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徐志摩
诗人徐志摩出生在浙江海宁与诗歌毫不搭界的绅商家庭，父亲徐申如经营当地多种产业，颇孚人望，任海宁商会会长。徐申如不仅在本省享有兴办实业的声誉，而且播及省外，和清末江苏大实业家张謇过从不疏，投股张謇的企业集团。徐申如希望徐志摩子承父业，送他去美国留学，准备为他进入金融界打下学业基础。徐志摩自己也曾经怀有实业野心，想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成为兼通经济的政治家。赴美途中撰文自励，寄回国内亲友，激昂慷慨一番：“方今沧海横流之际，固非一二人之力可以排奡而砥柱，必也集同志，严誓约，明气节，革弊俗。”（陈从周：《徐志摩年谱》）此刻他是个后世陌生的热血男儿。抵达美国后一度钻研社会主义，留意民生疾苦。徐志摩再次越洋过海，由北美大陆来到西欧岛国，原是为的崇拜罗素。他宁可放弃即将到手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帽，情愿再涉重洋，以求做一名罗素的及门弟子。老天太作弄人，徐志摩踏进皇家学院校园前夕，罗素已被学校除名，刚启程来了中国。失之交臂，失望之至。徐志摩经著名作家狄更生的劝说和介绍，留在英国进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而后转到康桥皇家学院，住在沙士顿小镇。另有学者考证，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关于他追随罗素而赴英伦的自述并不符合事实，跟从英国政治学家拉斯基才是他的初衷。（见刘洪涛：《徐志摩与剑桥大学》）
徐志摩订交林长民父女，差不多就在结识狄更生的同时。也许是初次社交性见面的拘谨，徐志摩没很在意旁边十六岁的这个女孩。林徽因望着二十三岁的徐志摩，看他比自己高出许多，并架着一付衬大年龄的眼镜，竟脱口叫他“叔叔”。徐志摩登门正式再次拜访林长民，他才惊喜异常地发现，林家姑娘那么聪慧伶俐、楚楚动人。徐志摩慢慢成为林寓常客，显然已经是意不在酒的醉翁了。平常即使不来登门，醉翁也书信频频。他以沙士顿小镇一家杂货铺做邮件做收发点，每天一吃完早饭便匆匆奔往杂货铺。有人质疑，徐志摩所收是旁人的来信，如“明小姐”或林长民“情书”，并无林徽因的笔墨。（参见余立新：《林徽因与徐志摩的书信交往》）
林徽因与徐志摩很快地亲切交往起来，她有多条交往理由。童年生活在杭州，算个大同乡；祖父在距杭州不远的海宁做过知县，又近了一步；母亲则是毗邻海宁的嘉兴人。如今邂逅伦敦，千万里外天涯幸遇故乡人，彼此间的共同话题自然无穷无尽。再说，徐志摩那么乖巧，讨人喜欢。他聪明绝顶，他的中学同窗郁达夫，素来狂傲自负，却不得不佩服徐志摩：“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金丝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的最多的一个。”（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徐志摩又是团火，充满朝气，如他自己说的：“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自剖》）在阴冷潮湿的伦敦，特别是少有朋友上门的寂寞时刻，刚刚接触世界的林徽因当然难以拒绝这团火。此时徐志摩虽还不是诗人，诗性潜质不会不有所展露。蔡元培后来撰徐志摩挽联，上联即是：“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更不必说徐志摩待人宽厚、体贴，尤其会讨好女性，吸引女孩。梁实秋对徐志摩也有一段形象生动的描绘：
我曾和他下过围棋，落子飞快，但是隐隐然，颇有章法。下了三五十着，我感觉到他的压力，他立即推枰而起，拱手一笑，略不计较胜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潇洒的人。他饮酒，酒量不洪，适可而止。他豁拳，出手敏捷，而不咄咄逼人。他偶尔也打麻将，出牌不假思索，挥洒自如，谈笑自若。他喜欢戏谑，从不出口伤人。他饮宴应酬，从不冷落任谁一个。他也偶涉花丛，但是心中无妓。他也进过轮盘赌局，但是从不长久坐定下注。
（《回首旧游》）
徐志摩是可爱的，而于林徽因来说，这只不过是朋友般的可爱而已。她没有料到，他们的亲切交往在徐志摩那方急速超越了友谊的界线，而且长时紧追不舍，林徽因惶恐起来，不得不求助父亲来守住这条情感防线。所以就有了一九二二年林长民给徐志摩这一封信：
