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的交响曲:一种艺术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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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背景:创作的各个阶段

对于《第一交响曲》,我们有贝多芬早期“C大调交响曲”的概念草稿,但缺少他在1799年最后创作阶段的草稿。《第二交响曲》的草稿则与之相反,保存了较早时期创作各阶段的丰富证据。贝多芬大约在1800年开始起草第一乐章,并在1801和1802年继续发展它。[30]他似乎首先创作第一和终曲乐章,随后才开始创作两个中间乐章。然而,我们却有一则关于一个G大调慢板乐章的概念草稿,记录于所谓的“凯斯勒草稿本”(Kessler Sketchbook,大约在1801至1802年使用)中。(参见谱例4,同样参见互联网谱例D)

谱例4:“交响曲行板”[Andante sinfonia],为一首“交响曲”的G大调慢板乐章而写的概念草稿(1801—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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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Kessler Sketchbook,f.8v.

这个简短的主题乐思有着丰富的内涵。它包括一个八小节的第一片段(G大调,3/8拍),标记有“圆号独奏”[Corni soli],此后跟随第二个八小节片段作为回应,标有“齐奏”[tutti]。它出现在《第二交响曲》终曲乐章的草稿之中,它的某些部分同这部作品的A大调小广板乐章开头的美丽主题相似,这清楚地表明它是为那个乐章而设计的。[31]开头乐句的两把圆号音响无疑具有着浪漫主义情调,特别是其后紧跟着乐队全奏的结束乐句。然而,尽管旋律构型部分地映射着小广板乐章的开端,它还预示着另一个著名的贝多芬主题,那就是《第五交响曲》慢板乐章的第二主题。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贝多芬在1804年早期写下了关于《第五交响曲》第一和第三乐章的重要乐思,然而他直到1807年才投入到这部交响曲的创作中。所以,这则精美的有机体(显然书写于1802年初)大概是两个不同慢板乐章的早期起源。

早在1802年3月,当《第二交响曲》还未完成,贝多芬的弟弟卡尔将这部新的交响曲推荐给布雷特科普夫与黑特尔[Breitkopf and Härtel]。然而这一交易几乎马上撤销了,因为贝多芬希望将这部作品在1802年4月的一场慈善音乐会上演出。这场音乐会最终没有举办,倘若它真的举办,贝多芬将会首演这部新交响曲,还有为钢琴、小提琴、大提琴和管弦乐队而作的D大调协奏曲、为钢琴与乐队创作的A大调回旋曲,以及一首为长笛、大管和弦乐队创作的G大调行板。所有这些除了为类似协奏曲作品而写的少量乐思以外,都没有最终完成。[32]撇开其他创作项目不谈,他继续创作这部交响曲。

1802年11月至1803年3月间,贝多芬就这部交响曲同出版商安德烈[André]展开协商,随后很快作罢只因黑特尔开出了更高的价码。这部交响曲最终于1803年4月5日在维也纳剧院[Theater-an-der Wien]首演,却又几乎经过一年之后才由维也纳艺术与工业局[Bureau d'Arts et d'Industrie]出版(按照当时的习惯,以分谱形式)。尽管这部作品的手稿和一些早期的修订抄本已经遗失,但我们了解到,贝多芬在首演之后对作品进行了修订,直到1803至1804年的那个冬天才将乐谱定稿,赶在1804年3月正式出版之前。换言之,贝多芬对《第二交响曲》的最后修订发生在他创作《“英雄”交响曲》的中期阶段。

现存的第一乐章草稿使我们能够在广义上重构它的基本形态。首先,对于慢板引子的构思从一开始显得格外重要。然而,它最初采用4/4拍,而非三拍子;它的最初陈述包括一个慢速的版本,后来成为乐章快板部分的第二主题。第一乐章其后的草稿成为我们了解贝多芬如何发展一个慢板引子和其后的快板呈示部,并将它们有机联系起来的典型教本。作曲家努力转换和改变两个部分的基本乐思,从而构成更大规模的发展进程。

快板部分第一主题的草稿始于一个主三和弦琶音,但其中还有比我们看到的更多的东西。[33]它在内容和节奏形式上过于稳定,无法满足贝多芬的真正用意。然而,它却从此逐步生成了第一主题的最后版本,其中包含着基本框架,却又将音乐素材裁剪成利于组合与拆分的短小动机单元。这是作曲家经常采用的技术。这个第一主题同第二主题产生显著对比。后者由木管声部奏出,采用进行曲式的节奏。它对节奏性内容的延伸包括了同第一主题末尾的少许相似性,而整体上则是全新的。在为呈示部向下发展而作的连续四次尝试中,贝多芬在其基本轮廓中找到了第一乐章呈示部的最终形式。有限的运动与明确的变形,甚至在这个阶段也有助于认识两个主题中动机单元的意义。一旦他确定了基本材料,并按自己的意愿抓住了乐章的精神,这种顽强的起草工作就很可能只花了非常少的时间。

