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防止锈带蔓延，亟待解决的后工业化问题

先期工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后工业化地区如果经济长期停滞，就业不足，就会造成民众严重的心理落差，进而催生大量的社会问题。怎样面对后工业化的挑战，怎样避免因为先期工业转移而产生和蔓延的锈带区，甚至改造锈带区，达到共同富裕，将是未来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

一个地区完成了先期工业现代化，人们的生活进入了小康阶段，在本书中被定义为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后工业化社会里，社会的总体财富已能够满足每个人基本的生存需求，个人的需求从物质上的温饱进入工作和发展层面的心理需求。进入这一阶段之后，以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先期工业的制造业和与之相关的工作机会逐渐流出该地区。如果这个阶段时间过长，实体产业外迁，又得不到新兴产业的补充和替代，便会导致经济停滞，本地就业机会不足，年青一代看不到未来的希望，继而导致极端民族主义、反全球化和地区不稳定。中国人均GDP在2019年达到1万美元，这意味着全球从此将会有近1/2的人口和3/4的经济体面临着相同的问题。

锈带蔓延与惊醒的美国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经历了经济繁荣、出生率高涨的婴儿潮一代(2)。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只要高中毕业，就能在离家不远的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只要努力，就能在几年后获得不错的薪水。这样的薪水，能够让他买得起房子，结婚生子，一大家子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餐，晚餐后的代表甜点是苹果馅的美国派。这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典型的美国梦。这样的美国梦支撑了美国中部工业地区的崛起，这些地区以制造业为支柱产业，尤其是钢铁、汽车等大型制造业工业。但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21世纪，这个梦会碎，因而梦醒。

“锈带”这个词来自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五大湖区，泛指曾依靠煤炭、钢铁等先期工业发展起来的城市在后工业化的过程中大面积衰退的区域性现象。锈带在美国特指东起俄亥俄州，西至艾奥瓦州，北至密歇根州，以底特律、匹兹堡、克利夫兰和芝加哥等为代表的大工业城市所在的广大区域。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起，这些地区的先期工业行业急剧衰退，工业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旧的生产设备闲置，最后变得锈迹斑斑。曾经繁盛的工业日渐衰退，继而出现区域性经济不振、人口大量流失的现象，昔日的城市繁荣不再。由于这些地区曾经以与钢铁相关的制造业为主要产业，这些衰退的地区被人们形容成像钢铁生锈一样的锈带。老工业区衰退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工业化历史较长的欧美等国家则表现得更加突出。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德国鲁尔地区也都出现了传统产业大面积衰退、经济增速下滑、失业率上升等问题，昔日的重工业和制造中心地区都沦为了锈带。

中国最大的工业地区东北三省这些年也存在类似的状况，尤其是近些年，这些状况就像瘟疫般迅速南下，甚至产生了“华北东北化”这类说法。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三省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能源和自然资源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火车头。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逐渐落后于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发展呈现停滞状态。东北三省的许多城市出现了GDP负增长的现象，人口外流问题十分严重。依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仅10年间，黑龙江省的人口净减少就达到了700万。在人口、就业、生活保障等民生问题的压力之下，转型是这些锈带区唯一的出路。但是，究竟如何转型，似乎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锈带曾经的辉煌是从资源型产业开始的，它以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为契机，在资源产地聚集了大规模的重工业，从而形成了产业集聚。20世纪后半叶，由于这些地区已经完成了基本的工业化，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进一步提升。以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先期工业已不再适应这些地区的发展，再加上这些早期开发地区资源枯竭、无法及时转向新兴产业，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些产业集聚区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和作用，逐渐成为经济衰退区。锈带“生锈”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产业比较优势丧失。锈带的形成与地区产业的发展阶段相关。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后，煤炭成为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因盛产煤炭，相继建立起了以煤炭资源为核心的工业体系。在这样的产业基础上发展起了炼焦、电力、煤化工等先期工业，进而为钢铁、化工等大型工业奠定了基础。此后，在钢铁、化学产品和充足电力供应的基础上，这个地区建立和发展了机械制造、航运、汽车等现代工业。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凭借丰富的煤铁资源在这一时期发展成为“工业革命的摇篮”和“世界工厂”。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世界能源需求的格局发生了转变，英国煤炭和钢铁产业成了昨日黄花，从而造成煤炭和以煤炭为支撑的重化工业产业在英国失去了原有的地位，其产业优势也随之丧失。

第二，环境严重恶化。锈带区的产业大多结构单一，具有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等特点。在高速发展期，资源消耗速度过快造成了过度开采，这势必会导致发展后期出现不同程度的资源枯竭问题。此外，重化工业资源消耗大、废物排放多，而锈带区在发展初期普遍未将环境问题视为主要问题。有些工业品类的环境治理成本很高，相关技术升级未必能够与产业规模扩大相匹配。当人们对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时，这些产业就必然会面临被淘汰的局面。从工业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出发，人们自然也会要求这些工业品类在空间上转移到环境成本更低的地区。后工业化地区需要在这些先期工业品类上减少产量，同时提高产品品质，使工业生产规模和环境治理在平衡状态下稳步发展，从而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很多地区的环境治理技术并不能与工业发展同步进行。日积月累，锈带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程度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变得不再适合工作和生活。随着人们对生活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环境问题导致的人口大量减少也使得这些地区失去了发展的活力。

第三，工业技术未能顺利实现升级迭代。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锈带区往往未能及时适应新兴技术的变化而实现产业升级。最初锈带区大多率先发展并使用当时的新兴技术，利用先发优势，凭借规模扩大促使单位成本降低。区域内的大多数企业都采取了极为同质化的技术扩大生产规模，这在显著提高了通用技术使用效率的同时也造成了恶性竞争。为了保持销售总量的优势，薄利多销的经营思路使得产业所收获的利润过低，从而失去了技术升级所需的资本储备。在阶段性的辉煌过后，当地并没有随着产业技术的推陈出新而淘汰旧的产业。地区的整体产业技术体系出现了老化现象，成本更低的地区在这些产业上取代了老工业区的角色。

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布着众多的老工业区，仅有少数的一些老工业区在经历了转型的阵痛之后走向了复兴，而大多数老工业区的发展却长期停滞不前。如何促进锈带复兴是长期困扰各国政府的一道难题，“东北现象”与“锈带”有着诸多的相似特征。

制造业的消失，无论是成为锈带，还是极少数地区转型为金融城或以金融性房地产为主的产业区，都会导致地区严重空心化，从而引起普遍的社会问题。以美国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产业结构占比中，制造业从20世纪50年代的50%下降至目前的约30%；从就业人口占比来看，制造业从20世纪50年代的约30%下降至目前的10%以下，其中锈带区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占比从20世纪50年代的54%下降至目前的30%以下。当今美国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毒品问题、贫富差距、种族问题和地域矛盾，以及右翼民粹运动兴起，都是长期锈带化的后果。从今天全世界的整体局面来看，这样的现象不是个例。在欧洲，其后果表现为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英国的脱欧，在中国，其后果表现为香港和东北地区长期的经济不振。我们会发现，随着工业化在全球更多的地方得以实现，这样的情况并非得到缓解而是迅速地蔓延开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冷战初期的美国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自20世纪70年代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所带来的战时工业红利开始渐渐消退。这一时期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关键时期，大企业不断合并扩张，小规模生产者被逐渐淘汰，农业人口减少，制造业蓝领工人不断流向服务业，资本则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往城郊、南方各州甚至海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美国工业产品的海外市场逐年缩减。核能、计算机技术的突破带来的红利也逐渐淡去，制造业创新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同时，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工业化对美国的制造业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0世纪80年代的信息革命以后，美国不断地从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制造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换；借助产业链国际化的趋势，脱离制造业生产，将工厂外包，仅在美国保留研发和运营人员。传统工业区的居民陷入了结构性失业的处境，信息革命又加剧了这种贫富差距，最后造成东西海岸与传统工业区、工人与城市知识分子、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工人阶层快速转向保守主义，与支持本土企业、反对外来移民的保守派共和党越走越近，其高支持率正是美国锈带区贫富分化的直接政治后果。

