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组织
刘：美国的区域和国际研究在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何理解区域和国际研究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具有跨学科特性的区域和国际研究又是以怎样的组织形式存在于大学中，并与高度制度化的学科体系相兼容的？
牛：美国区域研究的特性和典范意义不限于智识和文化的方面，它有与其认识论偏向和学术诉求相匹配的独特而复杂的制度路径和组织形态。区域研究深深嵌入美国高等教育和学术体系，其组织形态首先反映了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和美国社会的一些重要特性：学术和智识生活发生全面的职业化、专业化，导致美国专业化学术几乎由大学体系独占，即所谓“大学以外无学术”的格局；美国高等教育体系是非集中化、多中心的，缺乏联邦政府的整齐划一的组织；美国学术和社会有强劲的专业化、科层制导向，也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和多样化的社会供养渠道。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组织体系，是由区域研究自身的智识机理和美国大学的总体生态，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条件所共同塑造的，而美国的知识社会学条件总体上容纳和支撑了区域研究的智识诉求和抱负。与大多数国家的对外研究体系不同，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没有呈现集中于少数机构的不均衡态势，而是与其高质量研究型大学众多的格局相符，呈现在高校间和地理空间分布上的均衡格局。49不仅传统私立精英大学寻求建立充实的甚至“全世界覆盖”的区域和国际研究，而且公立研究型大学和其他类型的高校也有发展对外研究的切实动力和重大成果。50与其智识上的折中主义和多元主义相协调，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基本组织路径不是线性的、单向度的、板结封闭的，而是网络型的、多向度的、边界开放的。用我们通常的关于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概念不足以理解区域研究的组织和制度，而这显然是当代中国的区域和国别研究运动中尚未透彻理解的原理性问题。
美国区域研究始终以大学——而不是政府机构和智库——为家园。它既持守“区域专业化”（area specialization）的独特要求和质素，又要与大学内部已经充分制度化了的学科体系（以及高等教育的教学和培养体系）达成衔接和嵌入。而且区域研究的资金主要通过大学内部的财政渠道，所以区域研究组织最重要的方面是在大学内部。自创建时期，区域研究就制定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组织方案，既依托和利用，又扩充和改造大学的内部组织。区域研究的专业化方案和组织理念的核心要素是：在学科和地区、“学科系”（disciplinary department）组织和非系科组织的基本二分框架下，区域研究要有自己独特的组织场所和复杂的制度表达。在区域研究兴起之前，在美国研究型大学规模扩张和学术专业化运动的双元一体进程中，学科系已经确立了作为大学首要次级组织单元的地位，成为学术生产的主要组织者，也通过在实际上运作教师（特别是终身教职）聘任权和研究生培养而成为学术标准的掌控者和专业繁殖的主体，由此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阿伯特所说的“非凡的强韧性”（extraordinary resilience）。51在这种情况下，学术领域的建立首先须呈现为学科或者学科下的分支领域。所以在20世纪初，当美国大学开始零星接纳东方学等形式的对外研究时，为数不多的学科系是“默认的组织场所”。52但是，到20世纪以后，随着系科越来越难以框定智识生活迈出固有智识和组织边界的趋势，跨学科的理念和活动有显著扩张。由此在大学里经常具有跨学科（以及“非学科”）性质的各类“非系”组织和活动在学科系的旁侧逐渐发育起来，形式或名称包括中心（center）、研究所（Institute）、研究部（bureau）、项目（Program）。当然还有大学里一直存在的课程和课程项目等，它们为区域研究提供了可以采纳的初期平台和组织形式。区域研究创建运动中，关于区域研究的组织形式的讨论中也曾出现不同意见，其中延续既有路径，以学科系的形式容纳区域研究的主张得到不少支持，但“结合所有相关学科系，使之具有最大代表性（的组织形式），而不是设置拥有独立预算和队伍的单独的系”的主张仍为趋势所向。53用组织社会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在区域研究领域，“非系”（not-department）组织因其具有的“本质灵活性”（constitutional flexibility）而尤其适应跨学科的新学术领域，从而必然胜出。54在非系组织中，中心一般作为永久性建制存在，而项目往往是临时性组织方式，中心的制度地位和稳定性强于中心；“研究所”经常具有学科方向上的单一性，战前曾为一些东方学研究机构所采用，但跨学科意味较弱，在区域研究运动中较少被采用。因此，区域研究最有力也最常见的组织形式还是内在地含有跨学科导向的中心。我们也常常可以看到区域研究机构经由一段初始时期以项目运作，而最终定型为中心的情况。55
在对区域研究组织的观察中，我们很容易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中心，但是，学科系也是区域研究组织复合体中的重要因素。区域研究以中心为首要组织形式在大学的存在和扩张，至今未曾改变学科系仍是大学内部最强固的次级单位和最主要的权威体系的态势。学科系掌握着聘用正式教职的权力，区域中心大多只能由来自学科系的学者以学术兼职的形式集结。学科系拥有专业化学术中往往被视为“内核”的理论和方法论知识，拥有无可撼动的智识权威性，而区域研究被认为必须具有来自学科的基础和质素，否则不足以获得智识上的资质和声望。因而，区域研究在其创建阶段就基本上达成了一个安排，即把区域研究专业培养的核心和顶端也就是博士生项目置于学科系内，而区域研究中心一般承担相关专业硕士层级的培养，实际上经常是既提供职业培养，又对高级学术培养（博士）提供一种预备和遴选机制。