志摩足下：长函敬悉，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豪（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耳。星期日（十二月三日）午饭，盼君来谈，并约博生夫妇。友谊长葆，此意幸亮察。敬颂文安。
弟长民顿首，十二月一日。徽音附候。
不知徐志摩是如何答复的，他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从第二天林长民再致徐志摩信看，大体能够推测到，徐志摩暂时收起了炽热情感。
得昨夕手书，循诵再三，感佩无已。感公精诚，佩公莹洁也。明日午餐，所约戚好，皆是可人，咸迟嘉宾，一沾文采，务乞惠临。虽云小聚，从此友谊当益加厚，亦人生一大福分，尚希珍重察之。敬复
志摩足下
长民 顿首 十二月二日
第三天午餐吃得如何无从知晓，想来彼此都是绅士风度，事后他们的融洽相处，证实林长民“友谊当益加厚”的心愿。
尽管林徽因并未许口，而徐志摩早已决意跟张幼仪离婚。张幼仪有孕在身，徐志摩毫不怜惜地抽身离去，把才到英国的发妻扔在沙士顿冰冷的小屋。更其过分的是，他要妻子打掉胎儿。张幼仪借口打胎危险，徐志摩无理地拿游泳比喻，游泳死人，难道不游泳？婴儿刚一出生，徐志摩即逼迫妻子签署了离婚协议。这前后徐志摩有过一些关于爱情、自由的表白，不论言辞怎样的冠冕堂皇，决计掩饰不了他对一个柔弱女子的冷酷。既然是现代知识分子，竟失却博爱，很难得到谅解。林徽因对此岂会无所感知？
林徽因与徐志摩相识，无疑是一件影响两人一生的重要事情。对徐志摩来说尤是如此，这段交往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航向，想做中国的汉弥尔顿，不意变成了中国的雪莱。他在《猛虎集序》里这样记述自己的转变：
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
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我们作得了主？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
徐志摩说的“忧郁”“郁积”，正是追求林徽因未能遂愿所致。失恋造就了诗人，近似西谚说的“愤怒出诗人”更如中国的诗句：“文章憎命达。”优秀诗人不仅需要愤怒，还需要艺术锤炼。初涉新诗园圃的徐志摩自然锤炼不足，这场落了半年之久的“缤纷的花雨”，仅仅润湿园土而未出青苗。这批为数不会少的作品，徐志摩没有存留一首在他的诗集里，后人也没搜集到一首，今后钩沉它们的希望大概也渺茫。
徐志摩的狂热追求已经众人皆知，但林徽因陷入爱河与否，学界始终未取得共识，至今无人提供林徽因热恋徐志摩的确凿证据。诸多传闻，如说林、徐“在英国一块儿坐火车，经过长长的山洞时，两人拥而长吻”（今圣叹：《徐志摩情多于诗》），纯属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更为甚者，某林徽因同时代的名人，竟登出不负责任的文字：“林徽因魅力之大，实在令人无法思议，徐志摩因她而死，金岳霖因她不娶，毛泽东因她革命……”（见《大家写林徽因作一专书》，刊台湾版《传记文学》五十五卷二期。）讹传的始作俑者乃陈从周撰于六十多年前的《徐志摩年谱》，《年谱》一九二二年有关于徐志摩与张幼仪离异一条：“从周再案，是年林徽因在英，与志摩有论婚嫁之意，林谓必先与夫人张幼仪离婚后始可，故志摩出是举（按，指离异）……后以小误会，两人暂告不欢。”陈是建筑教授，又身为诗人的表妹夫，此说自然不胫而走。然而，徐志摩罹难那年陈从周只是不足十三岁的少年，与诗人没有什么接触，他的材料多得自走访亲友。关于林徽因“论婚嫁”之说，即传闻于亲属，既无举证，也未考证。后人袭用此说的众多文章、著述，描述徐、林相恋情状纵然绘声绘色，也不过是根据“年谱”所作的文学演义罢了。
为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本书著者专访了两位尚健在的与徐志摩、林徽因均相识的友人，他们全予以否认。
经济学家陈岱荪说：“徐志摩与林徽因在伦敦恋爱也不可信，那时林徽因才十六七岁。徐志摩这人很糊涂，有一次请客，只一桌人，客人都到了，他没想，到坐下一看全是女性。徐志摩与林徽因恋爱，林长民也不会同意。”（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著者与散文家奚学瑶同访陈岱荪记录）
陈叔通侄女、陈植之妹陈意女士，二十年代留学美国攻读家政系营养学，林徽因有时从费城到纽约，因陈植和梁、林的熟悉关系，多借住陈意宿舍。陈曾问过她和徐有无恋情，林徽因称无，言词十分明确。她说，自己决不能做破坏别人婚姻的事，徐志摩不该抛弃张幼仪。还说，自己曾经劝过徐志摩与张幼仪和好。（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二日著者访问陈意记录）
