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调整

虚弱的阴影

李广利投降匈奴后，鉴于他曾为贵戚宿将，匈奴单于对他颇为重视，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一时荣宠犹在卫律之上。卫律虽然隐忍不发，但却一直在等待时机加以报复。一年之后，单于的母亲突患重病，卫律买通巫师诡称病症是先单于发怒的结果，先单于这是在斥责现任单于：“当年我们祭祀战神的时候，都承诺擒获李广利后将之作为祭品，为何现在要反悔呢？”笃信巫术的匈奴单于虽然不愿牺牲自己的女婿，但更畏惧鬼神，不得不将李广利关押。自知命不久矣的贰师将军，此时才展现出他怯懦而卑劣的人生中少有的血气。在被作为祭品处死之前，他愤怒地对匈奴发出了诅咒：“我的死必然带来匈奴的灭亡！”恰巧他死后匈奴遭遇连月的大雪，牲畜大量冻死、民众纷纷得了疾病，匈奴单于认为这正是李广利作祟的结果，又不得不对他进行祭祀以求平息死者的愤怒。

李广利虽然耻辱地死于匈奴人之手，但是他战败带来的灾难却没有平息。原本在对抗中已经处于劣势而不得不妥协求和的匈奴帝国，转而对汉朝采取强硬的政策。公元前89年，李广利全军覆灭的第二年，匈奴向汉朝派出和亲使节，但是提出的条件却是屈辱性的，使节不仅宣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表示匈奴与汉朝地位同等，而且把单于称为“天之骄子”，与大汉皇帝同为天子。虽然匈奴也表示愿与汉朝停止战争、和亲通好，但是却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不但要恢复汉初对匈奴的贡献，还要每年增加“酒万石，稷米五千斛，杂缯万匹”。

汉武帝深知答应此一条件，就意味着之前几十年汉军的牺牲付诸东流，但依旧按照礼节派遣使节出使匈奴回复。匈奴单于居然侮辱说：“汉朝自命为礼仪之邦，但李广利却说太子刘据起兵叛乱，这是何故啊？”汉使争辩道这只是太子和丞相的私斗，丞相污蔑太子，太子发兵想杀死丞相才造成惨祸，而丞相也已被依法处死。太子所犯的不过是“子盗父兵”的小罪，按律也只是笞刑，与当年冒顿单于杀害父亲、霸占后母的禽兽之行怎么能相比呢？被戳到痛处的单于扣押了汉使3年之久。

虽然这位汉朝使节用丧失3年自由的代价捍卫了帝国的尊严，但是刚刚经历了巫蛊之祸的汉武帝却已经无力发动大规模的反击。这不仅因为这位曾经雄才大略的皇帝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而且因为他数十年的执政已经让这个庞大的帝国不堪重负。

不可否认的是，数十年来，汉帝国的疆土在不断扩张，不但匈奴遭受重创，朝鲜、闽越、南越、西南夷也都被纳入帝国的版图。东起扶桑，西逾葱岭，南迄南海，北达丁零的土地都笼罩在大汉朝的天威之下，大汉使者的足迹甚至远及波斯、印度。数十年来帝国朝廷的权力不断集中，诸侯割据的局面已经彻底改变，而列侯世家垄断政权的局面也已被打破了，诸多出身低微的人才得到重用。数十年来帝国的文坛群星璀璨，董仲舒、司马相如、司马迁这样的大学问家辈出，朝廷的藏书逾三万部，太学的兴办让帝国的教育大步迈进，《太初历》的编订让中华的天文历法日益完备，乐府诗和汉赋在文学史上绽放出璀璨的光辉。

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筑在尸山血海之上的，数以百万计的生灵为此献出了生命。到了武帝晚年，征服者时代已经耗尽了整个帝国的元气，无以为继了。

首先，长期的对外战争虽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次对匈作战，出动了百万人次以上的兵力和数百万人次的民夫。武帝在位54年间，仅和匈奴处于战争的时间就长达44年，再加上对朝鲜、南越、闽越、西南夷、大宛的战争，可以说整个武帝时代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战争带来了巨大的伤亡，仅其大要者就有：

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军四万骑兵出击匈奴，公孙敖损兵7000，李广万骑全军覆灭；

元朔五年、六年（公元前124、123年），汉军十余万骑出击匈奴，损失士兵和马匹十余万；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各率5万骑兵出击匈奴，损失骑兵战马数万；

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赵破奴部2万骑兵覆灭；

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部回师中原，损失万人；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部3万骑出击匈奴，损失六七成，李陵部5000人仅400人生还；