这里要强调，在美国的区域研究体系中，学科系并非自外于区域研究。社会科学各学科系固然至今顽固存在排斥对外研究的倾向，但区域研究作为一场智识运动和组织变革波及学科的内部组织，一个必经之途就是在各学科系中增加对外研究的要素、扩大对外研究的空间。历史学、人类学由于其学科特性而理所当然地在这方面取得最大成效，研究型大学当中这两个学科中对外研究的部分经由区域研究运动而得以持续增长，至今一般都大于对美国本国的研究，具备“全世界覆盖”的格局；而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一般虽不正式分对内和对外研究，也不以区域为组织次级学科的向度，但也都经常有在学科内拓展对外研究和赋予其制度地位的努力，尤其是在这些学科内具有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导向的部分（如经济学中的经济史，社会学里的历史社会学；在政治学里除了比较政治，还有作为次级学科的“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正如区域研究创建者所一开始就认定的，区域研究不寻求替代学科，而是要以其跨学科导向以及灵活性、松散性构成对学科的补充机制。所以大学内部扩张区域研究的就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制度机制：一个是学科系，它们要对本专业实施“去褊狭化”改造，不再对本学科内没有外国地区知识的要素和人员的状况安之若素，而用正式教职的聘用权征召新成员、敦促现有成员向区域领域的旁涉和“转行”（conversion）等手段扩充系内的对外研究；另一个是包括中心在内的各种非系组织，它们经常要在大学内申说区域研究的重要性、伸张区域研究的声望，发动和引领区域研究各领域的研究议程和教学培养方案（特别是组织和配备外国语言教学），集结和组织学校内各学科以及学校内外的研究力量和研议活动，抗拒和消解系科结构的板结性。
区域研究中心一般没有专属、常设的教职队伍，作为学术生产的平台和组织者的功能也远不及学科系。但它在大学内部构造、强化和伸张区域认同，对分散在各系科中的对外研究人员和学术要素予以集群和协同，构成他们在系科之外的第二制度母体。中心之组织优势的关键在于，它是跨学科活动的天然的、理想的场所，也是与“专”相对的“通”——在美国语境下可以表达为cross-fertilization，interconnecting，communication等——的旨趣和功能的当然承担者，具有学科系组织所一般不擅长的网络构建（networking）的制度戏码。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文化生态中，“跨学科”“多样性”“国际化”和“延伸服务”（outreach）都是大学所申述的“官方目标”，而研究中心在这些方面具有学科系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处在超越学科视野的制度位置上的大学领导层通常对区域研究组织予以优待和支持。在有些情况下，有意扩充对外研究的校方还支持区域中心以发起联合聘任建议和提供部分薪金的方式介入本由学科系独掌的教职聘任程序。56而且，中心组织具有跨学科和组织灵活的特性，便于面向大学外部对综合性、应用性和“公共知识”性质的需求作出反应，因此也有吸收外部资源的独特优势。在对外研究传统不如东部私立名校强大的公立研究型大学里，区域研究具有更明显的后发特征，因而也更倾向于以某种松散的全校性架构对各个中心机构予以协调和支持。57区域研究中心虽不聘任专设教职，但一般都齐备办公设施和场所，并在教师系列外聘任行政队伍和项目组织者，因此有显著的组织质量和行政效力，大都不会流于所谓“纸面组织”（paper organization）的虚弱和无所作为，能长期存续和成长，乃至于形成强劲的组织文化和学术传统。笔者参加的对几所美国大学区域和国际研究中心的考察和访谈58印证了上述一般观察，而且从中还得见一个富有意味的现象：与区域中心初创时期多仰仗有一位“克里斯玛型”的学者领导人物的情况不同，当今区域研究中心的学术领导人（主任）的作用似乎并不特别显眼；区域中心运行的实际主持者似乎经常是一位既有管理者（“官僚”）资质，又具有学术素养和理解力的行政副（或助理）主任，他（她）在由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制定的议程和框架下，有力而活跃地运行着内容丰富的项目和活动。这种情况一方面当然反映当代美国大学“管理主义”（managerialism）通则，另一方面也说明区域研究开发用以强化自身组织效力的“戏码”。
区域研究中心的存续和壮大也正说明，把大学组织视为学科系的单一组合的概念已经不合时宜，跨学科、非学科学术需要得到认知、承认并予以制度表达。研究中心以其跨学科特性和组织包容性、灵活性成为区域研究的首要组织形式。近年来，美国出现了超越旧有区域研究封闭格局的跨国、跨区域的国际和全球研究的新议题、新领域，而这些新的学术方向仍然大都以研究中心的方式加以组织，正说明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这一制度发明拥有至今不衰的长期活力。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学科系和中心之外，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组织方式还有第三向度，即在美国大学中势力处于长期增长的拥有教师任用权力、面向研究生教育的职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59前面提到，国际研究在20世纪初以来即在少数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职业学院存在，但相关学科和组织与区域研究运动的直接牵连并不特别突出。