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轮争论

5月12日星期三，下午2点30分，众人在罗斯福总统椭圆形的书房里展开会晤。这里位于“蓝厅”上方，是一处舒适的世外桃源。墙壁被航海绘画和版画装点，一张熊皮覆盖在地板上。总统坐在没有扶手的轮椅上，迎接丘吉尔和另外10个参加会晤的人，他们其中大部分都是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成员。巨大的办公桌放在远离窗户的地方，上面摆着一盏蓝色的台灯、四只布艺玩具驴、一摞书、一个墨水瓶、一个药瓶、一只外形酷似舵盘的台钟，以及一尊在钢铁收集运动中幸免于难的第一夫人半身铜像。

5个月前，美国战略家们在离开卡萨布兰卡时就确信，他们被英国人挫败了，后者显然准备得更加充分，并已下定决心，继续执行以进攻北非为开端的地中海战略。为避免重蹈覆辙，美国人在“三叉戟”会议前便以意见书的形式向英方提出了问题，就各种战争政策起草了30多份研究报告，并将代表团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在寻求“一个伟大的计划，以直抵欧洲中心地带”的过程中，美国的策划者们仔细考量了从伊比利亚半岛和法国南部至意大利、希腊及土耳其等地各个可以突破欧洲大陆门户的地点。可即便如此，大家却更青睐于跨越英吉利海峡这条最直接的路径。

总统的智囊团正面临着许多人眼中的美国战略霸权最大障碍，即罗斯福本身。他显然很愿意被丘吉尔的甜言蜜语所动摇。“从伦敦来的那个人……总有办法对付我们的总统，我敢说，参谋人员拟订的计划一定会被否决，”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5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对此深感担忧。”3天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与罗斯福在白宫进行了协商，强硬地要求总统保证，会对英国人施压，要求他们同意执行跨越海峡进攻欧洲的计划。

在阐述完观点后，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备忘录再次表达了“对进攻意大利腹地的反感”，同时提醒总统，英国人“是咬文嚼字和回避承诺的老手”。罗斯福在备忘录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下四个字作为回复，而丘吉尔也在“玛丽王后”号上的备忘录中写下过同样的一句话：“谁都不傻。”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中，“从伦敦来的那个人”开口说话了。北非战役已获得胜利，进攻西西里岛的“爱斯基摩人行动”即将展开。“接下来该做什么？”丘吉尔问道。盟军拥有“获得胜利的实力和声望”，定会“攫取我们胜利的果实”。拿着手中的打印稿，他说出了自己的观点：第一，苏联人正苦苦抵御着185个德国师；第二，盟军目前没有作战行动；第三，夺取意大利的时机已经成熟。

1942年11月，英国首相曾在一份发给罗斯福的电报中使用了“软腹部”这个词，认为由轴心国控制的欧洲大陆南翼其实相当脆弱。同一周内，丘吉尔在私下里告诉他的军事顾问们：“我们希望他们同意，在‘爱斯基摩人行动’中优先考虑攻击‘腹部’。”此刻，他仍坚持这一点：“我们是要进攻意大利本土，还是发动空袭打垮它？德国人会保卫意大利吗？”丘吉尔自问自答，“指挥大军进攻意大利”势在必行，而不是在夺取西西里岛后就将其闲置。如果希特勒调集部队支援他的法西斯盟友贝尼托·墨索里尼，苏军的压力自然而然就减轻了。首相并不认为一个被击败的意大利会成为盟国的经济负担，甚至不承认“占领意大利是必要的”。

这就是英国针对地中海地区的战略概要。然而，丘吉尔的观点虽然很生动，但实在缺乏说服力。罗斯福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复：“攻占西西里岛后，我们该去哪里？”

在“爱斯基摩人行动”结束前，约有25个盟军师（每个师的兵力约为1.5万人）集结在地中海地区，而且，“这些部队必须保持部署状态”。但罗斯福“始终不敢将庞大的军队留在意大利”，认为这样分散兵力可能会“削弱盟国的实力，并使德国人有机可乘”。最好是在英国集结一支强大的主力部队，对德国本土发起致命一击，“应该确定下来，在1944年春季展开这项行动。”说罢，总统微笑着，漫不经心地晃了晃头，这个动作被一位崇拜者称为“他持烟嘴的姿势”。

