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中世纪初期的艺术

这个时期有时又被叫作罗马时期。

为了方便人们研究艺术这门学科，艺术史学家把艺术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这种划分虽然并不完全合理，但为了方便，我们也只好延续使用了。比如罗马奈斯克时期被艺术史学家划分到一个世纪之前，就有很多人对此难以理解。纳西斯·德·高芒发明“罗马风格”这个词，用以形容从查理曼大帝到10世纪出现哥特式建筑这一时期的欧洲建筑。它本来主要是指建筑艺术，发源于罗马人的建筑艺术中有关宗教方面的建筑艺术。

大多数人都很厌恶逻辑，因为人类这种动物并非那么理性，他们不会按照任何时间表做事，所以世界各地的罗马式风格并非在同一时间同时停止。意大利人把哥特式风格看作是野蛮的发明，所以看不起这种建筑。那些野蛮的高卢人居住在阿尔卑斯山的山后，一直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之中。所以直到15世纪初，意大利人依然保持着罗马式的建筑风格，就算有所变动，也不过在原有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已。我们偶尔看见的一两年前建筑的教堂还是罗马式的，由此可见一斑。

那种按照9世纪、10世纪和11世纪的人们所要求的风格建造的罗马式教堂，其表现的内容已不为今人所理解。在艾克斯拉沙佩勒、佛罗伦萨、拉韦纳以及施佩尔这些保持了罗马式风格最完美时代的建筑的完整面貌的地方，千年以来，这些城市的建筑都未曾有什么变化——它们都在酣睡之中，这些城市自查理大帝的小猫产仔开始，便从未发生任何改变——因此如果你去这些地方，不但能学会欣赏和领略那些饱经风雨的石砌教堂的素淡之美，而且最后你还会了解有关这些文明的一切。当你伫立在这些教堂的底座之下思考，你也许会想到我们现代的文明在几千年以后，也许也会有同样的下场。那么你会不会因此而感到战栗呢？

当年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竟孕育了罗马式这种风格的建筑艺术？那个世界千疮百孔，破烂不堪。没有警察维持最起码的治安——那个世界没有治安可言，每条道路都杂乱无章。也许罗马法典很严厉，但它之所以存在，不过是为了治理混乱无序的罗马人而设。一旦这些罗马人不再惧怕这些法典，他们便会在彼此之间展开凶狠残忍的厮杀。就像今天活跃在印度的那些伊斯兰教徒一样，在英国警察刚一转身的瞬间，就敢毫无顾忌地刺杀他的印度教同胞。

被应用在战争期间的严格统一的军管制度，被随处可见的暴徒的暴行取而代之。此时的罗马，每个地方都是这样一群无耻之徒。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敲诈勒索，为争名夺利而胡作非为，为娱乐刺激而胡搞一气。这些人往往会在自己的肩上披上一层正人君子的外衣，然后跟在伦巴第国王或阿基但大公的屁股之后，充当一个其实极其卑微的角色。然而，他们几乎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要不就是因喝下一杯毒酒，或者就是被刺客刺了一刀，便突然在大家的视线之中消失了。

罗马皇帝的子孙孤独地待在幽深的宫殿里，以为有高大的城墙和广大的沼泽地作为屏障，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用皇帝的名义发布政令，然而却毫无办法约束他人。他们这些新登台的小皇帝，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还不会写呢，又怎么会具有威信？

就像院子里的树木只有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良好的生长一样，艺术也只有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之中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艺术家丧失身份的情况，都是发生在动乱的岁月里。由于雇主们对艺术毫无兴趣，所以艺术家们便认为自己的工作没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曾经让人十分称道的技艺，便由于艺术家们的懈怠而消失殆尽了。这个时期的罗马，艺术院校的校长更是人们经常予以嘲笑和愚弄的对象之一。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4世纪后的好长一段时间，人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甚至那些忠于职守的职业医生，也已被部族内的一些庸医所代替。这些庸医有时竟以已被杀死的公鸡的内脏来比拟人的内脏，从而做出荒谬的误诊。这个时期的罗马，科学家在人们的眼中成了废物，这些多余的人往往怀抱着伟大的方程式而饿死街头。那些曾经进行跨国贸易的大商人，因道路不畅而做起了走街串巷的小生意。他们每去一个地方都要战战兢兢地，向强盗缴纳高昂的买路费，否则甚至连性命都不能得到保全……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并不是只存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是好几个世纪。这种状况乃是封建主义本身的制度缺陷使然，整个欧洲都无可奈何地避免不了这种封建主义的枷锁。