但近些年来在部分美国大学里，商学、政府和公共管理、法学、教育学、公共卫生等各专业领域出现了扩张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强劲势头，其动力可能包括：在新的“跨越边界”的总体智识趋势之下，各种新的“全球”和“跨国”专题性研究繁茂生长；以往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区域研究相对隔离的偏重“关系”的“跨国研究”领域，如国际关系、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等领域，缺乏充足的对外国的实质性研究、过于偏重美国本位的问题更行凸显，逐渐自发产生加以弥补矫正的努力；更多见的情况是，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下不断产生的新的外部需求，更注重应用性、职业性知识的职业学院比学科系更加敏感也更易于做出反应，由此生发扩张对外研究的动力。这方面显著的例子如近年来很多商学院和法学院扩充中国研究的趋向。
在从大学内部组织之外，美国区域研究还有一个组织向度，即其松散、多元的全国性框架。区域研究是一种确切的智识进路和组织理念，但并没有统一、严整的全国性组织系统。区域研究的全国性组织遵循“区域专门化”路径，也就是说，区域研究下的各地区分支领域寻求建立与各学科和学术领域一样的专业学术组织。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等学术团体在大基金会支持下开始发动、研议和规划区域研究，在全国范围内给区域研究的组织框架制定了大致原则和路径，还先后联合设立了用以组织和推动世界各主要地区和部分国家的专门委员会，实际上具有专业学术组织的部分功能。60区域研究的全国性组织框架的主体，当然是战后新建或对战前组织加以改造和更新的全国性专业会员组织，如非洲学会（Af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美国斯拉夫研究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lavic Studies）、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拉丁美洲学会（Latin American Studies Association）和中东学会（Middle East Studies Association），以及诸多更细分的区域（国别）组织和学科框架下有地区向度的会员组织。61它们往往通过有权威性的专业期刊和年会而对构造研究学术共同体、推进和传播研究、涵养学术标准和声望体系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更悠久的一些学术会员组织，如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和美国社会和政治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s），以及其他一些全国性学术和文化组织，如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等，也以各自方式参与和支持对外研究。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联邦政府在《国防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第六条规定下，按年向选入所谓“国家资源中心”的高校区域和国际研究机构提供资助，从而使“第六条”相关资助渠道在实际上成为区域和国际研究的一种补充性组织框架。有政府背景的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和组织，如富布莱特项目、国际教育学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和国际研究与交流理事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 Board）等，也对区域研究提供支持。62
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已经达成相当的组织稳定性。在传统的也是主导的区域研究框架下，无论是高校内的区域研究组织，还是全国性专业学会，美国的区域研究组织长期以来广泛采用如下被称为“世界地区”（world areas/regions）的地理单元：东欧、拉美、中东、东亚、南亚、东南亚、非洲和大洋洲；此外，还有以少数规模更小的次级区域单元（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中亚地区）和一些大国为单位形成的稳定地区领域。63区域领域的基本认同和组织格局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孤立封闭性状，即理查德·兰博特所说的“区域研究部落”之间缺乏沟通交往的状况。区域研究从业者依照地理文化区域和国别分别集群，而每个地区群体都形成各自的学术共同体，以及相应的智识传统、学术文化和组织联系；各个“部落”内部的交流和联系要远远多于部落之间。64但与此同时，区域和国际研究在其内部分支领域的界定上也保持了一种史华慈所说的“富有成效的模糊性”（fruitful ambiguity），65也就是说一种超越通常学科建制下的情形的灵活性和变动性，而且这种灵活性和变动性近年来更有强化趋势。一种是探寻“区域”概念的新构造方式，不断增加和包容新的地区领域，比如，东亚经济崛起后出现的环太平洋地区（亚洲太平洋地区）研究，以及苏联解体后倾向于单独组织的中亚研究。另外一种更突出的情况是，因应日益凸显的“全球化”趋势，反思和纠正因传统地理文化区划和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而造成的褊狭性和局限性，强调各种跨国、跨区域和全球性事物和关系，进而以超越原有区域框架和民族国家单位的方式扩展新的研究议题和领域，如离散社群（diaspora）研究，以及将伊斯兰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乃至于各种关切和议题下的跨国和全球性研究。
