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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斯特普尔顿及其《造星主》
《造星主》（Star Maker）是英国科幻作家和思想家奥拉夫·斯特普尔顿的代表作，出版于1937年。这是一部形式和内容都极为奇特的作品，作者在自序中称“如果用小说的标准来判断，它是相当的糟糕。事实上，它也根本不是小说”。这个说法无疑过于谦卑，但这部作品的确可谓远离一般小说的类型：故事线极为单薄，几乎没有人物可言，整章整章恣意狂野的想象和描绘，间杂着对社会与人性的大段讽喻与政论，最后是不知为狂想抑或是哲学论文的晦涩描写。
然而这样一部古怪的作品，却一出版就受到了知识界的瞩目，得到了维吉尼亚·伍尔夫、罗素和博尔赫斯等文化巨擘的盛赞。在科幻领域更是高山仰止，著名科幻作家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称其为“远远高翔于科幻小说的标准之上”“科幻小说伟大的灰色圣典” 1 ，科幻史家亚当·罗伯茨（Adam Roberts）也以一种超越研究者客观冷静态度的热情赞美，称之为“即使以最溢美、最高级的词汇来形容也还嫌不够的一部小说”“一部史无前例也无法超越的卓绝之作”2 。
但《造星主》的命途也是大起大落，虽然出版时得到广泛赞誉，但又相对地被遗忘了很长时间，直到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才重新被“发现”，成为公认的一代经典。而因种种原因，八十余年后的今天，中国读者与相关学界对斯特普尔顿及《造星主》仍较为生疏，许多资深科幻迷几乎未曾听过斯特普尔顿的名字，《造星主》也从未在华语世界正式出版。因此在这一中文版面世之际，对于本书作者及这部科幻史上的绝世奇书的基本情况，在这里或有必要稍做介绍，以供读者参考。
一、奥拉夫·斯特普尔顿的早年生活
威廉·奥拉夫·斯特普尔顿（William Olaf Stapledon，1886—1950）于1886年5月10日生于英国柴郡的沃勒西镇（Wallasey，Cheshire），毗邻大港利物浦，他父母的家庭数代都从事海运业，家境优渥。他能够呱呱坠地，和中国有一点难以形容的渊源：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因在鸦片战争后负责对华运兵事宜相识，成为世交。1878年，他的父亲威廉·斯特普尔顿拜访他的外祖父，对其女儿艾米琳·米勒（Emmeline Miller）一见钟情。艾米琳比威廉大八岁，是一名具有宗教热情、热衷讨论社会问题的知识女性，师从大思想家约翰·拉斯金。因年龄差距等问题，二人的感情进展不无磕绊，但终于在1884年完婚。翌年，艾米琳怀孕，当时她正在读卡莱尔的《古代挪威诸王传》，儿子出生后，便以挪威人常用的“奥拉夫”作为中名。后来大概为了避免和父亲混淆，这个孩子一直被叫成“奥拉夫”，正式的名字“威廉”反而不用，以至于很多人误以为他是北欧人。
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奥拉夫五岁以前主要居住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河口的塞德港。他的父亲威廉虽未受过高等教育，但酷爱读书，尤其关注科学新知，颇具理工男的气质，在奥拉夫小时候就孜孜不倦地对他进行科学启蒙。在人生的最早期，有两件事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一是父亲教他用天文望远镜观看星空，引起了他对于天文学和宇宙星辰的浓厚兴趣，并保持终生；二是当时家里养了一条㹴犬，幼年奥拉夫不懂得人和动物的区别，把它当成和自己一样的同伴，从心底接受了不同的生命形式同样具有智慧的观念。塞德港处于东西方交通枢要，运河上千帆竞航，街上可以看到各色人种往来，也培养了他的世界主义精神。这些都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印记。
因为不适应埃及的生活和健康问题，1891年，艾米琳带奥拉夫回到英国，和威廉长期分居，奥拉夫也就成为二人唯一的孩子。奥拉夫一直思念着远在埃及、难得回国的父亲。和父亲的书信交流成为他童年和少年时的一大精神寄托。1901年，威廉回到英国定居，但第二年，奥拉夫就奉母命进入阿伯茨霍尔摩学校（Abbotsholme School）寄宿读书，这是按照她导师拉斯金的理念建立的一所实验性学校，重视自由思考和手工实践，对奥拉夫的影响也很深。
1905年，奥拉夫被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录取，主修近现代历史。在牛津时，奥拉夫深受他的一位老师，左翼历史学家亚瑟·利奥奈尔·史密斯（Arthur Lionel Smith）教授的影响。史密斯教授主张社会改革和关注底层民众，创办了一个旨在帮助当地穷人孩子的社团。牛津大部分学生对此反应冷淡，但奥拉夫积极投身其中，做了不少工作。对于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心成为奥拉夫终身的志业。另一方面，他读书广博，思想也天马行空，现存最早的几篇文章就是在牛津时期写作的，一篇是讨论对人进行基因改造的可能性，还有一篇是论证圣女贞德听到上帝召唤背后的心理动因。这些文字视角奇特，已略展露出科学、幻想与哲思结合的怪才，但并不符合学院派路数。奥拉夫最终以二等生的成绩毕业。
1909年，奥拉夫毕业后，短暂地进入曼彻斯特一所文法学校教书，但他对管教儿童束手无策，一年后辞职。此后，他一度接受了家庭安排，回利物浦进入父亲的航运公司工作，主要负责记账。虽然收入理想，靠父亲的荫庇升迁也不是问题，但他厌恶账房工作，屡屡出错，心情十分苦闷。
此时，英国工人运动正风起云涌，奥拉夫早有对社会事务的关心，在生活中也感受到了尖锐的阶级矛盾，更通过广泛的阅读接受了左翼思想。他在业余时间加入了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为工人们传授文化知识，竟感到如鱼得水。1913年，奥拉夫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辞职，专职在工人教育协会担任讲师，虽然薪水缩减了不少，但他颇为适合这项工作，充满干劲。他也走访了许多工人家庭，了解了不少下层民众的疾苦。奥拉夫一直以来对文学很感兴趣，此时也将对社会的关注投射在文学追求上，写了许多自由体诗歌。在父亲的资助下，他在1914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一部薄薄的《当代诗篇》（Latter-day Psalms）。不过，奥拉夫的诗才只能说平平无奇，这部诗集并没有引起文学界的任何反响。
