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主要讲述1871年1月至1914年8月的欧洲国家外交关系。在世界历史上，1887年至1914年这段历史时期十分引人瞩目。

在哲学家眼中，任何历史时期均不容忽略。然而，在历史长河中，有些历史阶段的确更加耀眼。正如1789年至1815年这一阶段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不只因为其间战争频繁。相对而言，1815年至1830年这一阶段特征显著，1830年至1847年则平淡无奇。其后，1847年至1856年，爆发了激动人心的1848年革命，德意志与意大利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在法兰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开始崛起。在巴尔干半岛，悲剧再次上演。同时，整个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方兴未艾。随后，1856年至1870年，历史再次归于平淡。奥托·冯·俾斯麦正处于人生蓄势待发的阶段，俄罗斯人郁郁寡欢，伊莎贝拉二世统治下的西班牙陷入一片混乱，丹麦人因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身心俱疲，英国首相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默斯顿年事已高，只有意大利复兴运动给这个平淡无奇的历史时期带来了强烈的骑士主义精神与浓厚的理想主义氛围。

1870年，中世纪曾经辉煌的西欧满目疮痍。法兰西第二帝国彻底瓦解。英国在英吉利海峡对岸冷眼旁观欧洲大陆，与欧洲隔海相望的美国也在静观其变。弗里德里希·斐迪南·冯·博伊斯特曾说：“我再也看不到欧洲了。”“欧洲”已经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不见了。

显然，1871年至1914年是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伴随德意志第二帝国霍亨索伦王朝建立及武装和平状态的出现，时代特征尤其突出。

虽然德意志第二帝国存在了不到五十年，但依然被视为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完美继承了维京人的道德精神，可谓是维京人的末代王朝。德意志第二帝国在战争中诞生，认为人类生存状态亘古未变，一直为生存而斗争。当丧钟敲响之时，德意志第二帝国俨然一艘即将沉没的航船。它将旗帜固定在桅杆上后，便不屈不挠地在世界大战中湮没在茫茫历史长河之中。

尽管如此，直到大难临头时，欧洲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样，武装和平也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存在。历史上并未出现过这样的先例。尽管并未爆发战争，各大国却纷纷武装自己，处于积极备战状态。然而， 1871年至1914年的欧洲一直处于武装和平状态。欧洲各大国为了备战寻找各自盟友，井然有序地将自己武装起来，准备迎接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人们虽然深陷可怕的重重危机，却已经变得麻木不仁。这也是人类应对潜在危险的惯常方式。正如人们如果选择乘坐火车出行，肯定会无视这种出行方式带来的死亡恐惧。当时，之所以危机重重，绝不是因为军事动员才使战争一触即发，因为欧洲一直处于动员状态。1870年以前，大军只存在于战争时期。在和平时期，战时大军会缩减至最小规模，不可能在数月之内恢复至备战状态。然而， 1871年以后，伴随大范围征兵，常备军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军队规模大到足以发动战争。军队时刻处于“戒备状态”，准备随时发动进攻。只需要五秒钟时间，战争部通过无线电一声令下，常备军便可立刻投入战斗。确切地说，军事动员就是调用常备军。无论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为了前线作战，部队会一直处于动员状态。

1871年至1914年可谓长期动员的武装和平时代。如果两个国家在共同边界进行军事动员使战争一触即发，但为何在1914年之前并未爆发战争？显而易见，是欧洲协调一直在维护和平。当时，各国政府信仰绝对主权原则。它们一直以维护和平为目标不断进行合作与交流。在许多问题上，虽然国家之间随时都可能发生摩擦，但经过不断互相协调，矛盾最终得以缓解。面对重大危机，欧洲协调通过会议解决难题，以便“渡过”难关。在欧洲协调作用下，一触即发的战争被无限期拖延下去。虽然前景并非一片光明，但欧洲协调的确“发挥了作用”，维护了整个欧洲近五十年的和平状态。尽管最后一次（现在看来并非最难解决的）危机爆发后，欧洲协调未能稳定和平状态，但主要原因是德意志第二帝国拒绝参加欧洲协调会议。因此，德意志第二帝国难辞其咎。

然而，德意志第二帝国并非故意挑起战争，也没有想发动战争。因为我们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1914年危机的整个过程中，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府与支持政府的人民始终充满耐心，保持克制。与以前的危机相比，面对此次危机，德意志第二帝国政府没有摆出咄咄逼人之势。总的来说，它表现出和解的态度。与以往相比，德意志第二帝国驻伦敦大使卡尔·马克斯·弗斯特·里奇洛乌斯基、驻圣彼得堡大使弗里德里希·冯·普塔莱斯、驻巴黎大使威廉·冯·舍恩、驻维也纳大使海因里希·冯·齐尔斯基不仅行事谨慎，而且态度冷静，颇具政治家风度。直到危机接近尾声时，德意志第二帝国总参谋部一直表现得谨小慎微，不断提出和解建议。

不过，德意志第二帝国必须承担起主要责任，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它从未真正信任过欧洲协调。1871年至1914年，德意志第二帝国一直在制造“战争氛围”，而不是想方设法压制“战争氛围”；其二，在1914年7月的危机中，德意志第二帝国两次拒绝了可能阻止全面战争爆发的提议——1914年7月26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召开国际会议的提议；1914年7月29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将争端提交海牙法庭的提议；其三，当听说俄罗斯帝国发布了总动员令，德意志第二帝国并未“抵制动员”，而是决定立刻发动战争，因为德意志第二帝国不愿在担惊受怕中继续等待下去。

在此，我非常荣幸地向尊敬的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深表谢意。他是研究第二代谢尔本伯爵威廉·佩蒂-菲茨莫里斯及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生平的著名历史学家，曾两次出任副外交大臣。他不仅学识广博、经验丰富，而且思维严密。与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进行的多次谈话令我受益匪浅。我很荣幸，他亲自审阅了本书手稿。

此外，我还要感谢布里斯托大学与牛津大学基督堂学院的佩勒姆·H．博克斯先生及我的助手布里斯托大学的布彻小姐。

最后，早期发行的大量世界大战文献资料为研究1871年至1914年欧洲历史的学者提供了极大便利。虽然《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个别地方依然存在有待填补的历史研究空白，但这本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欧洲大国政策。我们在此向《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的编订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罗伯特·巴尔曼·莫厄特

于布里斯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