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门艺术的胜利”

十九世纪早期，交响曲开始被视为“器乐音乐中的顶级体裁”。[13]早在1803年，当《“英雄”交响曲》尚未完成（更别说听到了），一位匿名评论人如此写道：

在对莫扎特和海顿创造的“令人崇敬的”交响曲作品表示赞许之后，他转而向贝多芬表示敬意，认为他“作为这门艺术的一位新秀进入到伟大作曲家的行列，特别是在这个器乐音乐的伟大领域缔造了自己的成就”。由于这位评论家仅仅知道贝多芬的第一和第二交响曲，他们的评论反映着欧洲音乐界对一位身处崭新时代的作曲家的强烈期待。当十九世纪开启，许多人感到贝多芬正是他们心中的不二人选。

不仅如此，德国浪漫主义者以神秘主义为他们的世界观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这使得音乐（特别是器乐）在艺术中居于首位，成为情感表现的自主世界。正如诺瓦利斯［Novalis］所暗示的那样，这种对音乐表达的高度神秘性的信仰很容易得到一代德国浪漫主义者的认可，其中包括蒂克［Tieck］、瓦肯罗德［Wackenroder］和E.T.A.霍夫曼［E.T.A.Hoffmann］。[15]虽然贝多芬同浪漫主义的关系更为模糊而非直接，他却找到了进入这一新的经验领域的途径，生活在一个此类观念迅速风行的时代。他对个人表达的要求尽管仍然受到启蒙运动理想的影响，却屹立于广涉文学、艺术和戏剧领域的高度浪漫的景观之中。

就在E.T.A.霍夫曼于1810年写下关于《第五交响曲》的著名评论之际，贝多芬已经完成了他的前六部交响曲。作为一位幻想小说与故事作家，以及一位学识高深的音乐家和作曲者，霍夫曼通过捍卫贝多芬的“强大天赋”，否定了当时保守评论对其音乐语言难于理解、音乐情感过于“放纵”的责难。他针对《第五交响曲》写道：“它将听众带入无限的精神世界！”贝多芬的器乐音乐“向我们敞开……一个巨大无比的王国”。[16]

这类观点不仅来自音乐家和音乐评论家。叔本华颇具影响力的小册子《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就是一个典型例证。该书的第一部分出版于1819年，早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当它的第二部分于1844年问世时，门德尔松和舒曼正值盛年，年轻的瓦格纳也走入人们的视野。德国音乐的浪漫主义也行至它的第一个高峰。贝多芬是叔本华钟爱的作曲家，而贝多芬的交响曲较之其他著作更多地塑造了叔本华的音乐观念。在他的教义的第二部分，叔本华将音乐视为能够彰显“世界最内在本质”的艺术形式。“［它］以一种他的［作曲家的］推理能力所无法理解的语言，表达最深刻的智慧。”他继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