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部7万骑兵惨败。

其次，战争带来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损失，使文景时代遗留下来和武帝时代聚敛起来的财富化为乌有。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经营，国家和民间都很富裕：“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汉书·食货志上》）武帝上台后又一改休养生息政策，多管齐下，大兴敛财之术：收回郡国铸币权、禁绝私铸、新铸五铢钱；推行算缗（mín）和告缗，对富商征收重税甚至大规模没收财产；盐铁专卖，垄断盐铁之利；举办均输和平准，发展国营商业网络；大兴民垦和军垦，国家直接经营农业。由此，汉帝国聚敛起了巨额财富：“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汉书·食货志下》）。但是随着四十余年的战争，这些财富都化为乌有。如元朔二年筑造朔方城，“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汉书·食货志下》）。元朔五年，汉帝国仅犒赏斩捕首虏之士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汉书·食货志下》）。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3万辆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

再次，长期的战争和由此带来的繁重徭役和高额赋税，造成了大批民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早在昭帝时夏侯胜就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过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班固在昭帝本纪中也指责汉武帝“奢侈余敝师旅”，造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虽然这并不代表有一半人口因此死亡，很多是人口流亡导致户口锐减造成的。据人口史学家的研究，文景时代汉朝保持了年均千分之七的增长率，到汉武帝亲政之初已经达到3600万人口，但是四十多年后，武帝晚年时人口却下降到3200万。在武帝在位54年中仅有7年保持正常增长，有21年低于正常增长，26年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

第四，长期的战争和多欲政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武帝晚年不断发生血腥事件，连皇室子弟都死伤惨重。更有天子近臣侍中仆射莽河罗与弟重合侯莽通谋反的事件。武帝晚年死于非命的高层权贵就有：皇后一人——卫子夫；太子一人——刘据；公主二人——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丞相二人——公孙贺、刘屈氂；御史大夫三人——王卿、暴胜之、商丘成。

轮台之诏

不堪重负的汉武大帝终于在他人生结束前两年，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转型——这也是他最终区别于秦始皇的重要特征。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有司请求派遣士卒到轮台（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屯田。汉武帝没有同意，而且向天下公布了著名的轮台诏。诏书中回顾了车师之战，此战中汉军应西域诸国邀请出击车师，虽然大胜但是胜利后西域诸国无力供应汉军补给，而汉军自身携带的补给无法保证汉军回师。纵使朝廷从酒泉派骆驼和驴负载食物出玉门迎接汉军，依旧有数千士兵饿死于道上。此次战役，士兵从河西走廊征伐，道路尚不算很远，但已经损失惨重，而轮台又在车师千里之外，更难以久持。接着汉武帝承认由于自己的失误（“朕之不明”），造成李广利军队惨败。“军士死略离散”，让一向刚愎自用的武帝也感觉“悲痛常在朕心”。所以他不仅认为“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而且否决了大臣要求人均增加赋税30钱帮助边防（“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的建议，指责这是“重困老弱孤独”。他还否决了大鸿胪招募死士护送匈奴使节回国趁机刺杀单于（“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的建议，指出这不仅有违道义，也无法成功（“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汉武帝在诏书中还承认国家已经民困国乏，连边防军官也强迫士卒捕猎野兽卖皮肉谋生，边防士卒困苦而烽火匮乏、箭矢不足。

尽管自负的汉武帝在诏书中依旧不愿承认主要责任在自己，依旧将责任归于卜算不利、众臣附和及匈奴巫师作祟，完全回避了由于自己刚愎自用、举措失当而导致汉军惨败的事实。但是他终究承认了“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表示今后不会再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会在整备国防的同时与民休息、宽政务农：“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

轮台诏发布后不过两年武帝就与世长辞，因此举措并不多，但是汉朝内外政策的转变终究由此开始。

第一，任命敢于为废太子刘据上书鸣冤的田千秋为丞相，并封他为“富民侯”。按照西汉惯例，列侯封号皆为地名，以表示其封地。汉朝并无富民县的设置，富民的封号寓意“思富养民”。虽然田千秋年事已高，既没有突出的才能，也缺乏功劳资历，以至于曾被匈奴轻视。但是他为人敦厚而睿智，多次劝谏汉武帝“施恩惠，缓刑罚”，由他执政本身就代表了武帝时期多欲政治的转变。

第二，下诏“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任命农学大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改进推广了代田法，使田地能轮流得到休耕，恢复肥力；发明了二牛三人法，大力推广牛耕；发明了播种用的耧车，使亩产增加一石到两石。由大司农组织能工巧匠制造耧车，由各地太守分发给各地县令、县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从三辅开始，逐渐推广到边城、河东、弘农、太常等地。此举让粮食产量大为增加，民众的生活颇有改善。

