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　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出席会议的是国内各地党组织和旅日党组织派出的13名代表，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这些代表包括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然而，使大家感到遗憾的是，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都没有出席这次重要会议。这是为什么呢？

陈独秀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和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又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1920年年底，陈独秀在上海积极筹备建党的时候，受陈炯明之邀赴粤主持全省教育。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共产国际代表特意指示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大会。但因陈独秀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政务缠身，不便离开。对此，陈潭秋曾于1936年在《回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说：“陈独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会。那时他在陈炯明手下做广东的教育厅长。”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便在广州党员会上提名由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党的一大。包惠僧曾回忆说：“有一天，陈独秀召集我们在谭植棠家开会，说接到上海李汉俊的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两个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人出席会议，还寄来二百元路费。陈独秀说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现在不能去，因为他兼大学预科校长，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第二可以派陈公博和包惠僧两个人去出席会议，陈公博是办报的，又是宣传员养成所所长，知道的事情多，报纸编辑工作可由谭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后就可以回去（会前陈独秀与我谈过，还让我回湖北工作，大概他已经接到上海的信了）。其他几个人都忙，离不开。”陈独秀虽然未能参会，但他向大会提出关于组织与政策的四点书面意见，委托陈公博带到上海，要求在讨论党纲党章时予以注意。据张国焘回忆，这四点意见是：“一曰培植党员（按即征求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按即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曰纪纲（按即注重纪律的要点）；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按即目前主要工作为争取群众，为将来夺取政权之准备）。”

那么李大钊为什么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呢？李大钊是北京大学教授、图书馆主任，是在中国大地上举起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旗帜的第一人。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积极投身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20年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为建党作准备。他还在北京多次会见共产国际代表，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又领导建立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与在上海的陈独秀遥相呼应，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不过，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兼任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的李大钊正忙于校务，无法抽身前往上海出席会议。对此，张国焘回忆说：“上海北京和广州各地同志们互相函商的结果，决定于六月中旬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这个决定，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据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骨干成员罗章龙回忆，李大钊未能前往上海出席中共一大与他当时领导北京八校教职员工索薪团到北洋总统府交涉有关。“一九二一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时陈独秀亦从南方来信，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原索薪会主席为马叙伦，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这次索薪罢教亘十个多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会上未作更多的准备工作，刘仁静赴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会后才到上海的。”

可见，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皆因事务繁忙未能出席一大，但这无损于他们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的卓越贡献。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窑洞里与来访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在这个大会的组织上，起领导作用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最有才华的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陈独秀对于我在这方面的兴趣也是很有帮助的。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过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毛泽东等中共一大代表没有忘记陈独秀和李大钊，中国共产党也将永远铭记他们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