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9·11”恐怖袭击事件两周后，美国准备出兵阿富汗。一名记者直截了当地向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提问：政府会不会为了误导敌人而在军事行动上对新闻媒体撒谎？

拉姆斯菲尔德站在五角大楼简报室的发言台上。彼时空气中仍散发着烟雾和飞机燃油的味道，在恐怖袭击发生时，美国航空77号班机撞向五角大楼西侧，造成了189人死亡。这位国防部长引用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回应道：“在战争时期，真相是如此宝贵，要用谎言来护卫。”他解读了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前制订的代号为“保镖行动”的欺骗计划，这一作战计划迷惑了德军，使其无法识破1944年盟军登陆欧洲大陆的时间和地点。

拉姆斯菲尔德的说法听起来像是在为战时散布谎言而辩护，但随后他改口坚称自己绝不会做这种事。他说：“我的回答是，不，这种情况不会发生。我没有对媒体撒过谎。我不打算去撒谎，而且也没有理由这样做。我有几十种方法可以避免让自己陷入谎言之境。我不会去撒谎。”

当被问及国防部其他人是否也持同样看法时，拉姆斯菲尔德停顿了一下，微微一笑。

“你在开玩笑吧。”他说。

在五角大楼进行采访的记者们也随之笑起来。这是典型的拉姆斯菲尔德风格：聪明、有说服力、不打草稿，并且能消除别人的戒备心理。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前摔跤明星，他一直都是掌控局势的大师。

2001年10月7日，也就是拉姆斯菲尔德答记者问的12天后，美军开始轰炸阿富汗。没人预料到这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漫长的战争——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都要漫长。

不同于越南战争及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民意几乎一致支持向阿富汗开战。美国人对伤亡惨重的恐怖袭击感到震惊和愤怒，希望他们的领导者能像日本偷袭珍珠港后那样坚决地保卫家园。“9·11”事件发生3天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立法，授权布什政府向基地组织以及任何为其提供庇护的国家发动战争。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次援引《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款：任一缔约国遭受攻击时即履行集体防御的承诺。联合国安理会一致谴责这一“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并呼吁所有国家将作恶者绳之以法。甚至敌对国家也站到了美国这一边，伊朗有数千人参加了烛光守夜活动，伊朗“强硬派”22年来首次在每周祈祷时没有高喊“美国去死”。

凭借这些强有力的支持，美国政府官员大可不必通过撒谎来为阿富汗战争寻找托词。然而，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很快开始做出虚假保证，并且掩盖战场上的失利。积年累月之后，越发显得欲盖弥彰。特别是军事指挥官和外交官更不愿意承认错误，也更难在公开场合做出清晰、真实的评估。

没有人愿意承认这场“正义之战”已经沦为失败的战争。从华盛顿到喀布尔，一场暗中涌动的阴谋完全掩盖了真相。这种故意隐瞒的做法中必然掺杂着欺骗行为，最终导致彻头彻尾的荒谬现实。2003年和2014年，美国政府两次宣布结束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但这只是一厢情愿，与实际情况毫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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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总统曾发誓要结束这场战争，让美军回家，但到2016年其第二任期即将结束时也没有达成这一目标。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无休止的海外战斗。撤军幻想屡次破灭，许多人对此不再关注。

那时，我已经在《华盛顿邮报》做了将近7年的专门负责报道五角大楼和美国军队的相关信息的记者。我采访过4位国防部长和5位战争指挥官，多次随高级军官前往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在此之前，我曾作为《华盛顿邮报》驻外记者进行了6年的海外报道工作，主要报道对象是基地组织及其在阿富汗、巴基斯坦、中东、北非和欧洲的分支。

和许多记者一样，我也认为阿富汗是个烂摊子。美国军方空洞的声明表示“这场战争战略正确且进展顺利”，我对这种说法越来越不屑一顾。《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新闻机构多年来一直在揭露这场战争的各种问题，一些著作和回忆录讲述了阿富汗战争中关键行动的内幕以及美国政府的政治内讧。但是，我认为每个人都没有看清问题所在。

这场战争是如何陷入可预见的无法取胜的僵局的？美国及其盟友最初在2001年摧毁了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到底是哪里出了错？没有人对战略的失败公开进行过彻底的清算，也没有人对这场行动是如何失败的进行过严厉的质询。

时至今日，阿富汗方面没有人员参与“9·11”事件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认为，阿富汗政府应为没能阻止美国遭受最严重的恐怖袭击负责。美国国会也没有召开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富布赖特听证会。要知道，参议员们曾经在听证会上对越南战争进行过激烈的质疑。由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许多人需要为大量错误负责，因此鲜有政治领袖愿意提出质问或接受指责。

