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贵子
“如果存在爱情婚姻的话，那么这就是爱情婚姻。双方都不怎么花钱。”温斯顿·丘吉尔在回忆他父母的婚姻生活时这样写道。他接着说：“事实上，他们只能过着伦敦社会中一般人所过的最简朴的生活。”
这种提法只能说部分是真实的。伦道夫和詹妮手头的确拮据，那是他俩从来不在乎花钱造成的。在社交往来中他们一向大手大脚，对他俩来说似乎什么东西都是好的，什么东西都能使人获得快乐。
马尔巴罗为他俩在伦敦查尔斯街48号租了一套有四层楼的住宅，这套住宅的租期为37年。这是一座优雅别致的楼房，每一层都有阳台和花盆箱。不过租期从1874年仲夏开始生效，这样在生效期之前的几个月夫妻俩只好先在寇松街1号租了一套住宅。为参加议会开幕式，伦道夫缩短了在法国度蜜月的时间，由于寇松街1号还没有完全收拾好，夫妇俩决定先去布伦海姆宫。
他俩在火车站受到市民们的热烈欢迎。人们解开马车的缰绳，把年轻夫妇从马车上接下来。人群前呼后拥一直把他俩送到布伦海姆宫。伍德斯托克是个僻静的市镇，到处是矮小的旧房子，就只有一条主要街道。当他俩从街上走过时，街道两边的人群向他俩挥手致意。他俩穿过了主要街道，走出了巨大的石砌拱门，把挑夫甩在后面。挑夫肩上的扁担精致美观，两头有银白色的小球和红色的丝带装饰。夫妇俩进入公园之后，便来到了布伦海姆宫。詹妮以早已期待的心情肃然起敬地凝视着布伦海姆宫。横跨山谷、坚不可摧的大桥，绵延数公里美丽而又静雅的公园，绿色林中青草地旁波光粼粼的湖水，密林深处隐约可见的宫殿以及千年的老槐树，这些壮观而又神奇的景色一一收入她的眼帘。这里是供王公贵族使用的森林休憩区，许许多多的国王都曾在这里寻欢作乐。
布伦海姆宫以它巍峨挺拔的雄姿、美丽迷人的景色和蜿蜒起伏的奇观使詹妮为之倾倒。夫妇俩迈步登上一节节宽阔而平缓的台阶，走进一座座高大的宫门，进入了美丽壮观的殿堂。殿堂内半圆形的天花板很高，詹妮只好伸长脖子端详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的油画。这位公爵身穿古罗马礼服，驾着四轮轻便马车，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然而令人不太愉快的现实迅速改变了人们对布伦海姆宫的最初印象。第一代马尔巴罗公爵夫人萨拉曾把布伦海姆宫说成“一片荒芜和残酷无情的地方”。
詹妮，这位后来成了布伦海姆宫女主人的美国客人埋怨道：“我们睡在高高的天花板下的小小的房间里，吃饭在高高的天花板下阴暗的厨房里，梳妆打扮是在没有通风设备的厕所里，坐下休息是在狭长的走廊里或者是粉刷过的客厅里。”作家华尔波尔把布伦海姆宫比喻为：“一位被选为葡萄牙国王的拍卖商的公馆。”另一位作家伏尔泰则说得更干脆：“布伦海姆宫不过是一大堆的石块而已。”
小时候曾在这里玩过的詹妮的外甥休·弗雷温称布伦海姆宫为一座“低劣的楼房”，给他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吃饭时金盘子发出的咔嗒声，他特别担心金屑会掉下来混在蔬菜里。他还回忆起了“宫中的那股气味……完全是因长期与外界隔绝而散发出的令人恶心的臭味……附带还能闻到一股正在腐烂的天鹅绒的恶臭味”。来参观的人中凡是小孩一般都被拒于宫外，因为宫内铺的是最精制的布鲁塞尔花地毯，宫里陈列有迈斯纳瓷器和无数有价值的纪念品。
在布伦海姆宫，人人都得遵守传统的礼仪和法规。一切都由公爵夫人向来访者口头颁布，包括他们乘哪一班列车及列车开出的时间。当来访者已全部告辞，宫内只剩下家族成员时，詹妮注意到：
做什么都得按时定点。那时我非常下功夫练钢琴、读书或绘画，仿佛又回到了学校的课堂。如果你对当天发生的各种问题感兴趣的话，那么上午你就得花一个多小时翻阅有关报章。吃午饭时大家通常就各种政治问题发表意见，交换看法。下午通常坐上车到邻居家串门或在花园散步，以此消磨一天的部分时光。晚饭是一顿非常隆重的正餐。吃过晚饭之后，大家通常来到范大克俱乐部，在那里可以看喜欢看的书，玩喜欢玩的轻松游戏惠斯特牌……有人老盯着墙上的挂钟，家族成员中想睡觉的人有时会偷偷把时针往前拨，因为神圣的十一点敲响之前谁也不敢建议回房睡觉。十一点的钟声响过之后，大家排着队进入小前房。蜡烛一旦点燃，人们便依次和公爵、公爵夫人吻别之后才能回房睡觉。
甚至连早餐也讲究礼仪。女人必须穿天鹅绒服或绸缎，只有等人都到齐之后才能用餐。午餐更显得神圣威严、隆重正规，各种小菜必须放在两个正菜之间，排列得整整齐齐。餐桌上摆得满满的，接着由公爵、公爵夫人切开大肉块，往每个人碗里放，包括保姆、家庭教师和孩子们。孩子们一吃完午饭便提上篮子给附近的穷人或病人分送食物。这是贵族之家的传统做法，表示位高责任大。
午后茶点也讲究。最讲究的茶点当然要数招待王室成员的茶点。吃茶点时要相互寒暄一番。当女主人说：“恐怕你该稍许休息休息了。”这就意味着茶点到此结束。对任何客人都说这句话，有一次遇上了一位公主，她却冷若冰霜地回了一句：“谢谢你，现在才五点半，我七点才回房休息。”
一位客人后来写道：“裘皮和暖水瓶温暖了我们。”
公爵夫人坐着，显然是在回顾与客人交谈时的情况。她觉得谈得不够风趣，不太成功……公爵夫人是位富于同情心且充满母爱的女性。她不聪明，也谈不上漂亮；至于公爵，不管从哪个方面、哪个角度看，充其量是个“平常”的人。不过“平常”就是这位虔诚的马尔巴罗公爵的一大美德，使他获得了人们对他的尊敬。