另有了解内情的同时代人，他们已公开发表的文字，都和陈岱荪、陈意的看法一致。
文洁若和萧乾同去看望冰心，问及林对徐有没有过恋情，冰心断然否认：“林徽因认识徐志摩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徐比她大十来岁，而且是个有妇之夫，像林徽因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是绝不会让他为自己的缘故打离婚的。”（文洁若：《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
林徽因的莫逆之交费慰梅（Wilma Fairbank）说得更详尽，她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书（曲莹璞、关超等译）中写道：
在多年以后听她（按，指林徽因）谈到徐志摩，我注意到她的记忆总是和文学大师们联系在一起——雪莱、济慈、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伍尔芙，以及其他人。在我看来，在他的挚爱中他可能承担了教师和指导者的角色，把她导入英国的诗歌和戏剧的世界，以及那些把他自己也同时迷住的新的美、新的理想、新的感受。就这样他可能为她对于他所热爱的书籍和喜欢的梦想的灵敏的反应而高兴。他可能编织出一些幻想来。
我有个印象，她是被徐志摩的性格、他的追求和他对她的热烈感情所迷住了，然而她只有十六岁，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她不过是一个住在父亲家里的女学生。徐志摩对她的热情并没有在这个缺乏经验的女孩身上引起同等的反应。
以后费慰梅回答张幼仪侄孙女的疑问，进一步解释了原因：“林徽因自己是大姨太太的独女，父亲喜欢二姨太太，她给他生了儿子。林徽因不能想象自己走进的一种人生关系，其中竟使她会自然想到母亲一样的羞辱。”（张邦梅：《西服与小脚》，转引自苏单：《信仰只一细炷香》）费慰梅表述得再清楚不过了，尽管徐编织幻想，林却没有同等程度的反应。
徐志摩的挚友、痴爱林徽因终老的金岳霖告诉后世人：徐志摩“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陈宇：《金岳霖忆林徽因》）
林徽因同辈人中唯凌叔华晚年的说法略现偏差，她这么回忆：“他和林徽因、陆小曼等等恋爱也一点不隐藏地坦白告诉我多次了。”（赵家璧：《谈徐志摩遗文》，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新文学史料》季刊）所谓偏差，指凌的表述容易造成误解，似乎林徽因与徐志摩相恋过。只要仔细辨析这话，恋爱的主语是徐志摩，语意只在表达徐的恋林恋陆，至于林是否恋徐，并未加以确认。再参阅华裔女作家木令耆记述凌叔华的有关谈话：“然后她（凌叔华）叙述了一下徐志摩生前死后的一些故事，尤其是关于徐志摩与梁思成、林徽音的友谊……徐志摩是这对夫妇的密友，为了林徽音在北京的一次演讲，徐志摩赶上飞机从上海飞去，不幸途中飞机失事。”（木令耆：《菊访》，载《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这里两次道及徐、林关系，凌叔华用词是“友谊”“密友”，均无涉情事。凌叔华与林徽因有过芥蒂，如果传闻纷纷的“恋情”确属事实，那么凌叔华不会讳莫如深。再放开来看，所有徐、林同时代的知情人，除了否认的证言，没有一人证实过林徽因回应了徐志摩的热烈追求，这不至于是共谋的集体沉默吧。
看来，林徽因之子梁从诫下面的话，未必如某些文章所质疑，为其母避讳：
在我和姐姐长大后，母亲曾经断断续续地同我们讲过他们的往事。……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人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梁从诫还听姐姐梁再冰说过，林徽因曾这么议论徐志摩：“（他）也是一个会欢喜穿粉红绣花鞋女子的那种人。”（见梁从诫《与诗人徐志摩的亲密友谊》）联想到徐志摩有首诗歌《别拧我，疼》，把闺房调情形诸笔墨，有伤格调，林徽因的议论未见得空穴来风。徐志摩这点儿残剩的粗俗，有如落进林徽因眼里的沙子，尽管非常细小。