2008年的金融危机集中暴露出金融产业过度扩张的危害。奥巴马时代的制造业振兴计划虽然重点关注了建筑行业、汽车行业等约占制造业20%的“大型产业”，但对其他行业的扶持力度却很有限。奥巴马对新技术如绿色能源的推广，一定程度上也损害了传统制造业的利益。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特朗普依靠锈带区的工人阶层——高中文化的白人选民的支持上任，传统制造业、化石能源行业的普通工人对特朗普的言论表示出前所未有的强烈共鸣。特朗普上任后推行了一些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政策，同时与全球的经济主体大打贸易战，为美国的制造业争取市场。这些政策在最初两年显著改善了美国制造业的状况，但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制造业再次陷入衰退，锈带区的就业重现负增长，民众对特朗普的支持也因此受到动摇。拜登上任后重拾奥巴马的政策，将补贴重心放在芯片等高精尖制造业上，但这恐怕也难以根治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顽疾。正如我们在本书后半部分所分析的那样，美国的教育资源出现的系统性分配偏差，使得这类补贴措施依然是治标不治本，会面临长期的挑战。

锈带区的转型发展面临着诸多实际的困难，主要表现为收缩、改造传统行业压力巨大；企业多元化的经营局面难以打开；中小型企业发育不充分；产学研结合区域创新对接不通畅，人力资源外流，尤其是高水平的科技人员外流严重；城市基础环境建设薄弱；等等。由于锈带区内的企业往往规模大、行业集中度高，衰退产业分流出来的大量失业工人难以向其他行业转移，高失业率成为锈带区难以摆脱的最大困境。此外，一些政策性因素也阻碍了锈带区的转型。例如，河北省在经济转型初期，即以调整煤钢产业结构为核心的“再工业化”时期，政府对传统产业进行补贴来保证这些产业不被淘汰，投入巨大而收效甚微。类似的政策性补贴没有及时淘汰旧产能，最终导致产业升级失败的例子在全世界后工业化地区随处可见。

高耗能、高污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先期工业的典型特征，具备这些特征的工业种类同样大量存在于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在中国制造的早期，往往一个村镇集中于一个单一产业，产业密集度非常高。广东省中山市古镇镇4000多家LED生产厂，全球70%的LED灯具都产自这个镇。浙江省诸暨市大唐镇年产袜子220亿双，世界上每3双袜子就有1双出自这里。这些集聚型产业模式导致产品差异化低，产业发展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当劳动力成本上涨时，这些产业就会整体消失，搬迁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从而使得原来的产业集群地区成为新的锈带。

从如今美国中部的工业生态系统中，我们看到的也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现实。工厂空空荡荡，门窗已经破损，厂房坍塌，但这些并不是最严重的，推动新企业诞生的创新能力和环境也在这些地区消失了，这才是问题所在。虽然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曾说，大量的创造性破坏是经济进步的前提，但是我们还需要知道，大规模破坏之后所留下来的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是否足以支撑新的经济在这里生根、发芽，进而茁壮成长。就中国东北地区的经验而言，经历了过去30年的迁移，年青一代人口的恢复已经成了首要前提。无论这些地区曾经的产业规模有多大，主营哪个行业，它所在的地区都必须有完整的人员培训体系、大学、多样化的供应商、行业协会以及技术研究中心等资源。根据这些资源的密度、多样性、丰富程度，我们就可以把一个有活力的工业生态系统和一个枯竭贫瘠的工业生态系统区分开来。除了硅谷、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等地区以外，美国现有的工业生态系统也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支持创新，从而支撑地区产业顺利完成升级。

全球化趋势是导致发达国家制造业长期不振的另一个老生常谈的原因。这种解释强调两个方面：进口商品和本国商品竞争；公司和工作机会向外迁移。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其制造业的衰退现状存在很多原因，对于到底是什么导致制造业衰退到如此地步的、衰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将来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往往众说纷纭。但要理解一个地区的制造业为什么会萎缩，事实上不需要把全球化和外包业务牵扯进来，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水平。因为某一行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从事这一行业的人数就会减少。同时，内生企业的结构变化和金融资本喜好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美国在高科技产品上的贸易逆差也在逐步扩大，2011年已占到美国贸易总逆差的17%。这样看来，就算是高科技行业中的制造业，别的国家也比美国强。每当这个时候，美国总是会把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归咎于别国政府：它们不断地对本国企业进行补贴、保护本国货币，这对美国的制造业造成了伤害。但是，美国政府自己也在做着类似的补贴，就产业的发展和布局而言，美国政府也有其自身的责任。

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都使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高，这足以带动地区的制造业实现产业升级。同时，生产力提高除了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以外，还会产生人们之前没有预见到的新产品和新服务。资本、产品和相关服务产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自由、低成本地流通，从而达到全世界不同地区利用各自优势共同进步的目的。过去，同一家公司需要做的各种事情必须在公司内部完成，但是数字化新技术能够把功能拆分开来，通过互联网电子文档交换，让各有所长的多家公司独立实现各自的功能，再通过整个供应链的互动把这些功能进行汇总。芯片设计和制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过去，一家公司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必须在一起工作，这样才能步调一致，保证高质量的芯片生产。而如今，工程师完成了一个掩码电路设计后，就可以把它保存在电子文档里，然后发送到远在他国的生产基地进行生产。

新技术带来了新机会，同时资本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对“轻资产”型的公司给予更高的估值，这也进一步加快了传统企业结构的分崩离析。在这种新的全球化生产组织方式下，企业不再需要在各自的围墙内实现所有的研发与生产功能，因此发展便可以快很多。新企业可以很快进入市场，作为老企业的新竞争对手迅速成长起来，市场竞争也就更为激烈了。

金融市场在产业迁移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经过这些重组后，被并购的企业变成大公司的一个部门，员工变少了，功能范围也缩小了，企业更专注于“核心”专长，最重要的是企业架构变成“轻资产”的模式。在这样的企业架构中，生产设施被认为是拉低企业股票市场估值的不良资产，这使得企业策略从内部生产流程转向环节外包。在通过数字化技术把生产外包给承包商的同时，企业对产品质量实施高度控制。相对欧美国家而言，中国、墨西哥和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工资水平较低，这些国家有着大量的熟练和半熟练的产业工人，他们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重复地以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来操作这些设备进行生产。资本推动这些生产供应链上的境外企业来承担产品生产中的重资产部分。

美国人一向看重自强自立、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今天美国制造业孤立无援的境地则是一种新现象。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企业架构重组使美国垂直一体化的制造企业大大减少。随着企业架构的改变，大企业所创造的公共资源大大减少，也不再在工业生态系统中发挥连接作用。由于制造业的全球化分工，区域性的技术人才储备、稠密的供应商网络、职业学校、地方银行、工会、行业协会等公共资源都随即萎缩枯竭。创新的资源都只能从企业内部获取，企业外部并没有什么可以支持它们的互补资源，企业在所需的技术进步中孤军奋战。本地企业在创新方面所需的资金和新创企业在技术商业化方面所需的资金不可同日而语，很多企业的创新项目没有进行到底就半途而废了。相反，人们担心的是持续的创新会彻底摧毁本地制造业所提供的就业机会。在美国，机器人取代了工人，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则有大批的低成本劳动力在一些岗位面前更有竞争优势。

