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演与意义

1800年4月2日，维也纳城堡剧院［Burgtheater］见证了一场贝多芬新作慈善音乐会，其间穿插了海顿和莫扎特的作品。这场音乐会（作曲家本打算更早上演）成为贝多芬为赢得公众认可而战的关键一步。音乐会的节目单出现在维也纳的报纸广告和《大众音乐报》［Allgemeine Musikalische Zeitung］的一则评论中（尽管节目单的细节并不齐全）。后者称它为“长久以来最有趣味的公众音乐会”。[24]

其中的一些暗示显而易见。按照传统，贝多芬在音乐会一头一尾各安排一首交响曲，并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尾部。然而，贝多芬却选择将莫扎特的交响曲而非当时在世的海顿的作品作为开场，由此产生前后的对比和竞争关系。或许，贝多芬出于对海顿作品的尊敬，有意将《创世纪》中的两个歌唱片段置于音乐会曲目中，而该作恰于一年前在城堡剧院首演。作为这场音乐会中的钢琴家，贝多芬同样希望获得公众对其个人独奏和即兴演奏的赞誉，尽管我们今日并不知晓当日采用的主题（或多个主题）是什么。我们也并不确定他演奏的究竟是哪部钢琴协奏曲，虽然它很可能是《第一钢琴协奏曲》，因为《第三钢琴协奏曲》在当时尚未完成。通过巧妙的曲目设计，贝多芬还将具有嬉游曲特征的七重奏置于两部交响曲之间。他确定这首作品必然受到公众欢迎，以便引导他们从容接受那些更为艰难的新作品。[26]

《大众音乐报》的评论对乐队演奏员们言辞苛刻，并且提及究竟由谁指挥这场音乐会的纷争。“贝多芬不信任康提先生［Mr.Conti］的指挥（意大利歌剧管弦乐队的指挥），而唯独信任拉尼茨基先生［Mr.Wranitsky］。”[27]评论指出，管弦乐队不想在他的麾下演奏，于是演出得非常拙劣：“在交响曲的第二部分，他们的演奏松懈涣散，无论怎样都拾不起个儿。一帮人的演奏令人怒不可遏，唯有木管声部例外。”[28]

在1795至1800年的五年时间里，贝多芬以钢琴家和作曲家的身份成为维也纳的风云人物。他于1795年出版了自己的钢琴三重奏（Op.1，每首包括四个乐章），并在其后一年出版了同样新颖而别具一格的钢琴奏鸣曲（Op.2）。他作为海顿音乐艺术的继承人扶摇直上，并在莫扎特去世后的新世纪档口捍卫着自己的艺术雄心。为了强化创作技巧的学习和训练，他成为海顿的门徒学习对位法；后来由于对海顿的松懈指导感到失望，转而投奔当时的对位法大师约翰·格奥尔格·阿尔布雷西茨贝格［Johann Georg Albrechtsberger］。[29]为了对他的使命感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争取完全自由的紧迫性加以总结，贝多芬在1794年的一张草稿页上写道：“又是半年的对位法学习，他将得心应手。”[30]

对于当时的评论者而言，《第一交响曲》展示出贝多芬的创作技术，尽管首演时的乐队表现逊色。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同他“最近的钢琴作品”相比，显得并不是那么前卫。[31]然而，对于那些身处十九世纪较晚时期，并能够对贝多芬全部交响曲充分了解的评论者们而言，这部《第一交响曲》则是一个羞怯而谨慎的开端。柏辽兹曾经坦陈，“这是一种美妙的音乐：清晰、活泼……冷峻，有时甚至严肃——正如最后的回旋曲乐章——充满了音乐童心；总之，贝多芬不在这里。”[32]

虽然柏辽兹对贝多芬的作品和风格极为敏感，但他的言辞似乎有些言过其实。仔细研究整部交响曲，尤其是它那生动活泼的谐谑曲乐章，就会发现它确实如唐纳德·弗朗西斯·托维［Donald Francis Tovey］所言——“向十八世纪告别”。除了一些怀旧的、令人舒适的古典特征外，这部作品中的许多段落和创作手法直接指向日后的贝多芬。[33]

注　释

[1].弗朗兹的儿子斐迪南·里斯（Ferdinand Ries，1784—1838）在大约1801年成为贝多芬的学生，并拥有作为作曲家和钢琴家的职业生涯。1807至1808年，他曾经在巴黎谋职；1808至1809年再次回到维也纳，后来于1813年辗转到达英格兰，并在那里展开自己的职业生涯。他对贝多芬的回忆录是同贝多芬在波恩时代的好友弗朗兹·魏格勒［Franz Wegeler］共同执笔的，出版于1838年，一直是重要的研究文献。斐迪南·里斯的钢琴作品显示出他作为作曲家的职业才华，并在最近被Susan Kagan演奏录音。