对詹妮来说，马尔巴罗公爵不只是一位“平常”的人，公爵夫人也不只是光有“母爱”。詹妮和她公公相处得十分融洽，她认为他是位虚怀若谷而又精明能干的皇帝。马尔巴罗向詹妮谈了第五代马尔巴罗公爵接待一位法国大使参观布伦海姆宫时的情况。这位大使对宫内的各种艺术珍品的来源表现了极大的好奇心，其中很多都是礼物。大使问：“这所官邸，这些地毯和绘画作品全都是别人赠送的吗？有没有不是别人赠送的东西呢？”
这番发问激怒了公爵，他马上让大使到宫殿南侧看夺获的宝石制的各种战利品和路易十四的雕像，接着直言不讳地说：“这些是夺来的，不是别人送来的，是约翰·马尔巴罗公爵从图尔奈的城门上夺来的。”
马尔巴罗公爵为宫内各种艺术珍品感到骄傲，但是詹妮注意到，马尔巴罗家族的成员们难得看一眼他们身旁的这些奇珍异宝。詹妮深有感触地说：“什么东西都是一样，看多了就不太感兴趣了，就会产生冷漠感。”
布伦海姆宫过去也曾偶尔向游人开放。游客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各种艺术珍品。游人参观的过程中，除詹妮外，家族其他成员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偶尔，为了开开心，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戴上旧斗篷或帽子，胳膊上挎着绸袋，手上拿着贝特柯旅游指南和游人们一起参观，以便听听他们的各种评论。这些评论不都是赞扬这个家族的。”詹妮说，“有一次，我们对一位同胞发笑时差点暴露了身份。这位同胞在观看一幅家族画像时感叹道：‘哟，这些丘吉尔们的眼睛长得多么红！’”
5月底，年轻的丘吉尔夫妇搬进了寇松街。伦敦的社交活动刚开始活跃，一直要连续不断地延伸到7月底才结束。寇松街在梅菲尔的中央，这里是伦敦最繁华的闹市区，离皮克特利不远，紧挨着马尔巴罗在蓓尔美尔街的官邸。威尔士王子也住在蓓尔美尔街。也许代表梅菲尔风格的是一座漂亮的喷泉，喷泉的周围有悲剧女神、喜剧神和诗神的雕像，喷泉的尖顶上是名誉女神的雕像。詹妮和伦道夫·丘吉尔将充分体现这四种人物的风格，尤其是第一种和最后一种。但谁能未卜先知呢？这对青年夫妇各方面都具有魅力：美丽英俊、潇洒迷人、头脑敏捷、知识渊博而又意气风发，是社交界的风流人物。不管他俩走到哪里，威尔士王子都亲自安排，提供方便。
詹妮和伦道夫在寇松街安顿就绪后不久，马尔巴罗公爵夫人便来帮助她的儿媳涉足政坛，对伦敦市区的头面人物一一进行礼节性的拜访。詹妮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公爵夫人下午两点来我这里。我们梳妆打扮之后便乘上家族专用马车。”她接着说：“公爵夫人和蔼可亲，待我很好。她把她的红宝石和钻石借我用。我把这些红宝石和钻石戴在头上，把我的珍珠项链挂在脖子上。我手里拿着一束香味浓郁的栀子花，这也是她送给我的。”
这个社会对新婚夫妇有一套一本正经的行为规范，新婚夫妇必须在家待上几个月之后才能外出进行社交活动。他俩对此非常反感。像冲破其他许多障碍一样，他俩也打破了这一陈规陋习，结婚还不到一个月，便参加了为欢迎恰尔·亚历山大二世而举行的舞会。恰尔注意到这对年轻夫妇结婚不到一个月便参加了舞会，对他俩如此无视社会行为规范感到十分震惊，以一种难以理解的目光看着詹妮。
不久，詹妮又发现了其他一些陈规陋习，为此她说：“我是在法国长大的，我只能使自己习惯于年轻姑娘该约束自制和保护自己的那些规范。不过，我实实在在地认为，作为一个结了婚的女子，我应该有能力使我自己获得完全解放。”然而，她知道，女人乘铁路客车外出旅游时绝不能单独行动而没有女仆陪伴。她写道：“如果独自一人乘坐一辆双轮小马车外出会被认为是‘放荡’行为，更不用说独自一人外出散步，就是散步也只能在僻静的广场或街道上。至于年轻姑娘独自驾着车想到哪里就到哪里，这种事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詹妮聪明过人，她能巧妙地排解来自各方面的谴责与非难。她首先避开了母亲那小心提防的目光，现在又瓦解了婆婆在宫中的一套家规。她以一种愉快的方式解除了来自母亲和婆婆对她的责难之后，接着又以一种高昂的斗志鼓励这位忠于爱情的丈夫去争得自由，在广阔的天地里自由自在地飞翔，尽情欢乐。天地是无限的。
詹妮觉得生活中有永远享受不完的乐趣：参加游园会，观看上流社会人士在阿斯科特和古德伍德举行的赛马活动，观赏在亨雷的快艇比赛，观摩在赫灵汉姆举行的空中射靶表演，到皇家板球和溜冰俱乐部打打球、溜溜冰。（“……跟这些水平不高的女人们一起玩，自然兴趣会受到一些影响，不过相互之间都是彬彬有礼的，不会因为谁滑倒而评头品足或加以嘲笑。”）当然还有舞会和歌剧，如在艾伯特大厅举办的音乐会，在古罗马帝国宫和西班牙摩尔族王储宫演出的戏剧，跳芭蕾舞以及新的一人驾驶四马马车培训的俱乐部等等。若是参加晚会，不管是不是皇家举办的，她一玩就玩个通宵，不到翌晨5点不会离去。
1874年夏天，詹妮的姐姐克拉丽塔（她称自己为克拉莱）来看望妹妹，并住了些日子。她写信对妈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有王子在场的晚会，人们似乎总要邀请我们去，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詹妮长得太漂亮了……”在一次非公开的活动中，妇女们被邀请去皇家俱乐部，游戏中每人都充当纸牌中的一个角色。王子请詹妮担任游戏中的王后，王子对詹妮那聪明过人的才智和直来直去的性格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乎就像她的娇容艳体一样使他神魂颠倒。在议论一对英美夫妇的新郎时，王子对詹妮说：“这个家族很穷，不过因为是和威廉一世一同来英国的，使他们获得了好处。”
