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恩的交响曲、歌剧和戏剧

1780年代，波恩的选侯宫廷拥有一支技艺高超的管弦乐队和一座雄心勃勃的歌剧院。二者均受到1784年即位的选侯马克斯·弗朗兹［Elector Max Franz］的鼎力支持。马克斯·弗朗兹是一位充满热情的音乐爱好者、莫扎特的崇拜者，以及一位真心盼望在波恩举办高水平音乐演出的资助人。马克斯·弗朗兹招募优秀演奏者的一个结果，使年轻的贝多芬在这个地方宫廷有了同杰出演奏者接触的机会。波恩宫廷管弦乐队的领导者和首席小提琴家是弗朗兹·安东·里斯（Franz Anton Ries，1755—1846）。贝多芬曾经跟随他学习小提琴演奏。[1]1785年，贝多芬应该还结识了才华出众的波西米亚大提琴家兼作曲家约瑟夫·赖歇（Joseph Reicha，1752—1795）。他从德国南部的奥廷根-瓦勒斯坦因［Oettingen-Wallerstein］宫廷来到波恩，并携侄子安东·赖歇［Anton Reicha］一同抵达。安东后来成为法国重要的音乐理论家和教育家。[2]贝多芬在波恩末期邂逅的其他一流弦乐演奏家包括技艺超群的大提琴家伯恩哈德·隆伯格［Bernhard Romberg］和他的堂弟小提琴家安德烈·隆伯格［Andreas Romberg］。他们两人后来都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音乐人物。此外，贝多芬还结识了圆号演奏家尼古拉斯·希姆洛克［Nikolaus Simrock］，后者日后成为波恩一位重要的音乐出版商。[3]这样一个活跃的市民环境，使得当地的音乐爱好者们能够听到由当时一系列作曲家创作的最近和最新的音乐，包括海顿和莫扎特的管弦乐佳作。

在这样的背景下，十几岁的贝多芬，波恩音乐家的儿子和孙子，成长为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天才。除了作为钢琴家和崭露头角的作曲家而刻苦学习之外，他还在管弦乐队中为歌剧和交响乐演奏中提琴。[4]这些早年参与高水平音乐表演的经历，令他初到维也纳时依然记忆犹新。那时，他不得不依靠赞助人团体或者自身的力量组织和举办慈善音乐会。[5]

尽管管弦乐队的规模没有后来那么大，但交响乐与家庭音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且交响乐和歌剧、话剧等公共艺术形式之间的潜在相似性是显而易见的。在1780年代早期，当贝多芬刚刚开始尝试作曲时，戏剧在包括波恩在内的德语区的所有重要城市中，正经历着一场变革。“国家”剧院早在1770年代初就已经在帝国首都维也纳和各个地方宫廷（包括波恩）蓬勃涌现。

在这些年里，从莱辛［Lessing］开始，新的德国文学大师们在戏剧创作上达到了他们的第一个高峰。他们抛弃了传统的情节，转而支持个人之间的冲突，有时还反对既定的社会规范。他们的作品摒弃了高谈阔论的角色，取而代之的是像观众中的公民一样说话的日常角色。在波恩，支持这一新趋势的人包括1779年来到波恩的克里斯蒂安·戈特劳勃·尼夫［Christian Gottlob Neefe］，他于1782年成为宫廷管风琴师，也是贝多芬最重要的早期音乐老师。尼夫也属于巴伐利亚的光照会成员，这是共济会左翼的一个团体组织，在政治和文学上大力提倡新的进步思想。[6]

在1780年代，波恩市民可以感受到当时在莱茵河对岸的巴黎爆发的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这种变革很快就会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中爆发。在德国的州和城市，尽管害怕血腥的革命，艺术家和作家们却被法国的动乱及其背后的新政治思想所鼓动。对他们来说，这其中夹杂着对康德新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热情。在戏剧方面，弗利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是始作俑者。他的第一部戏剧以其表达的力量和社会动荡的信息震惊了公众。以下是一位评论者对席勒早期戏剧《强盗》［The Robbers］在1782年1月曼海姆首演时的描述：

同年晚些时候，格罗斯曼剧团［Grossman company］在波恩演出了同样的剧本。格罗斯曼剧团的负责人是波恩歌剧和话剧制作的主要人物。他与贝多芬的家庭关系很好。[8]格罗斯曼剧团的音乐总监正是尼夫。席勒强有力的戏剧激发了德国年轻一代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雄心壮志。贝多芬一生对席勒的敬仰也在这一时期和这一背景下生根发芽。[9]

毫无疑问，青年贝多芬的音乐榜样是海顿和莫扎特，尤其是莫扎特，而巴赫对贝多芬晚年的创作影响更大。但席勒的戏剧（包括精心设计的情节、令人信服的角色和英雄主题）对观众的直接影响力，很可能为贝多芬提供了一个日后在其管弦乐创作中展开的宏大图景：煽动大众抵达前所未有的情感深度的能力。虽然贝多芬对歌德作为德国文学巨擘崇拜有加，但他却不满歌德作为宫廷诗人的角色和做派。他对席勒的崇敬之情尤为突出，特别是在1805年席勒去世后变得更加强烈。

贝多芬熟记席勒戏剧中的许多段落，并在书信和谈话中引用它们。当贝多芬于1792年离开波恩前往维也纳时，朋友们赠送给他的告别纪念册中有三处引用了席勒《唐·卡洛》［Don Carlos］中的文字。不仅如此，贝多芬在1793年抵达维也纳的头几个月里，也从这部戏剧中抄写了一段文字，表达了他最初置身维也纳社会的心境：

贝多芬后来在写给他的资助人和学生鲁道夫大公的信中，把自己比作“戴维森爵士”，席勒的《玛丽·斯图亚特》［Mary Stuart］中的一个人物。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必解释这个暗示。[11]从早年开始，贝多芬就受到了与席勒相同的信念的鼓舞，即人类的进步潜力和政治自由。早在1790年代，他打算为席勒的《欢乐颂》［Ode to Joy］创作音乐，最终到他的《第九交响曲》方才实现。贝多芬晚年的见证者弗朗兹·格里帕泽［Franz Grillparzer］和卡尔·霍尔兹告诉我们，贝多芬“非常尊敬席勒”，“贝多芬在席勒的诗歌中强调了构成他自己信仰的一切”。[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