刘：最后请您就我们的讨论主题作出简短的总结。
牛：没有任何学术体系是完善的，是不需要变革和更新的，而且演进中的学术体系也不一定在所有方面都注定变得越来越好。美国学术和社会环境中的区域和国际研究也在经受各种各样的冲突、挑战，甚至可能经历顿挫和衰退。美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美国社会对学术和高等教育的支持意愿明显有长期低走之势，66在这种大背景下，人文学和部分社会科学中的对外研究也面临巨大紧缩压力，乃至于有人发出地区和国际研究“衰落”的危言。67可能更为深刻的机理是，经历了各种批判思潮冲击和激荡的美国社会科学仍然不改其实证主义“秉性”，主导着这些学科的通则偏好和“量化强迫症”（quantophrenia）仍然对区域研究构成深刻抵牾。教职竞争激烈，对外研究的经济成本和个人投入更大，社会科学学科尤其是经济学实际上比以往更倾向于鼓励“无地方性的”（place-neutral）和以美国为对象的研究，相应地使专精的对外研究在这些学科里成为一种“职业异端”（professional heresy）和“职业险途”（professional risk），由此在主要社会科学中的存在被排挤和削减的态势。68挤压下的区域和国际研究要通过发挥“效用”（utility）和“公共服务”功能来争取资源和恢复动力，但这当中是不是潜藏着学术空洞化和肤浅化的危险性？这种重新导向实用的趋势，以及“跨越边界”潮流下的各种“全球研究”“跨国研究”“跨文化研究”等等，又会不会成为消磨经典区域研究的“实体博学”风范的“花车巡游”（bandwagon）？这里似乎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有待观察。
然而，尽管历史和现实中的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有各种问题、困境和缺陷，但基于它在当代世界性专业化学术体系中的存在中所具有的深厚的理据和根基，基于它的规模、成果、影响力和典范意义，基于它在历史上呈现出的包容性、灵活性和适应变迁、自我变革的能力，我们必须有重视、理解、参照它的理由。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以及中国的世界角色和抱负的提升，势将使中国的国际研究得以迅速扩张，并推进其“全球覆盖”格局，获致仅次于甚至超过美国的数量规模。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复制美国模板，但在构建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当代努力中，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实际历程和思想资源，包括它自我批判和反思的资源，应当成为我们获取原理性认识和方法、策略的重要来源，甚至应当被视为知识和思想上的重要起点和基础之一。关于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的知识和思考，应当作为我们自己的区域和国别研究的参与者、规划者和管理者的“通识教育”中必需的环节和组成部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让空洞、虚妄的“自主性”主张成为懒于学习、昧于知人、弱于思考和反思的借口和原因。
注释
1．国际上已出现在采用通用名称的同时以“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特指中国的情况，参见Margaret Myers, Richardo Barrios and Guo Cunhai, “Learning Latin America: China's Strategy for Area Studies Development, ”The Dialogue, Latin America and the World, June 2018, https://www.the-dialogu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6/Dialogue-Area-Studies-Report.pdf，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8月29日。
2．据了解，教育部在2011年曾就该译名问题组织过专家讨论，最后确定在相关正式文件中采用“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对应“国别和区域研究”。参见牛可对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负责人罗林教授的采访，2018年3月17日。
3. Ford Foundation, Crossing Borders: Revitalizing Area Studies, Ford Foundation, 1999; Craig Calhoun, “Renew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gional and Transregional Studies in a Changing Intellectual Field,”in David S. Wiley and Robert S. Glew, eds., International and Language Education for a Global Future: Fifty Years of U. S.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Program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42—247.