2016年夏天，我听说有个不知名的联邦机构——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Office of the Special Inspector General for Afghanistan Reconstruction，简称“SIGAR”）——在推进一个名为“吸取教训”的采访项目，旨在检视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政策，以便未来不会重蹈覆辙。在采访中，数百名战争亲历者中的大部分人都发泄了压抑已久的受挫情绪。

同年9月，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涉及阿富汗问题的经验教训总结报告，但这些报告只是沉闷的公文，并没有提及我在采访中听到的严厉批评和指责。

调查记者的任务就是找出政府隐瞒的真相并向公众披露。因此，我根据《信息自由法》向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提出申请，要求获得“吸取教训”采访项目的底稿、笔记和录音。我认为公众有权利知道政府内部对战争的批评——这是永不磨灭的真相。

对于这些请求，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在每个关键节点都进行拖延和抵制——美国国会建立这个机构为的是监督纳税人缴纳的巨额税款如何用作战争支出，它却对纳税人的请求虚与委蛇。《华盛顿邮报》不得不两次提起联邦诉讼，迫使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公布“吸取教训”采访项目的文件。经过3年的司法斗争，该机构最终公布了结果。这些采访记录超过2 000页，受访对象是428名在阿富汗战争中发挥直接作用的将军、外交官、援助人员和阿富汗官员等。

出于隐私方面的考虑，该机构对部分文件进行了处理，并隐瞒了大多数受访者的身份信息。但采访显示，许多美国高级官员私下认为阿富汗战争是一场彻底的灾难，这与白宫、五角大楼和国务院一致乐观的公开口径自相矛盾。这些官员年复一年地向美国人保证，他们在阿富汗取得了进展。

坦率地说，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言论不会公开，所以才向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承认，阿富汗战争计划有致命的缺陷，美国政府为把阿富汗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白白浪费了数十亿美元。采访还揭露了美国政府在遏制腐败、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阿富汗安全部队以及打击日益增长的毒品贸易方面的无效举措。

许多受访者称，美国政府确切且长期地故意误导公众，喀布尔的军事总部和白宫经常歪曲统计数字，以让民众认为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但事实并非如此。

令人惊讶的是，指挥官们承认他们在没有合理的战略规划的情况下着手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曾两次在布什政府担任美军指挥官的陆军上将丹·麦克尼尔抱怨道：“根本就没有行动计划。”

2006—2007年领导美国和北约部队的英国将军戴维·理查兹也表示：“联军没有连贯的长期战略。我们想要统一谋划长远战略，但只形成了很多战术策略。”

其他官员表示，美国从一开始就把战争搞砸了，在误判的基础上又犯了错误。

布什政府负责南亚及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鲍彻说：“我们当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曾在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担任陆军中将的道格拉斯·卢特也认为：“我们对正在做的事情一点概念都没有。”卢特哀叹如此多的美军士兵丧生，但令人震惊的是，他作为三星中将竟然暗示政府无视这些牺牲。“如果美国人民知道这种失败状态会严重到导致2 400人丧命，那么谁会去做徒劳的牺牲？”

20年来，超过775 000名美军士兵被部署到阿富汗。其中超过2 300人死于阿富汗战场，21 000人负伤回国。美国政府还没有计算出相关开支的总额，但大多数估值都超过1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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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教训”采访项目的记录与美国国防部关于越南战争的绝密档案“五角大楼文件”大致相似。这些文件直接揭示了美国是如何陷入一场劳师动众的战争的，但政府决心对公众隐瞒真相。1971年，五角大楼文件泄露后引起了轰动。该文件透露，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在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这一问题上误导民众。

这份长达7 000页的研究报告共47卷，完全基于外交电报、决策备忘录、情报报告等政府内部文件撰写。为了保密，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起草者采访任何人。

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办公室的“吸取教训”采访项目不受这样的限制。2014—2018年，该项目采访了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官员。与五角大楼文件不同的是，最初没有一份“吸取教训”的采访文件被列为政府秘密。然而，一旦《华盛顿邮报》要求公开这些材料，其他联邦机构就介入了，并在事后对一些材料进行保密。

“吸取教训”的采访文件几乎没有涉及军事行动，但从战争初期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大量的批评者都在驳斥官方对战争的叙述。

为了补充“吸取教训”采访项目的内容，我获得了2001—2006年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口述或接收的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数百份机密备忘录。这些备忘录是拉姆斯菲尔德向其下属下达的简短指示或批文，通常一天下达数次，被拉姆斯菲尔德及其工作人员称为“雪片”。

2011年，拉姆斯菲尔德公开了一些“雪片”文件，并将它们与其回忆录《已知与未知》一起发布到网上。但其他大部分“雪片”文件——差不多59 000页仍然保密。

2017年，为回应位于乔治·华盛顿大学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提起的《信息自由法》诉讼，美国国防部开始滚动审查和发布拉姆斯菲尔德其余的“雪片”文件。档案馆把这些文件分享给我。