进一步的草稿并未显示出最终的乐章顺序。这一点在日后的交响曲创作中更加普遍。在这里,延伸性草稿体现出的明显顺序首先涉及第一、第三和第四乐章,第二乐章的草稿并未出现。作曲家孕育这部作品的基本阶段如下:

第一阶段,1800—1801年那个冬天到1802年春天:创作第一、第三和第四乐章;

第二阶段,1801年末到1802年春天:创作第二乐章,进行第四乐章起草的收尾工作;

尽管这部交响曲的手稿遗失,里斯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据,说明贝多芬在成曲的最后阶段仍然对慢板乐章进行修订。里斯写道:

刚刚提到的D大调交响曲中的像行板一样的小广板[Larghetto quasi Andante]乐章特别引人注目;贝多芬曾经赠送给我这份乐谱,而它却不幸被我的一位朋友偷走了。这个小广板乐章谱写得非常优美、纯粹和欢乐,声部衔接非常自然,很难想象曾经做过改动。事实上,这个设计最初就是如此。然而,第二小提琴作为最重要的伴奏声部从一开始就有部分做了改动。这也包括中提琴声部的一些地方。然而,所有这些地方都被仔细划掉,让人看不出最初的样子。我为此向贝多芬提问。他则冷淡地回答“这样会更好”。 [34]

当时的评论者们发现慢板乐章的确优美,而对于终曲乐章则认为它“奇异、狂野和尖锐”。[35]它的情感的丰富性,以及规模不等的定向运动的冷酷性,超出了他们的理解。可是,虽然《第二交响曲》开辟了新的领域(事实上是他艺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同贝多芬的交响乐思在日后的高度发展相比,它却仅被视为后来交响曲作品的一个前身,而不是它所处时代的一个真正意义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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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交响曲》的扉页,归属于手稿的一份手抄副本,展现了贝多芬的献词,以及后来将拿破仑·波拿巴的名字一笔勾销的痕迹(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Vienna/Art Resource)

注 释

[1].Roger Kamien,“The Slow Introduction of Mozart's Symphony No.38 in D,K.504. “Prague”;A Possible Model for the Slow Introduction of Beethoven's Symphony No.2 in D,Op.36”,Israel Studies in Musicology,V(1990),113—130。

[2].第102—107小节。

[3].第73—88小节。

[4].例如,他的前两部钢琴三重奏的慢板乐章,《“悲怆”钢琴奏鸣曲》中著名的慢板乐章,以及《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Op.18No.6)的行板乐章。

[5].参见Kunze,Ludwig van Beethoven:Die Werke im Spiegel seiner Zeit(Laaber,1987),36。1805年,同一位评论家认为《第一交响曲》是“当代音乐会观众的最爱”,这表明了当时的反响。

[6].Kunze,出处同上,37,引用了一位匿名作者的评论,刊登在1812年的AMZ,col. 124。

[7].它开始于属七和弦,而不是主和弦。这只是其中最明显的反常之处,当然是为了让他的听众大吃一惊。海顿或莫扎特此前创作的交响曲终曲乐章都没有以如此惊人的构型发端。

[8].鉴于Kerman将它纳入贝多芬尾声创作的研究,早期尾声创作的总原则似乎是“第一主题中一些不稳定的,间断的或者插入的因素被转移到尾声中”。参见他的“Notes on Beethoven's Codas”,收录于Alan Tyson编辑的Beethoven Studies 3(Cambridge,1982),149。

[9].1811年,舒伯特最初的交响曲片段(D.2b)包括了一份为一个柔板和一个快板起草的草稿,两者都采用D大调,直接反映出它们受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的影响。舒伯特为钢琴四手联弹而作的“大二重奏”(Grand Duo D.812,1824)中的慢板乐章令人回忆起贝多芬这部交响曲中的慢板乐章。

[10].参见我的“Reshaping the Genre:Beethoven's Piano Sonatas from Op.22 to Op.28 (1799—1801)”,Israel Studies in Musicology 6(1996):1—16,其中讨论到作品28号,而不包括作品31号的三首。