第三，对外关系方面，汉武帝不仅驳回了桑弘羊等人提出的有关轮台屯田和增赋助边的奏请，不同意派刺客刺杀单于，而且不再大规模地出兵攻打匈奴。此时的匈奴虽然在外交来往中骄横一时，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并扣押了汉朝使节。但是由于之前二十多年匈奴已经遭到汉朝重创，所以匈奴也不得不停止大规模入侵，寻求和亲的机会。

垂垂老矣的武帝，最现实的问题是选择一位储君。刘彻虽有六子，但太子刘据已经在巫蛊之祸中死于非命；齐王刘闳早在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英年早逝；昌邑王刘髆受李广利事件牵连也不能立；燕王刘旦博学多才、喜好交结游侠，在刘据死后以为机会来到，请求进京宿卫，引起武帝大怒，斩杀了刘旦的来使，并以“藏匿亡命之徒、违反汉律”的罪名削减其封地；广陵王刘胥“倡乐逸游”，十分勇猛，力能扛鼎，空手能与猛兽搏斗，但因“动作无法度”为武帝所不喜。实际上，拨开这些表面上的理由，刘髆、刘旦、刘胥不被立为储君的真实原因，在于他们已经是一方诸侯，有了自己的势力，一旦被立为太子，难免会重演巫蛊之祸的悲剧。

最终，无可奈何的汉武帝在临终前选择了年仅8岁的刘弗陵。为了不重蹈汉初吕后时代幼帝临朝、外戚当权，几乎危及社稷的覆辙，汉武帝处死了刘弗陵年轻的母亲钩弋夫人赵婕妤，并且没有从皇室中选择摄政王，而是为刘弗陵配备了一个辅政团体：丞相田千秋、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御史大夫桑弘羊、骠骑将军金日磾、左将军上官桀。

后元二年二月丁卯日（公元前87年3月29日）,70岁的刘彻结束了他饱受争议却注定名垂青史的一生，驾崩于五柞宫，入殡于未央宫前殿。他的雄才伟略、他的远大抱负、他的高傲冷酷、他的阴谋权术、他的残忍暴虐、他的刚愎自用，两千年来一直是无法抹去的历史记忆。他临终的岁月一定是寂寞的，因为那些出现在他人生中的亲人、文臣、武将、妻妾、子女和敌人——刘启、刘武、窦漪房、刘嫖、刘荣、田蚡、窦婴、公孙弘、韩安国、张汤、主父偃、卫青、霍去病、公孙贺、李广、李陵、赵破奴、陈阿娇、卫子夫、李夫人、王夫人、赵婕妤、刘据、刘弘、刘安、军臣、伊稚斜、乌维、乌师庐、呴犁湖、且鞮侯、狐鹿姑、吕嘉、卫右渠、余善、毋寡，都已经一个个离他而去，只有他一个人面对空茫和死寂。但无论如何，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以汉为名的民族。

昭宣中兴

武帝驾崩之后，其幼子刘弗陵继位（即汉昭帝）。由于他的母亲赵婕妤已经被杀，所以由武帝的鄂邑公主抚养。鄂邑公主晋为长公主，并增加了封地，一时颇为贵重，但是真正的实权掌握在霍光为首的五人辅政团手中。辅政团延续了武帝轮台诏中体现出的宽松政治政策，一改武帝时期的高压政治氛围，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局势逐渐恢复安定。

但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九月，汉王朝遭遇了巫蛊之祸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事情的起因既涉及朝廷党争（桑弘羊与霍光的政见冲突、燕王刘旦的政治野心），也关乎私人恩怨。鄂邑长公主、燕王刘旦、左将军上官桀、骠骑将军上官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组成的阴谋集团试图借酒宴之机谋杀大将军霍光，废黜昭帝，拥立刘旦为天子。年幼的昭帝识破了阴谋者的伎俩，上官桀父子在战斗中被杀，桑弘羊被灭族，长公主和燕王刘旦都被逼自杀。谒者杜延年、故稻田使者燕仓、丞相征事任宫、丞相少史王寿都因为平叛有功被封为侯爵。

这一事件虽然被迅速平息，但却深深地影响了西汉中期的政治局势。这不仅因为涉事者皆是皇亲国戚、朝廷重臣，更因为武帝临终前留下的辅政集团由此分崩瓦解：金日磾早在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就已病逝，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又被杀，当年的五人辅政大臣除霍光外只剩下老迈的田千秋，并且他在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病逝，朝政实际由霍光家族把持。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冯翊贾胜胡皆是中二千石高官，但均因违逆霍光而死于非命。只是由于昭帝的皇后上官氏是霍光的外孙女，所以霍光和昭帝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君臣间的亲近。