詹妮说：“那很好，我如果还是一位姑娘的话，我就愿意嫁给那个家族，他们靠自身的努力取得了一些成就。”
王子对美国女性有特殊的好感，他说：“我喜欢她们是因为她们具有创造精神，她们给社会带来了活力，她们活泼爽快，受过良好的教育，不受陈规陋习的约束……她们不像英国姐妹脾气古怪，她们善于自力更生。”
因为他是王子，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大名鼎鼎的玩弄女性的放荡公子，在贵族阶级淫乱生活的舞台上他是最突出的一名表演者。这种淫乱生活在英国大都市里比比皆是，屡见不鲜，几乎谁也不否认，他还是一名玩弄朋友妻子的能手。他早就看上了詹妮，他如此频繁地邀请丘吉尔家族参加晚会就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透了他企图玩弄詹妮的野心。大多数英国人都认为“英美联姻就像同火星人打交道一样仍处于试验性阶段”。詹妮透彻而又敏锐地描述了英国妇女对这位放荡公子追逐一位美国女性的反应。
一些好色的男人总是想在美国女性身上打主意。如果她的言谈举止、穿衣打扮表现出来像任何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一样，男人们马上就会凑上前来以一种特殊的目光望着她。她通常总是有礼貌地跟他们打一下招呼，然后说：“我从来都不认为你是美国人。”策略地避开了他们。
通常人们都认为美国女性是难对付的人，甚至是危险人物。人们如果不躲开她的话，也是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对待她。追求她的人认为她有钱，他们是冲着她的钱来的。每个有钱的美国人都会被他们看中。诚然，她如果没有钱的话，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义呢？美国人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应该属于同一范畴的人。刚刚富裕起来的加利福尼亚矿工的妻子和女儿们都穿绫罗绸缎，而且她们哪怕受到一点点挑拨也会暴跳如雷。文化修养、道德水准高而且非常谦逊的波士顿人，还有多才多艺的弗吉尼亚人……统统都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人，也都有同样的缺点……
自从詹妮和伦道夫结婚之后，英美联姻突然大增。美国报刊对于这种找有官衔的英国人为丈夫的美国女人基本上是加以嘲讽的。有一篇典型的评论写道：“她们应该寻求高尚的心灵，而不是寻找高级的官位。”在一份《街谈巷议》（Town Topics）上有一篇专栏报道，说一个波兰王子花了1000万美元找了个漂亮的美国妻子。“他就是波尼亚托夫斯基。一位波兰王子就像去年的帽子一样成了市场上的畅销货。我强烈建议选区产生更多的公爵。”在考察来英国落户的美国妇女的意义时，前首相亨利·帕麦尔斯顿先生预言：“在本世纪结束之前，聪明漂亮的纽约女人将占欧洲重要官员们的妻子的半数。”梅纳·斯蒂文斯成了培基特的夫人，康苏埃洛·伊兹那格（古巴和美国的混血儿）成了曼彻斯特公爵的夫人，阿瑟·波斯特成了巴雷摩尔的夫人。她们的美貌和她们的命运是一致的。
以上提到的只是少数比较有影响的人物。詹妮跟她们很熟，事实上，她们之间的血缘关系非常明显。经常和詹妮一起参加晚会的还有两位长得特别漂亮的美国女人，一位是斯坦迪什女士，另一位是桑兹女士。她们三人经常在报刊上同时出现，一位被称为粉珍珠，另一位被称为白珍珠，第三位被称为黑珍珠。黑珍珠指的就是头发乌黑的詹妮，这三位美女中最有才华、最美丽的就是詹妮。
詹妮个性很强。在1875年举行的一次金杯赛马会上，她毫无顾虑地穿上了结婚礼服，披着新款的法式薄纱。她平常爱穿裸露着脖子和胸脯的夜礼服，总是引得人们议论纷纷。到剧院看戏时，一般妇女都穿传统的黑色服装，而詹妮则与众不同，她穿浅蓝色的。伦道夫求她换一下，说怕这样做太“标新立异”，詹妮依然不换。
在一次化装舞会上，克拉丽塔介绍一位年轻的勋爵给詹妮认识。詹妮回忆道：“当克拉丽塔把那位年轻的先生介绍给我时，她故意把我当成她的母亲。”她补充道：
深夜，我以“母亲”的身份煞有介事地对那位年轻人说：“我女儿已经把你们的秘密告诉我了，她说你已向她求婚，她也已答应你的求婚了。”那位年轻人那种尴尬和狼狈不堪的表情至今还历历在目。他极力向我解释没有这回事，可我还是把这场滑稽戏继续往下演。我郑重其事地告诉他，明天我丈夫将要去看一下他未来的女婿。我向年轻人介绍了我和我丈夫的身份，并说：“我们同意你和我女儿订婚。”这位年轻人由于没有看出来这是在演一出滑稽戏，也许他太年轻单纯，动脑筋不够，他悲伤忧郁地离开了，心情是那样的沉重。
詹妮补充了几句：“一般而言，在化装舞会上英国人的表现十分迟钝，他们不善于开玩笑，不善于幽默，更不善于‘耍滑’。其实这些在交际场合是很重要的……”