同一时期，奥拉夫的感情生活有了重大的突破。他的表妹艾格尼斯·泽娜·米勒（Agnes Zena Miller），比他小八岁，住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在1903、1908和1913年数次回英国探亲。奥拉夫渐渐喜欢上了这位恬美文静、颇具艺术造诣的小表妹。1913—1914年间，刚满二十岁的艾格尼斯在英国和欧洲游历，奥拉夫也常常陪同在侧，二人情好日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艾格尼斯被迫和家人一同返回澳洲，只能靠书信与奥拉夫维持联系。但别离却增加了二人之间的情意。1915年，艾格尼斯在书信中接受了奥拉夫的求婚，但因为战争影响，二人只能远隔重洋鸿雁传书。
奥拉夫鸳盟虽订，但眼前的战争却提出了更严峻的考验。他的许多同学和友人都已入伍参战，作为和平主义者，奥拉夫反对战争，不愿拿起武器去欧洲杀戮。但他也并非贪图后方的安逸，更不愿被人看成是懦夫，而希望在战乱中做些什么。最后他选择加入了贵格会建立的友人救护车队（Friends’Ambulance Unit），这是一个旨在救死扶伤的和平组织，负责在战场上运送和救治受伤的士兵与平民，虽然不需要拿起武器，但危险程度比起军人来不遑多让。奥拉夫奔赴法国和比利时前线，穿梭于枪林弹雨中，同事中有数人牺牲，但他有惊无险，还获得了法国政府颁发的十字勋章，以表彰其勇敢。
比起之前的和平环境，战场的血腥与残酷给了奥拉夫莫大的刺激。他从未对子女谈起过一战的经历，但将这些体验投射到了几部代表作里，在《造星主》中就不难看到一战留下的阴影，“另一个地球”上的大战就是一战的折射，连毒气战都是奥拉夫亲自经历过的。对奥拉夫来说，更为深层的思想冲击是看到各国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包括他的许多同学和朋友——因为莫名的国族仇杀而陨落沙场，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有神的话，为什么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如果没有，那么人与文明的生生死死又有什么意义？这种灵魂中的伤痛之问，一直回荡在《造星主》的宇宙中。
战后，奥拉夫回到英国，搬到利物浦边上的西科尔比小镇居住，生活似乎回到了正轨。他重返工人教育协会当教师。1919年，阔别五年的未婚妻艾格尼斯前来英国和他完婚，新婚宴尔，感情十分甜蜜。翌年，艾格尼斯生下了一个女儿，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娇妻爱儿，一家其乐融融。
但是在内心深处，奥拉夫又遇到了更深的危机。他曾经梦想战后世界会变得更好，并寄希望于十月革命的成功和国际联盟的成立。然而，苏俄被各国所敌视和干涉，其他国家也乱局频仍，政客各怀私心，国联一盘散沙。《巴黎和约》对德国掠夺过甚，埋下了下一场战争的种子……他工作的工人教育协会宗旨是让工人受到高雅文化的熏陶，但莎士比亚也改善不了工人的贫苦生活。奥拉夫越来越怀疑，这种教育真的能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吗？
在精神苦闷中，奥拉夫三十多岁时又回到了学校。从1921年开始，他在利物浦大学哲学系攻读在职博士，一边继续在工人教育协会工作养家，一边深入研究哲学和心理学。读博期间，奥拉夫和一个中国留学生张国杰（音译）很谈得来，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敬意。在《最后和最初的人》（Last and First Men）中，中国以世界古老智慧的守护者形象出现，成为未来世界的领导者之一，并与美国所代表的资本力量对峙。
1925年，奥拉夫获得博士学位，但利物浦毕竟不比牛津剑桥，他的年纪也不占优势，想在大学申请教职，却屡屡碰壁。有个别偏远的学校发来邀请，但拖家带口实在不便，只好窝在利物浦大学给导师当助教。奥拉夫寄希望于靠自己的学术专著打出一片天下。1929年，基于他博士论文的专著《现代伦理学理论》由梅休因（Methuen）出版社出版。奥拉夫在书中试图将心理学、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的发展成果引入伦理学，提出新的理论，令学界颇有耳目一新之感，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奥拉夫走的并非正统的哲学分析路数，杂糅过甚，引不起太多重视。虽然受到一些好评，但一本影响有限的专著和几篇二三流期刊的论文并没有让他在哲学界打开局面。时至今日，哲学史上也很难找到斯特普尔顿之名。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奥拉夫也在继续战前对文学的探索。他写了很多诗歌，投去各文学刊物。虽然在地方刊物上发表了不少，也受到个别文坛大腕的欣赏，但和他的学术生涯类似，始终不成气候。在哲学和文学上发展受限，一方面是因为奥拉夫僻处外省，又拙于社交，打不进相关的核心文化圈；另一方面，他的禀赋偏奇，也的确不易适应这些领域的许多要求。所以到了四十多岁，奥拉夫还只是无名之辈，眼看人生大概也就如此而已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拉夫忽然找到了，或者说创造了自己真正的发展方向，创造力猛然间如山洪迸发。
二、斯特普尔顿的创作生涯与主要作品
至少从一战时期开始，奥拉夫就想写一本书，囊括宗教、科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思考，并且与沉重的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表达自己思想的途径，最初是想写一篇长诗，后来又想写一部学术论著，都没有成功，只留下一些晦涩难懂的废稿。
1928年夏（一说1926年），奥拉夫和艾格尼斯在威尔士的一处海岬度假，当他登上一座山头、回望山下时，看到海边水中的一些礁石上有许多海豹栖息，远远看去，动作有些像是畸形的人。忽然间无数念头纷至沓来，奥拉夫灵感乍现：在山顶俯视山下，犹如回顾人类发展的历史，站在制高点才能看得分明。奥拉夫想到，可以写一部从遥远未来回望人类发展历程的作品，其中将演变出千奇百怪的人类，就像远处的那些“海豹人”一样奇特。
奥拉夫花了一年左右时间，完成了这本书，题为《最后和最初的人》，以二十亿年后“最后的人”回顾历史的形式，讲述人类未来千变万化、但终归毁灭的发展历程，于1930年由梅休因出版。这部作品出版之后，很快以其新颖性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注意，著名文学批评家普利斯特利（J.B.Priestley）和班内特（Arnold Bennett）都对其赞誉有加，未来的首相丘吉尔也十分称道。更有许多小读者一拿起来就放不下，一口气读完，其中就包括若干年后的科幻大师、当时才十几岁的学童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克拉克多年后甚至还记得这本书当时在图书馆里所放的位置，是斯特普尔顿让他走进了科幻的殿堂。 3
