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第二交响曲》经常被视为贝多芬从风格形成时期奋力迈向以《“英雄”交响曲》（1803—1804）为标志的全新领域的中间站。此时，即便是最热衷于追踪海顿和莫扎特对贝多芬影响的最直接线索的人，也不能否认《“英雄”交响曲》为这一体裁开创的新构架。但是，《“英雄”交响曲》的突出地位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二交响曲》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可以听到的（在我们的时代仍然可以听到）背离传统的强力之作。在强度、活力和个性方面，它超越了我们在《第一交响曲》中发现的那些温和的渐进趋势。公平而言，如果贝多芬仅仅创作了这两部交响曲，那么《第二交响曲》展现出的音乐表达的新阶段，定会对1820年代的青年作曲家们（包括舒伯特和其他更晚的人物）产生影响。[9]

《第二交响曲》中的创新之举在贝多芬于1799至1802年创作的钢琴奏鸣曲中同样可见，从技艺精湛的《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Op.22）到作品31号的三部曲，这些作品进一步夯实了他的奏鸣曲风格。[10]事实上，《第二交响曲》在音乐结构上同采用相同调性的《D大调钢琴奏鸣曲》（Op.28，创作于1801年，1802年出版）如出一辙。[11]这两部作品同时处于贝多芬探寻创作“新路”的早期阶段，而《“英雄”交响曲》则将他的探索和整个交响构思提升至一个更高的领域，并为后来的许多作品奠定了自由与复杂的根基。倘若没有《第二交响曲》的革新之举，《“英雄”交响曲》几乎无法实现。

另一个司空见惯的评价是，《第二交响曲》快板乐章的明媚和慢板乐章的恬静之美竟然没有对贝多芬日益严重的耳聋给予任何暗示。就在创作该作之时，贝多芬的耳聋情况已经越发严重。这种后来伴随终生的耳聋症状始于1796年前后（当时贝多芬年仅二十五岁），并在后来的五六年时间里逐步恶化。1801年夏天，他将耳聋的情况通过书信透露给最为信任的两位朋友——弗朗兹·魏格勒［Franz Wegeler］和卡尔·阿曼达［Karl Amenda］。1802年10月，他写下了一份悲惨的个人档案，被后世称为“海利根施塔特遗嘱”。

正如所有重要的历史档案那样，这份“遗嘱”即便反复阅读和思考也不会降低它的意义和重要性。这是一份以遗嘱形式书写的个人宣言，预备寄给两个弟弟和后辈。然而，这份文件一直被作曲家妥善保存，直到他去世后才被公诸于世。[12]在致魏格勒的信中，他报告了自己两年以来的症状：不断加剧的耳聋、痛苦和社交孤立，以及对失去职业声望的恐惧。我们拥有贝多芬的密友史蒂芬·冯·布鲁伊宁［Stephen von Breuning］的证词，以此证明耳聋对其职业生涯和人际关系的破坏所带来的巨大心理负担。

贝多芬在致魏格勒的信中写道：

他在同一封信的前部写道：

在海利根施塔特遗嘱中：

他在现实中的痛苦和焦虑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要想把这场危机与他当时的作品直接联系起来是不容易的，更不要说因果联系了。他那时的作品超越了这样一个老生常谈的事实：这种创伤无疑放大了他对脆弱和死亡的认识。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坚定了他坚持下去的决心，努力克服痛苦和损失，保持高强度的工作效率。为了展现一下他内心的力量，他在给魏格勒的第二封信中补充道：“啊，如果我能够克服它［我的耳聋］，我将拥抱这个世界”［并且］“每天都引领我距离那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目标更近些。”[15]

我们很自然地认为，一件艺术作品的情感特征应该直接反映出艺术家在创作时的普遍的情感和心理状态。但是，我们也可以同样有说服力地说，像贝多芬这样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的创造意志和他为争取目标而发挥的力量很容易导致有意或无意的分离，从而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一旦我们问“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我们就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就好像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功能良好的个体，由一种被认为是良好的稳定状态来统 治的，而不是被一种竞争、矛盾的精神力量和冲动日复一日地席卷着。这个问题涉及我们所说的传记的全部内容，不用说，我们想知道的很多东西是隐藏在视线之外的。文学传记作家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曾经就他的书写对象做出评价：“秘密的或至少是默示的生活，是我们所认为的生活的基础……作家通常会允许一些人了解他们未说出口的历史……但探视时间很短，部分领域已被严密封锁。”[16]

当早期的贝多芬传记作家们采用了这种观点，认为那些熔铸心灵与思想的作品一定反映着他主要的心理状况，他们就强烈依附于那种将作品与人生刻意统一的美学信仰。根据这个假设，贝多芬可以被描绘成一个受苦受难的浪漫主义艺术家的原型。他与残疾的斗争在他最重要的作品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17]他的失聪可以被看作是他创作出“英雄性”音乐作品的主要甚至直接原因，而他的伟大作品则是他战胜个人苦难的美学体现，是英雄战胜了逆境。这就是J.W.N.沙利文［J.W.N.Sullivan］在他讨论贝多芬“精神发展”［spiritual development］[18]的书中所持的观点。他提出了“失聪危机”与英雄主义风格之间的直接联系，认为英雄主义风格在《“英雄”交响曲》中得到了最完整的体现。这个观点不可避免地削弱了《第二交响曲》的重要性，因为像贝多芬这样拥有崇高声望的艺术家不应该在痛苦岁月中创作出生动活泼的作品，而他的这部作品也就无法达到传记作家所希求的艺术标准。因此，沙利文对《第二交响曲》半字未提。对于第四、第六和第八交响曲，他则做出如下评价：

然而，仔细研究《第二交响曲》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故事。它的特点是在乐章内部和乐章之间蕴藏着一种强烈而反复无常的情感氛围。它呼吸着新时代的精神，它以惊人的方式采用明显的对比因素，它还展现出管弦乐队（无论独奏还是组合）的新音色，它预示着更高层次的循环统一和表达。这在贝多芬的许多作品中成为了一种常态。一位当代评论家认为它的“深度、力量和艺术见识都是独一无二的”，而另一位评论家则认为它“充满了新的、原创的构思……然而，缩短某些段落，牺牲许多过于奇怪的转调，会使它受益”。[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