[11].参见Danel Coren,“Structural Relations Between Op.28 and Op.36”,收录于Alan Tyson主编的Beethoven's Studies 2(Oxford,1977),66—83。Coren指出,这首奏鸣曲的四个乐章是通过主题相似性和其他结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特征在《第二交响曲》中也出现了许多。Coren的讨论加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对贝多芬来说,钢琴奏鸣曲的体裁是实验创作思想和方案的实验室。他可以将这些方法运用到其他作品中,尤其是他的交响曲。

[12].对于“海利根施塔特遗嘱”的最初文本(写成两个部分,分别于1802年10月6 日和10日),参见Briefe,No.106。针对他的耳聋,书信以及这份著名文献的讨论,参见Solomon,2nd ed.,145-162。正如Brandenburg根据Briefe,I,124,n.6 指出,贝多芬在此时期还遭遇腹痛。这从他自己的这份遗嘱和其他接近的观察者那里获得证明。

[13].来自Briefe,No.65致魏格勒的信件(1801年6月29日),对Anderson的译文有所修订。

[14].此处的翻译来自Solomon,Beethoven,152。

[15].1801年11月16日致魏格勒的信件(Briefe,No.70,Anderson No.54)。

[16].Richard Ellman,Golden Codgers:Biographical Speculations(New York,1973),p.ix。参见我的“Reappraising Beethoven Biography”,Yearbook of Comparative and General Literature 53(2007):83—99。

[17].艺术传记中对于这一信条的明确陈述,参见Frederick R.Karl的评论。后者是Joseph Conrad和Franz Kafka的传记作家。他的评论收录于Jeffrey Meyers主编的The Craft of Literary Biography(New York,1985),69—88。Karl写道:“一位文学题材的传记作家必须把写作对象的生活和作品相互联系起来。如果他不能达到这个目的,那么这本传记无论带给人们什么启发,都是失败的。”(69)。毫不奇怪,Karl和其他类似的传记作家所采用的方法主要依赖于对生活和作品的相互关联的心理解读。在这篇文章的后部,Karl指出,弗洛伊德对待列奥纳多[leonardo]的态度是“精神分析学家发现很难把生活和艺术联系起来”,并引用了荣格的观点,即艺术家“除了他的作品什么也不是,也不是人”。从荣格的立场来看,作为一个传记作家,Karl 多少有些多余。他认为,对Conrad来说,“文字将成为现实……无论语言和记忆带他到哪里,他都会暴露无遗……正如Conrad将过去和记忆转化为现在的创造一样,他自己也在经历着从一个有意识的行动者到一个“从他无法忽视的无意识中接受信息”的人的转变。拯救意味着转型”(83—84)。最后这句话对贝多芬式的艺术家是有启发意义的,当他们沉浸在自己高度集中的创作领域时,他们似乎能够有意识地关闭自己对痛苦和焦虑的意识。在那个世界里,贝多芬的问题无论多么困难和无处不在,只要他足够努力并坚持足够长的时间,显然是有能力解决的。

[18].J.W.N.Sullivan,Beethoven:His Spiritual Development(London,1927).

[19].Sullivan,出处同上,86—87。

[20].参见1804年5月9日和1804年8月15日的评论,二者都刊登在AMZ上,由Wayne Senner翻译并出版在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Beethoven's Compositions by His German Contemporaries,vol.1(Lincoln,NE,1995),196f.。

[21].这段引文来自他于1802年10月致布雷特科普夫与黑特尔出版公司的信,他授权两部作品由对方出版。对于这些变奏曲以及它们的相关传统源流,参见Elaine Sisman的卓越研究,Haydn and the Classical Variation(Cambridge,1993)。

[22].这个“Sinfonia”的乐思出现在Landsberg 7草稿本中,由Karl Lothar Mikulicz作为Ein Notierungsbuch von Beethoven(Leipzig,1927),110(下划线)=100,st.5。参见附录。

[23].Michael Broyles,Beethoven: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Beethoven's Heroic Style (New York,1987),119—126。Broyles提供了一份有用的图表(120f.),展示贝多芬的哪些作品被同时代和后来的研究者同法国作曲家的作品进行了比较。毫不奇怪,贝多芬同时代的作家们对他所创作的歌剧《莱奥诺拉》《科里奥兰序曲》《莱奥诺拉序曲》以及《艾格蒙特》戏剧配乐表现出强烈共鸣——所有这些都是明确的政治英雄主义或悲剧主题的戏剧作品。那些同贝多芬交响曲(第一、第四、第五和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乐章)存在联系的声明全部由Arnold Schmitz在二十世纪提出(Das Romantische Beethovensbild,1927),只有一个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舒曼对《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同梅于尔的《G小调交响曲》的比较(Schumann,Gesammelte Schriften über Musik und Musiker[Leipzig,1889],Ⅱ,169)。针对法国影响的简短总结,参见Solomon,Beethoven,138。对于Schmilz声称的直接的主题联系的质疑来自Broyles,121。也可参见Alexander Ringer,“A French Symphonist at the Time of Beethoven:Etienne Nicolas Méhul”,The Musical Quarterly 37(1951):543—565。