僵局持续至第二天早上，联合参谋长们（其中包括6名美国和英国陆军、海军及空军高级军官）在联邦储备大厦继续展开会晤，罗斯福和丘吉尔没有出席。

联邦储备大厦是一座外形简约的直线型建筑，柱廊正对着宪法大道，空气中弥漫着玫瑰花和新修剪过的青草的香味。在供联邦储备委员会使用的房间里，美国代表团展示了一份题为“全球战争战略”的备忘录。备忘录共提出了11条决议，其中第3点最为一针见血：“美国各参谋长均认为，为尽早结束对德战争，跨越海峡进攻欧洲是必要的。”

一位身材高大、面色严峻、长着一头已经开始变灰的沙色头发的人正在阐述美方观点，他就是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C．马歇尔将军。尽管很担心总统会被英国人的花言巧语所动摇，但对于这个问题，他很有主见。马歇尔做事向来有条不紊，深信“没有谁能在下午3点过后仍然坚持最初的想法”。他藐视正统，鄙夷马屁精，也讨厌电话。在丘吉尔看来，他是“他们所有人当中最伟大的罗马人”。一名英国将军这样描述他：“虽然高贵，但有些孤傲，不被战争所影响，无法收买……我从未见过他以任何方式表露过自己的情感。”

实际上，马歇尔的脾气很刚烈，他要求下属在战争期间“不说空话、废话，用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做事”。他的问话总是特色鲜明，还会用那双冰蓝色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对方，总是令其属下的中将和中尉们害怕：“你确定你已经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了吗？”除了骑马，园艺是他唯一的消遣方式。据他妻子说，“他引以为豪的”依然是弗吉尼亚家门外的肥料堆。

马歇尔说，进攻意大利“会使地中海地区出现真空地带”，令跨越海峡发起进攻的部队和物资被分流。西西里岛战役后的行动“应仅限于空中打击”，否则会冒在地中海地区“长期作战”的风险，这是“美国所无法接受的”。

陆军部将30份研究报告中的数据搬了出来：如果打垮意大利，则需要动用盟国宝贵的航运资源来养活意大利的百姓。德国将收回目前每年为意大利提供的1 200万吨煤和支援车辆。总体来说，“软腹部”缺乏足够的港口来支持庞大的盟军部队攻入欧洲中部。另外，美国战略规划者们还仔细考虑过英国人被“附加事件”“在次要问题上吹毛求疵”和“无利可图”影响的可能性。美国人怀疑，英国人之所以对地中海如此痴迷，很可能是因为热衷于传统帝国的利益，或者是害怕付出可怕的伤亡代价，不愿再次冒险，重蹈上一代人的覆辙。

马歇尔补充道：“就结束这一场战争而言，针对地中海的行动太过投机。”

大英帝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子爵聚精会神地倾听着，棱角分明的面孔上没有任何表情。他曾这样评价马歇尔：“一个大个子，一个了不起的绅士，值得信赖，但他的思维能力却没能打动我。”

布鲁克59岁，经历过一战，脑子很够用，以至于总是想解雇那些“无法跟上他思维的蠢货”。他长着一副圆肩膀，一头黑发总是涂着发蜡，有时候很暴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易怒”，甚至还经常和首相发生矛盾。“我拍着桌子把脸凑过去，你猜他会怎么做？”首相说道，“他会把桌子拍得更响，一双愤怒的眼睛几乎喷出火苗。”布鲁克计算过，他平均每个月都要跟丘吉尔干一仗，每干一仗就会“减寿一年”。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补充道：“吃过晚饭，和他工作到凌晨1点，这种开夜车简直要了我的命。”

布鲁克是家中第九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他出生、成长于法国，会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也因此被冠以一个令他为之恐惧一生的绰号——“青蛙”。他的父亲是一位盎格鲁－爱尔兰准男爵，早年移居国外。布鲁克的爱好为鸟类和野生动物摄影，在这方面他算是先驱。马歇尔钟情于自己的肥料堆，而布鲁克最爱去萨克维尔街的索瑟兰书店，他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津津有味地阅读有关鸟类学的图画书籍。在“玛丽王后”号上，他丢开《海洋鸟类》，用他爱尔兰海岸线般蜿蜒的笔迹在日记本上写道：“发动一场战争，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制订计划，并确保这些计划得以执行，争执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然而，他却与马歇尔发生了争执，尽管两人都没有提高嗓门。美国代表团战略备忘录中的11条决议全部被英国人驳回：“目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意大利，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向击败德国迈出了很大的一步。”

