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自强说的滥觞

1860年，清朝皇帝因为不愿直面中西接触带来的问题，已然虚掷了20年的光阴。在此期间，一场大起义无疑使得清朝元气大伤，一度将它逼到了改朝换代的边缘。与此同时，在鸦片贸易盛行的广州以及其他沿海地区和条约口岸，摩擦依旧不断，最终引爆了第二次中英战争。这一次法国也掺和了进来。修约的提议一直被中方坚拒。于是英、法两国抓住口实，派出联军攻陷广州。1858年，双方在天津谈判订约，美国和俄国也乘机加入其中。乍看之下，这是一桩列强趁火打劫、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中国的事件，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作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总模式。考察中国19世纪的对外关系，只看西方侵略的一面肯定是不够的。中国人自身的态度和反应也是历史进程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可以通过1860年前后的对比来说明。

在1860年之前《天津条约》换约时，清廷做出了一个鲁莽的举动：伏击英国使者，阻止其进京。双方在天津郊外的大沽交火，清军一度获胜，英军败退。1860年第二阶段的战争由此挑起。英法联军一路势如破竹，攻陷北京，咸丰帝逃走。英、法两国迫使清廷再次确认了其之前的要求。从此之后，外国公使可以驻京，外国军舰可以行驶于长江之上，外国货物和传教士可以深入内地。清廷软硬兼施拒洋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一败涂地，它对洋人的态度和策略开始改变。

1860年之后，清朝统治阶层开始为建立新的制度做出充满希望的努力，改革的重点有以下几项：处理中外关系；征收关税；借洋人之力镇压捻军和太平天国。如果这些政策早点实施，谁知道会有什么效果呢？如果有人说这些改革在19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就能施行，那他一定忽略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的观点是，历史的趋势须从中国回应西方态度的转变中显现出来。因此，19世纪60年代清廷政策的大调整值得我们留心考察。

（一）恭亲王与总理衙门

1860年5月，太平军在南京附近击溃了清朝的经制兵，清廷只好放弃了集权于上的祖宗之法，给地方督抚以便宜行事之权，而地方督抚当中以汉人居多。四个月后的9月就发生了英法联军之役，集结起来拱卫京师的八旗军溃败，咸丰帝北逃。1851年以来咸丰帝花了巨大代价才拒绝掉的夷人的要求，至此不得不照单全收。清廷此时如梦方醒，八旗兵、绿营兵这两大朝廷的柱石已然崩塌，20年未变的对外政策至此不得不改弦易辙。19世纪60年代是浩劫之后的十年，也是新态度最为明显的十年。这一时期号称“同治中兴”，文官政治的儒家原则被重新肯定，王朝覆灭的趋势被暂时遏制。

咸丰帝逃离北京时，任命自己的弟弟恭亲王奕䜣（1833—1898）为议和大臣，同获胜的英、法两国来使谈判。恭亲王无能为力，只得订了城下之盟，除了确认两年前的《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又满足了对方的一些新要求。为了履行新约规定的义务，恭亲王认为应当突破一切本朝先例成规，设立一个新的外事机构。1860年年末，英、法军队趁运河尚未封冻，撤往天津。恭亲王和他的左膀右臂桂良、文祥一起筹划了一个应对洋人的切实方案，并由三人联衔上奏。1861年1月13日，奏折一到热河，咸丰帝和军机大臣就立即拆阅，当即批准。

选文7　新外交方针（1861年1月）①

（2）南北口岸，请分设大臣，以期易顾也。【编者按：本条详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南方港口和牛庄、天津、登州三处北方港口的商务监督机构。】

（5）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以备询问也……【编者按：此议即同文馆的滥觞，第8章还会提及。】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就这样成立了。它可以说是一个军机处下设的特别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有关列强的方方面面的事务统归其办理。总理衙门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部”，但是一直作为准外交部发挥作用，直到1901年外务部成立才告撤销。事实上，它的临时性质和特殊地位，使它能够灵活地遴选最有为的能吏和最得势的大员加入。

作为新衙门的首脑，恭亲王成功地与英、法、美、俄等国公使建立了工作联系，例如合作组建一支采用西法训练、俄式装备的满人军队，振兴北京的中央机构，等等。次年，咸丰帝驾崩，同治帝（1862—1874年在位）登基，恭亲王被任命为议政王大臣。