女人能否在社交活动中应付自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们开玩笑的本领，取决于她们的幽默感。詹妮在这方面才华过人，她谈笑风生，语言诙谐。詹妮对付男人们的那种阿谀奉承的低级玩笑更有一套特殊本领。她说话轻松得体而且经常是一语双关，这使詹妮在任何场合下都能应付自如。詹妮在这方面的才华不仅在女人中，就是跟男人们比，也是出类拔萃的。
詹妮的母亲在巴黎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克拉丽塔希望母亲到英国来玩玩。她写道：“詹妮和伦道夫已决定去多维尔……一旦伦道夫把财产委托别人看管，他，詹妮，我和你，我们一起乘公爵的新游艇游弋一番。”沉思片刻之后，她接着写道：“你不要以为我们很放荡……”他们过去就“放荡”，他们现在还想“放荡”。詹妮解释道：“我们似乎生活在狂欢与激动的旋涡之中。”
他们喜欢举行小型晚宴。晚宴时常进行一种叫“读心术”的游戏。据说，这种游戏可以猜出别人的想法。人们蒙上了伦道夫的眼睛把他领到房子中间，他听到克利福德女士的声音：“不要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完全按你现在的感觉行动吧。”伦道夫毫不迟疑地突然扑向克利福德女士，把她搂在怀里。琼女士后来这样描述伦道夫：“他是个了不起的学生，是个爱开玩笑的淘气精……我看见他躺在椅子上，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
琼女士原名为玛丽·麦克肯茨。1871年她嫁给斯坦利上校。她在美国西部的犹他和内华达住了一年，她丈夫在那里和人合伙开办采矿公司。丈夫死后，她改嫁弗朗西斯·琼先生。琼先生是枢密院成员，这样一来，琼女士很快成了一名出众的伦敦女主人。乔治·斯莫利引用了一位社会名流的话：“我去琼女士家是因为我始终不知道会遇上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始终相信在那里会遇上我喜欢的人。”琼女士有句名言，她说有趣的人便是超凡的人。她的好友之一，后来成了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的罗斯福，便属于超凡的人。
对詹妮和伦道夫来说，社会活动是至关重要的，甚至伦道夫的议员身份似乎主要是社交行为。他在牛津就牛津铁路工程一事发表了处女演说。这确确实实是一次“处女”演说，乔伊特教授[16]说：“这是一位头脑简单的年轻人的高谈阔论，这样的年轻人成不了大才。”《笨拙》（Punch）的议会评论家路希对伦道夫这篇处女演说的评价比乔伊特教授更敏锐：“……这位年轻议员太神经质，他的声音音调很差，他的演讲可以挑剔的地方太多了，以致不值得跟他辩论。不过，有些严厉批评多多少少有一定价值，让人觉得值得听下去。”
迪斯雷利认为伦道夫的演说对公爵夫人和维多利亚女王都是善意的。他说：
伦道夫勋爵发表了许多轻率的言论。作为下院新议员，又是个年轻人，而且又是处女演说，可以谅解。但是他那旺盛的精力、流利的口才以及他那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风度使下院议员为之震惊，大为赞赏。加以自制力和学习精神，他有可能走上重要岗位。这是一篇充满希望、很有价值的演说。
迪斯雷利的评价是友善的。他还清楚地记得他自己当年发表处女演说时的情景。他身穿黑色天鹅绒上衣，深红色的裤子，在裤子的接缝处还衬有金黄色的丝带，套上了鲜红色的坎肩，戴着白色手套、钻石指环。他站着演说，他的朋友们认为他穿得那样华丽是为了吸引注意力。内维尔女士说：“我认为他内心并不愿意这样做。”他的确把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来了。不过，吸引过来的是下院议员们对他的嘲笑，导致他的发言还没说完，就只得坐下。他接着说：“我可以现在就坐下，但是总有一天你们得听我演说。”
伦道夫有点像聪明的“花花公子”。他爱穿时髦的深蓝色外套，里面穿花色内衣，有时穿黄褐色鞋和佩戴珠宝，特别惹人注意。他最喜欢的是詹妮送给他的马耳他十字形状的钻石戒指。
像迪斯雷利一样，伦道夫有时也会变得傲慢粗鲁。这对女人往往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而会使男人感到畏怯。他往往表现得过于激动，他的神经是健全的，但语言是脆弱的。他精通吉本的作品，在学习吉本用词造句的技巧方面造诣很深，以致许多人不能完全相信如此激烈的批评会出自伦道夫之口。有一次，一位朋友在俱乐部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让人厌烦。伦道夫便摇铃把仆人叫来，他让仆人“听完那位先生的唠叨”，而他自己则走开了。
琼女士又举了个伦道夫行为傲慢的例子。他跟他的一位老朋友曾经争吵过，这位老朋友是他在伊顿上学时的同学，她写道：“他们每次见面还得由我为他俩进行一番介绍。伦道夫先生摆出一副天真烂漫、让人啼笑皆非的架势说：‘啊！对了，我相信，在伊顿时我确实认识你。’”
詹妮的热情弥补了她丈夫那令人寒心的冷淡。正是詹妮使伦道夫始终保持精神愉快、情绪饱满。反过来，伦道夫以他本阶级固有的美德和修养影响詹妮，为她创造了接近当时显要人物的捷径，使她在政治上迅速走向成熟，使她能提出一些中肯的具有建设性的、独特的政治见解。