然而一种看不见的危机却正在朝野蔓延，那就是皇位继承人问题。年轻的昭帝身患顽疾，又没有子女，尽管霍光处心积虑地想让外孙女生下皇子，却天不遂人愿。因此不但燕王刘旦公然谋反，那些被压制已久的政治派系（广陵王、昌邑王、废太子）又开始蠢蠢欲动。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的假卫太子案和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上林柳树“公孙病已当立”事件，虽然都被朝廷果断镇压，但是由于昭帝的身体状况，危机并未消除。

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四月，年仅22岁的昭帝刘弗陵病逝。因其无子，霍光又不愿意立羽翼已丰的广陵王刘胥（武帝唯一在世的儿子），便派人去迎接昭帝的侄子、昌邑王刘贺继位。元平元年六月，刘贺从昌邑赶到长安，接受皇帝玉玺，尊上官皇后为皇太后。不久刘贺便因“行淫乱”与霍光发生冲突，在大司农田延年和车骑将军张安世（张汤之子）的支持下，霍光召集丞相、御史、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在未央宫召开会议，提议废黜刘贺帝位。会上，田延年拔剑恫吓：“群臣后应者，臣请剑斩之”，群臣只得叩首赞成。接着霍光率领群臣上奏皇太后，得到批准，上官皇太后驾临未央宫承明殿，命令宦官们阻止随刘贺来长安的昌邑群臣入宫。张安世马上率领羽林军将昌邑群臣二百余人押送到廷尉诏狱，刘贺则被侍中们监视着以防其自杀。尚未知自己已经被废的刘贺还在质问侍中们，霍光为何逮捕自己的属下，上官皇太后却已经盛装驾临武帐（备有兵器的帷帐），将刘贺召去。在数百名禁卫的严密护卫下，霍光带领群臣上殿，由尚书令宣读丞相杨敞领衔的上奏，历数刘贺犯下的1127件罪行，请求将刘贺废黜。虽然刘贺曾以“闻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天下”反唇相讥，但这种微弱的反抗无济于事。他被夺去印玺，并被霍光亲自押送到昌邑软禁，昌邑群臣则被处死。

刘贺被废后，霍光又拥立刘据的孙子刘病已继位，刘病已在宗法上的身份则为刘弗陵的嗣孙。这位少年时曾流落民间的皇帝，深知昌邑王被废的真实原因是想剥夺霍光的权势，因此对霍光毕恭毕敬，将朝政委任给霍光并加封一万七千户，对霍光的子侄、女婿均封以高官厚禄。甚至他虽然故剑情深，立许平君为皇后，但爱妻被霍家杀害后，他不但未予追究，还立霍光的女儿霍成君为皇后。霍光死后，宣帝得以亲政。他一面给霍光死后殊荣，并加封霍光侄孙霍山；一面提拔御史大夫魏相为丞相，任命邴吉为御史大夫，封岳父许广汉为平恩侯，拉拢车骑将军张安世，逐渐掌握了朝政。接着他将霍光之子右将军霍禹、霍光大女婿未央卫尉范明友、二女婿羽林监任胜、侄女婿光禄大夫张朔、侄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调离长安或明升暗降，剥夺了霍家的军权。霍家孤注一掷发动了政变，但早就张网以待的宣帝迅速将其镇压。霍家被灭门，霍成君自杀，宣帝掌握了全部权力，政局重新恢复正常。

虽然昭宣之际的政坛接连出现了政治变动，但是其内外政策却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和一贯性，那就是刚柔并济、王霸杂道。既有别于武帝时期的多欲政治，也不完全仿照文景时期的休息政策。

其一是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武帝去世不久，被武帝杀死的赵婕妤就被追尊为皇太后，并在云陵起园庙，长公主及宗室昆弟都被赐予金钱，此举不仅是为了照顾刘弗陵的个人感情和地位，也标志着武帝晚年剑拔弩张的政治空气开始出现宽松的趋向。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辅政团以黄鹄下建章宫太液池中展现祥瑞为借口，赐诸侯王、列侯、宗室钱物，同年昭帝的兄、姐——燕王、广陵王及鄂邑长公主更是都增加了一万三千户的封地，后来长公主又因为抚养之功获得蓝田为封邑。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汉廷对没有爵位的普通宗室量才录用，茂才刘辟强、刘长乐被任命为光禄大夫，刘辟强更代理长乐卫尉。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汉廷以立上官桀孙女为皇后的机会，向长公主、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赏赐钱帛。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泗水戴王因无嗣而国除，后其遗腹子刘爰出生，国相、内史不奏而被治罪，刘爰世袭王位，此举表明武帝时期对诸侯王的高压政策出现松动。元凤五年（公元前76年），昭帝的哥哥广陵王来朝，增加其封户一万一千户，赐钱二千万、黄金二百斤、剑二、安车一、乘马二驷。