布鲁克不断强调着这个观点。目前，仍有35个德国师驻扎在法国和低地国家，国内还有10个师充当预备队。进攻意大利能够改变这些部队的部署状态，在盟军最终发起跨海进攻之前，削弱德军的防御力量。然而，这场跨海进攻很可能要到1945年或1946年才能展开。如果意大利崩溃，德军就不得不接替占领巴尔干的43个意大利师，以及另外驻扎在法国南部的7个师。没有意大利这个盟友，德军就不大可能会选择在意大利北部波河河谷以南的地区作战。一名英国参谋在备忘录中写道：“如果意大利崩溃，我们派入意大利本土的全部力量绝对不会超过9个师。”

红色皮质文件夹中的一摞研究报告进一步为英方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地中海是如此诱人，如果意大利崩溃，德国人就无法继续控制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他们会将一切力量集中在防御上，我们完全可以借此机会打垮轴心国，并于1944年结束对德战争。”

布鲁克提醒他的美国同僚，除非在夺取西西里岛后将战事延伸至意大利，“否则不可能继续进攻法国”。实际上，“如果在‘爱斯基摩人行动’结束后中止地中海战事，将会延长这场战争”。

会谈结束时，房间内一片沉默。双方互相猜疑，观点大相径庭。美方一名规划者对他的谈判对手说：“你们的人并不想跨越海峡。”脾气暴躁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向其他美军参谋长提出建议：“我们应该把力量集中在太平洋。”

讨论陷入僵局，马歇尔提议暂时休会。伴随着一阵挪动椅子的声响，与会者们纷纷离席，缓步来到隔壁的公共卫生大厦。地图室内已经安排好了午餐，争执暂时让位于闲聊和餐具间友好的碰撞声。当晚，布鲁克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郁闷至极。”

与5个月前的卡萨布兰卡不同，华盛顿缺乏平静。会议没完没了，通常一天就要开三次甚至更多，会议结束后还不得不应承没完没了的社交义务，要连续四个晚上出席不同的正式场合。尽管大家都盛装到场，但首都的相关人员毕竟没见过什么世面，招待这些声望卓著的大人物时，既渴望取悦于他们，又为此紧张不已。

在一场华盛顿国民队的棒球赛上，两位陆军元帅在包厢现身，球迷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中场休息时，平·克劳斯贝与凯特·史密斯引吭高歌，游客们则试图弄清什么是本垒，什么是本垒打。在一场晚宴上，每位来宾在入席前都要将手伸进一顶礼帽中（共两顶，男士和女士分别使用不同的礼帽），摸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有历史上一位著名情人的名字。

餐桌的座次便根据不同情人的结合排定：海伦与帕里斯，克娄巴特拉与安东尼，克洛伊与达佛涅斯，海洛薇兹与阿伯拉德……在白宫举行的私人放映会同样很“亲热”：影片是一部关于美国陆军通信兵的新片——《不列颠之战》。英勇的皇家空军飞行员爬入驾驶舱，“喷火”式战斗机与梅塞施密特缠斗，受到重创的战机拖着螺旋状的黑烟倾斜下坠。丘吉尔出神地盯着银幕，泪水从他胖乎乎的面颊上滚落，被放映机闪烁的灯光照得亮晶晶的。只有华盛顿的气候显得不太好客，炎热迫使一些萎靡的英国人采取了绝望的举措：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夫妇住在乔治敦区的一座房子里，他的妻子被发现浑身赤裸地睡在一台“西屋”牌电冰箱敞开的门前。

为躲避“公务华盛顿”和“社交华盛顿”，马歇尔安排了两架运输机，带着各参谋长们飞往弗吉尼亚东南部度周末。飞机在兰利机场着陆后，众人又挤入8辆早已在外等候的军用公务车，驶上17号公路，开始了约克镇战场之旅。在一阵哄笑声中，英国人声称不记得1781年“是哪个家伙在那里败得那么惨”。随后他们又去了已经被精心复原了的前殖民地首府威廉斯堡。