这部作品的成功，用好评如潮都不足以形容，确切地说，大部分读者感到的是从未有过的震撼。既从未有过这样的形式，也从未有过这样的内容。吸引读者去看的，首先大概是关于未来几百年政治与社会发展的预测，但他们很快发现，这部书时空跨度的宏伟远超过之前的一切科学预测和科幻小说，而人类在太阳系各个星球上演变出十几个人种和许多种社会形式的细节，不仅想象丰富瑰丽，而且综合运用了天文学、地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许多学科的知识，就当时的认识来看，新颖奇妙而不失真实，令人读后几乎分不清现实与虚构。
引起轰动之后，许多读者不免都拿奥拉夫和当时的科幻巨擘H.G.威尔斯相提并论，甚至有人说奥拉夫的想象力要胜过威尔斯。这一论断部分是因为《最后和最初的人》中专门有两章讲述对火星人的想象和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情节，似乎是有和威尔斯相比拼的意思。书中的火星人是细微病毒状生物组成的云团，奇诡怪诞之处，的确要胜过《世界之战》中操纵三足机器的小怪物。当然，奥拉夫很明白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除去《世界之战》外，《最后和最初的人》在灵感上也受到威尔斯《世界史纲》的巨大影响。他给威尔斯写了一封极恭谨客气的信，表达仰慕之情。威尔斯刚读过此书，也极为看重，立刻热情地回信，两位科幻作家自此订交，书信不绝达十年之久。威尔斯甚至一度将奥拉夫视为自己的衣钵传人。但奥拉夫为人很有主见，不愿处处附和威尔斯的观点，对威尔斯的新作也常在赞美之余给出直言批评，最终因见解不合，二人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关系转为冷淡。
奥拉夫一举成名后，受邀到各地演讲，还上了BBC，在公众眼中几乎成为未来的代言人，奥拉夫也开始宣传自己理念中的理想社会。利物浦大学本来根本没考虑聘请这位自己的博士，此时看奥拉夫炙手可热，又打算给他终身教职。这本来是奥拉夫一直渴望的，但他此时已经拟订了许多创作计划，感觉两头无法兼顾，为了专心创作，还是谢绝了，从此放弃了学院生涯，走上职业作家的道路。
奥拉夫的第二部幻想作品，是《最后和最初的人》的续篇，这也是出版社的建议。但是二十亿年的历史都讲完了，还怎么写呢？奥拉夫还是想出了一个主意，这部出版于1933年的小说题为《最后的人在伦敦》（The Last Man in London），沿用了前作的设定，讲述了一个二十亿年后的未来人附身在一个当代男人保罗（原型就是奥拉夫自己）身上，用未来的眼光去看当代社会。但这部作品并不如前作成功。大概《最后和最初的人》的读者想要看到的是未来世界的震撼奇观，也期待续作中提供更多惊奇，结果大部分内容只是当代一个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不免失望。
奥拉夫之后的一部科幻作品是1935年的《怪杰约翰》（Odd John），讲述一个智力超常的天才少年约翰和同伴们在一座岛屿上创造了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但最后被人类联合的力量所绞杀。这部作品要成功得多。后世的许多名作，如西奥多·斯特金的《超人类》（More than Human）和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终结》（Childhood’s End），都受到《怪杰约翰》的深刻影响。它也被视为“超人”科幻小说的鼻祖。
奥拉夫的第四部科幻作品即是《造星主》，出版于1937年。其具体内容，我们留到下一节再详述。但可以说，《造星主》是奥拉夫写作最为艰难的一部作品，从1933年写到1937年，中间数易其稿。这既有内容和思考本身的艰深，也有家庭变迁的影响（奥拉夫的父母此时先后去世），更牵涉到当时动荡的世界局势。随着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先后上台，世界再一次被大战的阴云笼罩。奥拉夫并非在书斋中不问世事，此时也积极参与了很多社会政治活动。他一边坚持和平主义理念，一边反对法西斯，同时又反对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号召殖民地独立。这给他招致了许多论敌，奥拉夫也花了不少力气投入到这种政治论战中，耽误了创作。
《造星主》于1937年6月出版后，受到了知识界几乎一致的好评。《泰晤士报》预言，它必将成为这一时代的经典。著名文学家维吉尼亚·伍尔夫予以盛赞，说这是自己一直想写却写不出来的作品。大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此前哲学界对奥拉夫从未有过注意——也十分赞许其中宗教观念的通达高明。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信仰虔诚的C.S.刘易斯就抨击《造星主》表达了“邪恶”的宇宙观，并随即撰写了著名的“空间”三部曲弘扬基督教精神——其实，这也表明了《造星主》的思想冲击力。
但另一方面，《造星主》的销量却至多只能说是平平。首印2500册虽然售罄，后面也小规模加印几次，但终奥拉夫有生之年，也没有超过5000册。这种口碑和销量的反差十分耐人寻味。笔者以为，原因首先是时机问题。世界大战在即，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小说出版后不到一个月，日本即发起侵华战争；1937年年底，德、意、日通过《反共产国际协定》确立三国轴心。这种局势下，一般读者恐怕没有闲情逸致关注关于宇宙遥远未来的奇想。当年，《最后和最初的人》通过对近未来的详细预测吸引了大量读者，但在《造星主》的千亿年宇宙史中，却几乎没有人类的故事，正如世界文明史不会包括某个丛林角落里一窝蚂蚁的历史。
另一方面，这部书不仅远离通常小说的故事套路，而且许多概念和理论都过于超前：科学上，涉及从宇宙大爆炸到时空曲率等当时一般读者毫无所知的奇异新知；哲学上，它吸纳和融合了斯宾诺莎、柏格森和怀特海等人的形而上学观念，甚至有很多神学的思考，虽然能为知识分子所激赏，但一般读者却是望而生畏的。
相当讽刺的是，《造星主》之后，奥拉夫在1939年又出版了一部通俗的哲学读物《哲学与生活》（Philosophy and Living）。这本书完全没引起评论界的注意，但在读者中倒是很受欢迎，几年内卖出了将近十万册，超过他的任何一部小说。
