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剖“实验”，二批胡适之
翦伯赞到重庆不久，就在重庆《读书月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论文《中国历史科学与实验主义》，点名批判了胡适博士。他批判胡适，由来已久。可是这次为什么又要批胡，有其新的原因。抗战以来，国民党为了推行文化上的反动政策的需要，更加吹捧胡适。1938年，又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胡更身价十倍。他竟以中华民族的代言人和“救星”自居，不断发表谬论。这对中国的一般文化界，尤其是青年学生，迷惑太深，影响太坏，甚至把他作为文化偶像加以崇拜。
因此，揭露批判胡适的反动理论，以正视听，有助于揭露批判国民党的反动文化政策和妥协投降政策，有益于抗战。
胡适的哲学是实验主义，是从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那里贩卖来的。翦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实验主义是以极粗浅的形式逻辑为基础的玄学，乘着哲学的贫困时代而出现于资本主义世界”“由于实验主义之庸俗的思想方法，颇能适合于一般市侩的精神水平，所以他曾经一时传布于世界的各地。”翦文从十九世纪末美国的詹姆斯、杜威等创立此学说开始，历数此学说发展的每种状况，一直讲到胡适将此学说引进中国。他指出，胡适曾向青年这样说：
“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学一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翦文指出：
“很显然地，当胡适说这段话时，他自己已经被杜威牵着鼻子走了。”
文中着重批判了胡适四个错误观点。其一是历史发展是否有客观规律问题。胡适认为历史发展并无客观规律，而是由人们的主观观念决定的。所以他说，历史好比“一百个大钱，他可以摆成两座五十的，也可以摆成四座二十五的，也可以摆成十座十个”。又说，“总而言之，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来的实在，这个实在里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在是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甚么像。宇宙是经过我们自己创造的功夫的，无论知识的生活或行为的生活我们都是创造的。实在的名的一部分，和实在的一部分，都是我们参加的分子。”基于这样的观点理论，胡适不但不承认历史的发展有着客观的规律性，而且不承认有现实的历史。在他看来，历史只是人类的主观观念之反映，历史是依照主观观念的目的而显现其形象。其二是否认历史发展中的革命事实之存在，主张只有“一点一滴的进步”。用胡适的话来说：“实验主义只承认那一点一滴的做到的进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导，步步有自动的事实—才是真进化。”其三是否认历史中的一切事实、一切运动都是相互联结着、相互制约着的，否认历史中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也存在着普遍的交互作用。认为历史的发展只是一种因果关系。“明因求果”，就是实验主义历史方法论之精髓。胡适称此种“历史的方法”为“祖孙的方法”，就是 “上头有他的祖父，下面有他的子孙”。其四是否认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作用，强调“个人”的历史作用。他的名言曰：“个人吐一口痰在地上，也许可以毁灭一村一族。他起一个念头，也许可以起几十年的血战。他也许‘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个人虽渺小，而他的一言一动都在社会上留下不朽的痕迹，芳不止留百世，臭不止遗万年。这不是绝对承认个人的重要吗？”
文章对上述四个问题一一进行了批判。他最后总结说：“实验主义者的历史方法，可概括如次的几点：第一、是从主观观念论出发，因而否认历史发展之客观的规律性。第二、是以陈旧的进化论为中心，因而否认社会经济在历史发展中有任何质的突变。第三、是以机械的因果律代替历史发展之一般的全面性，因而他只能看到个别的零碎的现象；而在现象之间，无力建立其联系。第四、他强调历史发展中之主观的创造作用，而无视客观条件对主观作用之制约性或规定性。第五、他强调历史的偶然性，并且把偶然性提高到必然性的地位，因而他们以为整个的历史都是偶然事件的碰巧与凑合。实验主义者就以这样的方法研究历史……一点一滴的磔割中国的历史，他们无批判地否定一切，同时又毫不迟疑地涂改一切。这样，就形成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历史科学上的大割裂、大混乱与大曲解。”
他在做了这样的概括和进一步的批判之后，明确地指出：“在目前，中国历史家的任务，就在于对一切歪曲的历史观作理论的清算，把中国历史从封建的云雾中，从市民的烟幕中洗刷出来，使中国的历史在严正的科学方法之前，得到正确的说明。这样，中国的历史，才能成为我们民族解放战争之指导的原理。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历史的指导之下，才能把他们主观的创造配合于客观的历史倾向，以争取抗战之最后胜利。”
当时的重庆为中国战时的首都。庞大的高级党政军学群体在一年中骤然而至。真所谓“天下之士，云合雾集，鱼鳞杂袭，飘至风起”，思想混沌，不知所从。此文发表，从历史观和方法论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划明了是非界限，对推动重庆乃至整个国统区文化界的进步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