伦道夫和詹妮结婚那年，迪斯雷利担任了首相。那时，他已经年满70岁，夫人已在他担任首相之前的一年离开了人世。首相很喜欢詹妮和伦道夫，经常去他俩家中做客。詹妮特别佩服首相能制服他所不喜欢的粗鲁人的才能。有一次，有位年轻妇女主动为首相扇扇子，首相连转身看她一眼也不愿意，而是转身朝詹妮问：“这个小傻瓜是谁？”首相对詹妮总是和蔼可亲、和颜悦色。有位妇女将自己跟迪斯雷利首相以及跟格莱斯顿首相坐在一起时的感受进行了比较，她说：“当我和格莱斯顿首相坐在一起，离开饭厅和首相告辞后，我感到格莱斯顿是英国最聪明的男人；当我和迪斯雷利首相坐在一起，起身告辞的时候，我感到我是最聪明的女人！”
而詹妮总是很喜欢和格莱斯顿首相一起用餐。
他办事果断，只要有人向他提出问题，他都能理智地答复。要么同意，要么反对，说话干脆，从不拖泥带水。但是如果有人故意挑剔（他还是静心地注意地听着），那么他有办法使对方马上处于狼狈不堪的境地。他那锐利的目光，像是要追根究底似的盯着对方，他那全力以赴的架势给下院议员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下院他那老学究式的风度具有吸引力，在下院以外的场合，他那温文尔雅的气度同样具有吸引力。
在一次伦道夫夫妇举行的晚宴上，威尔士亲王注意到詹妮和这位首相眉来眼去，谈得津津有味，谈的时间还特别长。后来，王子问詹妮：“亲爱的，告诉我，你为伦道夫赢得了何种官职？”
事实上，伦道夫那时还没有当官的欲望，他的确对政治游戏毫无兴趣。他认为自己不过是拥护迪斯雷利的下院50名议员中的一名普通议员而已，他的一票或发言在下院是无足轻重的。与他对社交生活的狂热相比，议会政治似乎是太平静、太拘束，而且太呆板了。
社交界对詹妮来说也是最重要的。和其他初到这里的社会名流一样，詹妮也到王宫受到女王的召见。据说，女王对英美联姻持一种含糊不清的态度。
詹妮写道：“和女王初次见面我非常害怕。我跪下向女王请安，可女王把我搀扶起来。我走到她跟前，她亲吻我，这使我受宠若惊，不知所措，我也回吻她。这样一来，对其他王室成员我就不用再下跪了，稍微弯腰鞠躬便可。”
詹妮竟然受到女王如此破格的礼仪接待，使人难以理解，人们由此对詹妮肃然起敬。柯明斯·卡尔夫人的女仆对女王初次接见詹妮的场面有过一番评论：“女王怎么会那样抬举詹妮？谁也想不到一位女王的表现几乎跟一个卖苹果的老妇人差不多！”几年以后，每当詹妮回忆起女仆的这番评论，心里总是甜滋滋的。
女王的丈夫康索特亲王死后多年，女王的一个女儿（她已嫁给普鲁士的皇太子腓特烈）给丈夫写了封信。
妈妈极度地悲伤……总是哭个没完。她孤零零一人待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睡在空荡荡的床铺上。她睡觉时总是盖着爸爸的上衣，她把爸爸生前最爱穿的那件红色长外套和其他几件衣服放在床边挨着自己的身子……可怜的妈妈只得永远独自一人孤单单地上床睡觉，冷清清地独自起床。妈妈对爸爸的爱是那样的深，好像她昨天才嫁给爸爸一样……妈妈老是想着爸爸，身体越来越虚弱了……
女儿艾丽丝为母亲找来一位男仆。这位叫约翰·布朗的男仆是苏格兰人，头发蓬松，是典型的苏格兰高地人，爱抽烟斗，爱喝威士忌，说话粗鲁。转眼间，各式各样的流言蜚语从詹妮的社交圈里迅速传开，不胫而走：你知道吗？约翰·布朗在温莎和女王睡在一张床上。现在人们到处都在引用约翰·布朗的原话“女王和我”，你知道吗？
自从约翰·布朗把女王从一位刺客手中救出来后，谈论约翰·布朗与女王私通的传闻有增无减。一位漫画家把约翰·布朗在女王房间壁炉上放自己靴子的情景画成了漫画。还有一张画的是约翰·布朗倚靠在王位的宝座上，嘴里叼着烟斗，宝座下边，一只英国狮子在吼叫。傀儡喜剧中的主人翁潘趣把本来应该通报女王日常工作情况的报告单，故意篡改为通报约翰·布朗的日常工作情况报告单，演出了一场王宫内幕滑稽戏。一位批评家报道了女王和她的这位从前的小马夫猥亵时的情景：女王紧紧地搂住他，其热情和放肆的程度简直到了极点，超过了她对已故丈夫曾经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和任性。还有一件事在詹妮的同伴中广为流传：人们在约翰·布朗的房间发现了一封撕成碎片的信。这是女王的亲笔信，人们把碎片接合在一起看清了全部内容：“……我太喜欢你了，简直到了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地步，你太可爱了，太讨人喜欢了。我简直无法忍受你还没有理解我对你的……”信的末尾签上了“永远只爱你一个人，永远忠实于你的人儿”。后来人们把大部分素材收集整理汇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名为《约翰·布朗夫人》，这本小册子十分畅销，顿时被大家抢购一空。
许多年后，爱德华王子继承王位。他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当年维多利亚女王摆在会议室的瓷质布朗塑像摔得粉碎。这位布朗不仅在王子小的时候打过他耳光，而且有一次王子去见他妈妈时，他竟让王子在外边足足等了两个小时。