大概就是因为封建主义常常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到中世纪的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对这个词并没有什么好感。无论在哥特式还是罗马式的教堂或石墓中，我们都能看到很多骑士的石雕。这些石雕合掌祈祷的姿势看上去是那么憨厚老实和虔诚可掬，然而我们知道，他们生前的形象可能与此正好相反。这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因为身处当时那种乱世，任谁想站稳脚跟，都必须既粗暴又残忍，何况这些骑士是那个社会的特务和执法者，肩负着监视老百姓的行动的责任呢？骑士们的城堡修建在地牢的上面，偶尔看见，我们难免会感到恐惧。据说当年那些被关押于此的犯人，多数都是普通人。但即使如此，他们每天所能做的也只是在牢房里等待他们的死期。如果他们想重见天日，只能是在行刑之时才能得以如愿。

以我们今人的视角观之，昔日的封建主义不应该为人类所有。然而，如果6世纪、7世纪的人类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况，恐怕会坚持认为封建主义是他们最理想的制度。因为至少那种制度能给他们一种安全感，而这种东西是一切文明人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条件之一。

在这样的情况下，部分聪明的、依然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热情的人，本能地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了教会——这是一个能让他们一展抱负的场所。

古罗马的皇帝不仅统治着臣民的土地，而且在精神上也严格地控制着他们。皇帝是每年主持祭祀神灵的大祭司，也是军队的最高长官，更是教徒们的领袖。那时军队的最高长官早已被皇帝削去军权，而那些忠诚的教徒则由丘比特转而成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忠诚是很古老的人类情感，在人类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当人们不再需要参军作战时，便将目光转向以十字架作为自己庄严象征的宗教领袖。但耶稣当年的登山宝训中最初阐述的美好和崇高的理念，也只能让很少的人对之心动。随着时代变迁，一切古老哲学都因自身的不完善性而被历史所遗弃。人们对那些需要很强的抽象思维能力才能理解的东西，逐渐失去了兴趣。他们发现了一种新的信仰，这种信仰能规范日常生活，起到整顿乱世的作用。中世纪的混乱局面是在人们过了几个世纪的幸福有序的生活之后，才不期而至的。现在人们终于找到了新的皈依，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奉献忠诚的地方，找到了一种可以为人们提供思想和行动的目的与方向的信仰。

我们总在暗中对那种更加简单的生活方式充满向往，我们总幻想着离开这个实际比我们想象中要美好得多的世界。以此观之，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点传教士的精神倾向。然而当我们时刻想着怎么获取更多财富的时候，这种精神倾向会很容易消失。中世纪初期，即使深居城堡中的皇帝，过的也不过是农夫的生活，普通大众若想通过努力让自己获得极大的物质财富，无疑是在痴人说梦。皇帝掌握的也只有权威而已。当然，在普通人眼中，权威是和黄金一样重要的东西。而这时的教会也大量地向它的教众们提供权威，每个教会都认为向教众提供权威是它们的责任。

以上所述即是罗马式艺术的历史背景。重新征服世界的罗马，已不是昔日闪耀着帝国荣耀的罗马，而是俯首在拿撒勒人十字架之下的罗马。此时的僧侣们承担着广播福音，让世界重获文明的工作。而在最初基督教流行的那几个世纪里，教徒们只是进行个人的隐修，并不肩负这种责任。当时这些隐士都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只对他们个人的得救感兴趣。后来的宗教机构认为以这种态度对待人生是很危险的，但是当隐士们继续一心一意想摆脱尘世枷锁从而进入天国时，当他们的这种理念和态度给教会吸收新教徒带来威胁时，教会不得不想方设法利用这股力量。

圣本笃家族是意大利翁布利亚的一个名门望族。这个家族较为良好地保持了古罗马的一些传统，多数成员都能解决大量的行政事务。圣本笃本人对那些隐士加强了具体的领导，以发挥这些人的才干，把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力量集中起来为教皇效力，甚至让他们参加到重新征服欧洲的艰巨行动中来。

于是，耶稣基督的“先锋队”便跨过罗马的断桥，沿着毁坏已久的古罗马帝国的大路向那些尚未开发的人烟稀少的欧洲地域挺进。当他们在当地落脚之后，为了防止遭到当地人的攻击，他们用石头垒起高高的城墙。他们在城墙之内修建了办公室，在办公室里用那个人们早已忘却的文字记录着。他们还修建了一些驿站，用来接待那些来来往往朝圣的教徒。他们修建了收容所，用来收容那些贫穷无助的可怜人。他们还创办了用来给病人提供治疗的医院，以及收养孤儿的孤儿院——他们深深知道，如果他们能够控制儿童的生活，就能影响成年人的生活。他们在各地为教会招募教徒，向教徒们展示那些弥撒的奇迹，并且向这些听众们讲述以牙还牙是有害无益的，听得听众们将信将疑的。当地人住在用柳条和泥巴垒盖的土房子里，生活条件极其不好。于是僧侣们便向他们传授罗马先进的建筑技艺，让当地居民就地取材，修建符合罗马风格的建筑。