4. Neil J. Smelser and Paul B. Baltes, eds.,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Amsterdam: Elsevier, 2001.
5.“International Studies”被我国一些外国语大学（学院）在官方译名中采用，与这些学校学科重构和发展的方向相符；但一些大学的国际关系院系弃“international relations”而采用“international studies”，则有名不副实、易引发混乱之弊。
6．关于“知识社会史”，参见[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陈志宏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7. Robert B. Hall, Area Stud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Implicat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Hall Report”）, Pamphlet 3, May 1947, pp. 23—24.
8．关于西方国家最强大的德国东方学，参见Ursula Wokoeck, German Orientalism: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Islam from 1800 to 1847, London: Routledge, 2009; Suzanne L. Marchand, German Orientalism in the Age of Empire: Religion, Race, and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页。
10．东方学者对东方学与社会科学的疏离的认知，参见Anouar Abdel-Malek，“Orientalism in Crisis，”Diogenes，Vol.44，No.1，1963，pp.103—140。
11．牛可：《地区研究创生史十年：知识构建、学术规划和政治－学术关系》，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6年第1期，第31—61页；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第9—20页。
12．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东方学，参见McCaughey,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Academic Enterprise: A Chapter in the Enclosure of American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Bruce Kuklick, Puritans in Babylon: The Ancient Near East and American Intellectual life, 1880—1930，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 SSRC Committee on World Regions, World Regions in the Social Science: Report of a Committee of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Mimeo-graph, June 1943,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即《汉密尔顿报告》（Hamilton Report）。
14.1947年英国政府发布《斯卡伯勒报告》（Scarbrough Report），诊断英国对外研究的虚弱和不足，但尚未对美国经验予以特别重视。但到1959年英国政府委托下作出的《海特报告》（Hayter Report）即强调要“从美国经验中学习很多”。Foreign Office, Report of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mmission of Enquiry on Oriental, Slavonic,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His Majesty Stationery Office, 1947; 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 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Oriental,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and African Studies, London: Her Majesty Stationary Office, 1961.pp.61—62；一位后来加入美国区域研究的英国重要东方学家对两者的反思，参见Sir Hamilton Gibb, Area Studies Reconsidered,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1963。
15. David Szanton,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llectual Trend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p. 693; Immanuel Wallerstein, et al.,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rkian Commission on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36.