1939年，二战全面爆发。奥拉夫放弃了长期的和平主义思想，主张对纳粹德国予以坚决还击。他参加了当地防范德军轰炸的守夜工作，还想报名参加民兵组织，不过因为年纪太大而被谢绝。虽然战事紧张，伦敦等地连连遭遇轰炸，但西科尔比地方僻远，未被直接波及，奥拉夫的处境还算安全，有条件继续埋头著书。但他在战争中也义务担任教师，参加了军队组织的为士兵开办的文化课程。战时条件艰苦，士兵们士气低落，觉得朝不保夕也无心学习，奥拉夫设法说服他们，要明白为什么而战，作战与牺牲才有意义。他认为，战争既是磨难，也是契机，也许他所追求的理想社会能够在这场战争中孕育出来。
二战期间，奥拉夫出版了三部幻想作品。1941年的《黑暗与光》（Darkness and the Light），这是一部较早涉及平行宇宙概念的作品。在小说中，世界的未来分成了两个，一个纳粹统治的黑暗未来，一个东方思想拯救世界的光明的未来。1944年的《老人在新世界》（Old Man in A New World），讲述二十世纪末一位老人游历已建成的乌托邦的故事。
而最具长久价值的一部小说，是同样出版于1944年的《天狼星》（Sirius）。这是奥拉夫作品中情节和人物最强、最为“小说”的一部。故事讲述一条小狗“天狼星”经过智力提升，具有人类级别的智商，在人类社会中的种种经历和思想。这部作品的灵感来源之一，正是上面说到的奥拉夫幼年时在埃及养的㹴犬，他让自己幼年的伙伴在小说中复活了。但这部作品远不是一个孩子的童话，而具有令人争议的先锋性——他描绘了天狼星和一个人类女孩之间跨物种的禁忌之恋，因此遭到长期合作的梅休因出版社退稿。奥拉夫加以删改后，才在其他出版社出版。后来，在科幻文学史上，《天狼星》和《最后和最初的人》《怪杰约翰》《造星主》并列，被认为是奥拉夫的四大杰作之一。
二战结束后，世界方百废待兴，未来冷战的序幕又徐徐拉开。尤其是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原子弹，宣告了一个人类具备自我毁灭能力的时代到来。奥拉夫因为《最后和最初的人》及《造星主》中都预言过恐怖的原子能武器而又被报章提起，但对他来说却无丝毫得意。他预计原子弹的性能还将大为提升，很快就能够毁灭地球，并且各大阵营都会拥有，因此更加忧心未来。战后几年，奥拉夫的生活重点逐渐转向社会活动，他和一些知识分子一起，奔走于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在各国举行会议和演讲，宣传和平理念，希望能够为挽救人类的未来尽一份力。当然，这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
这一时期，奥拉夫主要的作品包括1946年的《死亡进入生命》（Death into Life），讲述二战期间一个士兵死后，精神进入某种宇宙的心灵感应的故事；1947年的《火焰》（The Flames），设想一种热核反应中生存的火蝾螈生物（曾在《造星主》中出场）在核武器时代来到地球；以及1950年的《分裂之人》（A Man Divided），在书中一个人分成两个，追寻不同人生，反映出此时奥拉夫在写作与社会活动之间的摇摆。这些作品相对短小，成就不能和上述四部杰作相比。另外，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奥拉夫还写了多部政论和大众哲学书籍，本文不过多介绍。不过，其中的主题大都和建立乌托邦或理想社会息息相关，这也是《造星主》中最为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奥拉夫留下的笔记表明，他还有很多创作计划，不过他没有更多的机会了。1950年9月6日，奥拉夫·斯特普尔顿在和家人共进晚餐后，因突发心脏病，极其意外地猝死于卡尔迪山的居所，终年64岁。
虽然在三十年代奥拉夫曾名噪英国，其代表作也得到知识界的很高评价。但因为剑走偏锋，无法被纳入主流文学的话语体系，加上大战对文学活动的摧残，他渐渐远离了文学圈。奥拉夫虽然和威尔斯交好，对早期科幻作品也涉猎颇多，但和同期美国“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家群互不了解，也没有读过美国科幻杂志。总体上，他也未进入当时美国科幻圈的视野，而后者才是未来数十年世界科幻发展的重心。因此去世后，他竟一度为世人所遗忘。
不过，奥拉夫直接影响了下一代的英国科幻作家，如阿瑟·克拉克和布莱恩·奥尔迪斯都是读着他的作品长大的忠实追随者——1948年，已经三十出头的克拉克担任英国行星宇航协会主席，邀请过童年偶像前去演讲，两代科幻大师有过珍贵的一面之缘。克拉克成名后，也在许多场合提到过奥拉夫对他的影响。奥尔迪斯在二战期间接触到奥拉夫的作品，是他去世后最热心的门徒之一，直接促成了他一系列作品的再版。另外，美国作家詹姆斯·布利什（James Blish）也受到奥拉夫的深刻影响。
奥拉夫去世十余年后，随着科幻文学的蓬勃发展，其作品逐渐再版，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受到越来越多关注。他那丰富瑰丽的想象在新一代读者的脑海中复生，影响了之后的几代人。如斯蒂芬·巴克斯特（Stephen Baxter）和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等一些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登场的科幻作家，作品中也明显打上了奥拉夫的精神印记。至于普遍和间接的影响，就更不可胜计了。《科幻百科全书》中指出，奥拉夫“提供了很多原创的和开拓性的思想，为平行世界、外星殖民、宇宙学、赛博格、群体意识、永生、怪兽、变异和时间旅行等许多主题做出了贡献……直接和间接影响了许多现在已经渗透到整个科幻类型的概念的发展，这种影响可能仅次于H.G.威尔斯” 4 。这一评价的分量不言而喻。5
三、《造星主》中的科学、幻想与哲学
在奥拉夫·斯特普尔顿的所有作品中，最为著名的曾是《最后和最初的人》，但公认成就最高的是《造星主》。
《造星主》的渊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其出版的二十多年前，可以说，奥拉夫一战期间梦想的那部囊括宇宙、生命和一切的作品，与其说是《最后和最初的人》，不如说是《造星主》。二者在最初的设想中或许其实是一体的，《造星主》和《最后和最初的人》在同一个世界观下，可以说既是续作，又是前传——当然阅读本书并不需要先阅读《最后和最初的人》，他在书中只是随手一提后者，因为按奥拉夫的设定，人类的历史对宇宙其他部分来说，没有任何影响。
但实际上，《造星主》不可能早二十年写成，只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人类知识的土壤才成熟到可以孕育这样一部作品。
在十九世纪末，人类对于宇宙还缺乏完整的概念，只是模糊地知道太阳系位于巨大的银河系中，至于银河系的大小、群星的远近、太阳的位置等都没有正确的知识，更不用说宇宙本身的性质和起源了。二十世纪的到来掀起了天文学和宇宙学中继哥白尼之后最伟大的革命：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1916年，他提出更奇异的广义相对论，以革命性的时空观念，为理解宇宙奠定了物理学基础。
