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21世纪的头20年间，有一批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摆脱纷乱喧嚣的时事不时的扰动，沉下心来，致力于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建设工作，逐渐收获了一批成色很足的果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就是其中之一。
多年来，在世界国际关系学界，西方学问包括其国际关系理论一直处于引领地位。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各种理论学说风行于世，在中国亦然。这当然并不是一种什么令人诧异的情况。如此经过了若干年之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开始认识到西方理论自有其局限性，开始认识到中国学人必须对世界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世界国际关系学的殿堂中要有中国的一席之地。“中国学派”一说的提出，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它的发端，有2000年京沪两位青年学者发表的论文为证。那一年，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出看法，主张应致力于建设“中国学派”的国际关系理论。此后，这一主张得到了更多学者的赞同、支持以及进一步的阐发，当然也存在质疑之声，但总体上看是肯定和支持这一主张的人士越来越多。若打一个比方，20年来的发展，如同若干条细细的小溪正在逐渐汇合成为一条日益变得开阔的河流。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集中阅读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研究著述，包括颇有影响的《欧洲国际关系杂志》（EJIR）2013年9月号“国际关系理论的终结？”专辑。读完之后，我发现各位论文作者的思维局限颇多，无法跳脱当下西方的一些论说或曰话语，其结果，理论也就很难实现突破，心中不免生出一种失望的感觉。大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停滞现象，这大约也是组织这一专辑的三位学者科林·怀特（Colin Wight）、琳恩·汉森（Lene Hansen）及蒂姆·邓恩（Tim Dunne）所称“国际关系理论终结”的原因吧。不管如何，包括上述三位学者在内，人们的感觉似乎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关口，处于某种“疲软”状态，缺少突破，缺乏创新。
在这一情形下，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非常需要来自外部的撞击、推动和挑战，从而激活目下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理论探讨，此正是如今非西方观念、概念和理论的用武之时和用武之地。我们需要通过跳脱和超越，使国际关系理论在思维上实现突破。
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
毫无疑问，中华思想文化是一座宝库，蕴藏着取之不尽的资源。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呼吁对这座宝库进行发掘，但当时尚缺乏沉潜往复的切实努力。进入21世纪后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学人从“坐而论”到“起而行”，着手进行了扎扎实实的努力，产生了具有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成果。这是非常值得肯定也应该继续下去的。
无论怎样定义，中国总是一个大国。与此有关，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相比而言更具有自主意识。近些年来，建设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不少国家都受到注意和重视。曾经有一位韩国学者对我表示，韩国没有产生原创性理论的希望。这当然涉及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十分期待韩国国际关系学界也能做出具有理论原创性的学术工作。从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看，无论在什么时代、什么学科领域，百花齐放对于发展和进步都是极为重要的，因而是应该提倡和推动的。而能否产生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又需要一定的条件，包括研究者主观上的如下条件。
一是必须克服膜拜心理，也即一切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学术马首是瞻。多年来，这种膜拜心理的具体表现，是热衷于追逐西方尤其是美国一些新出现的东西，视之为“真经”，争先恐后加以引进，唯恐落于人后。久而久之，便成为一种习惯、一种思维方式。但长此以往，必然是始终跟在别人身后亦步亦趋，而且永远会处于一种“学徒”状态。不克服这样一种膜拜心理，就不可能确立起一种自主意识，这好比一枚硬币的两面。
二是要有理论自觉。理论的发展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学无止境，理论探索也没有止境。理论性的问题是经常性地为人们所碰到的，也常引起学人们颇大的兴趣。然而，在学术的发展中，理论的研究和创发是尤为艰苦的，需要长时间的钻研和深思，才有可能取得创获。正因如此，在某一特定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界中，从事理论研究的总是一小部分人，更多的学者是从事非理论性研究工作的。而这一小部分人的工作常常是“寂寞”的，但却是令人敬仰的。他们努力找寻和发现具有原创性和发展潜力的概念，并逐步推进、发展，形成具有一定系统性的论说，这便是理论。从理论发展的规律看，这一过程常常是渐进的、缓慢的，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
三是要摆脱“三大理论”之说的思想束缚。“三大理论”（大致是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的说法，原本是为了梳理西方理论而概括的，本身并不错。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在时间推移中却变异成为了某种教条。这种教条特别盛行于国内各大学的研究生群体中，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仿佛这是一种常识、一种定说，以致人们习以为常，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三大”理论便是国际关系理论，或国际关系理论便是这“三大理论”。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三大理论”之说变异成为一种束缚人们思想的东西。今天，我们要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要取得切实的进展，必须挣脱这一束缚，使理论探索的努力获得思想解放，使我们的心灵得到放飞。
有了这三个主观条件，兼以扎扎实实的努力，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就有望向前推进。《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一书是在这一方向上迈出的坚实一步，是“中国学派”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一个继续。
这本书是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发起、潘忠岐教授领衔的“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项目第一阶段所收获的汁浓味美的果实，值得祝贺。2019年10月26日，我受邀参加了第二届“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研究”研讨会，对这一项目及其进展有所了解，也十分赞赏主其事者及各位参与者做出的扎实工作。在这项工作中，酝酿着理论突破的现实性和可能性。
在中华思想文化中，我们的先人常常用一个汉字就表达了一种内涵丰富的深邃思想，成为一种“文化密码”。要探其意蕴，需要从“解字”开始，然后“说词”，因为词是由字而来的。这些洗练的表达，常常意蕴深远，包含着处理事物间关系和内外事务的原则、战略思想、智慧策略等，它们影响着千百年来中国人包括处理对外关系在内的安身立命之道。言及此，需要提及的是，“道”字本身又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依单个汉字即存的概念和思想。
这本书把“一”“礼”“势”“和”“中”“天下”“王道”“华夷”“阴阳”等中华经典概念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追根溯源，考析涵义，探究源流，进而讨论其国际关系理论的意义。各位作者都是学有所成的中青年学者，书中的篇章均是他们经过反复研究、深思熟虑而收获的学术果实，绝非“拍脑袋”得来的，相反，全是“干货”，绝无“水分”。其中有些内容可说已属于理论创新，有些则为进一步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可能。
看到如今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使人有一种既高兴又振奋的心情。我毫不怀疑，这本书的出版，将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也必将对进一步推进具有中国原创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产生积极作用。
注释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