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罗马教廷回归

精彩看点

天主教复兴运动——教皇国被吞并——教皇庇护九世——意大利王国通过《保障法》——梵蒂冈普世会议——普鲁士王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文化斗争”——教皇利奥十三世

当我们循着时间的长河进入1870年之后的历史时期，就会发现教皇已经很久未在欧洲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教皇发挥调解作用的最后一次会议是1648年召开的威斯特伐利亚会议。之后，各国君主与政府自行其是，无须教皇授权，独立解决互相之间的分歧。18世纪后半叶，欧洲大陆的开明君主们迫使教皇克莱门特十四世解散了象征教皇精神力量的“主力军”——耶稣会（后来，耶稣会于1814年重新恢复）。拿破仑战争后期，命运多舛的教皇庇护七世被拿破仑一世囚禁。他虽然受尽磨难，却忍辱负重，在战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然而，当这场“大战”结束时，新出现的欧洲大国协调并未采纳教皇庇护七世所提建议。1823年，欧洲大国协调解体时，教皇庇护七世并未提出要担负起维护欧洲和平与秩序的古老职责。实际上，他也没有表示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职责。

19世纪中叶，欧洲出现了天主教复兴运动。法国萨伏依的贵族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的著作激发了这次运动。约瑟夫·德·迈斯特的著作有《教皇》（1821年）与《圣彼得堡之夜》（1822年）。在法国，让-巴普蒂斯特·亨利·拉科代尔、于格·费利西泰·罗贝尔·德拉梅内与夏尔·福尔贝·勒内·蒙塔朗贝尔继续推进天主教复兴运动。亨利·纽曼、尼古拉·怀斯曼、约翰·阿克顿、亨利·爱德华·曼宁在英国积极推动天主教复兴运动。在德意志第二帝国，约瑟夫·冯·格雷斯、伊格纳兹·多林格尔及慕尼黑神学家纷纷做出响应。不过，他们的思想与主张并非完全如教皇所愿。

1870年之前，天主教“教皇极权主义”复兴并未建立起教皇的国际影响力。有时，“教皇极权主义”的确会影响国家政策，例如拿破仑三世曾插手教皇国事务并派军驻扎在罗马城中。尽管“教皇极权主义”或宗教团体会影响国家政策的方向，但罗马天主教体系的核心力量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较弱，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更是微乎其微。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至1870年，教皇囿于日渐衰落的教皇国。19世纪的政治状况决定了教皇国注定会被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吞并。面对这种状况，教皇必然会奋起抗争，避免因教皇国遭吞并而走向灭亡的命运。然而，1870年，当意大利的最后一个邦国——罗马被占领时，这座城市实际上获得了新生的机会。拥有“罗马”这个微不足道的意大利邦国并未让教皇在欧洲会议取得一席之地。地位虚弱加上管理不善一直让罗马城遭受冷遇。1870年9月20日，意大利王国的军队攻破了庇亚门，进入了罗马这座“永恒之城”。意大利王国政府所在地由佛罗伦萨迁至罗马。国教为天主教或新教的欧洲国家相继默认了意大利王国吞并罗马之举，并视其为历史必然。教皇庇护九世一面据理力争，表示抗议，一面隐退至梵蒂冈城堡内。事实上，庇护九世当时并不自知，这是他一生难求的机遇，他将成为维护欧洲和平、友好关系的主力。

无论从内部结构还是外部关系来看，罗马天主教会堪称最完美的国际机构。罗马天主教会实行中央集权制，戒律森严。教会不仅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还拥有国际通行的语言与古老的传统力量。各国均有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机构。甚至在一些国家，罗马天主教会拥有压倒一切的绝对优势。作为宗教机构，罗马天主教会崇尚和平，讲究道义，提倡互相信任，教人解除戒心。不过，到目前为止，罗马天主教会还未曾运用自身独特地位，进行任何反对战争或维护国际和平的活动。比起教皇的影响范围，各国的国家意志与民族情感或许过于强大。毕竟，教皇的影响范围仅限于教皇国。然而，梵蒂冈的庞大教廷与官僚机构完全有能力组织真正的国际会议与工作团队。在向各国政府提供建议或进行调停时，它不仅能够排除国家影响、免除民族偏见，还能做到以礼相待。不过，迄今为止，罗马天主教会还未曾在国际关系中展现出自身的独特魅力。1870年后，罗马天主教会曾有机会在国际关系中一展身手。当时，只要教皇庇护九世同意放弃教皇国的世俗权力，并在1870年6月18日的敕令中承认自己是世界绝对精神与道德权威即可。在与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特使短暂接触后，教皇庇护九世十分明了自己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他态度明确地拒绝了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二世的特使的提议，坚决不与意大利王国签订任何表示妥协的条约。事实上，占用意大利王国财政五万克朗的现金后，教皇庇护九世的国务大臣顺理成章地将梵蒂冈的一切开支计入意大利王国的账簿。不过，此类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1870年9月10日（罗马被攻陷前），意大利王国首相贝蒂诺·里卡索利的和解提议遭到教皇庇护九世拒绝。

