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代序）
过去大家谈生活体验的多，谈生命体验的少。我在生活、阅读和创作过程中，意识到生命体验对一个作家的创作极为重要。在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我读了米兰·昆德拉译成中文的全部作品。我把昆德拉的《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照阅读，发现这两部作品在题旨上有相近之处，然而作为小说写作，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艺术气象。我从写作角度探寻其中奥秘，认为前者属于生活体验，后者已经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了。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对作家来说，如同生命形态蚕茧里的“蚕蛹”羽化成“飞蛾”，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心灵和思想的自由，有了心灵和思想的自由，“蚕蛹”才能羽化成“飞蛾”。“生活体验”更多地指一种主体的外在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则指生命内在的心理体验、情感体验以及思想升华。
意识到生命体验对作家创作的重要性，在我来说，有一个逐渐体悟的过程。
1985年11月份，我写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小说与我此前写的中短篇小说的主要区别，在于我由一直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1949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对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我自以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
我这种创作焦点的转移，与我的生命体验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有关，也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的创作动向和文学思潮有关。中国文坛当年出现的“寻根文学”创作及有关理论探讨，对我很有启示。但是我很快发现，“寻根文学”的走向是越“寻”越远，“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我很失望，我认为，民族文化之根肯定不在那里，而应该到生活中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之根。寻根的方向是对的，但不应该到远离人们当下生活的地方去寻，而应该到正在生活中的广大人群中去找。当时兴起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也给我以极为重要的影响，我甚至有一种茅塞顿开悟得天机的窃喜。我理解这种理论对于创作中人物描写的启示是，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未能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自喜欢上文学创作，就知道现实主义至为神圣的创作目标，是塑造典型性格的人物。我从写第一篇小说就实践着典型性格人物的创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在做着这种努力。我已经写过几十个短篇小说和七八部中篇小说，却没有一个人物能被读者记住，自然说不上典型了。我曾经想过，中国古代几部经典小说塑造的张飞、诸葛亮、曹操、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孙悟空、猪八戒等典型性格，把中国人的性格类型概括完了，很难再弄出新的典型性格来。我也想到新文学，仅就性格的典型性而言，大约只有阿Q和孔乙己。在接受了“文化心理结构”说之后，我觉得我获得了塑造《白鹿原》人物的新途径，我重新把正在酝酿着的几个重要人物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再解析过滤一回，达到一种心理内质的准确把握，尤其是白嘉轩和朱先生，还有孝文和黑娃，他们坚守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操守，面对社会种种冲击和家庭意料不及的变异，坚守或被颠覆，颠覆后的平衡和平衡后的再颠覆，其中的痛苦和欢乐，就是我要准确把脉的心灵流程的轨迹。甚至，为了实现从这条途径刻画人物的目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限制，不写人物的外貌肖像，看看能否达到写活人物的目的。