也是这一时期，亨利埃塔·勒维特在1908年发现了造父变星的周光关系，指出从其周期长短可以推算出绝对星等，因此能够作为“标准烛光”测算天体的距离。哈罗·沙普利和赫伯·寇提斯等人开始测算银河系的大小和其他星系的远近，经过二人在1920年的“大辩论”和后来加入论战的爱德温·哈勃的研究成果，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人们已经公认，银河系只是诸多星系之一，在银河系外还有许多相距数百万光年的河外星系存在。哈勃随即发现了河外星系的红移，证明各星系在相互分离。据此，乔治·勒梅特在二十年代末提出了一个惊人的理论：宇宙在持续的膨胀中。宇宙大爆炸的概念也闪亮登场，结合哈勃同时提出的星系演化学说，整个宇宙的发展历程开始变得清晰可辨。
另外，二十世纪初，皮克林主导的哈佛天文台提出了对恒星的正确分类，令E.赫茨普龙和亨利·罗素于二十世纪一零年代提出赫罗图，展示出恒星演化历程，也令人们开始明白，似乎大同小异的恒星，其实彼此年龄和大小相去甚远，并且每颗恒星从生到死都要经历若干阶段。1920年，赫茨普龙量出了参宿四硕大无朋的直径；1926年，爱丁顿发表了《恒星的内部结构》，基本正确地揭示出恒星的构造和内部核反应机理，这样群星的本质终为人类所知晓。
奥拉夫的少年到青壮年时期见证了科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系列发现以及整个现代宇宙观的建立，作为资深的天文学爱好者，他的想象力被极大地激发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曾尝试写作一组“宇宙组诗”，但很快发现，诗歌的句法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表达这个新宇宙的浩瀚磅礴。《最后和最初的人》之后，奥拉夫找到了方向。1937年，历经四年写作的《造星主》问世了，它融上述天文新知于一炉，并和对宇宙的终极拷问结合起来，虽没有诗歌的形式，但在精神上却更像是一部科学版的《神曲》。虽然近一个世纪后，《造星主》中大部分科学内容已经为一般有科学素养的读者所了解，但阅读时仍会感到震撼。只因作品中所蕴含的力量，来自宇宙的浩瀚与神秘本身。
（注意！本节以下内容涉及剧透）在《造星主》的开篇，一天夜里，“我”感到心中“苦闷”，登上家附近的一座小山散心，乌云散去，露出星空——这的确是千万年来，第一次向人类充分展现的星空本身。“我”仰观宇宙，思索生命与宇宙的奥秘，竟被不可思议的精神力量推动，飞升到太空之间。从此，作为没有身体的心灵，“我”遍游银河，观亿万种族的兴衰，看宇宙星河的生灭，经历了无尽洪荒岁月。
这种梦幻旅行的形式，在今天的科幻小说中很少见，但却是更古老的幻想文学经常采用的手法，比如《圣经》中的先知经常在梦境中被招引而前往天国，见到上帝。在最早的科幻小说之一，开普勒的《梦》（1634）中，人们被由意念推动的“精灵”带到月球上。可能与《造星主》直接相关的，是威尔斯一部不太为人所知的短篇小说《手术刀下》（1896）：主人公在手术中濒临死亡，也在某种幻觉中灵魂离体，游历了宇宙。当然，此时的宇宙图景还十分模糊。
像同时代的科幻作家一样，奥拉夫当然明白火箭和宇宙飞船能够进行太空旅行，在书中他不仅讨论了火箭旅行，甚至谈到了更为宏伟雄奇的实体旅行方式：让整颗的行星或恒星飞向其他星系。但精神旅行令主角能够更加快捷自在地在大宇宙的浩瀚时空中移动，见闻种种不可思议，并以想象踵事增华，提供极具画面美感的诗意描写：
当我们进行无身体飞行的技巧越来越精进时，我们也就发现在星空间自在遨游有着无尽的欢乐。我们同时体验到了滑行与飞翔的乐趣。一次又一次，我们在双星之间沿着“8”字形轨道来来回回，纯粹只是为了好玩。有时候，我们长久伫留不动，在近处观看一颗变星的明暗交替。我们经常冲入一片拥挤的星团，在其千万恒星之间滑行，恰如行驶在城市的灯火之间。我们也经常掠过星际气团白光淡淡、云气翻腾的表面，或者穿梭于羽毛般的细条和云柱之林；又或者深入迷雾内部，发现周围除了些许光辉外，一无所有。有时候，毫无预警之下，黑暗的尘埃团会一口吞掉我们，把整个宇宙遮挡起来。有一次，当我们穿行于一片星辰密集的所在时，一颗恒星忽然爆发出强光，成了一颗“新星”。这颗星的周围是一片无光的气体，因此我们实际上看到了恒星爆炸所辐射出的光球在不断扩展。我们既然是以超光速飞行，这光球通过周围气体中的反射变得可见，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膨胀的明亮气球，随着变大而逐渐暗淡下来。（第四章）
毫无疑问，这种想象的画卷中，有着科幻精神根基处最本真、最原发的惊异与自由。它令刚刚被发现的陌生广袤的宇宙，成为人类精神驰骋冒险的草原。
在这个崭新宇宙中，“我”遇到的不只是群星，也是千奇百怪的生命形式、制度奇特的文明社会、难以理解的神级技术……这里有数不胜数的奇思妙想，相关的描述虽简洁，但极为丰富密集，堪称科幻想象的宝藏。
《造星主》中的科幻想象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对C.S.刘易斯的反面影响姑且不论，最为著名的例子之一，是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少年时读到了一本破旧的《造星主》，其中一段话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它设想出千奇百怪的实践计划，以之前无法想象的规模利用能量来满足自己。现在，每一颗恒星身周都披上了纱网，那是捕获光能的装置，将散射的恒星能量用来为智慧的目的服务，因此整个银河系反而暗淡了下去。（第十章）
其实，戴森球只是本书中如星海般璀璨的无数创意之一。影响，或至少远远领先于后世的，还有许多数不胜数的例子：另种人的全感官广播，如同预演了《黑客帝国》的基本剧情；各种奇特的生物形态，可能启发了《星船伞兵》《重力使命》《深渊上的火》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外星人形象；“帝国”用原子武器远程摧毁行星，想必会令读者想到《星球大战》中恐怖的死星……《科幻百科全书》认为斯特普尔顿对后世科幻的影响仅次于威尔斯，并不夸张。
即使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其中的科幻创意也未成为老皇历。许多精彩设定放在今天也绝不逊色，以当代中国科幻作品为例：本书中提出能够通过一系列火箭推动，让一颗行星脱离自然轨道，以高速被发射到外层空间，令人想起刘慈欣《流浪地球》中的基本设定（本书更周到的是，行星还带了一颗小太阳）；《三体》中极为高概念，只是惊鸿一瞥的“二维时间”，在本书中已有过更详细的构想；而设想宇宙有一个四维空间中的“球心”，在其中宇宙之至高秘密存焉，和王晋康2019年的力作《宇宙晶卵》若合符节……这里当然不是主张这些作品都曾受到《造星主》的启发，但足以证明本书中的科幻想象具有超越时代的深邃和活力。