从1861年起，到1884年奕䜣解除在总理衙门的差事，他似乎不惜一切代价与外国保持和平，为中国争取自强的时间。在内政方面，1861年至1865年间，他对地方督抚示以宽和；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军的战事方面，则给他们极大的自主权。这也是太平天国在1864年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恭亲王并无雄才大志，但有纳谏之明。他从不发布武断的命令，每逢重大决策，总是先听取地方大员的意见，这一做法成为惯例，一直保留到清朝灭亡。在北京，他的左右手是桂良和文祥。桂良（1785—1862）是恭亲王的岳父，曾在广州、上海、天津与洋人办交涉，经验老到。到1860年，桂良已经老病不堪，大部分常规事务都由文祥处理。文祥（1818—1876）是满人，以正直机敏著称于时。他从1861年起直到1876年去世，一直在总理衙门当差。文祥生长于奉天的贫寒之家，和习惯了京师声色犬马的同僚相比，看待事物多了几分现实主义。

总理衙门象征的中外关系的新体制只是“同治中兴”这篇大文章的一个章节而已。从本质上讲，同治中兴只是回光返照，而非浴火重生；只是旧制度的落日余晖，而非新制度的旭日朝霞。在中兴时期，太平天国等各路起义军次第敉平，辽阔国土上的科举考试和行政机构纷纷恢复；清廷还通过削减赋税等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大力选拔和培养才智之士，并灌输以孔孟之道。重振孔孟之道是同治中兴的核心，它要求运用旧纲常应对新局面。改旧制、立新制虽说是为了适应当时的需要，但也都是在儒家传统框架内进行的。作为士林领袖的都是坚守忠孝与德治信条的士大夫。其中有一人虽影响深远却声名寥落，下一部分要谈的就是他，这里主要关注他对中西关系的态度与见解。

（二）冯桂芬其人其书

冯桂芬（1809—1874），苏州人，他恐怕是第一个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概括为“自强”的人。他的学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嚆矢。30多年后，张之洞（1837—1909）一提出这个口号，立刻众口交传。

1840年，冯桂芬以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七年的编修生涯让他得以从内部了解政府的问题所在。他博览群籍，除了“四书五经”，还涉猎算学、音韵、天文、地理、农学、水利等领域。他曾经做过林则徐的助手，也做过李鸿章（见第7章）的幕友，后来长期相继在多位高官的幕府中任事。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他曾经组织团练保卫苏州。战事结束后，他在李鸿章幕中任事数年，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李鸿章于1863年在上海设立了一所教授西方语言与科学的学堂，1865年苏州地区的赋税也获减免。

冯氏的《校邠庐抗议》收录文章40篇，涵盖行政、财政、教育和其他关乎中国现代化的方方面面。1860年，这些文章在上海写就；1861年，冯桂芬将其编纂成集，冠以自序，呈送曾国藩。曾国藩想刊行此书，却被冯谦拒，于是这本书只在冯的友人间转阅、传抄。1898年，《校邠庐抗议》终于引起了光绪帝的重视，他命军机处刊印1000本，下发群臣讨论。此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收入了《皇朝经世文编》，彰显了其影响之深远。

下面所选篇章，说明冯桂芬认识到日新月异的近代世界远比古代中国人想象的更广阔，他还认识到，西方科学是中国传统学问的必要补充。冯桂芬主张学习西方语言和科学，上海广方言馆就是在他的倡议下成立的，是同文馆（见第8章）的分支。在外交上，他主张公正地对待外国人，祛除中国人的猜忌之心。为此，他希望改变1860年之前的旧观念，即认为所有外国人都居心险诈；他希望树立一个新观念：外国人诚实可靠，应该推诚相待，给予尊重。

《校邠庐抗议》笔锋犀利，以言简意赅的古文笔法写成。冯桂芬的过人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出真正的学问在现实中的重要性。他对广州通事（西学一开始正是通过他们慢慢渗透进来）的鄙夷，就源于这种态度；他认为不学习西语和科学，就无从窥得夷人富强的根本，也源于这种态度。他对魏源的学说不以为然，甚至不惜改变神圣的科举，可见其思想之卓尔不群。

选文8　《采西学议》②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据英人《地里全志》稽之，我中华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米，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而今顾然屈于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必求所以如之，仍亦存乎人而已矣。以今论之，约有数端：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者道在反求，以上诸议备矣。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编者按：冯桂芬继而指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只有现代化的装备，中国军队不如西洋之处不在于体力和士气，而在于装备。】