智造中国

玛格莱斯的美国之旅

著名演员米瑞安·玛格莱斯（Miriam Margolyes）的美国之旅《英国老太游美国》（Miriam's Big American Adventure）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在2018年所拍摄的一部纪录片。玛格莱斯是哈利·波特系列电影里植物学教授的扮演者，76岁的她决定去美国中部自驾游以了解美国今天的锈带区。整个旅行历时两个月，玛格莱斯访问了很多不同背景的美国普通人，包括芝加哥的成功人士、街头小混混、中部各州的监狱长和犯人、夏令营少年、新入美国籍者、农民、牛仔、三K党(3)遗老和新一代嬉皮士等。以审慎冷静的视角，她一路审视评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民意基础，让观众得以从各个侧面了解当下的美国。更重要的是，她所游历的美国中部各州，正是后工业化锈带的核心地区。这可能会是未来人类的一个缩影，尤其会是后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主要生活形态，包括美国、欧洲各国和新晋的中国。铜鉴衣冠，这对于我们理解美国、思考未来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第一集：玛格莱斯访问了芝加哥。这里有实现美国梦成为百万富翁的第一代移民，也有生活在芝加哥南边日日面对凶杀和毒品的美国黑人青年。玛格莱斯所接触的每个人都是天性善良的好人，但他们都带着枪，因为“你不保护自己，就可能会在街头被别人打死”。这不是一个折叠的美国城市，而是一个物理上分开的城市，贫民区和富人区往往只有一街之隔。她也参加了一个新移民的入籍仪式。新移民来自卢旺达，在美国学习工作了20多年。玛格莱斯对他所表达的对美国梦的狂热和成为新美国人的自豪并不能完全认同。

第二集：玛格莱斯访问了伊利诺伊州的一间县级监狱。监狱长是特朗普助选团的一名成员：“特朗普给了我们重拾传统美国梦的信心，你看看我所出生的这座城市，以前多么繁荣，现在却到处都是毒品。我所管辖的这个监狱里，有3/4的人都是因为毒品相关的问题进来的。”玛格莱斯帮着女囚营房分发食品，打扫卫生。囚犯们个个都是普通的美国邻家女孩，有梦想、懂是非，却因毒品而被困在监狱里，进进出出，永远无法摆脱。“我全家都在这儿，我们总共有16口人。”夏令营里的少年们，受教育的影响而成为一批又一批标准的美国人，他们热爱美国，学会分享和勇敢，学会思考人生。虽然这看起来并不像七八岁的孩子应该思考的问题，但他们却引发了玛格莱斯很多感慨。

第三集：美国南部牛仔之乡。一个老牛仔说：“我们当然会支持特朗普，你当然宁愿一个有钱人进入白宫工作，而不是一个人进入白宫工作而变成有钱人。”玛格莱斯访问了所谓的“准备者”们。这些人是随时准备着发生世界大战时可以“自立为王”，在自己的森林里与世隔绝的人：“我们不相信政府，我们这些传统的美国人从来就是这样，只有我自己才能保护自己。你看我这应急的箱子里的东西，够半年用了。这样的箱子，我在这片林子里的各个地方藏了十几个。”

这部纪录片里都是一些很普通的美国人，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背景，发表着各种各样不那么伪装的、真诚的、发自内心的言论，而玛格莱斯又是一个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想法的、在剑桥读过书的犹太老太太。她与各种背景下的锈带区的当代美国人之间的对话精彩而深入，原来今天的他们是这么想的！

后工业化社会的产业结构变化

制造业的进步会让某一行业的岗位大量减少。以农业为例，所有的发达国家在19世纪时都经历了农业人口的大幅下降。美国的农业人口不足2%，他们不仅给3亿美国人生产了食物，还出口大量农产品到欧洲、非洲和亚洲。生产效率的提高降低了制造业产品生产的成本。某一类产品的生产价格再低，也不可能刺激需求无限增长，人就能吃这么多东西，即使再便宜也吃不下了。需求的增长赶不上生产力提高的速度，最后已不再需要这么多人服务于该行业的生产了，那么该行业的工作岗位数量自然就会降低。更多的价值可以从与生产相关的服务业增值中获得，在服务业中创造更多、更细致的工作机会。类似的情况曾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的早期。1841年，英国有68.7%的工人从事棉纺织业，而到了今天，这个数字已不到1%，其中的大部分还要归属于时尚服务领域。随着棉纺织业生产力的提高，服装再便宜也不会刺激消费者因为便宜而大量消费，你就能穿这么多件衣服。但围绕服装的服务行业却因此延伸出来，创造了新的工作机会，棉纺织业本身的就业率大幅下降，但新的需求又在这个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纺织这个工种用人减少，但流行设计用人增加，因为需要满足新的消费需求，以创造丰富多彩的新行业。美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影响巨大的通用技术。20世纪早期的电气化就是一项影响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新技术。电气化带来了技术、技能的重新分配，这方面的变化是巨大的，同时创造了很多相关的新的工作岗位，一直至今。

长期以来，企业力图在“制造”和“服务”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界线，把不同阶段的生产活动区分开来。但进入21世纪以后，这条界线就变得非常模糊了。无论是在苹果这样的大公司，还是在俄亥俄州一个生产输油管道修理专用管套的小公司，情况都是如此。这家小公司会将它的技术员和管套产品一起送到石油公司的海上平台，技术员把使用管套的方法面对面地告诉将要潜入水中修理管道的潜水员。如今，能够创造最大价值的活动是由服务和实实在在的产品所组成的整体，这是竞争对手难以复制的。

激光在20世纪90年代末迅速被推进工业界，以至于一些早期提供高质量激光的公司纷纷在激光工业市场投入大量研发和生产力量。德国公司Toptica却是一家坚持为高校和研究所的实验室提供稳定性极好的半导体激光的公司。这家公司一直维持在100多人的规模，为全球大多数的实验室提供了科研用的主流半导体激光器，业务保持着每年15%至20%的稳定增长。Toptica公司之所以能够胜出，原因在于其对行业用户的专业服务。Toptica公司有一支专门为用户服务的工程师队伍。一旦用户遇到问题，只需一个电话或一封邮件，工程师就会马上帮助他们解决。这种为用户提供的“一对一”的全球即时服务是大型激光企业做不到的。Toptica公司的客服有很多是相关专业毕业的博士，他们在用户的实验室里与用户讨论产品需求，甚至能为用户的实验提供非常好的建议，并从讨论中获得产品改进的意见。像Toptica这类与用户紧密合作和用户信任的企业在德国并不算少数。德国人普遍对经济充满信心：“我们不仅有超强的制造能力，还有能力把制造和服务结合起来寻求新的解决方案。”许多经济分析学家所期望的建立在网络之上的虚拟型知识服务至今都没有实现，高价值的服务只存在于Toptica公司这样的工业企业中，而非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或者云端。

对产品从创新到投放市场的整个过程进行研究分析就会发现，创新其实经常发生在生产制造和服务的过程中。在研究实验室、大学、公立实验室、工业科研机构将科研成果市场化的过程中，制造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产业发展的道路上，制造业不但把很多重要的专利开发成了产品，还将产品商业化了。