不过，想象上的海量创意只是《造星主》的成就之一，遍布全书的社会关怀和哲学思考是另一个不可忽略的亮点。
来自古老宗教文学的精神旅行方式，并非只是为了方便游历宇宙的设置，而是关乎作品的内在主旨。《造星主》中设定，宇宙中有一种泛精神的心灵感应，能够让不同星球甚至星系之中的智慧生命产生交感。但是最初，“我”所受到的感应只能来自同样处于“精神危机”中的世界，而“我”也几乎只能造访这些世界。虽然诸星球千奇百怪，但都处于和人类相似的危机中。
这就涉及《造星主》更为黑暗凝重的另一半内涵：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故事开头，“我”内心的苦闷，一方面来自刚刚被全面揭示的广袤而冰冷的宇宙图景对于个人生命意义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日趋严酷和危险的现实地球——二十世纪上半叶，不仅是科学大发现的时代，也是人类苦难最多的时代。蓬勃发展的科技，并没有明显地改善大部分人的生活；相反却便利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令贫富差距更加悬殊，民族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广大亚非拉殖民地人民遭受的苦痛毋庸多言，奥拉夫生活的西方世界也同样难逃大劫。1914年，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和平了半个世纪的西方世界撕得粉碎，令欧洲堕入几乎毁灭的深渊。战后仍然长期动荡不安，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更令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再次蒙受重创，在所谓的文明核心地带，一个又一个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政权建立起来，谋求扩张。到了本书创作的时期，奥拉夫看得非常清楚——至少远比张伯伦和达拉第清楚——另一场毁灭性的世界大战已经不可避免。
正如文中一再提示的，“我”对一个又一个奇特的异星世界的造访和探研，并非将地球所面临的危机抛诸脑后，而是在宇宙层面的叙事中，重新阐释了今日地球所面临危机的意义：这是一个正在觉醒的种族从蒙昧时代到乌托邦时代所必经的瓶颈和门槛，必须摆正个人、阶级与种族之间的关系，建立友爱的共同体，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
但奥拉夫并不是以肤浅的乐观主义为读者打气，他反复重申，一切都不是必然的。无数经历这种试炼的文明世界都因各种原因陨落，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地球不是其中之一。事实上，按照《最后和最初的人》以及《造星主》本身的残酷设定，人类经历百般轮回，最终仍将陨落在太阳系边缘，甚至无法与宇宙文明建立实质联系。人类自身的命运绝非《造星主》关注的中心，但它仍然体现了宇宙精神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
奥拉夫非常机智地设定，他只能通过人类心灵的滤镜去了解其他文明，因此所见所闻多可以与人类社会相通。书中大段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讽喻文字，并不能推导出其对宇宙精神的思考只是某种关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西方社会现状的“科幻现实主义”寓言。相反，是通过深思与推想，令特定时空的问题具有了宇宙层面的普遍性和精神深度。
书中视为理想社会出发点和典范的“共同体（community）”，来自十九世纪的诸多思潮，比如拉斯金对于工业时代的反思，比如德国浪漫主义，而最为重要的可能是社会主义理论——共同体与共产主义（communism）的相似绝非字面上的。如果说作者是在想象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远景，也绝不是牵强附会。书中明确地提到，未来的乌托邦是广义上的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应当公有（参见第九章第一节）。在英国知识界，奥拉夫也明确地站在左翼一边，同情和维护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因此常被视为危险的共产分子。
不过，这种共同体并非以斯大林式的整齐划一为楷模。个体的自由与人格也必须得到尊重，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实际上，共同体的意义也正在于其丰富多元（diversity）。如何实现这种同与异的协调，是本书所思考的一大问题。奥拉夫认为，夫妻关系正是共同体的缩影。夫妻之间因差异而相敬相爱，构成了一种“原子”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也绝非要抹去夫妇之间的男女差异，而是要在其中成就。
但将这种模式推向更广的层面，就不是情感或道德的修养能够解决的，这需要精神的某种重大转化，他称为“觉醒”。在觉醒中，不同的个体能够打通彼此的意识层面，既保持其个性，又汇集成更博大深沉的共同心灵。其效果是一种“澄明”。它既是一种差异分明的心灵明晰状态，又是一种因差序而成就的统一。爱在其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造星主》中，类似恋人的两大种族组成的共生体成为银河文明的领头羊，最终成为宇宙心灵的基石，绝非偶然。可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当然，即便通过共同体的建立和扩大，到达乌托邦阶段、星系之灵阶段，甚至统一的宇宙心灵，宇宙中精神的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陷阱和危机，而亦有无穷无尽的生命与智慧受苦受难，平白牺牲。即使最后，最高阶段的宇宙共同体，也敌不过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力量，最终又会退化和颓废，化为死寂。那么“生命、宇宙和一切”的意义到底何在？这些痛苦与牺牲的意义又何在？
在此可以看到，追寻造星主的精神旅行，并不只是出于对万物本源的好奇，也非单纯的宗教虔敬，而是一次思辨之旅，去理解生命的短暂美好与宇宙的亘古沉寂，理解对幸福生活的正当追求与永远无法消弭的生存苦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神义论（Theodicy）的问题，需要“神”本身来回答。