写作《白鹿原》之前，我在农村已经生活了四十多年，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的，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现的能力上。柳青、王汶石这两位作家，是我的文学前辈，也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写农村题材获得全国声誉且影响甚大的两位作家。这两位作家对渭河平原乡村生活的描写，不仅在创作上，甚至在纯粹欣赏的诗意享受上，许多年来都让我沉醉。这两位作家对我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我的早期小说，有人说过像柳青的风格，也有人说沾着王汶石的些许韵味。我想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当年听到时还颇为欣慰。但是到了1985年，当我比较自觉地回顾包括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下也不长草。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就需要一种脱胎换骨的剥离。1983年春夏之交，妻子儿女的户籍转入城市，我把村里原来分给妻子儿女的土地交回村委会，自己没有住进城市，反从原来供职的区文化馆所在的灞桥镇搬回地理位置甚为偏僻的老家。我想找一个清静甚至冷僻的环境，读书思考，尤其是需要冷下心来，回嚼我亲身经历的生活。白鹿原北坡根下祖居老屋这个写作环境的选择，无疑最适宜我的回嚼。我后来回忆原下老屋十年的写作生活，生出一个剥离的词，取代回嚼，觉得剥离一词似乎更切合我那十年的精神和心理过程。
自1985年秋天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创作欲念，到最后完成删减和具象，足足用了两年半时间。我把最后完成基本构思说成删减和具象，似乎更切合《白鹿原》构思过程中的特殊体验。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读书、除了不去不行的会议、除了非做不可的家务以及不吐不快的少量写作，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后的白鹿原上，还有和白鹿原隔浐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铜人原。我第一次把眼光投向白鹿原，预感到这原上有不尽的蕴藏值得去追寻。我在这个原上追寻了两年多。我曾经深切地感知到穿透这道太过沉重的原的软弱和平庸，深知这会直接制约体验的深浅，更会制约至关重要的独特体验的发生。我在反复回嚼这道原的过程中，尤其着意只属于我的独自体验的产生，得益于几本非文学书籍的认真阅读，我终于获得了可以抵达这部小说人物能够安身立命境地的途径，我也同时获得进行这次安身立命意义的长篇小说写作的自信，探究这道古原秘史的激情潮涌起来。自我感觉是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次突破，也是一种转折。此前是追寻和聚拢的过程，由真实的生活情节和细节诱发的想象产生的虚构，聚拢充塞在我的心中，取舍的犹疑难决和分寸的把握不定形成的焦灼，到这种突破和转折发生时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删减过程。删减的过程完成得比较顺利，整个白鹿原很快删减到只具象为一个白嘉轩。
我首先面对的是白嘉轩。我的意识已经明确而又集中，解析不透把握不准这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不仅影响其余所有人物的心理形态的把握，而且直接影响到业已意识到的这部长篇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开掘。我在企图解析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颇为困扰的时候，记不得哪一天早晨，眼前浮出了我从蓝田抄来的《乡约》。就在那一刻，竟然发生一种兴奋里的悸颤，这个《乡约》里的条文，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候融为一体了。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白嘉轩和《白鹿原》里各个人物的种种冲突，顿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节着墨的轻重，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不少此前酝酿过程中甚为得意的生动情节，此时发现游离在白嘉轩心理冲突之外，只好忍痛放弃了。我的意识很集中也就单纯到近乎简单，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判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这样，我获得了删减结果——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1986年到1987年构思《白鹿原》的两年里，新时期文艺的发展真可谓百花齐放。同这种五彩缤纷的文学景观不大协调的事却悄然出现，出书有点难了。作家们正忙着追求新的文学流派和别致的写作方式，不太留意出版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体制改革，由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改为商品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了。你写的小说得有人读，你出的书得有人买。这是我当时一个认识。这种心理压迫的直接效应，使我很快确定这部小说的规模。在构思的近两年时间里，就规模而言，虽然尚未完全确定，却一直偏重于写成上下两部。我已经酝酿着的较多的人物和他们较为复杂的人生故事，需得上下两部才能完成，每部30万到40万字。唯一犹豫未决的因素，是我的阅读习惯不喜欢多部规模的小说，这是长期形成的不大说得清道理的阅读习性。我既然有这样的阅读习性，自然也不想弄出上下部或多部这样规模的小说，却想到这部小说的内容和人物，一部很难装得下。当市场经济的无情而冷硬的杠子横到眼前的时候，我很快就做出决断，只写一部，不超过40万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断然决定，主要是对这本书未来市场的考虑，如果有幸顺利出版，读者买一本比买两本会省一半钞票，销量当会好些。