各种形式的制造业都可以为很多地区创造价值。无论国家大小，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是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还是后工业化的国家，大家都意识到了制造业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都在重新提倡发展制造业，扩大基础建设的规模。随着时间的推移，跨越国境的商业互动就像千丝万缕的纽带一样把这些经济体交织在一起，劳动分工也变得越来越细。谁在制造什么，谁在赚着什么样的钱，谁在提供怎样的服务，谁和谁有着贸易往来，这些活动的界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所有的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所讨论的创新和生产制造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服务则渗透到从技术发现到产品实施以及后期使用和消费的所有环节里。

当信息本身变得廉价而容易获得时，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的价值就会下降，社会活动的价值便回到了制造业。为什么这么说？服务业的很大一部分体量组成在于挖掘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价值。金融服务业通过对市场信息的把控来获得利润，咨询服务业也通过对信息的分析来获得利润，大大小小的零售业更是这些信息不对称的诞生地。工业4.0的核心在于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之间的映射和交互。通过这两个世界的关联引入数字生产、柔性制造，提升精密制造能力，最大限度地使物理世界的生产符合消费需求，从而降低生产成本，节省设计资源，提高生产效率，最终实现按需生产。这样的按需生产在最大程度上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使得基于信息不对称的服务业逐渐成为数字工业的一部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逐渐落地，制造业的这种趋势也会渗透到服务业中。当数字化逐渐深入传统工业，数据本身便可以被标准化为制造业的一部分。例如，在金融服务领域里将流程标准化后，人工智能将能取代一部分金融服务业的工作。人类未来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以此为契机和模板，都会围绕以工业4.0为特色的制造业展开，由此渗透到农业和其他传统产业中，集约化的农业也正在向工业化转移。

传统的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工业作为第二产业、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的方式事实上已经不符合后工业化社会的实际情况（见图1-1）。一方面，农业从经济总量占比到从业者比重，都下降到了10%以内；另一方面，随着机器人和自动驾驶、自动农用设备大规模投入使用，甚至以人造肉和人造鸡蛋为代表的人造食物的生产工业化，很难说农业还具有传统上的意义。这样，农业也成为制造业中的一部分。

因此，如果重新划分的话，社会生产结构可以划分为知识生产、制造和消费三个阶段，而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等的服务业是融在每个阶段中的（见图1-2）。

这样划分之后，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构成了本书的写作逻辑。

第一，当我们强调原创的知识生产和消费模式创新的重要性，而忽略了制造阶段的重要性时，就会对地区的产业结构造成深刻的伤害，使得制造业的能力减弱，对产业升级转型造成长久的影响，进而有可能会造成精英阶层和产业阶层的普通人的对立，引发锈带区的一系列问题。

第二，作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大学和其周边的研究机构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会再度被放大，仅仅作为象牙塔或者教育机构的一部分，将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其的要求。在人才培养上，大学也应适应这种结构调整而培养大量活跃在制造行业的、适应未来生产模式的新型工程师。

第三，从物品生产到金融产品的生产，都发生过由于生产相对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而且程度越来越强烈，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深。与此类似，会不会因为知识生产过剩而导致经济危机？我们将会在本书中看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但就我们从以前的经济危机中学习到的宏观调控经验来看，知识生产被社会共享的有效机制将会有效避免未来这种经济危机的发生，这就是本书将要介绍的“智造”模式。

后工业化社会的企业组织模式

树形结构，先期工业为主的企业组织形式

先期工业为主的企业组织形式通常是垂直一体化的树形结构。由树干出发，干上开枝，枝上结叶，叶上生脉。一个庞大而有序的组织管理起所有的事务，部门和部门之间、人和人之间都有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我的儿童时代就是在这样的大院里度过的。从生产的一厂、二厂、三厂，到子弟教育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从菜市场到理发店，完全可以不出大院就能满足你生活中的几乎所有需求。在这样的国营单位大院里，生产和生活所需的各个方面，组织全都包了，单位都给解决。这样的结构具有策略上的优势。当资源有限的时候，它可以非常有效地调动资源来实现特定的目标。汇聚优势资源，多快好省地打好攻坚战。这样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一度非常有效，屡屡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毕其功于一役。然而当整体够大够复杂的时候，它本身也是要消耗资源的。

英国有个谚语的大概意思是，在一个官僚体系中，每个人都会制定自己的一套官僚标准。道理很简单，每个人都要证明自己的岗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他会让自己的工作满额，甚至超额，这样他就会再找一个帮手，继续把工作的额度填满。这是一个不断放大的正反馈过程，系统会因为复杂而变得越来越复杂。每个人都不会让自己看起来是多余的，从而会制定更复杂的规则使工作量超额。依据“信息论之父”克劳德·E.香农（Claude E. Shannon）的定律，信息处理是一个物理过程，每次信息交换都会消耗物理资源。在如此精密而复杂的官僚体系里，每一次沟通都需要成本。为了信息传递准确且执行无误，体系的资源消耗是巨大的。这种消耗会随着体系层级或网络结构复杂程度的变化而成几何级数增加。

在资源总量有限的情况下，体系本身的维系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于是只能减少每个参与组织的个体的资源分配。在封闭体系内，这实际上是不需要担心的。在质量方面无须计较的前提下，生活中的所有物质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人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当“精神愉悦”可以得到培养的时候，尤其是很多人在一起培养的时候，人就会被群情裹挟，会忽略物质的享受，会不计回报做出牺牲。然而面对个体觉醒，这样的组织将面临新的巨大的挑战。每个个体在强调自己的个人价值时，个人与组织在利益分配上形成对立，个人有可能获得的那部分被庞大的组织本身消耗掉了。

作为对比，我们以硅谷为例。这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之间的狭长谷地，在过去几十年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创业，再创业。通常情况是，这两个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依靠自己的科研成果或想法，成立一家小公司。公司一开始不需要很大，在自己家里、车库里、办公楼的一间小屋子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高科技公司就这么成立了。经营这样的公司，与传统人海战术的管理形式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高科技公司里的研发人员个人能力强、个性突出，整齐划一的大集体管理形式往往束缚了创造力和主动性。区别于制造型大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高科技企业的管理变得非常精细，精细到每个人。员工的个人权利和个性需要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创造力和工作热情都会受到极大的鼓励。除了为研发人员提供足够的自由度和空间外，企业还建立了完善的股权激励机制，让雇主和员工之间从单纯的雇用与被雇用关系，变成稳固的伙伴关系，从而双方的经济利益也联结在一起，员工的长远利益与公司相同，员工今天的努力就能变为明天更大的财富。这些小公司在做大之后，往往会引入职业经理人作为公司的高管，使得公司的运营和管理更为系统化和专业化。管理企业，不再只是一种行政上的事务，转而成为一门独立的技能，管理者也成为员工中的一个，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而是服务于研发和生产的协调者。这是后工业化时代公司经营的典型模式，劳资矛盾逐渐淡化，员工成为公司的所有者和执行者。后工业化时代，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区内的公司一般有四个特点：高科技为原动力；公司人数少，但资本规模大，管理个性化；广泛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专业化；具有完善的股权激励机制。

后工业化时代里的个体觉醒大潮无法逆转。信息所带来的开放，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一样，打开了，就永远没法再关上。这使得继续维持树形结构体系的成本大幅度上升。除了组织形式本身所消耗的，同样需要照顾到组织内部个体的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东北地区的经济衰退，与当地占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的大型企业组织本身的结构缺陷不无关联。年轻人不会再像老一代人那样仅仅受到奉献精神所鼓舞而做出牺牲。个人价值可以以多种方式来实现。于是每年就会有上百万的年轻人离开东北，庞大而繁杂的组织在新的环境下难以维系。人口的持续流失，不仅让旧的工业生态系统难以维系，也破坏了新技术得以新生和落地的基础。