8月初，随着伦敦上流社会的交际活动告一段落，詹妮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她已怀孕，她的生活突然变得安静多了。克拉丽塔写信对母亲说：“我们的生活单调无聊，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詹妮的家现在在查尔斯街，这是个“非常优雅”的地方。据詹妮说，她现在有三套住宅，全在巴克利广场附近，有负责食宿的司务员，有马夫还有仆人。这是一条很有名气的街道，多萝西·内维尔女士[17]在这里住了长达38年之久，足以使这条街道享有盛名。这条街道现在成了交际活动的中心。1792年“花花公子”布鲁梅尔就住在离现在詹妮的新居不远的地方；布尔沃-利顿在查尔斯街也有一套住宅，这套住宅里有一个房间和庞贝公寓中的一个房间简直是一模一样。
“亲爱的妈妈，”詹妮写道，
既然我们已经住在这里了，我们就得照管好这个家。我很想9月份到巴黎和你住在一起，可在我分娩之前我最好还是留在伦敦……我们的意思是这里的设备条件目前来看好一些，有两间卧室，楼下还有会客厅，我们打算把会客厅也当餐厅使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厨房很高级，厨房里有瓷器、玻璃杯、盘子和亚麻布制品，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昂贵的……我十分高兴终于有了个固定的安乐窝，而且那么漂亮，家具也很齐全……我和伦道夫结婚时，在婚姻财产协议书上没有提到这套住宅的所有权问题，现在已经明确了：一旦伦道夫有个三长两短，这套住宅便归我所有……
詹妮还写了一个要钱的便条：“我确实希望爸爸给我寄2000英镑，这是他许诺过的……当然，用不着马上全部汇来，可以在他方便的时候分期分批地汇出。”
詹妮在家过着平静的生活一定觉得很烦闷。她毕竟才21岁，几个月前她在极度兴奋与欢乐中度过，她以自己的美貌和才智博得了尊敬和爱慕，她的身价不断提高。1874年9月和10月是詹妮生活中最闲散、最沉寂的两个月。
在伦敦，晚会和舞会仍频频举行，可她已经无心与舞伴一起共享欢乐。夫妇俩来到布伦海姆宫以改换生活环境。这里有一部供参观者了解马尔巴罗家族的巨著，书皮是深红色的，书边有些陈旧。书中有第一代马尔巴罗1708年的亲笔题词，有绝大多数欧洲王室成员，国王、王后、皇帝以及他们的亲属的亲笔题词，还有英国历任首相，欧洲历史上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亲笔题词。詹妮·斯宾塞·丘吉尔的名字于1874年10月22日第一次正式写入这本书里。
11月的布伦海姆宫显得格外和平宁静，不过一年一度在这里举行的圣安德鲁舞会打破了布伦海姆宫和平宁静的气氛。詹妮的外甥孙女阿妮塔·莱斯利说，舞会进行得热闹异常，詹妮正跳着舞，突然她感到一阵疼痛，不得不离开舞厅。“……经过一个长得使人受不了的客厅，穿过一所‘英国最大的’图书馆，接着又穿过世界上最长的一条走廊。这条走廊铺了深红色的地毯，足有四分之一英里长。这条走廊是通向詹妮卧室的……”按历史学家戴维·格林书中的记载：詹妮跟同伴们外出打猎，半路上突然觉得不舒服，急忙回宫。事实是星期二那天，她同丈夫以及同伴们一起外出打猎时突然病倒。伦道夫给他岳母的信中是这样写的：“星期六夜里，我们乘坐一匹小马拉的马车，一路上车颠簸得厉害。赶车的马夫又冒冒失失，粗心大意。我们让他们停车，他们又不愿意，结果在路上整整折磨了一个星期天。”
人们急忙把詹妮安置在一层的一个房间里，这房间正好在大厅的外边。金·琼斯曾经住在这个房间里。他又矮又胖，长着一副樱桃脸。他是第一代马尔巴罗的牧师，据曾经在这房间住过的客人介绍，自从琼斯牧师死后，他们常常在夜间被一道闪光惊醒，醒来后睁开眼睛就看见了这位牧师的幽灵，他弯着身子向他们祈祷。星期六那天晚上，这个小房间临时改成了女士们的休息间，她们跳舞累了之后来这里休息，床上放有羽毛围巾和天鹅绒披肩。
因为是星期天，无法乘火车到伦敦请助产士来接生，于是就请伍德斯托克的当地医生弗雷德里克·泰勒来接生。11月30日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詹妮分娩了。伦道夫写道：“詹妮经受了整整8小时的阵痛之后于凌晨1时30分生下一男孩，母子平安。可怜的詹妮受了很大的折磨，不过她很坚强，分娩时没有打麻药。孩子长得很好看，大家都说，虽然是早产，但这孩子长得真够结实。他那鹰钩鼻子、水汪汪的大眼睛、乌黑的头发真惹人喜爱。”
按传统习惯，父母沿用了英美双方祖父的姓氏给孩子取名为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
詹妮分娩时在场的有詹妮的婆婆、伦道夫的婶母阿尔瑟、克莱门亭·卡姆登夫人，还有伦道夫的嫂嫂布兰福德夫人。孩子认卡姆登夫人为教母，伦道夫让伦纳德·杰罗姆当教父。因为是没有预料到的早产，在布伦海姆宫没有给初生婴儿准备好衣服，于是临时从当地的一位律师妻子那里借了一套婴儿服给温斯顿·丘吉尔穿上。这位律师的妻子怀孕尚未生产。
第二天一大早，伍德斯托克教堂的钟声响了，宣告了马尔巴罗公爵的继承人温斯顿·丘吉尔的诞生。按交由詹妮保管的合约规定，当詹妮生下的第一个孩子载入家谱时，要敲钟以示庆贺。于是第二天一大早，“愉快悦耳的钟声”便开始在伍德斯托克四周回荡。为使这件事显得更加正式，伦敦《泰晤士报》在醒目的位置报道：
伦道夫·丘吉尔夫人于11月30日在布伦海姆宫不足月生下一男孩。
《泰晤士报》的这一报道让人啼笑皆非，孩子长得健壮结实，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不足月生下来的。
