重新抬头，而是当时的严重民族危机。这个卖国政府在许多汉族人看来又恰好是一个“异族”的政府，他们就自然地进行这样的推论：清朝政府之所以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地推行卖国投降的政策，根本原因就在它是“异族”的政府，从而毫不关心汉族人民的命运，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中国的主权。也就是他们常常举出的一句话：“宁赠外人，毋予家奴。”这种看法自然谈不上对事物的本质作出科学的分析，但在当时却使许多人深信不疑，于是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使“反满”的口号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
这种反满宣传有它重大的缺陷：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同时，由于过分强调满汉矛盾，反而容易使人放松去正面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整个封建势力这两个主要的敌人。可是，细心地剖析一下，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宣传所包含的合理的内核：它要求人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反清革命，推倒这个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这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抓住了救亡的中心环节。反满浪潮的高涨，从根本上说，其实只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和救亡运动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罢了。
[1]［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88页。
[2]《论中外有不能相安之势》，《新民丛报》第20号，第110页。
[3]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4]明水：《日人论中国整理财政策》，《国风报》第1年第33期，第38—43页。
[5]就是说其势将不能维持五年。
[6]胜因：《实业救国之悬谈》，《东方杂志》第7年第6期，第192页。
[7]《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第13篇，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87、88页。
[8]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19册。
[9]章炳麟：《客帝匡谬》，《訄书》前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