章鱼结构，后工业化社会的企业组织形式

后工业化社会的企业组织形式越来越趋向于另一种模式：章鱼结构。在这个地球上，与人的神经网络结构最不相似的高智商动物，便是章鱼。章鱼可以被看作强单元的弱组织集团。每个单元既可以独立处理问题，又可以通过简单的神经网络相互联系，对环境做出集体反应。在这个系统里，大脑作为中枢系统并不需要太发达。在每个肢体和感官的节点上，信息已经做了最大可能的处理，这样一来，传递信息的网络就会简单很多。由此，可以类比现代复杂生产的另一种组织形式，在此以波音为例。

一架波音747客机，有600多万个零件，这些零件来自全球4万多个供应商。波音自己并不做零件，只做生产交易的组织者和标准制定者，与供应商之间通过商业契约来形成协作。这样做的好处是结构简单，组织对资源的消耗减少。节省下来的资源会留存在参与这个庞大分工的各个分支组织里。这样的分支组织通常不需要太大，大的时候一样会细分下去，成为小而独立的分支组织。在这些细分组织里，通常几十人或一两百人为波音生产某一零件。

整个体系通过交易形成了市场化的配置，层级减少很多，原本消耗在结构上的资源就可以留存在细分组织内部。在组织内部工作的个人便因此获得了丰厚的报酬，能够长时间留在同一组织里工作，对技艺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从而做出更好的产品。这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欧洲众多小而美的工业企业。在技术要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这样的组织形式会有天然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尤其是在需要整体协作的复杂的先进制造业中。当然，这样的组织也会有其自身的缺陷。

小而美的制造企业，后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

小而美的制造企业指的是人数规模较少，但利润相对较高的制造企业，它们是后工业化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这些企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大量存在，它们是先进工业制造业中主要技术和配件的提供商，作为基础支撑着整个高端工业制造。先进工业制造业指的不是生产拉链、裤子、鞋、钢铁或煤炭等、供应链相对简单的先期工业企业，它往往需要大量供应商的复杂协作。

先进制造业的产品生产需要复杂的开发流程管理和供应商的全方位配合，是一个集体创造的过程。大型企业无法保证面面俱到，既要保证质量，又要保证数量，即使可以安排整个完整的供应链或者复杂生产的流程，也无法保证每个环节都万无一失。大企业在现代工业产品的分工中多数时候都扮演着生产组织者和质量控制者的角色。小而美的企业相比大企业而言人数少很多，便于管理和运营。尤其是对于掌握特殊技能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来说，在这些小而美的企业中，他们能通过扮演重要的角色实现个人价值，能对客户的需求提供更加完善和细致的服务。他们在细分的市场和产品服务上具有核心竞争力。随着工业4.0的深化，这类小而美的企业会越来越多，成为工业生产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但小而美的企业要从事生产制造活动，同样会面临其他的挑战。例如，生产设施的升级改造所需要的技术一般都很复杂，创新周期拖长就会导致企业对资金的需求大大提高。这些小而美的中小型企业，尤其是那些技术门槛较高的企业都有一些很独特的技术优势。这些企业会担心竞争者抄袭它们的技术，同一领域的新创企业甚至巨头企业都想要占据先发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保护知识产权对新创企业来说至关重要。新创企业在把创新从构想转变为原型机，再到规模生产，最后到产品销售的整个过程中，要不断地做出很多重要的决定。每一步都存在新技术开发中会遇到的风险。

从企业合作以实现技术共享的角度来说，新创企业和现有企业究竟是合作还是竞争，通常会是个困难的决定：新技术是否容易被模仿，怎样在与其他资源互补性企业在生产、营销和市场推广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同时保障技术的所有权。新创企业需要的很多互补资源通常会在同一行业的大企业手里，这些大企业会有侵占新创企业的创新技术的动机。这样一来，新创企业就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使创新实现最高的生产效率，就必须向大企业透露很多产品细节，但同时又担心透露太多会对自己的知识产权造成威胁。因为大企业既可能会成为它们的合作方，也可能会成为竞争对手。如果新创企业善于开发，大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其互补资源的优势，新创企业和现有企业合作的好处就大于竞争。新创企业通常是在探索发现阶段和开发生产阶段寻找互补资源。它们必须辨别出哪些资源是一般资源，是可以取代的资源，哪些资源是对它们特别有帮助、能够为它们提供竞争优势的关键资源。对外合作开发中的每一步都存在风险。

组织形式上，后工业化的地区也会具有不同于先期工业时代的企业组织形式。章鱼结构成了这一阶段的主流形式，但章鱼结构的组织形式同样会面临因结构而导致的缺陷。当技术进步需要提升工艺水平的时候，参与章鱼结构的组织本身就会面临困难：它们缺乏可调动的资源来从事深入的研发。在这个时候，树形结构的大型组织反而会更有优势，组织越大，这种优势就会越明显。研发的费用可以从各处调配出来，大家勒勒腰带就有了。对于小而美的企业而言，这样的资源却并不容易获得。

面对技术变革，树形组织也有其自身的挑战。当组织内部的部门即使经过大量的研发投入也不能满足新的生产要求的时候，实际的困难就发生了。是继续投入研发还是壮士断腕向外寻找资源？组织内部的研发单位或者分支机构是亲儿子，是不可以说甩掉就甩掉的，外部的资源即使有也会跟内部形成竞争而很难获得公平。解决办法往往就是，大型组织动用集体资源，把外部的技术买断，交给内部的生产单元，来增加内部的技术能力。事实上，这样做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除了买断的交易成本之外，后续而来的是组织的进一步扩大，基于树形结构的运营成本就会进一步增加。

这个时候，章鱼结构的好处就是，供应商之间是交易形成的合同。当一部分零件的使用寿命从8年上升到10年，其余剩下的供应商们也不得不提高零件的使用寿命，被裹挟着进行技术革新。如果工艺和技术不再能满足新的需求，就可以解除交易，寻找新的合作伙伴，这样一来，大组织的成本往往就会低很多。但这终究不是一个好的解决之道，尤其是对于复杂的先进制造业而言，例如波音。这些企业与供应商之间的联系除了产品质量和合同之外，还有长期合作形成的认证和供应稳定之间的联系，替换一个供应商所付出的代价有时反而会非常高。

随着工业4.0的来临，尤其是数字化设计的推波助澜，技术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难以避免，这对树形组织和章鱼结构这两种组织形式都提出了深刻的挑战，躲不开，逃不掉。

后工业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2019年，随着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这意味着全世界将有近1/2的人口、3/4的经济总量的地区面临着类似的后工业化地区发展问题。先期工业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地区，后工业化地区如果经济长期停滞，就业不足，就会造成民众严重的心理落差，进而催生大量的社会问题。这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从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理解最近这些年接连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各种形式的社会问题了。怎样面对后工业化的挑战，怎样避免因为先期工业转移而产生和蔓延的锈带区，甚至改造锈带区，达到共同富裕，将是未来全球共同面临的问题。