[2].关于身在奥廷根—瓦勒斯坦的赖歇，参见Sterling Murray，“The Symphony in South Germany”，收入Mary Sue Morrow和Bathia Churgin主编的The Eighteenth-Century Symphony，318f.，322f.。

[3].1784年时，这支管弦乐队包括二十七名乐手，它比曼海姆的乐队要小，但是对于波恩的官廷却是合适的；1791年，乐队人数达到三十九人。对于欧洲十八世纪晚期的管弦乐队规模研究，参见Neal Zaslaw和John Spitzer，The Birth of the Orchestra：History of an Institution，1650-1815（New York，2004），Appendix；对于1754至1796年间的一个便利的查阅列表，参见Mary Sue Morrow和Bathia Churgin 主编的The Eighteenth-Century Symphony，76。

[4].贝多芬早年生活在波恩，对于这样一个音乐中心的生动描绘，参见TF，第四和第五章；对于贝多芬作为中提琴手的介绍，参见TF，95。但是，对于这些情况的最为综合的论述，参见Ludwig Schiedermair，Der Junge Beethoven（Leipzig，1925）。

[5].参见我的评论，BML，30f。

[6].关于尼夫艺术生涯的概观，参见Peter Clive，Beethoven and His World（Oxford，2001）。247。

[7].BML，36，引自Leslie Sharpe，Friedrich Schiller：Drama，Thought and Politics（Cambridge，1991），29。

[8].参见Maynard Solomon，“Beethoven and Schiller”，出自Robert Winter和Bruce Carr编辑的Beethoven，Performers，and Critics：The International Beethoven Congress Detroit 1977（Detroit，1977），163。这篇文章后来以修订形式再现于Solomon的Beethoven Essays（Cambridge，1988），205—215。最近关于尼夫同格罗斯曼剧院公司关系的有价值的研究是Ian Woodfield，“Christian Gottlob Neefe and the Bonn National Theatre，with New Light on the Beethoven Family”，Music and Letters 93/3（2012）：289—315。

[9].例如，来自席勒戏剧的引文出现在1792年11月贝多芬离开波恩时的友人签名册里，而他对《唐·卡洛》（Don Carlos）的引文则出现在1793年的另一本纪念册里。贝多芬后来对席勒戏剧的提及证明这位人物经常萦绕在作曲家的头脑之中，具体参见他的信件。例如，他于1819年寄给鲁道夫大公的信件，当时大公刚刚被正式任命为奥尔米茨的大主教（Briefe，No.1292，1819年3月初）。

[10].1793年记录的接受者是Theodora Vocke；参见Joseph Schmidt-Görg，“Ein Schiller-Zitat Beethovens in Neuer Sicht”，in Musik，Edition，Interpretation，Gedenkschrift Günter Henle（Munich，1980），423—426。

[11].参见我的“Beethoven as Sir Davison”，Bonner Beethoven-Studien 11（2014）：133—140。

[12].参见Solomon，“Beethoven and Schiller”，Beethoven Essays，211和347 n.25。

[13].Carl Schachter,“Mozart's Last and Beethoven's First:Echoes of K.551 in the First Movement of Opus 21”,Mozart Studies,由Cliff Eisen主编(Oxford,1991),227—252。

[14].同这部交响曲的行板乐章最为接近的是《C大调弦乐四重奏》（Op.18 No.4）的C 大调3/8拍的慢板乐章，标注着“行板速度的谐谑曲，等同于小快板”（Andante scherzoso，quasi allegretto）。这个乐章同样以一个赋格式的呈示部开头，并同《第一交响曲》3/8拍的行板乐章有许多相同的细节特征——但是这个四重奏乐章在总体上拥有更加突出的成就。

[15].也可见多年之后，他于1817年在节拍器标注的位置上写下：二分音符＝108。

[16].对于Kafka草稿散页中的C小调交响曲草稿参见Joseph Kerman，Beethoven：Autograph Miscellany from circa 1786 to 1700（London：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1970），vol.Ⅰ，fols.70r-v；Ⅱ，175f.。它早在1913年就由Fritz Stein出版，SIMG，xiii（1912）：131—132。Barry Cooper对它做了简短评论，参见他的Beethoven，23f.以及Wyn Jones，The Symphony in Beethoven's Vienna，155f.，他发现这份记录“揭示了作曲家对紧张的、精力充沛的、狂飙突进的术语的熟悉。”