[24].参见Boris Schwarz,“Beethoven and the French Violin School”,The Musical Quarterly 44(1958),431—447;还有他的博士论文“French Instrumental Music between the Revolutions,1789—1830”(Columbia University,1950)。

[25].参见Mary Sue Morrow,Concert Life in Vienna,1780—1810(Stuyvesant,NY,1989),Appendices 1—2(Calendars of Public and Private concerts with programs)。

[26].参见Broyles,出处同注㉔,121ff。

[27].Alfred Einstein,“The Military Element in Beethoven”,Monthly Musical Record,69 (1939年11月):270—274;被Broyles引用,123。

[28].参见Karl Josef Mayr,Wien im Zeitalter Napoleons(Vienna,1940),特别是222ff.关于维也纳的军事要塞。Mayr(222)报道,皇家宫廷动用军队多次对市民造反和政治抵抗的征兆予以镇压,例如1805年7月。

[29].曲例是他的三首《为钢琴四手联弹而作的进行曲》(Op.45,1803),以及在“英雄”草稿本中找到的其他键盘进行曲,正值他创作《第三交响曲》慢板乐章的“葬礼进行曲”的阶段。这是贝多芬在同一时间高度而频繁采用这种体裁的例证。作品45号中的“进行曲”是这类体裁一些“轻松的版本”,而当时贝多芬正在谋划那个时代最具分量的管弦乐葬礼进行曲。诚然,Claude Palisca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个《“英雄”交响曲》的慢板乐章同法国革命时代的葬礼进行曲之间的联系,其中包括戈塞克[Gossec]的《死亡进行曲》[Marche lugubre]。这是一首在1790年代广为人知的作品,贝多芬在1792年11月之前身在波恩时或许知道该作。Palisca的观点似乎是正确的,他并不是说贝多芬一定是直接从法国样板中借鉴了主题材料用于自己的“葬礼进行曲”或其他相关作品中,而认为贝多芬对当时的法国管弦乐风格很敏感,“对它的吸收如此彻底,以至于那些有特色的词句和陈词滥调毫不费力地倾泻而出”。Claude Palisca,“French Revolutionary Models for Beethoven's Eroica Funeral March”,收录于Anne Dhu Shapiro主编的Music and Context:Essays for John Word(Cambridge,MA,1985),198—209;这则引文来自第209页。

[30].作品36号的草稿集中于柏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草稿本MS Landsberg 7中。贝多芬在1800年夏天或年末至1801年3月使用这本草稿本。对于这本草稿本中有关《第二交响曲》的草稿的详细研究,参见Kurt Westphal,Vom Einfall zur Symphonie(Berlin,1965),47—75。

[31].正如Nottebohm在他的Ein Skizzenbuch von Beethoven(Leipzig,1865),11所做的研究那样,小广板乐章的早期草稿在Landsberg 12中,59—63。关于这则G大调概念草稿独立于贝多芬《第二交响曲》的创作工作的观点出自Sieghard Brandenburg 编辑的Kessler sketchbook,Ludwig van Beethoven,Kesslersches Skizzenbuch(Bonn,1978),誊写卷,32f。

[32].参见Sieghard Brandenburg,Ludwig van Beethoven:Kesslersches Skizzenbuch,vol.1 (Bonn,1978),46f.,同时参见Richard Kramer,“An Unfinished Concertante by Beethoven”,收录于Alan Tyson主编的Beethoven Studies 2(Oxford,1977),33—65。

[33].这个三和弦序列(1—3—1—5—1—3—1)的呈现与贝多芬最终为《“英雄”交响曲》第一个主题所使用的音程序列几乎相同。

[34].Wegeler和Ries,Biographische Notizen über Ludwig van Beethoven(Koblenz 1838),77;英文译本为Beethoven Remembered(Arlington,1987),66f。

[35].匿名作者的评论,1805年1月2日刊登于AMZ。译文出自Senner,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Beethoven's Compositions by His German Contemporaries,I(Lincoln,NE,1999),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