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

鸦片战争后，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国社会各阶层对民族和国家出路的探索风起云涌。但无论是经世派与洋务派，还是维新派和革命派，他们提出的救国方案都是向西方寻求富强之道，最终都壮志未酬，无法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地位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地。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颠覆了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它并未完全拂去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袁世凯、张勋的复辟丑剧接连上演，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政治革命便可以解决的，必须先进行思想革命，将国民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于是将目光转向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掀起了狂飙突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为《新青年》），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随着李大钊、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等知名学者的加入，形成了强大的声势，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力量冲击着旧的传统，为救亡图存开辟了新的道路。但陈独秀等人很快就发现，他们依赖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是无法救中国的。

1914—1918年，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将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尖锐地暴露出来。在战后的欧洲，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和严峻的失业形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革命运动时有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严重后果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他们心目中逐渐失却了原来那种耀眼的光芒。

1919年5月4日，因为巴黎和会拒绝中国提出的正当权利要求，把德国在山东攫取的特殊权益无条件转让给日本，愤怒的北京高校学生聚集在天安门金水桥附近，举行游行示威，五四运动爆发了。这一运动很快延及全国，各种社会力量纷纷行动起来，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整个中国沸腾起来，中国人民猛醒了。

中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却在巴黎和会上蒙受了屈辱的外交失败，这就使人们彻底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并放弃了对它们的幻想。随着资本主义文明梦的破灭，中国人开始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大大推动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五四运动前后，大量的思潮涌入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有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互助主义、伯恩斯坦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正当中国人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李大钊无疑是先驱者。1918年，他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洋溢地赞颂十月革命，指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历史的潮流。1919年，李大钊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在他和陈独秀的影响下，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周恩来等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也都先后转变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者。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长沙的新民学会、天津的觉悟社、武汉的共存社、济南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它们翻译出版了大批马克思主义著作，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也逐渐形成。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掠夺，这就减轻了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压力，使之形成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获得迅猛的增长，逐渐壮大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且，由于近代工业的布局和结构不平衡，中国工人阶级的分布还呈现出一种高度集中的特征，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各省和水陆交通沿线的少数大城市和大型企业中。这种高度集中的特征，使工人阶级容易团结和组织起来，凝聚成强大战斗力。

在此期间，由于剥削的日益加重，中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持续不断，规模越来越大。从北方的北京、天津、大连、哈尔滨到南方的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武昌、安源等地，都有罢工发生。同时，各地罢工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转化，如1915年反对“二十一条”的斗争和1916年天津工人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的斗争，这些都表明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由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日益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力量，产生了发动工人去改造社会的思想。他们开始走出书斋，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各地还先后创办《劳动界》《劳动音》《工人周刊》《劳动与妇女》等刊物，用通俗浅近的语言，揭露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残酷本质，介绍各国和各地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与斗争经验，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同时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经过长期探索，终于找到了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道路，那就是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中国共产党被历史推上了革命舞台的中心，成为这条道路的领路人。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

探寻革命新道路

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肩负起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重任，领导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在这场前无古人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从蹒跚学步的幼年迅速成长起来，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不断攻坚克难、破解困境，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举行，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阐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和对象，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党的最低纲领即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然后再进一步创造条件，以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这次大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人民指明了当前阶段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方向。

尽管此时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但这个新兴的政党却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和组织力。她的党员已经开始深入到下层劳动群众中去，做艰苦的群众工作，举办工人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先后领导了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统治阶级的恐慌。1923年2月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了京汉铁路沿线的罢工。共产党员林祥谦、施洋先后英勇就义。血的教训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单靠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必须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恰在此时，孙中山也被陈炯明叛变的炮声惊醒，开始萌生了联俄联共的想法。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突出了反帝的内容，主张民主权利应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应为“少数人所得而私”，强调民生主义的精髓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改善人民生活。同时，国民党一大还决定吸收大批共产党员加入，甚至担任党内要职。这就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国共合作后，国民革命获得了迅猛发展。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到一年就打垮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大革命取得初步胜利。随着北伐军一路胜利，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农民运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展开。

当然，由于这一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政治经验和斗争经验都还不足，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加上共产国际的错误判断和遥控指挥，导致中国共产党未能掌握革命领导权和武装力量，大革命的胜利果实被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窃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无数共产党员、革命者慷慨就义，曾经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也被镇压下去，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遇到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会议最终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为党从失败走向新胜利指出了新出路。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突破了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逐步找到了一条推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即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在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中央、鄂豫皖、湘鄂西等数十块根据地，使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随着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和红军的不断壮大，敌人开始恐慌，于是大规模的“围剿”疯狂而至。1930年10月至1933年3月，中央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连续粉碎了敌人的四次“围剿”。但由于敌人力量异常强大，而且改变了战略战术，加上王明“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的统治，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悲惨地失败了，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战略转移。中央苏区沦陷了，其他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也都受到了极大损失。革命向何处发展，革命的有生力量如何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大严重考验。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党中央的组织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错误的统治，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此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冲破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并粉碎张国焘企图分裂中央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最终完成了这一世界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战略大转移，保留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向成功的精干队伍。