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正月，汉宣帝以拥立有功的名义大赏群臣：御史大夫田广明、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等人被封侯，丞相蔡义、度辽将军范明友、前将军韩增、太仆杜延年等已经封侯的人则被增赐封户，右扶风周德、典属国苏武、廷尉李光等被封为关内侯。同年五月，以凤凰云集胶东、千乘为理由，赐上至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的各级官员爵位，从左更至五大夫不等。七月，立昭帝时因参与谋反而畏罪自杀的燕剌王刘旦的太子刘建为广阳王；广陵王刘胥是宣帝的祖辈，在武帝晚年、昭帝死后曾两次失去争夺帝位的机会，其小儿子刘弘也被封为高密王。次年三月，因立霍成君为皇后而赐给郎吏以上官员金钱财物不等。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六月，宣帝又下诏对因罪而被开除的宗室子弟量才录用，对其中的贤才恢复宗室属籍。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四月，因立皇太子，赐御史大夫爵关内侯，中二千石爵右庶长；赐广陵王黄金千斤，诸侯王15人黄金各百斤，列侯在国者87人黄金各20斤。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又以祥瑞为借口赐诸侯王、丞相、将军、列侯、中二千石金钱各有差。

其二是减免赋税，减轻徭役，营造宽松的经济环境。

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秋八月，朝廷下旨：因连年灾害频仍，今年桑田和麦田都歉收，所以农民欠官府的粮食和种子可免于偿还，并停收当年的田赋。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秋七月，又因为庄稼歉收、民众乏粮，流民仍未尽数归乡，而停止了武帝实行的民众供应马匹的政策，向中都官（帝室财政）的供应也减少一半。同年夏，停止了对母马和弩出关的禁令。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经过盐铁会议的激烈辩论之后，朝廷决定采纳贤良文学的意见，改变武帝时期的管制、汲取型财政策略。秋七月取消榷酤官，民众能按照法律牟利，允许商人每升酒可以卖4钱，关内的铁官亦得以取消。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减少漕运300万石，大力简省皇帝乘舆马及苑马，省下的马匹用于边郡三辅通信。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下令停征当年马口钱，允许三辅和太常用小米和黄米交纳赋税。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停征了当年和次年的口赋，元凤三年前所拖欠的更赋也被豁免。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因谷贱伤农，下令三辅和太常可以用粮食交税。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又下令减少口赋十分之三。

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五月，宣帝以凤凰出现的名义免除民众当年租税。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各郡国大旱，灾区民众都被免除租赋，三辅地区的贫苦百姓也被免除两年租税。同年，因天下49郡国发生地震，下令免除灾区的租税。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宣帝大赦天下，将民众每人每年需缴纳的算赋从120钱减为90钱。

其三是周济百姓，解民疾苦，以改善民生。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秋七月，汉廷以新君继位的名义大赦天下，民每百户赐牛、酒。闰月又派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巡视各郡国，举荐贤良，询问民间疾苦，平反冤狱，惩办失职官员，带给民间一丝新的气象。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十一月，宣帝刚刚上台，便下诏赐诸侯王以下金钱，吏民鳏寡孤独均得享受。同年五月，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行突出者赐二级，女子每百户赐牛、酒。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正月下诏命令都官令、丞以上的各级官员都要捐助粮食，由国家派使者赈济灾民，皇帝自己也以身作则减少膳食，将宫中的屠夫和乐师遣散务农，民间用车船运送粮食入关的一律放行。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三月，为激励官员关注民生，让招抚流民八万户的胶东相王成享受中二千石俸禄，赐爵关内侯；对贫困之民租给田地，借给种子、粮食，鳏、寡、孤、独、高年之民则被赐给布帛。同年十月，为减轻百姓负担，罢除车骑将军、右将军屯兵，将未被使用的池陂禁苑租给贫民，禁止郡国修治行宫馆舍，回乡的流民都租给公田，贷给种子、粮食，并减免租税。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下诏赈济水灾地区的灾民，并将盐价减半以减轻民众负担。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又赐民爵一级，女子每百户赐给牛和酒，鳏寡孤独和高寿者赐给布帛。

其四是宽政慎刑，大兴文教。

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六月，汉廷以昭帝的名义下诏说：“朕以眇身获保宗庙，战战栗栗，夙兴夜寐，修古帝王之事，诵《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汉书·昭帝纪》）下令三辅、太常各举荐文学贤良二人，郡国各举荐文学高第一人，此举是对武帝开创的察举制的继续发展，儒学亦因此进一步发展。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三月，对郡国选取的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每人赐帛五十匹，但没有封给官职，而是要求他们回乡后以孝悌教化民众。所在郡县每年正月要赐给他们羊和酒，如果其中有人不幸去世，要以中牢的规格祭祀。同时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六月、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七月、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三月、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六月、元凤二年（公元前79年）六月、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六月、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夏屡次大赦天下，始元四年的大赦中更宣布武帝后元二年之前的案件都不再追究。