我便重新审视一个个业已酝酿着的人物，重新审视和取舍每个重要人物的每一个重大情节和细节。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40万的字数很难装得下已经难以再做舍弃的内容。这样，我便把自己逼到语言方式这条途径上来。采用叙述语言，也几乎就在此时做出决断。在我的语言感受和意识里，仅就篇幅而言，叙述语言比之描写语言，是可以成倍节省字数和篇幅的。同样出于以往写作的语言感觉，叙述语言较之白描语言，难度也要大很多，尤其是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要做到通体不松懈更不露馅儿的形象化叙述，就我已不算少的文字实践的感受和理解，完全能估计到这是非同一般的难事。然而，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即叙述，而且必须是形象化的叙述。从我的写作实践看，尽管能充分感知这种叙述语言的难度，心头涨起的却是一种寻找新的语言形态的新感觉，甚至贴切地预感到这种叙述语言的成色，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内容呈现的成色。这次由小说规模引发的语言选择，很快就摆脱了最初为缩短小说篇幅，变为对这部小说语言形态这一严峻课题的思考与探索。
我是由描写语言开始小说写作的，生动和准确的描写成为那个时期的语言追求，这大约在我热衷短篇小说写作的时段。这个时候对语言似乎没有太明显的刻意追求，完全凭着对要写人物的某种感觉去写作，是一种含糊盲目的尽兴式写作，我对小说语言的自觉，发生在随后的中篇小说写作的时候，说来不单纯是语言自觉，而是由对小说创作新的理解引发的。我在中篇小说写作开始，意识到以人物结构小说，从此前的故事结构里摆脱出来。我发现一个很简单也很直白的问题，面对不同的写作对象，性格和心理形态差异很大的人物，很难用同一种色调的语言去写他们，包括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氛围和社会氛围，必须找到一种适宜表述不同人物的相应的语言形态。尤其是在写乡村知识分子的《蓝袍先生》和乡村农家院里两代人生活的《四妹子》，仅语言而言，差异是很大的。我自己回看这几部中篇小说，每一部都有相应的语言选择，各不相同。那个时候对语言的这种探索，也依赖着我的阅读感受，我发现，有的作家的主要作品，基本保持着一种语言结构形态和语言色调，形成一种固定的语言风格，读者不看署名就能感到这是谁的文字。另有一类作家的小说作品，语言差异很大，譬如鲁迅，《阿Q正传》和《祝福》的语言形态是截然不同的，还有《狂人日记》《药》《在酒楼上》，无论篇幅或大或小，每一部和每一篇都呈现着独有的语言形态。从纯粹的写作实践上来理解，我推想鲁迅肯定也面临过语言选择的事，用写阿Q的语言无法写祥林嫂，用写祥林嫂的语言也写不成酒楼上的男女。很显然，作家面临不同质地的写作对象，选择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才可能把自己体验到的生活内容，完成一次最充分也最富有个性化的独特表述。
我这次对语言的探求，就是由描写语言向叙述语言过渡。对叙述语言的喜爱和倾倒，也是由阅读中充分感受其魅力而发生的。一句凝练的形象准确的叙述，如果换成白描语言把它展开描写，可能要用5到10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成，而其内在的纯粹的文字魅力却不存在了。再一点是叙述语言的内在张力和弹性，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语言形态，更是作家对他的人物的透彻理解和掌握，获得了一种言说和表达的自由，才可能有叙述的准确和形象，才能恣意纵横而不游离各个人物的气脉，也才能使作者的语言智慧得以展示，充分饱满而又不过不及，废话就不可能落到某个人物身上。我深切体会到叙述语言的难度，尤其很难用叙述语言从头至尾把一部几万字的小说写下来，总有几处露出描写的馅儿来。为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形象化叙述——的追求，我写了几个短篇小说进行实验，为的是加深对这种语言的体会和把握。我又为纯粹的叙述里加入人物对话，意在把握对话的必要性，并对对话的内容再三斟酌和锤炼，以个性化的有内蕴的对话语言，给大段连接大段的叙述里增添一些变化，避免大段叙述语言阅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累。经过这些准备，我开始草拟《白鹿原》。因为《白鹿原》的人物和主要情节已经基本确定，草拟过程中的感觉挺不错，也是以叙述的形态展示着，主要把握着作者叙事主体的角度，形成叙述语言的架构和形态，尚不能顾及语言的细部，也顾不及字词的推敲。
草拟稿进行得超出预料的顺畅。到1989年元月，超过40万字的草拟稿完成了。1988年4月动笔，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两个月的停笔，实际写作时间只有8个月，这大约是我自专业创作以来写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这年过了一个好春节，心头的鼓舞和踏实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