美国毒品问题

在今天的美国，有超过2200万人都存在滥用毒品的问题，这对公共健康所造成的影响是惊人的。2017年，美国由于鸦片类药物引起的药物使用过量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7万。这意味着与毒品有关的死亡案例从金融危机开始，在短短10年内翻了一番。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样是巨大的，有估算表明，在美国，仅滥用酒精、非法药物和鸦片类药物而造成的犯罪、生产力损失和医疗保健的成本每年会超过5000亿美元。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在进行针对毒品的打击。到2020年，美国为解决毒品问题总计花费了1万亿美元，累计逮捕了4500万名与毒品相关的犯罪人员，其中绝大多数违反禁毒法的逮捕为持有毒品（84%）。全美将近1/3的监狱关押是因为毒品犯罪。2014年，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报告称，平均每月有2460万名12岁以上的美国人使用非法药物，占人口总数的9.4%，比2002年的8.3%有所增加。2014年，美国的海洛因使用人数接近100万，比2003年增加了3倍，与海洛因有关的死亡人数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倍。欧洲学校对于酒精饮料和其他毒品调查项目（European School Survey Project on Alcohol and Other Drugs）以及美国药物滥用监测工作的结果显示，与欧洲青少年相比，美国青少年的毒品使用率更高。平均而言，有18%的欧洲学生使用过非法药物，而美国学生的这一比例为35%。自1999年以来，美国涉及鸦片类药物的药物使用过量死亡人数翻了两番，死亡总人数超过50万。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进入21世纪，美国男性和女性在海洛因使用方面的差异已经缩小。从2002年到2013年，女性使用海洛因的比例增加了100%。同时，年收入5万美元以上家庭的海洛因使用率增加了60%。根据美国国家酒精中毒和毒品依赖研究委员会的数据，女性是美国酒精和毒品使用增加最快的人群。2013年，有650万美国人滥用处方药，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在12岁至17岁的女孩中，非医学使用处方药如止痛药、酒精、甲基苯丙胺和许多其他非法药物的使用情况与同龄男孩相当。

从历史上来看，吸毒一直被认为是穷人的问题，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2007年，在美国加州进行的“儿童健康调查”发现，与来自贫困社区的同龄人相比，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吸毒。富裕家庭的孩子有自身的一系列问题，更多的零花钱、父母缺勤和学业压力是造成这些问题的主因。2012年，发表在《酒精与毒品研究》（Journal of Studies on Alcohol and Drugs）杂志上的文章表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年轻人比贫穷的同龄人更容易饮酒和使用大麻。其他研究人员从理论上探讨了“富裕儿童综合征”所造成的影响，父母因社会和职业义务导致以家庭为中心的互动减少。家庭富裕的年轻人与保姆待在一起的时间远超过与父母共处的时间，再加上父母过分安排他们的生活，都会造成年轻人因缺少家庭亲密关系而患上精神疾病。

老年人也在滥用毒品。美国的老年人群体因涉嫌毒品犯罪而被捕，因吸毒过量而丧命的比例比过去更高。从1990年到2010年之间，年龄在45岁至64岁之间的人群因意外服用过量药物而导致的死亡率增加了11倍。2013年，有12 000多名婴儿潮年代出生的老年人死于药物服用过量。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估计，2020年有570万名50岁以上的人需要戒毒。美国老年人的药物滥用和成瘾现象有所增加，最明显的解释是慢性疼痛的增加导致鸦片类药物处方的增加，这为海洛因的滥用铺平了道路。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美国成年人中有11.2%的人患有慢性疼痛，17.6%的人则患有严重的疼痛，有1.26亿美国人报告了某种程度的疼痛而使用药物控制。与过去相比，各个年龄段的美国人对毒品使用的危害都有不同的认识。大麻尤其如此，美国已有几个州将其合法化以用于娱乐和医药用途。1969年，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Gallup）对全国1028名成年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2%的人赞成大麻合法化。2001年，这一数字激增至31%。2015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58%的人赞成大麻合法化。

关于美国滥用药物人群增多的最简单的解释也许是社会群体的精神状态问题。工人阶层的几项调查报告显示，美国工人正面临着与工作安全、收入和歧视威胁等相关的巨大压力和焦虑。美国心理学会发现，有61%的成年人抱怨工作中每天都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从而引发了更大的精神压力。另一项包括500名美国工人的调查显示，有90%的工人感觉财务压力很大，超过50%的受访者表示“中等”或“严重压力”。在2018年中美元首会面之后，双方同意采取积极行动加强执法、禁毒合作，包括对芬太尼类物质的管控。在此之前，普通中国人甚至不知道芬太尼这种精神类抑制药。

总之，毒品已经成为困扰美国社会的重要问题。后工业化社会出现的毒品问题，就其群体心理和个体心理原因而言是非常简单的。人的追求除了温饱之外，还需要有好的工作来满足其生活追求，实现个人价值，占用个人时间，并且劳有所值，获得心灵满足。这个需求在后工业化社会中尤为突出。中国香港有句老话叫“手停口停”，说的就是在先期工业社会中，一个人必须努力工作，否则就会饿肚子，个人时间被果腹的目的充分占用。在后工业化社会中，这个目的被社会的集体财富所满足，生活水平达到小康，但原有的工作机会也会随着后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变化而消失。保住体面的工作岗位给普通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美国，更多的失业者会染上毒瘾，它是人们打发时间的“有效”方法。从这个角度来讲，你很快会发现，在中国，一夜之间迅速崛起的短视频和网络游戏对年轻人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

然而人类是一种能够自己觉醒的生物，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醒来的深夜里，人会自我反省，审视自己对生命的浪费而感到自责。如果不能有充实的、自我价值实现的通道，这种自责就会积蓄为抗争的力量。

英国脱欧

2020年，英国正式退出欧盟。虽然在英国，脱欧支持率只有52%，但10年前这是谁也想不到的。脱欧支持者认为，欧盟早就是一个功能失调的空架子了。欧盟未能解决2008年以来一直存在的经济问题，整个欧洲在经济上停滞不前，区域性的发展不均衡长期存在。失业率高达4.2%的南欧人和德国人、英国人之间的生活水平差异是很明显的。脱欧者认为待在一个停滞不前的国际组织中将不会解决英国自身的任何问题，反而会让英国逐渐变得跟这些国家一样麻烦重重。另外，英国有着强大的金融服务体系，是世界的金融贸易中心。这些人判断脱离欧盟之后，即使欧洲对英国施加贸易壁垒，对英国的影响也不会太大。对英国而言，金融领域的客户才是最重要的。欧盟没有建立全球财务中心，而英国的金融角色可以追溯到两个世纪以前。欧洲人需要伦敦的金融中心，而英国的经济没有对欧洲形成很强的依赖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跨国金融、贸易和战争防御组织也失去了普通英国人对它们的信任。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就是很好的例子。许多反对欧盟的人认为这些机构形同虚设，不具有任何作用。不仅如此，这些组织里的成员也逐渐失去了对本国政策的控制权。对精英政府的不信任和对社会管理失控的恐惧使英国脱欧成为看起来较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英国脱欧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世界范围内崛起的民粹主义。欧洲的难民危机是这些问题集中爆发的最后一根导火索。欧盟领导人认为，援助难民是道义上的义务。但是脱欧者认为移民安置是每个国家自己的问题，欧盟的统一分配政策影响了接收难民的国家人民的内部生活，应该由这些国家自己来决定是否接收难民，至少可以决定接收难民的数量。回避解决欧盟所面临的难民问题是英国脱欧投票的重要推动力。民粹主义者把拥有英国国籍作为一种民族权利。相反，欧盟对中东难民的整体安置方案剥夺了每个成员国自己做决定的权力。

大多数英国脱欧者认为，伦敦的金融业垄断和政府的不作为给许多人带来了灾难。他们认为伦敦金融城的成功并没有使作为普通人的自己得到什么好处。至关重要的是，英国脱欧是“普通人”反对英国“建制派”(4)而做出的一次投票。普通选民认为政客、商业领袖和知识分子等建制派不应成为国家系统的最终控制者。这些选民认为建制派鄙视普通人的价值观，而脱欧代表的是民粹主义者和底层普通工人阶层的利益。纵观历史，类似的思潮在欧洲并不是新现象，也不是英国独有的现象，它正在席卷欧洲、美洲和亚洲。随着特朗普主义的崛起，它在美国也出现了。