在拉姆斯菲尔德直率的措辞中，许多“雪片”文件预示着10多年后仍困扰着美军的问题。在战争开始将近两年后，拉姆斯菲尔德在给其情报主管的备忘录中抱怨道：“我不知道在阿富汗到底谁是坏人。”

我还得到了非营利性组织外交研究与培训协会对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官员的几份口述史采访记录。在这些采访中，外交官们坦陈己见，发泄了关于美国政府对阿富汗问题的无知及其对战争处理不当的情绪。

随着我逐渐整理了所有的采访记录和备忘录，我越发清晰地意识到它们构成了一部战争秘史——对这场永不停息的冲突的确凿评价。这些文件还显示，美国官员对在阿富汗发生的事情一再向公众撒谎，就像他们在越南战争时做的那样。

凭借新闻编辑部众多员工的才智，《华盛顿邮报》于2019年12月发表了一系列有关“雪片”文件的文章。数百万人阅读了该系列文章，查阅了《华盛顿邮报》在线公开发布的采访和“雪片”文件数据库。

多年来基本忽视了阿富汗战争的美国国会，举行了多次听证会来讨论和质询调查结果。在证词中，将军、外交官和其他官员承认政府对公众存在欺骗行为，所有政治派别的议员都对此表达了愤怒和沮丧。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埃利奥特·恩格尔说：“这是个该死的记录，它凸显了在阿富汗事务上美国人民与其领导人之间没有开诚布公的对话。”肯塔基州共和党参议员兰德·保罗称，《华盛顿邮报》的一系列报道“非常令人不安。它说明了美国的战争努力因使命偏离和没有可行目标而严重失利”。

这些揭露性文件触动了人们的神经。许多美国民众一直怀疑政府实施了战争误导而极其愤怒。公众迫切渴望得到更多证据，以便更多地还原事情的真相。

我知道美国军方曾对在阿富汗服役的士兵进行过口述史采访，并且出版了一些学术专著。但不久后我便发现，美军拥有大量的这类文件。

2005—2015年，堪萨斯州莱文沃思堡战斗研究所开展了“陆军作战指挥官体验项目”，采访了3 000多名曾在“全球反恐战争”中服役的士兵，他们大多数人曾在伊拉克作战，但大部分人已被派往阿富汗。

我花了数周时间筛选出非保密且完全可以公开的采访，并留出600多份以“阿富汗老兵”为主题的采访稿。口述史采访中包含了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大部分来自战场一线的初级军官。我还得到了华盛顿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的少量口述史采访材料。

军方授权采访的目的是进行历史研究，因此许多士兵对自身经历的描述比在接受新闻采访时更放得开。总的来说，他们对战争的错误实事求是，与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兜售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在弗吉尼亚大学发掘出另一批揭露性文件。自2009年以来，该大学专门研究政治史的无党派机构——米勒中心开展了乔治·沃克·布什总统任期的口述史采访项目。该中心采访了大约100人，主要包括政府官员、外交顾问、议员和外国领导人等。

大多数人同意接受采访，条件是笔录要保密多年，或者直到他们去世以后才能解密。从2019年11月开始，米勒中心向公众开放了布什总统任期内的部分档案。对我而言，这是天赐良机。我获得了十几份军事指挥官、内阁成员和其他负责阿富汗战争的高级官员的口述史采访记录。

弗吉尼亚大学的口述史采访项目再一次传递出不同寻常的坦率观点。曾在布什政府中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副主席的海军陆战队上将彼得·佩斯对没有向公众坦陈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可能会持续多久而表示遗憾。

“我需要告诉美国民众，这不是几个月或几年的问题，而是几十年的事情。”佩斯说，“据我所知，布什总统没有向民众坦陈情况，而我也没有那样做，我知道美国人民一定认为这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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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本书的初衷并不是要完整地记录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历程，本书也不是一部以作战行动为主的军事史。相反，它试图解释问题在哪里，以及连续3任美国总统和他们的政府为什么没能说出真相。

总而言之，《阿富汗文件》基于对当时亲历战争的1 000多人的采访，包括了“吸取教训”采访记录、口述史采访记录和拉姆斯菲尔德超过1万页的“雪片”文件。本书对这些文件未进行编辑和处理，它们传达了从在华盛顿制定政策的人，到在阿富汗的山区和沙漠中战斗的人的声音。这些人深知美国人民被灌输的阿富汗战争官方叙事已被极大地“净化”过了。

然而，在公开场合，几乎没有政府高官有勇气承认，美国正在慢慢输掉一场曾经获得民众压倒性支持的战争。由于美国军方和政界领袖串通一气保持沉默，他们逃避了被问责，也错失了进行可能改变结果或缩短战争时间的重新评估工作的机会。他们选择掩盖自己的错误，放任战争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