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原始舞蹈在氏族社会中的发展（上）

舞蹈艺术从萌芽状态经过酝酿到最后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年代。在氏族社会中又经过若干万年的发展、成长而进入成熟期。

近年来随着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在全国各地发现了相当丰富的乐舞及与之相关的文物和文化遗迹，其中具代表性的有出土于甘肃、青海地区马家窑文化中绘有舞蹈场景的彩陶器。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具有独特风格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广泛，内容丰富，按地层叠压关系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种类型。经科学测定年代，其中较早的石岭下类型为公元前3813±175年，马家窑类型为公元前3100±190年，半山类型约在公元前2600—前2300年，马厂类型约在公元前2200—前2000年，前后延续近两千年[12]。据考古专家研究，马家窑文化的居民，以氏族或部落为村寨聚居，生活资料来源以农业生产为主，而辅以狩猎。早期还处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图5 青海大通出土彩陶盆上的舞蹈画面

1973年秋，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一座马家窑类型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绘有舞蹈纹饰的彩陶盆。这是迄今为止出土文物中可确定时代的最古老的一幅原始舞蹈场景图，它为探索我国氏族公社舞蹈提供了难得的形象史料。

这件彩陶盆的彩绘技巧，也充分显示了当时人们从实践中积累起的艺术构思和表现能力，这和图中所反映的舞蹈艺术水平是一致的。舞蹈图位于陶盆的内壁上部，共分三组，每组五人，组与组之间以弧线纹相隔。舞人动作统一，牵手而舞。只是两端舞者不与舞伴相牵的那只手均画作两道，这很可能是这位氏族画家的奇思妙想，以化静为动的手法来表现手臂的上下舞动。以增强画面的动感。由此可见这位画家观察生活的细致入微和表现功力之强。创作者对画面空间的利用也十分巧妙：你可以设想，当盆底注上清水的时候，画面就会造成一种人们似在泉边池旁、林莽花丛中婆娑歌舞的意境；而如果把盆底设想为一方火塘，或一堆熊熊篝火，则又会形成一幅烈焰熊熊、火炽情热，年轻的氏族成员们围火欢舞的景象。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这场五千年前的氏族舞会场面：明月当空，蓝天上星光点点。旷野上响起了热烈欢快的召唤声，伴和着土鼓、石磬等乐器激越恣肆的音调，随风飘荡在漫无边际的夜空中。结束了一天辛勤劳动后的氏族成员们，成群结队，奔向在黑夜里显得那么亲切、那么神秘深邃的旷野。他们身披兽皮和麻布，装饰上象征某种动物的头饰和尾饰，佩戴着骨珠、兽牙、蚌壳等串起的饰物，投身在大自然的怀抱里，随着震撼人心的强烈节奏，无拘无束地唱着、跳着、歌啸着，毫不矫饰，毫无保留，向着青天大地，袒露自己的真情怀、真性格，倾诉自己的所欲所感。“惟乐不可以为伪”，这是一幅多么淳朴纯真的原始先民生活图景。

从画面看，舞人服饰划一，动作也相当整齐，头饰（似是发辫或饰物）摆向一致，尾饰（腿旁翘起的尖状物）也均朝一个方向，说明他们的动作、节奏、韵律都是很统一的。

以后，在马家窑文化遗存中，又相继出土了几件舞蹈纹彩陶器。其中甘肃武威市出土的一件彩陶盆，器形近似大通盆，舞蹈图也绘于盆内壁上部，舞蹈者分隔为两组，每组九人，携手共舞。动作、服饰也都整齐划一，只是绘画技法更加简单抽象，头和臀部都画作圆点，上体和四肢都是一条直线。值得注意的是腹部以下的下肢部位均画作三道，其中两道应是双脚，另外一道代表什么呢？引人猜疑。可能是长长的尾饰，但若联系大通盆舞蹈纹两端舞者的手臂均画作两道来推测，这是否可能也是在运用化静为动的技法来表现舞步的移动呢？如果是后者，就形象生动地描绘出了舞者小步侧向移动的轻盈舞姿，莲步款款，摇曳生风，表现出和大通盆上舞蹈场景不同的风格，缓歌曼舞的神韵毕现于静止的画面之中，这样的表现技法出自原始时代的画家之手，不能不令人惊叹。

另一件舞蹈纹彩陶盆出土于青海宗日遗址。内壁上部绘有两组舞人，但人数不等，一组十一人，而另一组则为十三人。动作服饰一致，也牵手而舞。绘画手法接近武威彩陶盆，人物头部和腹部均画成圆球状，但腹部更加夸张，明显增大，似乎是短裙，也可能是象征受孕，用以表示祈求丰产。

