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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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怎能忘记那一方山水——序《乌云散尽艳阳天》

秦香丽

与刘明恒老师相识,实属偶然。那时我正在读博一,师兄周航发来一部长篇小说《土地》(当时阅读的是初稿,名字叫《农民与土地》)让看一看。或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或许是我对小说中的生活较为熟悉,更或许是我喜好“挑三拣四”,我对刘老师的《土地》指手画脚,大到人物塑造,小到标点符号,都做了不少的修改。原本以为自己的不知轻重会触怒一个近古稀之人的作家,但刘老师却没有指责我,而是认真对待,甚至将我的胡言乱语记录下来。而后,他又让我将意见整理成文,写成一篇评论。说实话,给《土地》写评论并非一件易事。我一度想将近20年的乡村记忆抹去,或者说不要轻易去碰触它。因为每一次回忆都会惹得泪流满面。但是乡村的记忆又怎能抹去呢?因此,每一次对乡土文学的研究都是一次痛苦而忧伤的过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刘老师深表钦佩。他能够自如地进入自己的乡村记忆,又能将之视为一种使命,督促自己的写作。

《乌云散去艳阳天》收录的绝大多数文章,我已经读过,似乎驾轻就熟,可一旦下笔,却不知道从何入手。但能够感受到一个与乡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的心声,他没有任何的噱头,只是忠实的记载当下乡村的“变”与“不变”。“变”的是乡村人的迁徙与流动,以及乡村世界的协调性的被打破;“不变”是乡村亘古如斯的伦理道德与自在法则,还有永恒的“真善美”等普世法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工伤事故而萎靡的男人们,看到情感饥渴的留守的女人们,看到面临种种诱惑的打工妹,看到想进城读书的留守儿童们,以及耄耋之年的老人们和接受城市观念的年轻人们。牛家耕(《乌云散去艳阳天》)、细狗(《天大的事》)、韩大山(《桂花嫂》),这些从乡村走出的男人们,或深陷囵圄、或丧失了生命力,或失去了人的本性。《去天堂上学》中山妮为了能进城读书,却因春运避免超载而窒息在行李箱内。《诱惑》表面上写打工妹张晓芹的诱惑,实际上写的是人面对金钱时如何选择!是堕落还是坚守自我,小说给出了答案。

我们也可以看到坚守着乡村伦理与法则的父辈们,在某种程度上又给子女的命运平添了几分戏剧性。《跨过那道坎》中春狗与宝珠爱情的悲剧性,则是强大的族群伦理在作祟。而《喜事忧事烦心事》中的小闹剧则是父辈们的固执己见。乡村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崇尚礼尚往来,可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因此,自然充满了算计。牛跃进夫妇为了捞本,坚持要为儿子办婚礼,而儿子却提倡节俭,参加外来工集体婚礼而拒不回乡办婚礼。

不管从哪一个层面,刘老师写的均是乡村的世态人心。无论外界如何变化,人总得面对自己的内心。小说《乌云散去艳阳天》中,牛家耕因想逃离“狼窝”,在正当防卫时无故杀人,他逃回了乡村,开始了灵魂的挣扎。他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中。他既不忍毁掉别的女孩的幸福,哪怕是一个妓女,也不能忘掉一个儿子的不敬,因此,他活在挣扎中,只能正视过去才能迎来一片“艳阳天”。同样的唐忠球(《天大的事》)也有着类似的经历。作为逃犯,他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男人、儿子和外来户,他却是有情有义的。这种特殊的乡村式的“罪与罚”读来令人扼腕。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天大的事》中,细狗虽保住了命,却失去了生育能力,全家人围绕如何让媳妇枣花怀孕而发生了矛盾,当孩子真的生下来时,他却自杀了。他的自杀毋宁是对乡村旧观念的一种反抗,不如说是对自我生命的一种检视。

在这世态人心中,渗透着刘明恒老师的热望。他写出了乡村的善,写出了乡村的净化,把乡村当作拯救灵魂的良药。所以,他让迷失的人回到故乡,让善良的人坚守家园,让痛苦的人得到解脱。不仅如此,他还让乡村变得有希望,孜孜不倦地寻找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出路——那就是集生态、经济效益于一体的乐土。作为一名退休的官员,他念念不忘家乡的发展,他知道这一切还有赖于当地的父母官。为此,他写到了改革前后官员的变化(《畜牧站长》)。

作为一名女性读者,你会觉得小说集中的部分小说有些粗俗,特别是人物的语言。但熟悉乡村生活的人们一点也不会奇怪。一个乡村的激情,总是有那么几个不吝于粗鄙的人点燃,而他们往往是女人。女人是乡村的灵魂,很难想象一个没有乡村的女人会是什么样的?它一定是空洞的,一定是寂静的。热心的媒婆菊英(《乌云散去艳阳天》),秀嫂(《越过那道坎》),淳朴善良的桂花嫂(《桂花嫂》),还有那群泼辣的媳妇枣花(《越过那道坎》)、丹丽(《喜事忧事烦心事》等,均是体现。

在一个城市化高歌猛进的时代,刘明恒老师仍然在一些耳熟能详的问题,那就是“启蒙”。正因为如此,他是寂寞的,但又是幸运的,因为正是他的坚守让他触到了当下农村的脉搏。掩卷深思,一切是那么的复杂。历史是惊人的重复,你会发现中国城市化下的农村,发生着的仍然是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竭力想解决的的问题。如何去化解乡村的愚昧,如何去破解乡村的权力纠结,如何去破除乡村的种种弊病?新和旧,传统和现代等纠结在一起。这些题材让当下某些作家来处理,或许会惊心动魄。但刘明恒老师的题材始终是平铺直叙的,有一种大智若愚的感觉,似乎对精巧的技艺不屑一顾,只是用一个诚心去写作。

俄国著名的小说家契诃夫对俄国作家蒲宁十分赏识,认为蒲宁的中短篇小说“不是以外在的趣味性、离奇性和人物的明显特殊等来取悦读者,而是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似乎极其平常的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从这些我们看到过许多次,但是从来也没有留心,也不觉得稀奇的日常现象中,发掘出令人深思的哲理。”刘明恒老师的写作何尝不是如此。或许,他并没有开出良方。但又有哪个作家开出过良方呢?

刘明恒将《乌云散去艳阳天》作为小说集的名字,其实也是对当下乡村命运的一个期待。这样的结局如同他的写法一样,或许也有些陈旧,但每一个作家只能带着自己的印迹走进新时代。所以这样的小说,属于刘老师一个人,但也属于那个时代的每一个作家。

写到这里,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低头伏案的老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纸上乡村”,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与“桂花坪”息息相关。

20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