相比起华盛顿的“紧张”，威廉斯堡则“满怀兴奋”：草坪、树篱和金银花都已被精心修剪；在威廉斯堡旅店，一直被封箱存放的亚麻布和瓷器终于重见天日；银器被反复抛光，木匠专门制作了一张可供13人用餐的餐桌；为了能照亮山茱萸，泛光灯的亮度被重新调整；在政府严格限制氟利昂的情况下，旅店还搞到了里士满南部仅有的两桶制冷剂，装上了令人愉快的空调。

曾资助威廉斯堡修复工作的小约翰·D．洛克菲勒在得知这次探访活动后，专门派人监督晚餐的准备工作。在他获悉劣质奶油可能会被用于制作冰激凌后，立即命人从位于纽约波坎蒂科山的自家庄园送来一大罐新鲜奶油，以及精心挑选的水果和奶酪，他位于曼哈顿的私人俱乐部还准备了新鲜的马里兰甲鱼。在宾州火车站，管家苦不堪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奶油、水果、奶酪、甲鱼和雪利酒塞入了列车包厢上铺，4小时后，他将在里士满挤下火车，坐上豪华汽车，带着这些慷慨的礼物赶往威廉斯堡。

5月15日星期六，下午5点前不久，参谋长们的车队离开皇后街，驶上格洛斯特公爵街，在旧国会大厦门前停下，一名身穿殖民地时期制服的黑人门童迎接他们。赞赏过打磨一新的木制器具和年轻的乔治·华盛顿肖像后，他们来到罗利酒店的达芙妮餐厅，品尝手指三明治和肉桂吐司，佐以茶水和苏打威士忌。随后，参谋长们回到旅店，大厅双壁炉内的火焰噼啪作响（简直是在白白浪费辛苦弄来的氟利昂），冰镇薄荷酒装在当地银匠手工打制的酒杯中被端了上来。

晚餐定在8点15分，除了洛克菲勒菜单上的菜式之外，还有蟹肉冷盘、弗吉尼亚火腿、松脆饼干以及一瓶1929年的海德西克独家珍藏干香槟。人们一致认为草莓冰激凌美味绝伦。喝罢咖啡和白兰地，马歇尔带着客人们“午夜游览”殖民地时期的总督府。数百支蜡烛将各个房间和整座花园照得灯火通明。第一海务大臣、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在树篱迷宫中迷了路，只得大声呼救，大家却都不敢去救他，因为这只会让自己也迷路，引得众人孩子似的开怀大笑。

星期日早上，在露台上吃罢早餐，有人来到草坪上玩槌球，有人穿着借来的泳裤去游泳。布鲁克一边盘算着要不要花1 500英镑买一套45卷的《古尔德鸟类大全》，一边带着望远镜外出搜索猫鹊和毛发啄木鸟。在前往机场返回华盛顿之前，这些高级将领们列队走进布鲁顿教区教堂，在接待员的陪同下，参观了华盛顿将军曾坐过的座位。教堂里挤满了教友，两条过道被堵塞，长椅上坐满了人，折叠椅也被搬出来。达德利·庞德被检查出脑瘤，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始料未及的他被邀请朗读《圣经》。他走上诵经台，翻到《马太福音》第6章，大声读道：

你们细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生长；它们既不劳苦，也不纺线。

最后，庞德以强有力的声音结束了朗读：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烦恼；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就在参谋长们南下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却选择北上，随行的还有埃莉诺·罗斯福和哈里·霍普金斯。一支摩托车护卫队负责肃清道路，车队驶上马萨诸塞大道，随即斜向驶离首都，沿威斯康星大道向位于马里兰州中部、凯托克廷山中的总统度假胜地而去。那里被称为“香格里拉”，后来更名为“戴维营”。罗斯福看见一块“巴巴拉·费里彻糖果”的广告牌，便吟诵了约翰·格林利夫·惠蒂尔叙事诗中的几句。这首诗描述的是内战期间一位传奇女英雄（诗歌名为《巴巴拉·费里彻》，与其歌颂的女英雄同名。——译者注），她在自家窗户里挥舞着星条旗，毫不在乎列队经过的叛军。

她说：“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

就射向我这颗斑白的头颅，

但别损伤你们的国旗。”