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国民党“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时候，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很快全境沦陷。“九一八事变”发生后1个月内，中共中央连续4次发表宣言、决议和告人民书，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罪行，号召全国人民紧急行动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又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宣布苏维埃政府对日宣战，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一致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在行动上，“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立即指示满洲省委发动组织民众，创建游击队，开辟游击区，以武装斗争反抗日本侵略者。同时还陆续向东北派出许多干部，加入当地的抗日武装中，并组建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14年的艰苦抗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批共产党人，先后血沃中华。

在日本加快侵略步伐的形势下，如何挽救民族危亡、如何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开展民族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最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根据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和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草拟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指出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为此，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这一宣言发表后，在社会各阶层引起强烈反响，有力推动了全国救亡运动的高涨。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中日民族矛盾已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着重讨论了全国政治形势的新变化和党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制定了适应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并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

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也发生了一些转变。从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秘密同中共中央接触。由于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这些谈判未取得结果。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不计前嫌，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在蒋介石接受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后，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国内和平初步实现。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工农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导，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等具有重大让步性质的四项保证，促成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接受中共中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决议。至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由此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战争。在这国难当头之际，中共中央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敌后战场英勇抗击日军。1937年9月，八路军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歼灭日军精锐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大批武装弹药和军用物资，获得全国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的信心。接着，八路军第120师、第129师也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展开交通破袭战，切断敌人交通线，攻取雁门关，袭击日军阳明堡机场，烧毁敌机24架，援助了国民党军在忻口的战役。

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国民党军队大部溃退到黄河以南以西地区。自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即告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上升到主要地位。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先后在华北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山东等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有力地配合了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抵抗，使日寇腹背受敌。日寇只得停止战略进攻，以主要兵力把守占领区，这是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到战略相持的一个重要条件。

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军民在不断粉碎敌人的围攻扫荡的同时，大力发展人民军队和解放区。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0多个团，参加人数有20多万人。百团大战历时3个多月，共对敌作战1824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破坏交通线2000多公里，毙伤日军2.5万多人，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使社会上一些对共产党持怀疑态度的言论不攻自破，在抗战局面沉闷的时候振奋了全国民心。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发展到50万人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个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已发展到1亿多人，逐渐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

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者大为惊慌，日军认为华北治安的症结就在于中共。1941年至1942年，日军疯狂“扫荡”华北根据地，并且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甚至施放毒气和进行细菌战，制造无人区。在日军的残酷进攻下，敌后军民伤亡很大，部队减员很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数由1亿多人下降到5000万人以下，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

此时，蒋介石却趁机发动反共摩擦，并停止对共产党的物资供应。在这种艰苦卓绝的情况下，根据地军民始终坚持抗战，并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反清乡、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巩固了解放区，度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阶段。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各根据地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歼敌方法，如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等一系列战术，弥补了武器装备落后的缺陷，使日本侵略者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1945年初，根据地军民向日伪军发动了广泛的进攻。这时人民军队由高度分散转向集中，由分散的游击兵团上升为正规兵团。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纵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创建了19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已成为大反攻的重要力量。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从8月11日至9月2日，根据地各路大军破袭了平汉、正太、同蒲、北宁等铁路线，使根据地基本上连成一片，取得了全面反攻的重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运用劣势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累计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加上东北抗日联军歼敌17万余人，共达70万人，另外消灭伪军118.6万人。敌后军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部队伤亡60余万人，平民伤亡89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赢得国内外民众的普遍崇敬。同时，敌后战场还牵制了大量敌人，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十四年浴血奋战，终于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外敌侵略的百年屈辱。然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仍然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则为争取和平民主尽了最大的努力。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最终签订《双十协定》，赢得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中共代表团与民主党派密切合作，推动会议达成有利于实现和平建国的五项协议。

但不久后，国民党便撕毁《双十协定》和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内战。战争初期，国民党自恃兵力充足、装备精良，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当时，国民党总兵力达430万人，而共产党军队是127万人，双方兵力的对比是3.37:1。武器装备方面，双方的差距更为悬殊。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吓倒，而是斗志昂扬，信心满怀。1947年8月，毛泽东谈笑风生地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在解放军机动灵活战略战术的打击下，国民党被迫放弃全面进攻的方案，改为重点进攻。不久后，重点进攻又被粉碎。1947年5月，国民党王牌部队整编74师在山东孟良崮被全歼，国民党军士气严重受挫。与此同时，解放军开始突破敌人封锁，转入外围作战。1947年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0余万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陈赓、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强渡黄河，在豫陕边地区展开；9月，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主力18万人渡过黄河，到11月下旬完成在豫皖苏边地区的战略展开。三路大军直插国民党统治区，战略主动权转移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上。到1948年秋，解放军尽管在数量上不及国民党军队，但是在士气、质量上已经远超对手。

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果断地实施战略决战，从1948年底至1949年初，解放军相继发动规模空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并取得决定性胜利。三大战役历时四个多月，共歼敌154万人，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并于23日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当蒋介石统治摇摇欲坠时，中国共产党开始建立人民民主新政权的准备。经过几个月精心筹备，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毛泽东在致开幕词时豪迈地说：“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29日，通过《共同纲领》。30日，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洪亮的声音，是新中国向世界喊出的第一声。而那一刻，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象征着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梦想，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跨越，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饱受屈辱、任人宰割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