这个年轻的家庭和父母一起在布伦海姆宫度过了圣诞节。公爵的牧师在布伦海姆宫教堂给孩子进行了洗礼。洗礼之后不久，他们便回到伦敦查尔斯街。
许多给温斯顿·丘吉尔写传记的人普遍认为丘吉尔的母亲不喜欢他，一直到他长大成人。这些说法似乎有一半是真实的。母子之间的亲密感情的确是在温斯顿的成年早期才发展起来，那时候他的确让人喜爱。但是詹妮一直在关心孩子，这也是事实，在她的许多书信和备忘录中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据。伦道夫·丘吉尔夫人已经基本上适应了英国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最持久、最固定不变的，尤其在上层人士中更是如此。这种生活方式必然会造就出一大批“奶妈”。
奶妈是母亲的代理人，她在婴儿未满月之前就进入这个家庭。她负责给婴儿换洗尿布，轻轻擦去婴儿的眼泪；她爱抚婴儿，在婴儿面前具有权威，在孩子整个幼年期或更长一段时间内给予细心关照。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全部心血都无私地奉献在孩子身上。当代的一位社会学家把这种奶妈制度称之为母性对自由的一种出卖，也就是为钱而卖身，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她付出的爱超过她挣来的钱。
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小说《萨夫罗拉》里对奶妈有如下描述：
她从婴儿一生下来开始就给婴儿以无私的奉献，不分白天黑夜地照顾婴儿。奶妈对婴儿的爱让人难以理解。也许这是世界上唯一无私的感情。母亲爱孩子是天性，年轻人爱自己的爱人也可以这么解释，狗喜欢主人是因为主人喂养他，人们忠实于自己的朋友是因为朋友在危急关头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奶妈对婴儿的关照所赋予的爱是绝对无法理解的，甚至专门研究思想意识的机构也无法解释这种爱。人类的这种天性远远胜过纯粹的功利主义，这种天性的力量是无穷的。
温斯顿的奶妈伊丽莎白·安·埃弗里斯特太太41岁，是位寡妇。她体态丰满，待人诚恳。她爱穿黑色绸缎服，戴无边女帽。温斯顿后来写道：“我的奶妈是我的知心朋友。正是埃弗里斯特太太照顾我，满足我的一切欲望。只要我心中有什么烦恼事，我总是毫无保留地向她诉说。”说到他母亲，他这样写道：“她像一颗晚上的星星赐予我光明。我真诚地爱着她，不过，这是隔着距离的爱。”奶妈在就寝之前总要来亲吻温斯顿，说声晚安，经常在晚餐之前给他穿睡衣。对温斯顿来说，她像一位“来自远方的仙女”，她身上发出的一阵阵微光不时地抚爱着他，给他温暖。
在维多利亚时代，贵族们很难见到孩子们，甚至几乎连听都未曾听过，奶妈在孩子与父母之间筑起了一道天然的屏障。詹妮确实想从母亲早期应尽的义务中解脱出来，但是，跟她的社交伙伴相比，她跨越的障碍超过她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她因为很少过问家庭主妇应该料理的事而感到惭愧，她后来写道：“每当我想起这些就禁不住流下眼泪，恸哭一场。”
詹妮在尽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英国人，她对自己的每一个行动都十分注意。她毕竟是最早一批和外国人结婚的美国女性之一，而且又是轰动当时社会的一桩国际联姻中的主角。
詹妮当时的一些活动情况在她自己的书信里并没有反映出来。她不仅是一个交际花，这方面可从当时和她住在一起的姐姐克拉丽塔那里得到证实，她还在社交生活中毫无节制，据克拉丽塔说，她妹妹一般在伦道夫不在场时对男人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很多晚会仅克拉丽塔和詹妮参加，每次都要引来各色各样的男人们的注意。
这段时间伦道夫上哪里去了呢？他肯定没有忙于下院的工作。这是他当下院议员的头一年，他仅发表过两次演说。是不是由于王子的好色行为，明显地追逐调戏詹妮而使伦道夫和詹妮之间的感情产生了裂痕呢？或者是不是詹妮已经察觉到伦道夫有寻花问柳的越轨行为并由此得了梅毒而嫌弃他了呢？
梅毒的症状表现为头痛、发烧，突然出现回归热，然后慢慢减退，身上长出许多令人讨厌的疹子。在生殖器上、手心里、脚底下都长粉刺疙瘩，嘴唇上也生疮，时隐时现，反反复复。外阴部的淋巴结肿大并且容易破裂。即使伦道夫没有向詹妮坦白他的病症，她也能从罗布森·鲁斯那里了解到实情。鲁斯不仅是伦道夫的私人医生，也是詹妮的私人医生。
伦道夫和詹妮之间在感情上可能出现裂痕还可以从另一个因素进行分析。人们从医学常识可知，如果夫妻双方的一方与第三者发生了性关系，那么夫妻之间的感情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夫妻对他们之间的性生活产生厌恶情绪。通过这一推理可以说明伦道夫的情况，也可以解释年方21岁的漂亮妻子的放荡行为。
杰罗姆夫妇分别从不同的地方来到查尔斯街看望外孙。伦纳德从纽约来，他的妻子从巴黎来。克拉丽塔曾经写信告诉她妈妈：“婴儿长得太可爱了，他十分伶俐。我希望您能来看看他坐在板凳上弹钢琴的情景！”诚然，漂亮的杰罗姆夫人还有她自己的事，她要参加在巴黎罗马路举行的一个招待会，她所接触的多数是二三流的王室成员，退役的外交官，不受重视的艺术家和不出名的诗人，她不久便回到了他们中间。但是伦纳德·杰罗姆仍暂时留在伦敦。范妮·罗纳德离开了阿尔及尔的宫廷，在卡多根俱乐部举行了一个招待会，参加这个招待会的全是些显要人物：爱丁堡公爵拉手提琴，威尔士亲王弹钢琴，范妮唱《亲爱的，亲爱的阿瑟·沙利文先生》。