令总统惊讶的是，丘吉尔随后“背诵了整首诗”，整整60行：

她将身体远远倾出窗台，以极大的毅力把旗摇摆。

很快，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跟上首相的节奏，朗诵着副句：

如果你们决意开枪的话……

一连三天，他们都在香格里拉宁静的林间空地休憩，在小木屋中午睡，在小溪边钓鳟鱼，谈论80年前南部邦联部队穿越这些山丘，赶往葛底斯堡时的情景。罗斯福的女儿安娜也随父亲来到这里。5月14日，她写信告诉自己的丈夫，丘吉尔“在整个晚餐过程中一直在剔牙，还抽了好多鼻烟，导致他不断打喷嚏，每打一下都震得房屋发颤……不过我发现，那只鼻烟壶曾是纳尔逊勋爵的物品，真让我好生羡慕”。罗斯福经常坐在窗户旁欣赏他心爱的邮票收藏。更多的坦克和飞机，更多的这个和那个……当丘吉尔的请求变得过于急切时，罗斯福会拿起一张邮票凑至光线下，低声打断他的话：“这张纽芬兰的邮票很漂亮吧？”在其他场合，为了帮总统从“温斯顿时刻”中解围，一名助手会请罗斯福去接听并不存在的电话。

除了共同背负着拯救世界的责任之外，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拥有许多共同点，比如说他们对保密、欺诈和军事史都有着相当的热情。一名下属写道，罗斯福总统“热衷于军事方面的事件，喜欢亲自处理，全权掌握”。而丘吉尔则将自己幻想为他著名的祖先马尔巴罗堡公爵转世——那位于1704年在布莱尼姆战胜了法军的大人物。尽管反对丘吉尔针对意大利的战略，但罗斯福也有“实施战略牵制的倾向”，对地中海地区怀有一种几乎与丘吉尔同样可怕的迷恋。他们不会忘记，也不会试图忘记这场战争带来的痛苦。（马歇尔经常给罗斯福送去色彩鲜艳的图表，上面详细统计了最新的战争伤亡数据，“因此，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总统越来越钦佩且喜爱丘吉尔，他曾问道：“他就像一个出色的民主党人，对吧？”

可是，丘吉尔却无法更进一步接近罗斯福。快乐、迷人的总统，内心却密不透光，神秘莫测。一位助手这样描述他：“他的内心深处密林丛生。”亨利·史汀生说，试图追随他的思维过程，“就像在一间空房间里绕圈，追逐一道移动的光线”。他很少发号施令，却明确表示“希望有事情可做”。他以忽略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没有哪个政治家能比他更出色。罗斯福将无为而治提升至一种艺术的境界，拒绝了军事智囊团提出的20多条建议，只遵循自己的本能，在1942年11月做出了进攻北非的决定。一名英国观察家认为他“头脑并不清醒”，而美军参谋长们只能表示赞同。埃莉诺曾说过：“总统从不‘考虑’，他只负责决定。”

罗斯福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归纳为两个名词：民主党人和基督徒。他还在194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四大自由”，即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几个月前，他已开始构想战后的世界，而之所以刻意与丘吉尔保持一定的距离，恐怕是因为他的愿景中并不包括光复殖民帝国。当然，他曾发自肺腑地告诉英国首相：“能与你同处一个时代，我很开心。”但他也曾对儿子埃利奥特说过：“英国正在衰退。”

美国的地位正在上升，罗斯福有理由希望他的同胞们能够共同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一份秘密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超过3/4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应在战后的世界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并“制订计划，帮助其他国家复苏”。半数以上的人同意美国应该“积极加入某种国际组织，该组织的法院和警察力量应强大到足以执行其决定的地步”。同样令人振奋的是，总统发现，70%的人认可他在战时的领导，如果战争继续下去，2/3的人希望他能在1944年连任。

如果说英国在衰退，那么，罗斯福本人也是如此，而且毫无疑问，他知道这一点。那些曾在卡萨布兰卡战略会议上见过他的人，都因他虚弱不堪的状态而倍感惊慌，漂亮的纽芬兰邮票也没能让他彻底恢复。“他具备某种特质，能立即对人产生吸引力，并令他们感到悲伤。”一名英国外交官在日记中写道，“伟大的身躯，杰出的头脑，庄严的体格，他一动不动地坐在沙发或椅子上，从一个房间被抬到另一个房间。”除了抱怨周期性鼻窦炎外，罗斯福很少谈及他的健康问题——这只是另一个秘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