此外，还有甘肃酒泉出土的一件双耳彩陶罐，罐外壁绘有六组舞者，每组三人。舞者身材苗条修长，细腰长裙，动作一致，但互不牵手而各自双手叉腰扭舞。呈现出又一种舞蹈风情。

这几幅舞蹈画面上都没有出现乐手和乐器，但在集体舞蹈中，动作的协调、转换，队形、地位的变化，节奏强弱交替，都是离不开音乐提示的。可以推知，这一舞蹈的音乐伴奏，如果不是舞人自身的歌声、踏步声，大概也不会是土缶、石斧的简单击打，而应具有一定水平了。马家窑文化中曾有多件精美的彩陶鼓出土，在青海宗日遗址中，与彩陶盆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陶埙，至今还能吹奏出悠扬的旋律。马家窑文化是受仰韶文化影响发展起来的。在出土这件彩陶盆的墓葬中，伴出的还有穿孔的海贝、骨珠等装饰品和纺轮，说明人们已经知道剥取野生纤维或羊毛来纺线织布。当时人们不仅能穿上用兽皮、麻布缝制的各式衣服，并且还知道笄簪束发，用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来打扮和美化自己，已有了较高层次的审美追求。从这几件彩陶盆上所描绘的舞蹈情况看，一致的动作，整齐的队形，特定的服饰，说明这一氏族中已有了用于某种固定目的的传统舞蹈。为了流传这些舞蹈，氏族中就必然会有舞蹈的保存者、传授者和组织者，这在原始舞蹈发展史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进步。

这种情况和当时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及精神文化水平是相适应的。从这几幅舞蹈图的画面布局分析，制图者已具有明确的空间感，掌握了结构的和谐、匀称、对比、平衡等美感法则。画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数和形的概念，例如舞队的分隔和人数。可能也还有了对数的某种信仰心理，就像现代还有些人喜欢“八”厌恶“四”，忌讳“十三”那样，古代有的民族还有以数的单、双来占卜吉凶的习俗，这些舞蹈图的作者们似乎就有喜欢单数而不太喜欢双数的心理。从现在发现的这些图上看，所有各组舞者都以单数组成，或三，或五，或九，最明显的是宗日彩陶盆，画上全体舞者二十四人，分为两组，但画家并没有平均分为每组十二人，而分成了一组十三人，另一组则是十一人。这难道纯属偶然？还是反映了当地先民的一种信仰习俗呢？值得注意研究，很可能也是探索这几件舞蹈盆族属的一条线索。关于彩陶盆族属问题，根据马家窑文化遗址的地望判断，这里远古时期族群众多，也是后来史书泛称西羌、氐羌、羌戎的古羌人活动中心地区，因此，一般认为，属于古羌先民族群的可能性比较大。古羌人历史悠久，是较早进入中原地区的族群之一，也是后来华夏、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汉藏语系的许多民族也都有渊源关系，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这些舞蹈纹彩陶器集中出现在这一地区，并非偶然。它说明生活在这里的我们祖先，通过氏族群体长时间坚持不懈的辛勤劳作，不仅提高了生产和物质生活水平，而且发展起极富想象力的创造智能，把人类社会文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们热爱生活，热爱艺术，能歌善舞，创造了风格形式丰富多样、相当成熟的乐舞文化。

除了马家窑文化中的舞蹈纹彩陶器外，20世纪80年代还曾在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一幅罕见的地画祭祀舞蹈图。时代距今约八千至七千年，略早于马家窑文化。画面中原有三人形象，一人已漫漶难辨，较矮小，似为儿童。残存二人，一人似为男性，旁一人胸部隆起，似是女性。两人并立，作同一姿态：左臂曲肘上举至头部，右手下垂，手中似握有一棒状物：双脚交叉作舞。关于此画内容，学者尚有不同意见，其中较有影响的一种看法是：这是一幅夫妻（或兄妹）歌舞祭祖或是为亡故亲人举行的丧舞图。[13]

1985年，广东曲江石峡文化遗址的早期地层中，出土了一块拍印有舞蹈图的残陶片，年代约距今六千至五千五百年，残存画面并立五人，互相手拉手，自左至右：第一人下肢已残缺，上半身面向前，第二人面向右侧，脑后可见长发，第三人稍向左侧，右足微弯，似正在向旁迈步，第四人与第一人同，第五人只残存下颚与肩部，但可看出与第二人同。可见陶拍模具是三人一组，连续拍印，就巧妙地构成了一圈完整的舞队。这块碎陶是一件大型折肩罐的肩部残片，可以想见，当此罐完整无损时，肩部当呈现出一队舞人牵手环舞的欢乐场景，它真实地反映了氏族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在长江流域，江淮地区的安徽临泉新石器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一件经过人工打磨的鹅卵石，石上刻着一个舞人，头部上宽下锐，呈倒三角形，头上立着三根短发，双臂曲肘下垂，两脚成里八字形。刻纹虽然稚拙简陋，但形象很生动。

图6 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地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