16.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Cold War Area Studies,”in Noam Chomsky, et a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versity: Toward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Postwar Yea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pp. 195—231;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No. 1, January-March 1997, pp. 6—26; Christoper Simpson, ed., Universities and Empire: Money and Social Sciences During the Cold Wa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8; Carl E. Pletsch, “The Three Worlds, or the Division of Social Scientific Labor, circa 1950—1975,”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3, No. 4, October 1981, pp. 565—590; Irene L. Gendzier, Managing Political Change: Social Scientists and the Third World,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Sigmund Diamond, Compromised Campus: The Collaboration of Universities with the Intelligence Commun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Nile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Ron Robin, The Making of the Cold War En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Mili-tary-Intellectual Complex,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17.[美]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美]爱德华·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Masao Miyaoshi and H. D. Harootunian, eds., Learning Places: The Afterlives of Area Studies，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Ban Wang, “The Cold War, Imperial Aesthetics, and Area Studies, ”Social Texts, Vol. 20, No.3, Fall 2002, pp.46—65。
18．如前文所提到的，前者曾最早发掘地区研究的重大智识和制度变革意义；后者在2017年9月在北大演讲和交流中也一再提到，地区研究在制度上给对外部世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立足之地”（elbow room）。参见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62667，最后访问时间：2018年9月1日。
19. Bruce Cummings, “Biting the Hand That Feeds You: Why the‘Intelligence Function’ of American Foundation Support for Area Studies Remains Hidden in Plain Sight,”Global Society, Vol. 28, No. 1, 2014, pp. 70—89.
20．比如，美国中国研究学者何汉理曾开列出地区研究的六项“非学术”（non-academic）功能，指出这种功能处于长期下降的趋势，并予以比较复杂、平衡的分析。但是到了中文学术界，这些角色就被解读成美国中国研究的五种“主要角色”，似乎美国中国研究的主要功能是非学术的。参见Harry Harding, “The Changing Roles of the Academic China-Watcher, ”The Sigur Center for Asian Studies,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Observing the PRC at 50, The Elliot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9, pp.65—73；刘康：《从区域研究到文化研究》，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第12—20页。
21. David Engerman, “Bernath Lecture: American Knowledge and Global Power,”Diplomatic History, Vol. 31, No. 4, September 2007, pp. 599—622.
22. Thomas Bende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Twentieth Century,”Prepared for International Rectors Conference, New York University, February 22, 1997.
23. David Eng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 Soviet Exper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Zachary Lockman, Filed Notes: The Making of Middle East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24. A. Hunter Dupree, Science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istory of Policies and Activities to 1940,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25. Stanley Hoffman, “An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aedalus, Vol. 106, No. 3, Summber 1977, pp. 41—60; David Ekbladh,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Edward Mead the Depression-Era Origins of Security Studies,”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3, Winter 2011/12, pp. 197—141; Peter Grose, Continuing the Inquiry: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rom 1921 to 1996,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96; Inderjeet Parmar,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Ford, Carnegie,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Richard Glotzer, “A Long Shadow: Frederick P. Keppel, the Carnegie Corporation and the Dominions and Clonies Fund Area Experts 1923—1943,”History of Education, Vol. 38, No. 5, September 2009, pp. 621—648.
26. Frank Ninkovich, Global Dawn: The Cultural Foundation of American Internationalism, 1865—199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王立新: 《踌躇的霸权：美国崛起后的身份困惑与秩序追求（1913—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Brian M. Foster,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1865—1919,”Ph. D. Dissertation, Carleton University, Canada, 2012。
27. Gilbert Allardyc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Course,”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7, No. 3, June 1982, pp. 695—726; Leonard Krieger, “European History in America,”John Higham, et al.,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5, pp. 235—313.
28. Robert Bynes, ed., A History of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Lanham, I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pp. 3—34; John S. Baick, “Reorienting Culture: New York Elites and the Turn Toward East Asia,”Ph. D. Disserta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May 1998, pp. 84—152; Paula Cronin, “East Asian Studies at Harvard—a Scholarly Bridge between Two Worlds,”Harvard Today, Spring 1976, pp. 7—9, 13.
29. Arum, “Early States of Foreign Language and Area Studies,”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1975; Charles O. Hucke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Matthew D. Linton, “Any Enlightened Government: Mortimer Graves's Plan for a National Center for Far Eastern Studies, 1935—1946,”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Vol. 24, 2017, pp. 7—26.