同样，梁思成对费慰梅说的话也未必是替妻子避讳。他说，不管徐志摩向林徽因求婚这段插曲造成过什么其他的困扰，但这些年徽因和她伤心透顶的母亲住在一起，使她想起离婚就恼火。在这起离婚事件中（按，指徐志摩和张幼仪离异），一个失去爱情的妻子被抛弃，而她自己却要去代替她的位置。（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耐人寻味的是，当事人徐志摩对此缄口不言，只在写给陆小曼看的日记里不经意地透露过一句：“我固然这辈子除了你没有受过女人的爱，同时我也自信我也该觉着我给你的爱也不是平常的。”（《爱眉小扎》，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六日）林徽因不在女人之列吗？更为直接的材料，是林徽因本人抗战期间给沈从文信中的话，她这样回忆伦敦岁月：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独自坐在一间顶大的书房里看雨，那是英国的不断的雨。我爸爸到瑞士国联开会去，我能在楼上嗅到顶下层楼下厨房里炸牛腰子同洋咸肉，到晚上又是在顶大的饭厅里（点着一盏顶暗的灯）独自坐着（垂着两条不着地的腿同刚刚垂肩的发辫），一个人吃饭，一面咬着手指头哭——闷到实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着生活有点浪漫的发生，或是有个人叩下门走进来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或是同我同坐在楼上炉边给我讲故事，最要紧的还是有个人要来爱我。我做着所有女孩做的梦。而实际上却只是天天落雨又落雨，我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从没有一个浪漫的人走来同我玩——实际生活所认识的人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象的浪漫人物，却还加上一大堆人事上的纷纠。
这几乎是林徽因对她旅居伦敦生活仅存的记述。十六岁女孩热切地期盼爱情，所以期盼，因为爱情还没有发生。她“从不认识一个男朋友”（可作有情人解），包括经常登门经常来信的徐志摩在内，“从没有一个像我所想象的浪漫人物”，也包括徐志摩。这话再次间接地排除了她对徐怀抱过恋情。
徐志摩触山而亡，林徽因回顾与徐十多年的过从，在致胡适信中作了个小结：
这几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
这话是可信的，她没有必要，也无法对了然一切的胡适言不由衷。
世人津津乐道于徐、林相恋，或者是“好事者”将愿望当成事实；或者误会当年，以为林徽因这样新派的女性不会对诗人的追求无动于衷。他们都忽略了，当初徐志摩和林徽因其实并不般配，一个是官宦世家的千金，已名满京城；一个充其量属偏于一隅的富家子弟，尚没成为后人眼中的上帝骄子诗人。他们同样忽略，初出国门的林徽因，仍满怀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难以新派到毫无顾忌地爱上比她大七八岁且有了家室的男子。徐志摩死后，林徽因曾经有的放矢地自辩：
实说，我也不会以诗人的美谀为荣，也不会以被人恋爱为辱。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
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练修养的帮助。志摩in a way不悔他有这一段苦痛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算一桩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mulate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族等等，后来更要对得起另一个爱我的人，我自己有时的心，我的性情便弄得十分为难。前几年不管对得起他不，倒容易——现在结果，也许我谁都没有对得起，你看多冤！
我自己也到了相当年纪，也没有什么成就，眼看得机会愈少——我是个兴奋type accomplish things by sudden inspiration and master stroke，不是能用功慢慢修炼的人。现在身体也不好，家常的负担也繁重，真是怕从此平庸处世，做妻生仔的过一世！我禁不住伤心起来。想到志摩今夏的inspiring friendship and love对于我，我难过极了。
（《致胡适信》）