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四月，宣帝下诏命内地每个郡国推举文学高第一人。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四月，又令三辅、太常、内郡国各举贤良方正一人，同时命令大臣们上奏废除后可以便民的律令。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三月，下诏命令诸儒讲解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负责上奏结论，宣帝亲自裁决，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十一月，下诏命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二月，为宣扬孝道，下诏允许祖父母、父母丧葬期间免除徭役，以收敛送终。地节四年五月，下诏说，家人犯罪后，儿子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都不再连坐，父母匿子、夫匿妻、祖父母匿孙，只要罪不至死，都可以由廷尉上奏皇帝决定是否免罪。地节四年九月，下诏禁止虐待犯人，各郡国必须每年向丞相、御史上报因拷打和饥寒而死于狱中的犯人名单，作为重要的考察项目。

以上举措并非表明昭宣两朝纯粹以宽仁治天下，对于威胁到朝廷的敌人，朝廷都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态度：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七月，济北王刘宽与父王的妻妾通奸，又在祭祀时诅咒皇帝，被有司发觉治罪，朝廷派大鸿胪前往问罪，刘宽畏罪自杀。

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西南夷集体叛乱，益州廉头、姑缯、牂柯谈指、同并二十四邑皆反。朝廷派遣水衡都尉吕破胡招募吏民，并从蜀郡、犍为郡征集部队出兵剿灭。同年八月，齐孝王之孙刘泽谋反，企图杀害青州刺史隽不疑，被后者发觉处死，隽不疑因此被提拔为京兆尹，赐钱百万。

始元四年（公元前83年）冬天，由于益州战事胶着，大鸿胪田广明率军出击西南夷，并于始元五年秋获得大胜，斩首和俘虏三万余人，缴获牲畜五万余头。田广明因此被封为关内侯，帮助平叛的钩町侯毋波被晋爵为钩町王。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三月，武都氐人造反，朝廷派执金吾马适建、龙额侯韩增、大鸿胪田广明率领三辅、太常囚徒加以镇压，囚徒因此被免除刑罚。

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春正月，募郡国吏、民訾百万以上徙平陵。

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夏四月，遣护军都尉禄将兵击珠崖（今海南岛）。

汉匈均势的结束

专注于恢复经济、改善民生、整顿内政的昭宣时代依旧不能无视匈奴的存在。贰师将军战败之后，汉朝损失大将军以下士卒数万人，一时无力出兵，因此一生强硬的武帝才容忍了匈奴国书中的狂妄和对汉朝使节的扣押。但另一方面，在汉军二十余年的打击之下，匈奴也是“孕重惰殰，罢极苦之”，国力早已不如汉初。并且由于汉匈关系断绝，匈奴无法从汉朝得到物资和奢侈品，因此匈奴贵族和平民都希望恢复和亲关系。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狐鹿姑单于想恢复和亲，未果便病死。临死前他以儿子年幼为理由，传位给异母弟弟右谷蠡王。右谷蠡王的同母哥哥左大都尉曾因深得民心而被狐鹿姑单于之妻颛渠阏氏杀害，右谷蠡王怨恨之下不再拜见单于。狐鹿姑单于此举无疑是想维护匈奴王族的团结，但是颛渠阏氏却与卫律合谋，隐瞒单于死讯，假造单于之令召集贵族会盟，迫使众人拥立她的儿子左谷蠡王为壶衍鞮单于。手握重兵的左贤王、右谷蠡王因此心生怨恨，一度想率领手下南下投降汉朝，后又胁迫卢屠王，想西迁联合乌孙攻打壶衍鞮单于。卢屠王向壶衍鞮单于告发，壶衍鞮单于派人前去查问，右谷蠡王不服，反而治罪卢屠王。此后左贤王、右谷蠡王回到封地，不再去龙城朝见壶衍鞮单于，匈奴内部公开分裂。