30．关于海外传教活动和美国区域研究历史纽带的考察，参见David Hollinger, Protestants Abroad: How Missionaries Tried to Change the World but Changed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214—251。
31. David Engerman, “The Pedagogical Purpose of Interdisciplinary Social Science: A View from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51, No. 1, Winter 2015, pp. 78—92；另外参见Tim Borstelmann, “Inside Evry Foreigner: How American Understand Others,”Diplomatic History, Vol. 40, No. 1, 2016, pp. 1—18。
32．关于“科学／智识运动”，参见Scott Frickel and Neil Gross，“A General Theory of Scientific/Intellectual Movement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70，April 2005，pp.204—232。
33. Mark Solovey, “Riding Natural Scientists' Coattails onto the Endless Frontier: The SSRC and the Quest for Scientific Legitimac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40, No. 4, Fall 2004, pp. 393—422.
34. Gilbert W. Merkx, “Gulliver's Travels: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Title VI,”David S. Wiley and Robert S. Glew, eds., International and Language Education for a Global Future: Fifty Years of U. S. Title VI and Fulbright-Hays Programs,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7—32; R. D. Lambert,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in James D. Wright,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first edition, Amsterdam: Elsevier, 2001, pp. 687—688.
35．对理解美国智库的传统和特性有重要价值的研究，参见James Allen Smith, 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New Policy Elit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美]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巴里·沃茨：《最后的武士：安德鲁·马歇尔与现代美国国防战略的形成》，张露、王迎晖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
36. “Hall Report,”pp. 24—25.
37．区域研究认识论特性或许可由人类学和历史学当中的两位重要人物吉尔茨和史华慈的以下两篇文章呈现：Clifford Geertz，“Blurred Genres: The Refiguration of Social Thought，”The American Scholar，Vol.49，No.2，Spring 1980，pp.165—179；Benjamin Schwartz，“Presidential Address: 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40，No.1，November 1980，pp.15—25；另参见Loren Graham and Jean-Michel Kantor，“‘Soft’ Area Studies versus ‘Hard’ Social Science: A False Opposition，”Slavic Review，Vol.66，2007，pp.1—19。
38．关于认识论共同体和学术文化，参见Anthony Biglan，“The Characteristics of Subject Matter in Different Academic Areas，”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Vo.57，No.3，1973，pp.195—203；Tony Becher and Paul R. Trowler, 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 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2nd Edition，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46—47; Thomas Bender and Carl E. Schorske, American Academic Culture in Transi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pp.3—13；[美]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姜志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Everett Carll Ladd, Jr.,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Divided Academy: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39.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Objectivity Question”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46—563; Mark Solovey, “Project Camelot and the 1960s Epistemological Revolution: Rethinking the Politics-Patronage-Social Science Nexus,”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31, No. 2, April 2001, pp. 171—206.
40. John Bowen,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Nicholas Dirks, “South Asian Studies: Futures Past,”in David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in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386—425, 341—385.
41. 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 Donald L. M. Blackmer, The MIT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Founding Years, 1951—1969, 2002; [美]雷迅马: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42．关于博厄斯对区域研究的持久影响，参见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关于雷德菲尔德的非主流、替代性现代化思想，参见Nicoe Sackley，“Cosmopolitanism and the Uses of Tradition: Robert Redfield and Alternative Visions of Modernization During the Cold War，”Modern Intellectual History，Vol.9，No.3，2012，pp.565—595。
43. R. W. Hefne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Culture,”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pp. 14666—14670.
44. Lucian W. Py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Discipline and Area Studies,”Lucian W. Pye, ed., Political Science and Area Studies: Rivals or Partners? , p. 16.
45. Everett Carll Ladd, Jr., and Seymour Martin Lipset, The Divided Academy: Professors and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5.