法国黄马甲运动

法国黄马甲运动同样是一个很好的参照案例。金融和房地产满足了社会顶层建制派的财富追求，但却将大多数人丢在了社会底层。唯有制造业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给年轻人更多的奋斗目标和因为创造而获得的内心满足。

黄马甲运动从2018年11月以抗议法国政府宣布加征燃油税开始。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因其领导风格以及他的个人立场而被普通法国民众认为是“富人的总统”，一个精英阶层的代表，典型的建制派。他毕业于法国享有盛誉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许多前任法国总统都毕业于此。这所学院也是法国银行家的摇篮。马克龙出于环保的初衷，希望通过大力加征燃油税来促使人们减少使用汽车。但是，这项法案被认为忽略了法国农村地区的普通百姓的需求。在法国农村地区，公共交通远不如中心城市发达，在满足日常出行上并不能替代家用汽车。正如一位抗议者总结的：“马克龙关心的是世界的尽头，我们关心的是每个月的尽头。”

抗议者吉丝蕾恩·库塔德（Ghislain Coutard）提出了使用黄马甲工作服作为抗议活动标志的想法。他说：“早几年前我们就应该觉醒了。多年来，政府存在太多滥用权力的情况。很长时间里，工人阶层遭受着不平等待遇，而我们却没有站起来挑战这种不公。”在法国，经济不平等现象越发唤起了人们的“阶层意识”。人们认为法国社会中有两种对立的人群：上层社会的精英阶层与下层社会的普通民众。国民联盟(5)极右翼领导人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提出：普通法国人正在遭受着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广泛不平等待遇。在历史上，法国一直以人人平等来定义其国家信仰。黄马甲抗议者将自己的抗议行为解读为延续法国历史上人人平等的传统，抗议行为意味着对法国1789年大革命传统精神的追随。

那么法国社会到底有多不平等？1983年至2015年法国最富有的1%的人的平均收入翻了一番，其余99%的人的收入仅增长了25%。考虑到法国自1990年以来基尼系数的变化，收入不平等确实在2006年至2011年从29.7%增至33.7%。但是，此后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所缓解，甚至有所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法国的不平等程度远低于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但由于越来越多的法国雇员签订了短期合同而成为实际上的临时工，于是他们获得社会保障就变得更加困难。例如，从2000年到2018年，合同持续期不到一个月的临时工数量从160万激增至450万，这些短期合同工里只有一半的人有资格获得失业救济。除了贫富差距增加的客观原因之外，财富分配两极的人们的阶层流动性也在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8年的数据显示，收入分配最底层的人要花上六代人的时间才能达到法国人的平均收入水平。

经济和社会流动的结构性障碍加剧了普通工薪阶层对精英阶层的排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国家开始普遍质疑建制派富人和普通穷人之间贫富差距的合法性。银行家奖金过多以及金融服务部门舞弊行为使不平等问题源源不断地凸显出来。被低估的99%和“他们”——代表精英阶层的1%之间越来越不平等。类似的情况在2019年的智利、玻利维亚、伊拉克、伊朗和约旦也发生了，最后导致了这些国家的社会动荡。

《纽约时报》中的一篇文章描述道：“法国社会已被深刻的不平等割裂开来：城市与乡村社区之间，全职员工与临时工之间，名校与普通大学的毕业生之间，甚至是拥有退休金权利的退休人员与被排除在社会福利计划之外的人群之间。”从新闻报道中也可以明显看出，法国人认为他们的生活水平多年来一直在下降。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说：“在这个所谓的富裕国家里，一些人尽管努力工作，到晚上却还是要露宿街头。”即使这些贫困的法国人并没有达到国际标准定义的贫困线，主观贫困的感觉也会使普通人感到生活艰难，这在法国工人阶层中非常普遍。这场运动被视为“人民民粹主义”，参与者代表了被“排斥、剥削、过度征税、羞辱和忽视”的普通民众，这场运动本身则唤起了法国由来已久的民族传统和身份认同。

法国的一项重要文化理念是对社会底层的人抱有深刻的同情，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法国的公共福利传统非常慷慨。制定强有力的国家福利计划是法国的夙愿，它是法国民族认同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1789年法国大革命期间提出的口号“自由、平等和博爱”，在今天许多依旧存在的公共建筑上和学校教育里都处处提醒着普通法国人，法国的民族身份与社会平等的理念息息相关。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烙印，它囊括了“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思想。由于“平等”体现了法国的民族身份，人们认为法国社会中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令人不安，人们感到法国大革命中的先烈的血白流了，两个多世纪以来普通法国人为之奋斗的所有理想都被抛弃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怀疑法国政府在促进人的基本平等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法国正在放弃其核心价值观。

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把他们的运动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作对比，在黄马甲运动的示威游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大革命时期的象征符号：人们高举着法国国旗，唱着激昂的《马赛曲》，戴着18世纪革命者常戴的红色弗里吉亚帽，甚至还抬着大革命时期常用来砍掉贵族头颅的断头台道具。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认为自己是在保护法国人民免受精英贵族的欺压，从而将自己定位在道德的制高点上。

2018年11月，法国全境2000多处地区发生了总数将近30万人的示威活动。在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期间，共发生了483起严重的警察对示威者的暴力案件。警察的暴力行为反而加强了抗议者代表公平正义的感觉。抗议者的行为进而延伸到抢劫和暴动，但他们并没有随意破坏财产，而是谨慎地选择了目标。许多暴力行动针对的是引起法国阶级冲突的标志性财产：巴黎香榭丽舍大街旁的豪华品牌商店。

马克龙总统很快宣布了更具争议的《反破坏法》，以制裁暴力抗议行为。该法案禁止涉嫌暴力的抗议行为，赋予警察等执法人员权力，使其可以在没有法院命令的情况下搜查拥有武器的抗议者，并规定抗议者用口罩遮盖面部是非法的。这无意中使抗议者认为抗争运动具有更大的公义性。抗议者声称：“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将为运动中受伤的人们而战。他们不会白白流血。”无论建制派精英阶层是否向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表示同情，抗议者早就不信任他们了。

黄马甲运动成功吸引了法国社会民众的广泛同情和关注。它代表了法国社会民众的集体不满，这些群体认为建制派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我们”的定义包括共同受害，即“不是他们”的任何人。黄马甲运动的口号之一也体现了这种情绪：“我们是人民！”抗议者所穿的工薪阶层工作时常穿的黄马甲也成为表达对精英阶层不满的共同身份的象征。

法国大城市中的“富人”被排除在外，因此人们对“外围的我们”与“城市中的精英”的认识也不同。工人阶层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小城市，而建制派精英阶层则倾向于生活在巴黎这样的大城市中心地区。新的劣势群体加入了传统的劣势群体；那些在金融危机之前日子还过得去的普通人，例如护士、老师和卡车司机等，感觉到他们的生活状况在金融危机之后持续下降。人们认为“精英”不在他们那边，“建制派”与“普通人”之间的区别使这一运动最终演变为阶级冲突。黄马甲运动的明显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工薪阶层和贫困人群产生了对以政治家为代言人的精英阶层的普遍不满。这种政治阶层被广泛认为与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脱节”。正如一位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所说：“如果政治家不为我们工作，我们就应该抛弃他们。这场斗争将是艰巨的，是我们人民与建制派精英的斗争。不斗争他们就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特权。我们会为自由平等斗争到底！”