近年新披露的陆小曼日记稿本（载《陆小曼文存》，与陆小曼整理的刊本差异甚多，刊本删削了下面引述的内容），也透露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的事实，可引为佐证：“我回家后收拾了一下他（徐志摩）给我的东西，他的日记同他心爱的信，我亦看了一遍，日记我没有敢看，恐怕没有什样胆量，可惜这样一个纯白真实的爱，叫她（林徽因）生生壁了回来……还说他不敢侵犯她，她是个神女□。”（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我真生气，况且他亦爱过她（菲）的，人家多不受。”“可是有的人（像他）还得受像她似的人的冷眼，那岂不是太不公平了么？”（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五日）“她（林徽因）给他（张歆海）的信我亦见了，简直同给你（徐志摩）的完全两种口气，今天歆海看完信，他说：‘这样看起来志摩没有（希望）了。’”（一九二五年三月廿日）这些都是陆小曼私下袒露的真情，她见证到的是：“壁了回来”、“多不受”“冷眼”、“没有（希望）了”云云，可见林徽因态度的明确坚定。
这么多知情人、当事人，直接相关的言语，误信林徽因爱过徐志摩的学者置若罔闻，却去引证不实的传闻，索引徐、林诗歌里无稽的隐情，或对当事人含糊的片言只语，只作可能其一的解读，而排除其他多种可能的意向。
以后两人日益加深的交往和相知，以及社会上道听途说的飞短流长，当然也有林徽因某些易为常人误解的举动，即把徐志摩罹难飞机残骸的碎片挂于卧室，致使外界越来越深信传闻。残骸碎片，照中国常情来看，它几乎是林徽因“恋徐”的铁证；然而，具有君子之风的当事人则另是一种肚腹，它无非表现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对逝者情感之深的一种怀念方式——林徽因异母弟林恒抗战驾机捐躯，她也置其残骸碎片于内室——而且是绅士式的坦荡。倘若珍藏残骸碎片真含有特殊情感的话，那么此举将置同居一室的梁思成于何地？容忍爱妻这般怀念恋人（如果是恋人），在以中国常情度人者又该匪夷所思了。
一位知情的前辈经编辑之口转告著者，林徽因确有过对徐志摩的恋情。著者应该特别重视老人的看法，然而她至今并未公开披露任何依据。不知能否公开依据、何时披露。披露之前，著者只能按寓目所及的材料，仍如是叙述。
徐志摩在他的短诗《你去》称林徽因是“永远照彻我的心底”的“那颗不夜的明珠”。他哪里禁得住璀璨明珠的吸引，尽管一时追求不见成效，却未能稍许收敛，以至愈加狂热。他对恋爱的态度是：“须知真爱不是罪（就怕爱不真，做到真的绝对义才做到爱字），在必要时我们得以身殉，与烈士们爱国，宗教家殉道，同是一个意思。”（《志摩日记》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据说，林长民携林徽因离开英伦归国，为了免生是非，对徐志摩不辞而别。一年后徐志摩也回到北京，继续他不懈的追求，哪怕林徽因已经与梁思成公开了恋爱关系。当这对恋人在松坡图书馆小屋幽会，徐志摩不知趣地常来打扰，忠厚如梁思成也不得不贴一张字条在门上：“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徐志摩如此受挫，怏怏而去，但仍不死心。经过一年多无奈的等待，直到泰戈尔访问中国，徐志摩和林徽因（其实还有梁思成等众多朋友）一起接待、一起演戏，徐误以为再次出现曙光，再度加紧追求，甚至搬出了泰戈尔说项。最终的结果依旧徒劳。他陪泰戈尔离京去太原的一刻，禁不住望着车站上送别人群中的林徽因，泪眼盈盈，写下了伤情的言词：
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徐志摩全集》）
同行的恩厚之见徐志摩过于伤感，随手夺下信纸，现今留存的只是一封残简。凭此残简，可以推断两天前徐志摩和林徽因有过一次认真的约见，徐志摩十分的情意绵绵。要是将其想象成古诗古剧中长亭外有情人的分手，则未必合乎实情。林徽因果真和徐志摩一样地情意绵绵，当会是另一番言词。月色的凄清，两天后徐志摩这样的悲戚，合乎情理的想象应该是，林徽因再次宣告了徐志摩这些日子的期盼仍是个泡影。再有可能，林徽因在凄清的月下告诉他，自己已决定七月份与梁思成双双远赴美国留学。信中说的“离别”，并非眼前的挥手，乃是几月后相距万里迢迢，将是长达数年的天各一方。
徐志摩彻底绝望，第二年与陆小曼的热恋时，就向新恋人倾诉了：
我倒想起去年五月间那晚我离京向西时的情景：那时更凄怆些，简直的悲，我站在车尾巴上，大半个黄澄澄的月亮。在东南角上升起，车轮阁的阁的响着，W还大声的叫“徐志摩哭了”（不确）；但我那时虽则不曾失声，眼泪可是有的。怪不得我，你知道我那时怎样的心理，仿佛一个在俄国吃了大败仗往后退的拿破仑，天茫茫，地茫茫，叫我不掉眼泪怎么着？
（《爱眉小扎》）
拿破仑似的吃败仗，说得岂不明白！本来事情可以画上句号了，林徽因偕梁思成出国，徐志摩恋上新人陆小曼，各有归属。但是远居美国的林徽因莫名其妙地发了封电报给徐志摩，求他回电以报声平安。徐志摩看着电报故态复萌，立即跑到邮局回电。他不知，林徽因同时也给张歆海发了同样内容的电报，也属意过才女的张歆海已先到一步回电。林徽因这个近似恶作剧的玩笑实在过火，莫非不仅仅是个玩笑。痴情的徐志摩毫不介意，反倒写诗纪实，题目便是《拿回吧，劳驾，先生》。