46. Engerman, Know Your Enemy: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Soviet Experts, pp. 208—302.
47. David Szanton, “Introducti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2—3.
48．对“通识教育”精神和区域研究的密切关系的一个简短而精彩的阐发，参见Benjamin Schwartz，“The Fetish of the‘Disciplines’，”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23，No.4，August 1964，pp.537—538。
49．关于美国研究型大学扩张的动力和特性，参见[美]戴维·拉伯雷：《复杂结构造就的自主成长》，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3期，第24—39页。
50．作为公立研究型大学发展区域和国际研究的案例之一的威斯康星大学，参见David Trubeck，“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David Ward，ed.，Proud Tradition and Future Challenge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Celebrates 150 Year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Press, 1999, pp.131—164。
51. Andrew Abbott, Chaos of Disciplin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p. 215—127.
52. Mitchell L. Stevens, Cynthia Miller-Idriss, and Seteney Shamy, Seeing the World: How US Universities Make Knowledge in a Global Er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46.
53．如见“Hall Report,”pp. 86—87; Richard H, Heindel, The Present Position of Foreign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ost-Conference Report（Heindel Report）,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New York, mimeograph, 1950, p. 11。
54. Stevens, et al., Seeing the World, pp. 39—60；另外参见Julie Thompson Kline, Creating Interdisciplinary Campus Cultures, San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2010, pp. 43—44。
55．典型例子如哈佛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康奈尔的乔治·卡辛东南亚研究中心。参见Ronald Suleski,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at Harvard University: Fifty Years, 1955—2005，pp.11—44；高子牛：《作为跨学科组织的研究中心：以康奈尔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为例（1950—1975）》，载《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8年第2期，第116—133页。
56. Stevens, et al., Seeing the World, pp. 53—56, 83—84．关于地区研究中心在美国大学的总体“国际化”中的作用，参见Jonathan Z. Friedman and Cynthia Miller-Idriss, “The International Infrastructure of Area Studies Centers: Lesson for Current Practice from a Prior Wav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Vol. 19, No. 1, 2015, pp. 86—104。
57．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设“国际部”（International Division）与地区和国际研究院（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前者由副教务长兼任领导（Dean），统领全校的国际研究和国际教育；后者向全校八个地区研究中心及全校本科生国际研究课程提供协调和行政服务。该校以一座位于校园中心地点的办公楼给全校各区域研究中心提供办公设施。
58．参见笔者和宁琦、张存群、刘青一道对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地区和国际研究院、东亚研究中心、南亚研究中心、非洲研究中心的访谈（2018年5月22日），对芝加哥大学东欧和俄罗斯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European and Russian/Eurasian Studies）、东亚语言和文明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东亚研究中心（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的访谈（2018年5月24日），对西北大学巴菲特全球研究中心（Buffett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的访谈（2018年5月25日）。
59. Craig Calhoun, “Renew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gional and Transregional Studies in a Changing Intellectual Field,”pp. 228—230.
60. Robert E. Ward and Bryce Wood, “Foreign Area Stud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Items, Vo. 28, No. 4, December 1974, pp. 53—58; Kenton W. Worceste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23—1998, pp. 115—127.
61．例如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下设中国与内亚理事会（China and Inner Asia Council[CIAC]），东北亚理事会（Northeast Asia Council[NEAC]），南亚理事会（South Asia Council[SAC]），and东南亚理事会（Southeast Asia Council [SEAC]）等分会。关于亚洲学会的组织沿革，参见Hucke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62. R. D. Lambert, “Area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 pp. 686—692.
63．西欧在美国区域和国际研究中情况特殊。尽管区域创建运动中明确地将西欧指认为区域研究的一员，而且后来“第六条”资助名录中也列入西欧研究，但由于美国与西欧相关的学术有其独特的历史源流和以学科为主的认同方式，所以“西欧”从未形成一个有力的认同和组织向度，不同学科间相关学者关系疏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地区研究共同体之外。
64. Richard Lambert, “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pp. 722—724.
65. Schwartz, “Presidential Address: Area Studies as a Critical Discipline,”p. 16.
66. David F. Labaree, “Learning to Love the Bomb: America's Brief Cold-War Fling with the University as a Public Good,”Paper Presented to Peking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Wisconsin Workshop in Higher Education, “Lessons Learned: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y 28 and 29, 2015.
67. Charles King, “The Declin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Foreign Affairs, Vol. 94, No. 4, Jul. /Agu. 2015, pp. 88—98.
68. Stevens, et al., Seeing the World, pp. 8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