占领罗马八个月后，1871年5月13日意大利王国议会通过了《保障法》，承认罗马教皇神圣不可侵犯，给予教皇高达三百二十二万五千里拉的年金。不过，教皇庇护九世拒不承认《保障法》，理由是它属于意大利王国单方面的国内法案，而非国际法案。根据《保障法》，教皇依然是精神领袖，享有国际法赋予的特殊权力，但其特殊权力不可超出领土范围。此外，梵蒂冈及其辖区为“治外领土”，意大利王国不得在梵蒂冈征税，意大利官员无权进入梵蒂冈。教皇有权接见或委任驻外大使及外交官，并且继续拥有国际法规定的签订条约的权力。

1870年后，教皇没有了教皇国领土利益的牵绊，却拥有世界范围道德领域中的权威力量，掌握有力的高级外交权，获得了维护良好国际关系的特殊地位。1854年与1870年颁布的两条教义将教皇的精神权威提升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一条教义由庇护九世于1854年颁布。该教义宣称，圣母无染原罪为一条教义（信条）。在主教大会上，教皇本人亲自拟定了这条教义。因此，它实际上等于宣布教皇永无谬误。第二条教义于1870年6月18日在梵蒂冈普世会议上投票通过。

1864年，罗马教廷发布了著名通谕与纲领，反对神学领域及政治学领域的现代主义。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认为，罗马教廷此举阻碍了现代国家朝着自由与宪政的方向发展。因此，1869年，他呼吁欧洲协调发挥作用，阻止教皇政策向专制主义方向发展。

在梵蒂冈普世会议召开之前，众人皆知这次会议将提出“教皇永无谬误”的问题。1869年4月9日，巴伐利亚外交大臣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罗马天主教徒）向欧洲各国所有巴伐利亚外交代表传阅了一封信（内容由著名的巴伐利亚历史学家与神父伊格纳兹·多林格尔草拟）。他在信中称：“教皇永无谬误远远超出了纯宗教范围，是高度政治化问题。教皇的影响范围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涉及与罗马教廷势不两立的人，教皇处理的事务可谓世俗事务。然而，如今这样的世俗事务被上升至教义的高度。”显然，各国政府的权利可能因此受到侵害。因为各国政府并未收到教皇庇护九世邀请，无法派出代表参加普世会议。巴伐利亚公使馆的外交使者纷纷奉命与所在国家政府商讨此事。然而，意大利王国、法国与奥匈帝国不愿卷入梵蒂冈普世会议的事宜，婉拒了大国提议的联合行动。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亲自拜访了奥托·冯·俾斯麦，得到了他的支持。奥托·冯·俾斯麦同意派一名巴伐利亚全权代表“伪装成特殊游客”前往罗马教廷。不过，由于意大利王国、法国与奥匈帝国持冷眼旁观的态度，此计划并未实施。

1870年6月18日，在梵蒂冈普世会议上，高级教士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了“教皇永无谬误”的教义。在教皇庇护九世发起的特别行动中，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担心的事情并未出现。“教皇永无谬论”教义让教皇掌握了巨大的储备力量，他几乎可以指挥每个国家的数百万人。然而，到目前为止，教皇并未颁布任何新的释义。既然教皇的日常工作涉及世俗王国的子民，毋庸置疑，教皇手中的权力大大加强了。1870年后，随着“教皇永无谬论”教义的颁布及教皇国的灭亡，教皇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人物。这可谓自宗教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

教皇拥有了国际身份，教皇选举理应面向世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历任教皇一直选自意大利。早在15世纪和16世纪，教皇的意大利身份有助于处理国际事务。人们认为，教皇如果选自大国，并不会更加公正合理。然而，正如约瑟夫·因巴特·德拉·图尔在书中所述：“由于意大利四分五裂，教皇的意大利身份不会引发任何异议。在诸城邦中，罗马自成一国，维护着宗教的国际化身份。”不过，1870年后，意大利四分五裂的局面结束了，意大利人成为团结、统一的民族，意大利王国也成为一个大国。因此，当“教皇永无谬论”教义颁布后，教皇国不复存在，有人认为，从理论上讲，教皇仅仅选自意大利与教皇的国际身份存在矛盾。