林徽因留学归来已成梁家新妇，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终成眷属。两人重逢，徐坎坎坷坷，林几经沧桑，彼此都已成熟，真正成了知己。纵然外界时有流言飞语，他们的交往却十分坦然，相知越来越深。林徽因在协和小礼堂为驻华外交官们演讲北平皇城建筑，结束时预告下一次讲中国的宗教建筑，特意朗读了徐志摩诗作《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她称赞“这首诗所反映的宗教情绪与宗教建筑的美是浑然天成的”。可她万万没想到，这一天正搭乘飞机从南方赶来为她捧场的诗人，经山东党家庄雾天撞山，魂飞天外，如他的诗句：“止息了一切的动，一切的扰攘。”仿佛冥冥之中诗人早已留下了谶语。
徐志摩的突然罹难，林徽因格外感到失去知音的无比痛惜。说徐志摩为林徽因而死固然不妥，但毕竟有点关联，林徽因心含歉疚该在情理中，不宜过度阐释。她不胜哀痛地写道：
突然的，他闯出我们这共同的世界，沉入永远的静寂，不给我们一点预告，一点准备，或是一个最后希望的余地。这种几乎近于忍心的决绝，那一天不知震麻了多少朋友的心。现在那不能否认的事实，仍然无情地挡住我们前面。任凭我们多苦楚的哀悼他的惨死，多迫切的希冀能够仍然接触到他原来的音容，事实是不会为体贴我们这悲念而有些须更改；而他也再不会为不忍我们这伤悼而有些须活动的可能！这难堪的永远静寂和消沉便是死的最残酷处。
（《悼志摩》）
梁思成前往撞机的济南附近收尸，带去了林徽因亲手制作的希腊式铁树叶小花圈。北平的追悼会也是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和余上沅布置的。有文章误传，林徽因主持了追悼会：“全身穿孝，左右两名健妇搀扶这希腊雕刻型美妇人，哭得成了个泪人儿，直往地下倒去，乱碰乱撞，恨不得立刻死了就好的。”写成这般情景，活脱一个世俗庸常的妇人，林徽因便不是林徽因了。
头两年忌日，林徽因都哽咽着嗓子，用鲜花围住逝者照片，和朋友们默默相对。以后她不满意这悼念的老套形式，认为既近于伤感，更有欠庄严。除点明阴阳两界的阻隔外，实在没有多大纪念意义。第三个周年，林徽因恰好去浙江考察古建筑。回程那天，火车驶过海宁硖石，她站在车门口，凝望故人家乡，身处幽暗的站台，又一次泪水溢出了眼眶。尽管她仍不满意自己的伤感，但伤感与否哪里能由她理智把控。她想起徐志摩的诗，依旧是伤感的诗句：
火车禽（擒）住轨，在黑夜里奔：
过山，过水，过陈死人的坟；
……
就凭那精窄的两道，算是轨，
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坠。
四年后林徽因终于挣脱出这份伤感，她告白徐志摩：“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林徽因深切地认识到，“他人格里最精华的却是他对人的同情，和蔼，和优容”。在她心里，徐志摩的信仰正伴随她前行：
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事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地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地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轻（清）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不经意时莅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还有经过你热情或焦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
（《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悼念徐志摩的文章不少，而写过两篇悼文的作者，唯郁达夫、沈从文及林徽因。郁达夫和徐志摩同窗，沈从文受过徐志摩提携，两人都写得情文并茂，但又都不及林徽因的浓烈、深沉。她心目中，“志摩最动人的特点，是他那不可信的纯净的天真，对他的理想的愚诚，对艺术欣赏的认真，体会情感的真实，全是难能可贵到极点。”（《悼志摩》）
才子追求佳人未得终成眷属的故事并不少见，少见的倒是，虽不能成眷属，却一直保持着纯真友情。尤其是林徽因，不拘陋习，仍与志摩大度大方地保持过从，甚至引为知己，堪称女性中的超凡脱俗之辈。后人与其捕风捉影，津津乐道虚妄的恋情，不如正视史实，咀嚼他们的坦荡过从，发扬其常人不易有的处事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