于是罗马式建筑风格就在欧洲大地上出现了，传教士们全部出动，把他们所知道的建筑技术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北欧和西欧的民众。传教士们虽然不十分精通建筑艺术，但他们表现积极，并且充满诚恳，从而弥补了技术上的缺憾。

也许是因为修建在原罗马驻军所建的城址上，故古罗马的一些省会多多少少继承了部分罗马的传统。稍微懂得传统技术的手艺人，都纷纷变成了僧侣们的助手。但他们缺乏实际操作经验，所知的技艺也远不如他们的先辈。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那些现存的11世纪之前的宫殿或者教堂之所以如此狭小和简陋的缘故。

虽然我们离中世纪比离法老时期的埃及以及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更为遥远，但如果我们对它加以深入的考察研究，也能从那些罗马式教堂中找出一些能让我们满足的东西。很多罗马式的形单影只的建筑物看上去如此破败荒凉，好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人透过铁栅栏后面的小窗子探望过它们。但这些建筑仍然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魅力，因为它们在无言之中见证了那些现在已经销声匿迹但却十分宝贵和神秘的东西。这种建筑每一个部分，都体现着一种淳朴的品性，就像善良的人们初次听到扣人心弦的故事时所透露出的那种天真和喜悦。

通常，罗马式教堂的装饰都会很简单。罗马的传教士们很快就发现了，北欧和西欧的人民是一些天生的装饰艺术家。斯堪的那维亚的铁器时代及青铜时代流传下来的手镯及其他首饰，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日耳曼民族则像史无前例的石窟壁画画家一样，对兽类和树木的观察细致入微。多数生活比较简单的民族都有一种善于模仿的本领，他们注意世界各地的最新发现，并急切地向这些地方学习。

公元9世纪的时候，日耳曼帝国的查理曼大帝与巴格达的哈理发哈伦·赖世德建立了一种紧密的关系。两位帝王互赠礼物，可能是出于运输的考虑，哈里发哈伦·赖施德送给查理曼的大多是些地毯或者挂毯类的东西。于是西方人第一次看见了古波斯艺术的灵光，一时之间，地毯和挂毯竟成为西方世界最时髦的物品。凡是稍微阔气一点的教堂都会争相购买这种闪烁着古波斯艺术之光的东西，以备他们举行宗教活动时使用。本土的工艺师于是开始学习东方艺术，他们学得很快。如果我们今天观看9世纪中叶罗马式教堂的门窗雕刻，我们会发现此时的雕刻家们已经开始采用各种东方的题材了。

甚至那些不懂使用凿子和锤子进行雕刻的，或者体质虽差了一点但却饱含创作激情要为上帝增添光辉的人，也因此找到了一种达成心愿的办法：他们选用东方的那些美术图样，来用做彩色的字体写就的手稿的装饰，或《圣经》的封面。

我们还记得那些充满生活情趣的年轻希腊人吗？他们喜欢使用红蓝绿等显目和艳丽的色彩来给石像染色。罗马式建筑风格在世上大行其道的时候，建筑内的装修洋溢着充满青春和活力的意境。当时的人们不嫌鲜艳，也不觉得花哨，他们认为不管装饰成什么样子，都是无可非议的，所以书籍的封面上常常会被他们黏上很多红、蓝宝石及珍珠等物品。他们总是尽量粘贴上更多，对此他们有一个共识：那就是如果封面能放下两颗，绝不只是粘贴一颗；如果能放下一打，那肯定又比只放两颗强；如果能放到两打这样的数量，那就是再好不过了。由此可见，那个时期的艺术，除雕刻和建筑之外，都过于刺激和卖弄。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庸俗，庸俗得有点让人不忍卒读。

那时候这些把书的封面搞得如此庸俗的人，虽然他们愿意为此掏腰包，然而他们本身多半是一些目不识丁的家伙。所以虽然他们拥有如此之多的珍宝，但他们的生活却比穷乡僻壤的农夫的生活还要平庸。

一些小型的手工艺品在法国或爱尔兰的博物馆中都收藏得很多，但大型固定的美丽的教堂建筑，则只能去意大利、法国及德国这些国家才能看到。爱尔兰人应该是北欧中最早接受基督教的，恐怕也是北欧最后放弃基督教的人。