面对国力不足、内部分裂（“国内乖离”）的局面，“年少初立，母阏氏不正”的壶衍鞮单于“常恐汉兵袭之”。卫律曾为单于出谋划策，“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让流落草原的秦人守卫，以抵抗汉军。为此单于下令穿井数百，伐材数千，但是匈奴军队不善于守城战，此举形同送给汉军粮食。于是卫律又建议送回以前被匈奴扣押而不愿投降的汉朝使节苏武、马宏等人，以改善汉匈关系。对此汉朝也进行了善意的回应，于本始五年（公元前69年）罢除马弩关，部分恢复与匈奴的贸易。在此形势下，和亲一度成为汉匈关系的焦点。但是汉朝内部对此存在争议，御史大夫桑弘羊主张趁匈奴“困于汉兵，折翅伤翼”的机会出兵攻打匈奴，大将军霍光却主张“偃兵休士，厚币结之”。由于后者逐渐控制了政坛，主和派占据上风。但是匈奴所求的和亲是和汉初一样两国结为兄弟之邦，汉朝每年向匈奴赠送大量金钱物资，并在公主出嫁时给予丰厚嫁妆。这是国力远非汉初可比的汉朝所不愿意答应的，此时的汉朝廷求的已经是让匈奴臣服，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问题。

因为双方在谈判中的要价相差太大，所以昭帝时期的汉匈关系还是以敌对为主。匈奴虽然厚待汉朝使节，但始终不愿主动提出和亲，对汉朝边境的入侵也并未停止，想以此逼迫汉朝首先提出和亲，以便获得更高的价码。对此汉朝采取的方略是不再如武帝时期一样组织大规模的主动进攻，而是对其入侵给予坚决的反击，并加强边境防御。同时也不断绝与匈奴的邦交往来，目的是以拖待变，通过消耗匈奴国力、加速匈奴分裂，来迫使匈奴主动提出和亲。

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冬天，汉武帝驾崩仅半年后，匈奴便出兵入侵朔方，杀掠吏民。朝廷马上出动大军屯驻西河，派左将军上官桀巡行北边视察防务。由于幼主初立，国内尚未安定，汉朝没有出兵。

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冬天，为了加强边境防务，汉朝征发精锐的“习战射士”驻军朔方，并派老将在张掖郡屯田备边。

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匈奴出兵入侵代郡，杀死了代郡都尉。匈奴的新一轮攻势已经蓄势待发。汉朝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了强化河西防线并切断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汉朝从天水、陇西、张掖三郡中各析出两个县，设置了金城郡；同时向轮台增派兵力，在楼兰国的伊循城设置校尉，屯田驻军。西北防线大为巩固。

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匈奴果然出动左右部2万骑兵，分成四路，入侵汉朝边境。早已做好准备的汉军给予坚决回击，匈奴军被杀、被俘9000人，瓯脱王被活捉，匈奴军队损失近半。匈奴单于害怕瓯脱王引导汉军北上，连忙向西北方向逃走，不敢南下游牧，派民众屯守瓯脱。次年，单于又派9000骑兵屯驻受降城以防备汉军，并在余吾水上架设桥梁，以便逃跑。此时卫律和左谷蠡王都已去世，匈奴又接连战败，国力更弱。

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正月，单于派犁汙王侦察汉朝边境，犁汙王说酒泉、张掖汉军虚弱，匈奴可出兵夺取河西。不料，汉军已从匈奴投降者处获得了这一情报，全力防备。很快右贤王、犁汙王仅率4000骑兵分三队侵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攻打，匈奴军大部覆灭，逃脱者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因射杀犁汙王，获赐黄金200斤、马200匹，被封犁汙王；属国都尉郭忠受封成安侯。匈奴从此不敢侵入张掖。

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匈奴又派三千余骑兵入侵五原，掠杀数千人。接着数万匈奴骑兵沿着汉朝边塞射猎，一路攻打塞外亭障，劫掠吏民。汉军从匈奴降者口中得知因乌桓挖掘去世单于的陵墓，匈奴派2万骑攻击乌桓。大将军霍光想趁机发兵邀击匈奴军，赵充国认为乌桓同样曾侵犯汉朝边境，匈奴和乌桓蛮夷自相攻击，汉朝大可以坐山观虎斗，不应该“招寇生事”。但霍光的女婿中郎将范明友支持霍光的意见，于是霍光拜范明友为度辽将军，率2万骑出辽东。匈奴听说汉军来到，连忙撤退，范明友根据临行前霍光的指示，趁乌桓新败之际，攻打乌桓，斩首六千余级，杀死三王，事后被封为平陵侯。此次出击是武帝征和三年以来汉军首次主动攻击，虽然因匈奴望风而逃未能取得大胜，但在心理上给匈奴很大的震慑，“匈奴由是恐，不能出兵”。

匈奴见无法正面进攻汉朝，便派人到乌孙要求其交出汉朝的解忧公主。乌孙昆莫拒绝这一要求，匈奴出兵攻打乌孙，夺取车延、恶师，目的是解除自己侧翼的威胁。解忧公主遣使上书天子，请求汉朝派兵支援。汉朝正在准备出击时，年轻的昭帝突然驾崩，朝中忙于拥立新皇帝，所以无法及时援救。宣帝继位后，政局方告稳定，乌孙再次请求汉朝出兵相救，并愿意出兵五万相助。此时汉朝经过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流民回归家园、农业得以恢复，国力已经大为恢复，因此宣帝决定主动出击匈奴。