终于，在群星熄灭之际，通过整个宇宙的普遍觉醒，宇宙心灵超越了自身所处的时空，找到了造星主本主。这似乎是一个《神曲》式的结尾，但又是对《神曲》的颠覆。“我”怀抱期待飞向造星主，但却被打落云端。在随后的迷梦中，我发现了骇人的真相：广袤无边的宇宙，不过是造星主所创造的无数作品之一。造星主也并不爱这个宇宙，这只是他无尽创造能力中的一个碎片。
第十三到十五章是《造星主》的“至高时刻”，在这里，故事更多转向了哲学与神学的维度。如果要对其进行学理上的解析，不能不说是相当艰难的任务。第一，《造星主》毕竟是虚构作品，其中哪些是作者本身宗教和哲学观念的表达，哪些是为了故事效果而进行的叙述，是无法明确区分的；第二，即便在小说中，造星主的故事也是其内部嵌套的一个“梦境”，一个神话。奥拉夫清楚地表示，造星主本身并非是人的智能能够理解的，这只是为了便于思考能力有限的人类理解而编出的某种隐喻或寓言。
不过，为了让读者有一些直观印象，笔者仍尝试对这位“造星主”的思想源流和深层奥义略加管窥。在造星主神话中，造星主如上帝创造世界那样创造出我们的宇宙。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造星主创造的不止一个宇宙，而是许多个，并且造星主对宇宙中的子民也绝无一般意义上的慈爱。但表面看，造星主似乎仍然接近传统的上帝形象。
然而，细读之下，可能揭示出另一个迥然不同的宇宙观。新提出的大爆炸理论，令奥拉夫能够比较容易地采用创世模型。而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创世的物质基础从何而来？正统基督教认为宇宙是上帝从虚空中创造出来（ex nihilo），但奥拉夫清楚地指出，这个宇宙是造星主从“自身存在的深处”所取出的“实体”（substance），兼具物质与精神两面。造星主本身既是无限的物质，也是无限的精神，他的创造，也不是随意为之，而要根据实体自身的性质进行。这接近于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从本书附录中可以看到，奥拉夫对斯宾诺莎非常熟悉和敬仰。斯宾诺莎主义有助于奥拉夫解决神义论的问题：神与物质宇宙是合一的，神的心灵与宇宙规律也是合一的。
但是，奥拉夫在一个主要方面远离斯宾诺莎，而采用了更为当代的哲学理论。我们看到，造星主是“绝对精神”，它既是完美的永恒，又是在时间中的自我发展，这一基本思想框架无疑来自黑格尔。不过，在黑格尔那里时间只是逻辑的展开，而非创造。就创造思想而言，明显可以看到昂利·柏格森（Henry Bergson）的印记，无论是从整体叙述，还是从许多具体的文字上，比如“超越宇宙的实在、喷涌的创造之泉以及喷射出的一个个世界……”（第十六章）。熟悉柏格森哲学的读者无疑会想到柏格森的著名论述：
……若干世界从一个中心喷射出来，就好像晚会中的焰火表演一样。尽管如此，我并不把这个中心当成一个物体，而是一种进行喷射的连续性。神，在此界定下，不拥有任何现成之物；他就是永不停息的生命、运动以及自由。 7
柏格森认为生命本身就是神，它以其绵延的流动，对物质进行切割，不停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世界。奥拉夫不同意其中生命/物质的二分法预设，但无论如何，造星主无疑是不停创造的精神，令一个个实体质点化为广袤时空。拜新的宇宙学视野所赐，奥拉夫发现它创造的甚至不是以星球为模式的“世界”，而是宇宙本身。
不过，柏格森的生命创造并没有人格，造星主却并非如此。诚然它并非一开始便全知全能，智慧无限，而是从婴儿般的蒙昧中随着诸多宇宙的进化一起成长，在创造我们的宇宙时，造星主也并不比我们的宇宙意识聪明多少。每一个宇宙将自身的成就和心灵反馈给造星主，促成了造星主自己的进化。这一构思可能来自另一位与奥拉夫同时代的哲学家：阿尔弗雷德·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当然，怀特海本身也受到柏格森的深刻影响。
奥拉夫十分熟悉怀特海，他在《哲学与生活》中盛赞过怀特海艰深的形而上学体系，说阅读怀特海的作品仿佛是在观念的丛林中冒险，但最终探险者“登上了光秃秃的山顶，得到了回报，他一览无余地看到了似乎是整块处女地的大陆，而这也许是未来文明的家园” 8 。这与本书第十四章的开头有惊人的对应，暗示出造星主的宇宙论模型或许直接来自怀特海哲学。
在1929年出版的《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中，怀特海曾指出：
神的本性不仅是原初的，还是继生的。神既是开端又是终结，说神是开端并不是说他存在于世界上所有成分的过去，而是说他是概念性活动以之为前提的现实，与每一种其他的创造性活动处于共同的生成之中。因此，由于所有事物的相关性，世界对神也有反作用。神本性的完满性可进入充分的物质性感受之中，这是由世界在神中的客体化所引起的。神与每一种新的创造分享着自己的现实世界；而在神将这个现实世界客体化的过程中，合生的创造物则被客体化为神中的新生要素。神对每一种创造物的这种摄入既是以主体性目的为指导，又赋予这种创造物以主体性形式，这完全源于神的包罗万象的原初性评价。神的概念性本质因其终极的完满性是不变的，但是神的继生本性则是世界的创造性进展的产物。 9
从这段的许多论点上，我们都可能找到恰当理解造星主的钥匙。造星主的创世，与其说是在时间的开端进行的活动，不如说是令可能性限定为现实性的某种形而上学法则。因此，宇宙的生成，也即是成为客体化的对象，其对应的主观极，就是神或造星主。客体化的宇宙被神摄入自身后，也对其产生了反作用。在这种互动中，最终产生出了完满的神。怀特海写道：
在神的本性中，恒定性是原初的，流动性是从世界中派生的;而在世界的本性中，流动性是原初的，而恒定性则是从神中派生的。而且世界在本性上乃是神的原初材料，而神在本性上则是世界的原初材料。当创造活动达到自己最终的阶段，永久持续世界的神圣顶峰时，便获得了恒定性与流动性的协调一致。 10
奥拉夫将此与黑格尔主义结合，并采用了多元宇宙和双重时间的设定，使恒定性与流动性的关系更加复杂而精微。我们的宇宙不过是造星主所创造的许多宇宙中的一个，而远远超越我们的最终的宇宙才能令造星主成就自身的永恒的精神。这样一来，造星主即渗透在我们的宇宙之中，又远比斯宾诺莎或怀特海的设想更为悬绝地超越于其外。但奥拉夫并未深入探讨其中许多问题，譬如，倘若我们的宇宙是完美的最终宇宙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它在某种意义上也仍然是它的一部分。
对于《造星主》中的哲学观念，在此只能挂一漏万地略加探讨，有待学者们更深入地研究。但无论对造星主的形而上学性质如何理解，有一点毋庸置疑，奥拉夫决然地反对人类中心的立场。人类无非是亿万宇宙、亿万族群中的一个，无论在宇宙中，还是造星主的心灵中，都没有特殊的地位，造星主绝不会多费一根指头来拯救人类，甚至人类的毁灭已成定局。那么，人类的努力和奋斗意义又何在呢？