在意大利的拉韦纳，可以看到许多罗马式与拜占庭风格相结合的建筑物。而在艾克斯拉沙佩雷，即德文中的亚琛，我们还可以看见一个直接翻版于拉韦纳圣维托里教堂的建筑，那是查理曼大帝为表示“他对他所看到的最美好的东西的激情，而命令阿尔萨斯的建筑工程师修建的”。

这再次证明了艺术无国界这个论点。一个无名的建筑师在法国东南方的格勒诺布尔比查理曼大帝早两百年建造了一个小教堂（今天已成为圣劳伦斯教堂的地下室），这个小教堂也是拉韦纳教堂典型的复制品之一。

也许认真的人会说，这些东西出现在罗马式艺术时期之前，或者最多也就是这一时期的中间阶段而已。因为真正被世人公认的罗马式建筑，只出现在意大利的北部和中部。

在上述地方，古罗马式的巴西利卡渐渐变化成拉丁的长十字教堂。拉丁十字形是古罗马式建筑的一种真正的改进，也是少数流传至今的古代建筑形式之一。当今大多数天主教教堂仍然是那种依照拉丁长十字形的形式进行修建的。很少会有建筑师去开历史的倒车，修建过去那种长方形匣子似的巴西利卡建筑。

现在我们仍然可以从意大利的北部或中部看到早期教堂的那种侧翼走廊，它们的用处是支撑教堂四壁及屋顶的压力。那开始于半圆形的祭坛的一排排小礼堂后来成了组成哥特式建筑的重要部分。还有那些复杂的穹顶，一直以来都是建筑师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建筑师们千方百计想把穹顶搞得更宽，所以困难自然也就更大了。这使得许多世纪以来，穹顶建筑都不是那么让人十分满意，这一点从有关穹顶坍塌的浩繁事件中就能窥见一斑。

如果你今天想看最著名的罗马式教堂，那你就只能去比萨或佛罗伦萨才能如愿以偿，这两个地方还保留着一些在罗马式建筑中非常有意思的11世纪的教堂。其中佛罗伦萨的这种教堂中比较出名的是圣米尼亚托教堂，这座教堂不是十字形，而是仍然忠于古老的巴西利卡这种模式。在卢卡还有一座罗马式的大教堂，但是在建筑时间上却要比佛罗伦萨的大教堂晚上一个多世纪。

在伦巴第人的故土米兰，也有一个意大利最著名的罗马式教堂，它的名字叫圣安勃罗焦。这个教堂曾有一个英文名为圣安勃罗焦的主教，他因为反对狄奥多西大帝（据传此人是一个基督徒）在平息一次发生在塞萨洛尼的小骚乱中无辜杀害了当地的全部居民，而拒绝了狄奥多西大帝跨进这个教堂的大门而为人们所赞赏。12世纪时的人们为了纪念这位主教的英勇事迹，便在700多年前圣安布罗斯给圣奥古斯施以洗礼的地方给他建造了一座大教堂，这座教堂也是罗马式的。

有一座被叫作圣埃尔莫的教堂，坐落在维罗纳这个波河平原上的城市，还有一座坐落在帕维亚的圣米歇尔大教堂，伦巴第国王弗雷德里克·巴尔已罗萨就是在这里加冕的。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诸地，每个地方都有那种集中了拜占庭、罗马和伦巴第三种风格为一身的教堂建筑。然而普罗旺斯这个地方却完全没有这种混合型的建筑，它的所有教堂采取的几乎都是罗马式的，这大概是因为古罗马对这个地方的影响要比欧洲其他地方长吧。阿尔的圣特罗范教堂是这个地方的教堂中最有意思的。这个教堂西部的大图卢兹，北部的昂古莱姆及韦兹莱，以及诺曼底各地，都明显地受到伦巴第风格的影响。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地方11世纪的教堂及隐修院是由帕维亚的建筑师们自己设计建造的缘故吧。

征服者威廉一世于1066年横渡诺曼底海峡，把罗马式建筑风格传播到了英国，达尔汉教堂就反映了这样的风格（虽有所变动，但幅度不大）。在这之后，这种风格便风靡了英国一切教堂。由于受到摩尔人的影响，西班牙这个国家的罗马式教堂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罗马式教堂的趣味有点不大一样。西班牙的圣地亚哥有一个孔波斯特拉大教堂，乃是中世纪全欧洲人的圣地，那个时期的欧洲人常常前往这个地方去朝拜。这个教堂是最早用雕饰做装饰的教堂之一。