[17].包括两首钢琴三重奏（Op.1，No.3；Op.9，No.3）和钢琴奏鸣曲（Op.10，No.3）。

[18].Kerman，Beethoven：Autograph Miscellany Ⅱ，228（这本杂录的folio 88r）；参见Lockwood，BML，57f。

[19].我所想到的乐章包括《C小调三重奏》（Op.1，No.3）中如歌的行板，或者《钢琴与木管五重奏》（Op.16）中与之平行的乐章（其草稿被记录在相同草稿页的反面）。

[20].正如科尔曼的建议，出处同注⑱，Ⅱ，291。科尔曼假设同页之后的草稿（标注着“Zum andante”，F大调）是有关这个乐章的进一步乐思，转调至F大调。

[21].科尔曼，出处同注⑱，第一乐章的草稿在fols.71v；56f；127f；158f；小步舞曲的草稿在fols.59r；128v；159r。对于Fischhof草稿合集，参见Douglas Johnson, Beethoven's Early Sketches in the“Fischhof”Miscellany，Berlin Autograph 28,2 vols. (Ann Arbor,1980)。

[22].Johnson,vol.1，466f.

[23].对于这些“C大调交响曲”草稿的深入讨论，参见Johnson，Beethoven's Early Sketches，vol.Ⅰ，461—469，完整的谱例在vol.2，163—176。

[24].AMZ3（1800年10月15日），译文参见Wayne Senner编辑的The Critical Reception of Beethoven's Compositions by His German Contemporaries（Lincoln NE，1999），vol.1，162f。

[25].H.C.Robbins Landon在他的Haydn：Chronicle and Works（London，1976-80），vol.4，p.545指出，可能是《“布拉格”交响曲》（K.504）或《G小调交响曲》（K. 550）。Johnson在“Beethoven's Early Sketches in the‘Fischhof’Miscellany”，975中认为是《“林茨”交响曲》（K.425）。虽然这个问题至今因为缺少证据而无法定论，我却发现莫扎特交响曲No.39—41的首版由André于1790年代出版，只有第39号正如贝多芬的节目单所示在这个版本（1797）中被标注为“大交响曲”［grosse Sinfonie］，而其他两首（分别出版于1794和1793年）仅仅标有“交响曲”［Sinfonie］。具体详情参见Köchel-Verzeichniss，K.543，550，551。

[26].Harry Goldschmidt，“Beethoven in neuen Brunsvik-Briefen，”Neues Beethoven Jahrbuch 9（1973—1977）：109，显示这首七重奏已经于1799年12月在私人场所演奏，由Schuppanzigh带领的一个小乐队。他希望用来自《创世纪》的引文作为这部作品的标题的决定，来帮助我们解释Dolezalek后来转述的贝多芬颇具讽刺和半开玩笑的评价——“这是我的‘创世纪’”。

[27].这里提到的是保罗·拉尼茨基（Paul Wranitsky，1758—1808）。他是一位捷克作曲家，是安东·拉尼茨基（Anton Wranitsky，1761—1820）的哥哥，同样是一位杰出的维也纳音乐家。有关拉尼茨基兄弟和他们的交响曲，参见Wyn Jones，The Symphony in Beethoven's Vienna，第四章。

[28].评论参见AMZ3（1800年10月25日）。

[29].参见Nottebohm，Beethovens Studien。关于贝多芬向海顿、阿尔布雷西茨贝格和萨列里学习的研究，参见Julia Ronge，Beethovens Lehrzeit（Bonn，2011）。最近，Ronge首次以完整形式出版了贝多芬向他的老师们学习的文献材料，Beethoven Werke，ser.ⅩⅢ，vol.Ⅰ。

[30].参见NⅡ，566，以及Ronge，出处同上，55f。

[31].参见例如1806年的评论，收录于Senner编辑的著作中，出处同注㉔，I，164。

[32].Beethoven by Berlioz：a Critical Appreciation of Beethoven's Nine Symphonies，由Ralph De Sola编定并出版（Boston，1975），14；这些文本最早收录于柏辽兹的Atravers chants（Paris，1862）。

[33].有关这个柔板引子对第一乐章快板基本结构的预示的进一步讨论，参见我的“Beethoven's First Symphony：A Farewell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收录于由Lockwood和Edward Roesner主编的Essays in Musicology：A Tribute to Alvin Johnson，（Philadelphia，1990），235—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