詹妮和范妮逐渐结成了至交。范妮能言善辩，是詹妮的好参谋，她经常给詹妮带来她所需要的温暖。范妮和詹妮的父亲还是远亲，这一来她俩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心情烦躁的詹妮希望范妮协助她处理一些婚姻以外的事。富于同情心的范妮高风亮节，堪称时代的楷模，协助詹妮做那些事是最合适的。
尽管伦道夫和詹妮在婚姻关系中出现了明显的紧张气氛，但他们表面上仍然保持着正常关系。他们带伦纳德观看自己喜爱的赛马会。克拉丽塔以欢快的心情给母亲写信：“伦道夫很高兴，他在赛马会中中彩，获奖200英镑，詹妮获奖20英镑。”伦纳德逗留期间，可能对詹妮一直有额外的资助。他写道：“詹妮的衣服和帽子应有尽有。”伦纳德第一次见到马尔巴罗公爵和公爵夫人，他没有提及对他俩的看法。
然而，公爵夫人和詹妮之间日益加深的紧张关系却有所反映，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克拉丽塔在给母亲的信中也提到了一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伦道夫说公爵夫人非常嫉妒詹妮和我。她一直非常慈祥亲切，可有时说起话来辛辣尖刻，詹妮婚后的头一年，公爵夫人使这种紧张关系恶化到极点。布兰福德过去又是作诗，又是写散文，拼命反对伦道夫跟詹妮结婚，现在他一反常态，一个劲儿地巴结他的美国弟媳。他对他自己的妻子早就厌烦了。他的妻子阿尔巴塞·哈米尔顿夫人和英格兰的大贵族有一半的亲缘关系，她是个货真价实的滑稽女人，傻头傻脑，糊糊涂涂。她把肥皂块当成干酪招待客人。她把墨水瓶放在卧室的门上，她丈夫一开门，墨水就从她丈夫的头上往下流。如果说这位夫人嬉戏的本事大的话，那么她的智力感官是迟钝的。”
布兰福德中等身材，脸盘光滑，下巴粗大，样子一本正经，还是个法国问题专家、艺术品鉴赏家，对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他是他所处时代的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他见了漂亮的女人便动心，他送了一个戒指给詹妮以博得她的好感。可詹妮并没有在意，她把布兰福德送给她的那个戒指给她婆婆看，这下可把她婆婆气得肺都快炸了。婆婆说布兰福德根本无权把那个戒指送给詹妮，那是他妻子的戒指。詹妮又把这件事跟伦道夫说了多次，伦道夫把这件事又传到了布兰福德耳中。布兰福德恼羞成怒，马上给他母亲写信，对他母亲竭尽了挖苦和侮辱之能事。现将部分内容摘抄如下：
你把你自己经常干的那些丑事、那些臭毛病、那种强烈的猜忌心转移到我身上，你这种嫁祸于人的伎俩是尽人皆知的……我怎么也想不到你竟会把自己的人格降低到如此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地步。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詹妮主动把戒指还给布兰福德，但是这件事已触犯家规。马尔巴罗公爵对此十分生气，他写信给伦道夫，措辞强硬，维护詹妮，指责后者“颠倒是非”“不择手段”“毁坏妻子和孩子的声誉”，唆使哥哥给公爵夫人写那封“空前骇人听闻”的信。伦道夫也针锋相对地回复了父亲，为自己辩护的同时要求父亲收回那些措辞：“如果您不收回这些看法，那么我想我们之间今后再通信来往不只是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可能了。”
伦道夫过去和父母的关系一直很融洽，彼此深爱。伦道夫的回信对马尔巴罗公爵显然是沉重的打击，对公爵夫人的打击更沉重。她很清楚布兰福德为什么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公爵夫妇对布兰福德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布兰福德也早就想发泄心头的不快情绪。这次，他抓住机会大肆发泄，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伦道夫的这封信给公爵夫人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是永远无法医治的。这件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平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无法挽回，始终会成为一个敏感话题。公爵夫人把所有的过失都归咎于儿媳妇詹妮，对詹妮产生了敌对情绪，也许这是典型的婆婆的表现方式吧。公爵夫人常常是小心翼翼地掩饰对詹妮的这种敌对情绪，就像她小心翼翼地掩饰心灵的创伤一样，有时候甚至使人感觉已不复存在，但它是深埋在地里的一块还能燃烧的煤炭，时刻准备复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