然而，欧洲最值得欣赏的罗马式教堂，不是分布在以上所述的地方，而是分布在中部莱茵河河谷的施派尔、马彦斯及科隆等地。在诺曼人（也就是北欧人）把科隆先前那些教堂烧毁100年之后，罗马天主教皇莱奥九世在此修建了圣玛利亚——延一卡皮托勒教堂。而被烧毁的教堂又是建造在古罗马的一座教堂遗迹之上的。200年后，圣玛利亚——延一卡皮托勒教堂的旁边又新建了一座圣库尼贝尔特大教堂，而这座教堂具有拜占庭和摩尔人的风格。这个事实说明，艺术在各个时代并不存在具体的分期。分期只存在于教科书中，现实生活中的建筑师和艺术家是不受此限制的。

接着我要在本章强调一个问题：罗马式风格的建筑艺术是否给我们留下了些许有用的东西？对这个问题，我持怀疑的态度。我自己很喜欢中世纪初各艺术大家的艺术，特别是建筑和雕塑方面更是如此。然而，这些艺术大家创造的艺术品到底有什么寓意，恐怕不是我们今天的人能完全领会的。如果欧洲想继续坚持慢性自杀——现在它似乎正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重新回归文明社会之前，去迎接下一个中世纪的到来。然而，今天的我们各方面都有了很明显的进步，我们不可能再回到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人人都为了种种不可预知的危险坐立不安。某种神经质在所有罗马式风格的艺术中都隐隐可见，这种神经质使得罗马式艺术朝着诡异的方向发展，表现着暴力时代所特有的残忍和不人道。

一切的概括都有其偏颇之处，这些可以从许多事例中得到验证。瓦特堡，现存的中世纪初期在欧洲森林中心修建的城堡之一，可以向大家展示罗马式城堡的原貌。在城堡的各个大厅里生活的人们并不是完全不讲文明的人。瓦·封·德尔·福格威德与他的那些行吟诗人伙伴都是些极其敏感的人，同时代的其他人自然不能和他们相提并论。这些人跟但丁一样出类拔萃，他们在抒情诗方面颇有造诣，可以说是早期的杰出音乐家。但丁在废墟般的拉韦纳的一条狭小恶臭的小巷里创造了影响深远的鸿篇巨制，而当时在他周围出现的却是些渔民或者农民，这些人的生活与在旷野里乱窜的牲畜没什么分别。再如比特拉克，在他吟诵罗马帝国的光辉岁月的时候，罗马已经沦落，人口从先前的100多万下降到了仅仅2万，盗匪猖獗，一片混乱，连昔日人们心中神圣的教皇也遭到了袭击，所有财产都被洗劫了。

在中世纪之初，与人民生活相关的词汇包括：痛苦、贫穷、污秽、疾病。四分之三的婴幼儿在襁褓之中死去，大部分度过婴幼儿时期的人也早早地夭折，有少部分能活到50岁左右的人，已经算是寿星了。如果谁对中世纪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感兴趣，可以去了解和研究一下公元1000年前夕在世界各地弥漫的恐慌气氛。当时的人们大多都认为耶稣将要第二次降临地球，人们对世界末日即将到来深信不疑。十字军第一次东征时，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了他们在莱茵河畔的故乡。那些儿童十字军让人惨不忍睹的悲惨结局，直接导致了之后反犹主义的诞生，以及之后犹太人屡次遭到屠杀的后果。

在欧洲大陆上，文明从来没有消失过。但是在中世纪这段时间，文明的火焰却烧得很低。在这个时期，我们很少能看到人们勤奋工作的和平景象，你不会看到在诺曼底有修女在绣巴约挂毯，也不会看到有哪个神父会耐心地教声震八方的查理曼大帝写他的名字。当时整个世界的情况是一团乱麻，我们常常看到人与人之间互相斗殴和厮杀，野蛮和残酷的人性在这个时期暴露无遗。当我们和某人打交道时，我们往往搞不清我们打交道的对象到底是圣徒还是一个疯子。

虽说罗马艺术不可避免地有很多瑕疵，但它也是基督教大一统思想最完美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罗马艺术其实是一次试验。除非参加试验的人具有相同的社会地位，除非大多数人都以耕种为生，并且每个人都有农民意识，这场试验才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埃及之所以能够在5000多年的时间里，让自己的社会史和艺术史都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埃及人民50多个世纪以来，几乎都是些耕种的农民。

然而在欧洲西部，不会出现几个世纪停止不变的这种情况，因为和东方社会相比，西欧的生活节奏明显要快得多。一旦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缓慢的节奏被商业活动打断，一旦物物交易的经济形式被市场经济取代，这种罗马式的艺术黄金时期也就到头了。于是大幕再次拉开，而哥特式作为下一场重戏又出现在了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