……即使最热烈的爱也被最冷静地审视，而即便我们这半觉醒的世界可能会就此一蹶不振，在那沉思中也仍会加以褒奖，但人类的危机并没有失去意义，反而赢得了意义。奇妙的是，想到这不过是一群微生物短暂的挣扎，这并没有减弱斗争的紧迫性，反而催促我们多尽自己的一份力，要在最终的黑暗降临前，为自己的种族多赢得一些澄明的辉光。
这里的沉思（contemplation）活动，可能会令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神。不过，亚里士多德的神仅仅是沉思完美的思想对象，而非渺小且充满缺陷的凡间生命。在我看来，奥拉夫在不无矛盾地综合了一系列思想立场后，最终达到更接近斯宾诺莎的位置。人类，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宇宙，无论多么看似只是造星主的无数作品之一，从永恒的视角来看，仍然是成为神或造星主的无限实体的一部分，人类的喜怒哀乐、理想与堕落，仍然在自身仍在成长的造星主博大渊深的心灵中，拥有被铭刻入永恒的存在样式。
四、关于本书的翻译
在中文世界中， Olaf Stapledon的译名曾有多种，本书按商务印书馆《英语姓名译名手册》（第四版）统一译为奥拉夫·斯特普尔顿，其他姓名翻译也以此为准。
在中文世界，对于斯特普尔顿的译介多年来一直非常稀少，姚海军在《科幻世界》1999年第6期发表的《科幻小说界的哲学家奥拉夫·斯特普里顿》一文，可能是第一篇中国人撰写的对其的介绍。但多年间斯特普尔顿的作品一直没有被译为中文，直到近年，情况才有所改变。斯特普尔顿的代表作之一《最后和最初的人》，在本书翻译期间有两个译本几乎同时出版。。
本书于2012年曾有冯舒奕、熊亭玉的翻译，为译言古登堡计划的一个项目，但只有电子版，未以实体书出版。该译本也不包括时间图表和术语释义部分。这一译本有出彩处，但也有颇多疏漏讹误，许多地方甚至无法索解。其中得失不能详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与本译本对照阅读。
本书的标题，直译当为“造星者”，在一些相关科幻文献中曾被译为“造星人”“星辰创造者”等，冯、熊译本译为“造星主”。译者一度想用直译，但反复咀嚼，感觉此译名恢宏大气而不失精简，且深符本书内旨，故此仍然沿用。
本书根据企鹅丛书1972年版Star Maker译出，并参阅Gollancz “科幻名著丛书”（SF Masterworks）1999年版。后者前有奥尔迪斯序言，附录中有晚近发现的一份“术语释义”，解释本书中许多词汇的确切内涵，也译出供读者参阅。其中一些晦涩难解之处，参照了上述冯、熊译本以及Brigitte André的法译本Créateur d’étoiles（Éditions Planète, 1966），在此谨致谢意。
《造星主》的语言虽不甚艰涩，但不少段落文风古雅，受到《圣经》《神曲》《失乐园》等宗教文学的熏陶，奥拉夫虽然在诗艺上成就有限，但散文善于譬喻，饶有诗意，同时又运用了相当多的哲学和科学术语，不少今日读者已经很陌生了，对译者在“信、达、雅”方面提出了相当的要求。考虑到大部分读者并非专业人士，也并非作为学术专著来研读，在许多直译必然会冗长晦涩的地方，我采取了相对灵活的拆分和意译方式，以便于理解。原书中长达整页的长段落亦有不少，为便于阅读，我也根据文意将一些段落酌情分为小段。
翻译过程中还有许多技术性的问题。如一个常见的问题是人称代词的用法：本书中涉及大量非人类的物种以及类似神明的超级智能，其代词似乎两可。当作者用they来指代时，并不清楚是“他们”还是“它们”，而用it/he的时候，用法也有一些混乱之处。在一些模糊的地方，笔者只能根据上下文以及表意重点灵活处理。但由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虽几经修订，大概仍然难免有不完善之处，还请读者原宥。
本书写于八十多年前，时代、国别、创作背景以及书中所采用的许多哲学、科学理论都和今天的中国读者有一定距离。为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译者不揣浅陋，撰写了百余条简注，附于原文之下，以供读者在需要或感兴趣的时候参考。原书中未有注释，所有注解皆为译者撰写，其中谬误或遗漏之处，还请指正。
另外，由于时代限制，本书故事所依据的宇宙学和天文学理论虽然总体框架仍然牢固，但一部分作为科学事实采用的观点不免有些过时，甚至已被证明为错误。为免焚琴煮鹤之扰，译者在注解中仅说明相关理论的内容与渊源，恕不一一讨论辩正，有兴趣的读者请参阅最新的科学进展。
宝 树
最后改定于2020年7月29日
1 Brian W.Aldiss with David Wingrove, Trillion Year Spree: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Atheneum, New York, 1986, 198, 199. 本书注释无特殊说明皆为译注。
2 Adam Roberts, The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 2nd Edi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45,246.
3 Neil McAleer, Sir Arthur C.Clarke: Odyssey of a Visionary, Rosetta Books, 2013, 28.
4 http://www.sf-encyclopedia.com/entry/stapledon_olaf，2018-08-31/2020-06-06.
5 1980年以来，陆续有三部斯特普尔顿的长篇传记问世，其中最晚出的罗伯特·克劳斯利（Robert Crossley）的《奥拉夫·斯特普尔顿：未来代言人》（Stapledon：Speaking for the Future，Syracuse，1994）访谈了斯特普尔顿还在世的亲友，征引大量私人信件，内容最为详明，本文中大部分奥拉夫生平事迹皆取自该书。
6 戴森：《宇宙波澜：科技与人类前途的自省》，王一操、左立华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第266页。
7 Henri Bergson, Œuvres, 6 édition, Presse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2001, 706.
8 Crossley, Stapledon: Speaking for the Future, Syracuse, 1994, 256.
9 《过程与实在：宇宙论研究》，杨福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9页。
10 同上，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