在普鲁士王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文化斗争”中，被奥托·冯·俾斯麦称为“新天主教”的“1870年后”教皇力量面对着巨大考验。这场较量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普鲁士王国是福音派国家。奥托·冯·俾斯麦认为，罗马教廷视1870年的“文化斗争”为罗马天主教打压新教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奥托·冯·俾斯麦为了让教皇庇护九世对法国施加压力，以获取实现和平的应得利益，曾在凡尔赛与波兹南主教兼格涅兹诺主教米奇斯瓦夫·哈尔卡-莱多霍夫斯基多次协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奥托·冯·俾斯麦不惜向教皇庇护九世低头，给意大利王国施加压力，为教皇庇护九世在原教皇国争取“领土利益”。为了实现和平，教皇庇护九世极力敦促法国主教从中斡旋。不过，据说，法国主教对此无动于衷。

“文化斗争”爆发后，奥托·冯·俾斯麦发现，罗马天主教会阻碍了普鲁士王国的全面发展。“如果罗马天主教会牧师想要充分履行神职，必定会涉足世俗事务。罗马天主教会其实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机构。罗马天主教会宣扬：自由必须服从统治。”奥托·冯·俾斯麦之所以与天主教会进行“文化斗争”，主要起因是波兹南、西普鲁士与上西里西亚爆发了波兰民族主义复兴运动。在天主教会影响下，“根据官方报道”，生活在这三个地区的人们正接受波兰民族主义的思想教育。

这场“文化斗争”始于1872年。德意志第二帝国议会通过了一项重要的法案，将耶稣会神父逐出德意志第二帝国。1872年年中，奥托·冯·俾斯麦曾向教皇庇护九世表示愿意和解。他打算将信奉自由主义思想的枢机主教古斯塔夫·阿道夫·冯·霍恩洛厄，即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的弟弟，派驻梵蒂冈。然而，此举遭到教皇庇护九世的拒绝。1873年，普鲁士王国议会通过了公共教育部长阿达尔贝特·福克提出的《五月法令》，赋予普鲁士王国政府管理天主教教会学校的权力及任命神职人员的决定权。然而，《五月法令》遭到梵蒂冈罗马天主教会的抵制。阿达尔贝特·福克凭借着巨大的勇气坚守自己的岗位。奥托·冯·俾斯麦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本人并没有关注《五月法令》的细节问题。他把细节问题留给阿达尔贝特·福克全权负责。当《五月法令》付诸实施时，他发现《五月法令》有误。“在我看来，如此画面——憨厚笨拙的普鲁士宪兵穿着带马刺的军靴，拖着军刀，穿堂入室，去驱逐那些脚步轻盈的神父——显而易见地反映出《五月法令》存在观念上的错误。”1879年，教皇庇护九世去世。同年，阿达尔贝特·福克请辞获批。随着这两位水火不相容的人物相继离去，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教廷才有机会达成一份临时协议。

虽然教皇庇护九世私下里待人和蔼可亲，但他实际上是一个老顽固，思想仿佛一直停留在中世纪，政策不由他自己而由周围的人制定。枢机主教基诺佩契成为新教皇，史称“利奥十三世”。教皇利奥十三世不仅是一位政治家与学者，还是一位精通世故之人。他上任后立刻表示，希望能够重建因“文化斗争”而中断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而此时，奥托·冯·俾斯麦准备与罗马天主教和解。实际上，他正急于做出相应妥协。第一次非正式会谈的地点选在一处舒适宜人的温泉所在地。奥托·冯·俾斯麦与来自慕尼黑的教皇使者在基辛根进行了会谈。随后的协商由罗伊斯的亨利七世与教皇使者雅各比尼在威尼斯继续进行。当时，虽然耶稣会士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活动依然是非法的，但《五月法令》的绝大多数规定已经被废止。1883年，德意志第二帝国重新恢复了主教的教会等级制度。1884年，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教廷恢复了外交关系。1885年，在奥托·冯·俾斯麦慷慨大度的建议之下，教皇利奥十三世成为德意志第二帝国与西班牙王国卡罗林群岛争端的仲裁者。教皇利奥十三世最终裁定卡罗林群岛归西班牙王国所有，并且给奥托·冯·俾斯麦下达了必须服从的命令。虽然这场“文化斗争”最后以和解而告终，但它给德意志第二帝国与梵蒂冈的关系留下的不安尚未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