（三）太平天国对现代化的兴趣

我们在上文中已经多次提到了太平天国，却没有加以全面的介绍。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仍在研究和整理之中，目前还难以像概述法国大革命或美国内战那样概述它。众多社会条件共同促成了这场运动，例如人口增长、经济萧条（或许同对外贸易的变化有关）、官僚腐败愈演愈烈、鸦片战争导致朝廷威信失坠，等等。新教福音派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正是利用基督教的若干教义，建立了个人的神权统治。随着运动的兴起，不但贫苦农民加入其中，自清初就立志反清的秘密会党、从事搬运的苦力、鸦片贩子、广州洋面上的海盗也纷纷归附。太平天国起事于广西山区，随后挥戈东北，直捣湖南，继而顺江而下，于1853年占领南京，并定都于此。他们不仅要驱逐满人，效法明太祖驱逐蒙古人的功业，而且要建立一种平均主义的、神权统治的国家。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上层阶级的一致反抗，反抗的领袖正是士大夫出身的曾国藩（1811—1872）；二是1860年之后西方列强对清政府的援助；三是太平天国本身缺乏卓越的领袖，也缺乏正确的方法，这恐怕才是最重要的原因。太平天国在许多方面都有复古的倾向，而有趣的是，本书所关注的是它改革的热情。假如环境有利，这种热情很可能落实为一场现代化改革。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也力图均分土地、简化汉字、推行一夫一妻制（只是在普通人当中）；他们还禁嫖、禁赌、禁鸦片、禁缠足、禁通奸、禁巫觋、禁卖身为奴。

假如太平天国胜利了，它和西方的关系将会如何？这真的是个有趣的问题。单就近代化和中国旧政教的革新而言，某些太平天国领袖恐怕比清朝官员更趋新，至少更有想象力，下面的选文可以为证。

洪仁玕（1822—1864）是太平天国开创者洪秀全的族弟。他在1851年至1859年间流寓香港，没有参加太平天国这一时期的战争。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获得的新知，是太平天国其他领袖难以企及的。他跟随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1819—1854）学习基督教教义，还将洪秀全的事迹讲给韩山文听，韩山文据此写成《太平天国起义记》（The Vision of Hung-Siu-Tshuen and the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1854年在香港刊行。此书是太平天国的基本英文史料。洪仁玕后来进入香港的伦敦布道会，在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身边做了三年助手。在与西方人的长期交往中，他还习得了一些天文学等科学知识。

1854年，洪仁玕试图从上海转赴南京，但到了上海却无法前行，只得返回香港。1859年，他终于到达南京，受到洪秀全的热烈欢迎。据说，1856年的内讧之后，洪秀全只信任自己的亲戚，尤其是兄弟，要事只交给他们处理。洪仁玕很快便执掌外务，并总理朝政。由于没有参加太平天国的早期斗争，他深恐天国的老成员不服，于是将自己的著作《资政新篇》进呈洪秀全。该书于1859年付梓，是太平天国政治思想的两大纲领性文献之一。

洪仁玕的改革计划反映了他与西方接触的收获。他在得知暹罗和日本在西化方面的飞速进展后，决心将缠足、养鸟、留长指甲、穿戴饰品等旧俗一概废除。洪仁玕认为，书法绘画、黄金白玉都不如火车、蒸汽机、温度计、气压计、望远镜和其他科学工具重要。至于政教风俗方面的革新，他提倡修铁路，造轮船，设邮局，办报纸，设医院和聋哑院，禁溺婴，禁卖子为奴，禁演迷信戏曲，改寺观为医院，等等。无疑，他胸中已勾画出了一幅中国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蓝图。洪秀全对他的许多建议仔细地作了眉批，如“是”“此策是也”等。然而，即使你读完下面的选文，恐怕还是无法确定洪仁玕对自己谈的东西究竟了解多少。毕竟，用古文表述新思想的时候，语言鸿沟还是存在的。

选文11　洪仁玕的建议⑤

【编者按：余下的部分讲废除连坐，只惩办犯法者本人，不株连家眷亲友；禁止溺婴、禁止卖子为奴，正如上文总结的那样。另外还有禁止私门请谒，以杜绝卖官鬻爵之弊；改庙宇寺观为礼拜堂；为将用兵之道等。显然，洪仁玕并没有将其实现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