本始二年（公元前71年），汉朝征发关东各郡国精锐战士，选拔郡国三百石官员中擅长骑射者，都编入军队。汉军分五路出击，意图与匈奴决战：御史大夫田广明为祁连将军，率领四万余骑，从西河出击；度辽将军范明友率领三万余骑，从张掖出击；前将军韩增率领三万余骑，从云中出击；后将军赵充国为蒲类将军，率领三万余骑，从酒泉出击；云中太守田顺为虎牙将军，率领三万余骑，从五原出击。五路大军共有骑兵16万，出塞各二千余里。此外，负责西域军事的校尉常惠从乌孙征发五万余骑兵，由昆莫亲自率领。汉朝总共出动了二十余万骑兵，其规模甚至超过了汉武帝时期的几场大战役。匈奴听说汉军大举出兵，连忙命老弱驱赶牲畜逃遁，以避开汉军锋芒。

度辽将军范明友部出塞一千二百余里，至蒲离候水（今拜特拉格河），却仅斩首捕虏匈奴士兵七百余级，虏获马、牛、羊万余。前将军韩增部出塞一千二百余里，前进到乌员、侯山，战果更少，仅斩首捕虏百余级，虏获马、牛、羊二千余。蒲类将军赵充国部原本和乌孙约定合击匈奴蒲类泽（今新疆巴里坤湖），乌孙军队先期到达，两军未能会合。赵充国部出塞一千八百余里，进军至侯山以西，却只斩首捕虏蒲阴王以下三百余级，虏获马、牛、羊七千余。以上三路军队，听说匈奴已经撤走，都不得不撤军。

祁连将军田广明出塞1600百里，进军至鸡秩山（今内蒙古磴口西北），仅斩首捕虏19级，虏获牛、马、羊百余。出使匈奴的使者冉弘等人与田广明相遇，提供了鸡秩山以西有大量匈奴军队的情报，田广明却怯战不前，逼迫冉弘撒谎说没有匈奴大军，准备撤军。御史属公孙益寿苦苦劝谏，田广明却不理会，撤军而还。虎牙将军田顺部出塞八百余里，到达丹余吾水上，就不敢再进军，虚报说自己斩首捕虏千九百余级，虏获马、牛、羊七万余。

宣帝没有追究范明友、赵充国、韩增的责任，但田广明、田顺都因罪下狱自杀，公孙益寿被晋升为侍御史。

校尉常惠与乌孙军队取得重大胜利，攻打了右谷蠡王的王庭（今新疆巴里坤）,“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汙都尉、千长、将以下三万九千余级，虏马牛羊驴执橐驼七十余万”（《汉书·西域传下》）。常惠因功被封为长罗侯。

此次汉军出动几乎全部骑兵，却没有重创匈奴主力，其主要原因是五路大军互不统属，没有具体的作战任务，也无法互相增援，因此都不敢孤军深入，都未能完成出塞两千里的任务。田广明、田顺作为大军主将，怯懦不前，痛失良机也是重要原因。

匈奴虽然逃过了一劫，但损失牲畜八十余万，在迁徙过程中大批民众死伤，畜产逃散死亡不可胜数，经济上遭受了巨大损失，国力大为损耗。单于不敢对汉朝进攻，便转而对乌孙进行报复。当年冬天，单于亲自率领1万骑兵出击乌孙，掠去了很多百姓。但是回师途中，突然遇到大雪灾，积雪一日间深达丈余，人民畜产冻死无数，仅有少数人生还。

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之下，匈奴周边的各个部族纷纷趁机起兵报复：丁零从北面进攻，乌桓从东面进攻，乌孙从西面进攻。匈奴四面受敌，无力抵抗，被杀死数万人，损失马匹数万和更多的牛羊。面对自然灾害的来临、周边部族的进攻，虚弱的匈奴已不可能像往日一样南侵汉朝或西侵西域，通过劫掠来渡过危机。匈奴大批人畜纷纷饿死，百姓死者十分之三，牲畜死者十分之五，曾臣服匈奴的各部落更是纷纷叛离，有的南下投降汉朝。汉军乘胜追击，仅仅派出3000骑兵，分三路攻入匈奴，就捕获匈奴数千人而还。此时的匈奴完全无力抵抗，只得转而向汉朝乞求和亲。

从此汉匈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龙与狼的鏖战、较量与纠缠还将持续到公元后的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