中美制造业竞争

特朗普在任期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竞争一再升级，双方争夺的焦点很明确，即高科技和制造业领域。特朗普希望通过减税、美国优先等政策使制造业回流到美国，从而解决美国病入膏肓的社会问题。这一举措无疑得到了普通美国人的广泛支持，继而发展成“特朗普主义”。即使特朗普不再继任总统，其解决美国当下的社会问题的举措和思想都会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未来。

特朗普主义是美国民粹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结果体现为一直延续至今的反移民情绪和有关歧视亚裔的阴谋论。“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让墨西哥掏钱盖墙，把偷渡者挡在他们那边！”特朗普主义在建制派之外找到了广泛的民意支持。亿万富翁特朗普经常吹嘘他拒绝了说客的数百万美元，并称竞选对手是政治献金捐赠者的“傀儡”。他一再强调自己太有钱了，太了解建制派这个群体了，所以完全不必讨好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共和党领导人所代表的精英阶层。特朗普主义吸引着一大群反建制派精英阶层和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失业、半失业工人阶层。它体现了一种完全新形式的特殊的美国民粹主义，是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对中产和底层阶级的夸大承诺和偏激的外交政策的混搭。

与所有民粹主义一样，特朗普主义通常会使用让人听着痛快而愤激的口号，但对具体的施政方案却轻描淡写。针对历史性的警察暴行这一棘手问题，特朗普回应“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口号说“所有的生命都很重要”，从而在竞选活动中轻松获得民众的掌声。特朗普抨击奥巴马的全民医保说：“保险公司正在发财，因为他们控制着政客。”特朗普主义成为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在美国当下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具有惊人的吸引力，也远远超越了美国共和党传统的保守政治意识形态。无论如何，特朗普主义体现为对全球化的反感和不遗余力地推进制造业的回流。特朗普清楚地知道，只有制造业回流到美国，他才能兑现对支持者的承诺，才能保证他的连任。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宣称要推动海外制造业的回归，为美国创造更多的制造业岗位，许诺未来10年里将创造2500万个就业岗位。上任不久后，特朗普宣布降低企业在美投资设厂的生产税，让企业产生内在动力，将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下调至15%，并在能源和金融等领域取消或放宽对制造业的限制。实施这些举措的目的都在于振兴美国的制造业，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更为合理，以保持长久的国际竞争力。

美国制造业曾经使得美国稳居全球领先地位，在全球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的制造业大幅下滑，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期，下滑更为明显。近30年来，美国私人对制造业的投资逐渐萎缩，很多资本都流向快进快出的软件和互联网企业，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也大幅减少。

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业界对发展制造业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企业不能再依照苹果公司的发展模式只做设计和销售，而将制造部分甩出去外包完成，制造业再也不能与任何价值链分离，各个环节必须紧密连接在一起。换言之，就是高额利润要有，配套制造环节也要有。政府所主导的公共投资，大力推进早期应用研究在本土转化，包括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模式的大力推广等。与此同时，政府也大力鼓励私营资本投资制造业。

美国70%的出口货物都是工业制品，特朗普把矛头指向了世界贸易组织，指责中国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实施了“不公平的贸易”。自从中美贸易冲突发生以来，美国已经不再回避“贸易保护”这些字眼了，甚至开始热衷于在各个场景下直接使用它。尤其是在拜登上任之后，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提出了更为严厉的指责：“不仅采用了不公平竞争，在某些情况下还采取了完全非法的手段。”美国的再工业化从来不是只有工业化本身。特朗普给予了制造业全新的希望：“当我们发展美国制造业时，我们不仅增加了工作岗位和工资，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培养新的美国精神。”(6)特朗普的这句话还原了“制造业是国家脊梁”的形象。

在我看来，美国的国家利益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在全球范围内保护和促进美国企业的商业活动；二是确保美国在核心技术和军事能力上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甚至维持压倒性的优势；三是维护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美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世界经济不可避免地形成新格局，这会对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中美之间的摩擦和潜在冲突也因此难以避免。确保美国在技术上拥有领先或压倒性优势这一习惯性目标，如今让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中国，作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已经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计划，重点指出要依托未来技术大力发展包括机器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航空等领域在内的新兴行业，从而引领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方面也正是美国未来发展强大的根基，如果不能在这些领域拥有或维持压倒性的优势，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将会被大大削弱。

美国认为中国借助《中国制造2025》计划正在快速追赶并挑战美国的技术优势。因此，美国也根据《中国制造2025》开具征税清单，加大投资和技术转移的限制，并计划采取进一步打压和围堵的政策。2018年4月16日，美方宣布对中兴通讯进行出口管制，继而引发了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面对全球高新技术的兴起，美国难免会恐慌。拜登上任后，政府的部分官员甚至担心知识产权被窃取以及技术被转让给中国。例如，人工智能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有可能会被用于军事方面，拜登因此扩大对高科技领域出口和国际交流的监管。无论这种监管扩张是不是美国政府在对中国投资实施更严格限制之前的临时举措，但任何试图切断中美两国科技公司关系的措施，都可能会对整个行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和全球贸易发展一样，当经济衰退到来时，每个国家的第一反应都是保护本国的产业，提高竞争性关税。美国也不例外。但是，这样一来，不仅跨国贸易会受到阻碍，贸易活动会局限于越来越小的范围，而且经济收缩也会加剧，从而引发进一步增加关税的压力，最后形成恶性循环，导致全球化的新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发展和推广制造服务业，扩张制造业新技术，培养先进制造业所需要的新劳动力，建立可控的弹性产业供应链，拜登上任后的工作重点仍然是如何激活美国制造的创新力，从而维持美国在全球先进制造业中的竞争优势。

大国的中等收入陷阱

地区制造业的发展路径大致遵循着一个产业递增、转移和分化的过程，工业产业按照纺织、制成品、家电等（第一阶段），到化工、机械、造船和汽车等（第二阶段），再到航空、航天、芯片等高端制造业（第三阶段）进行逐级递进。这个路径的选择既依赖工业技术难度和工业基础积累，也依赖生产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叠加。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工业化空间受制于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国际权力。中国已经处于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过渡的过程中。工业4.0的出现，尤其是信息革命推动下的数字化经济，对制造业本身的传统模式会产生新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中国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会。中国势不可当的人工智能、工业大数据等信息技术领域的投资大潮，无意中掩盖了制造业基础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中国大部分的制造业大而不强，多数还处于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低附加值部分，很多地区的制造业还面临着高耗能、低效率，给资源和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对外部技术的惯性依赖，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的消耗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都挤压着中国制造业的生存空间。中国制造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出于对制造业高端市场的追求，一些企业走出国门，试图通过对海外品牌和技术的收购来完成转型，但成功的案例寥寥无几。资本会主动向成本和价值洼地流动，生产成本过高的时候，它就会自然流向成本低洼地区。就中国的现状而言，高端制造业并没有因为中国长期发展相对低端的制造业而生根，而低端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会流向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印度、东南亚和非洲地区。低端制造业高耗能、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破坏，一个国家的后工业化如蝗虫过境，例如钢铁制造业消失之后，美国五大湖地区都出现了工业衰退的锈带区。对中国而言，如果制造业衰退，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17世纪60年代，英国政府为了牢牢控制北美殖民地的贸易，颁布了一系列法令：

·　1660年《航海条例》规定，从北美殖民地输出或输入的商品要用英国的船只载运，船上要有3/4以上的水手是英国人。盐、松脂、亚麻、五谷、橄榄油、糖、酒等海外物品，必须由英属领地集中后转销至各地。北美殖民地的烟草、糖、棉花、靛青等“列举品”只能卖给英国。

·　1663年《主要产物法令》进一步规定，在欧洲出产或制造的物品都必须先运往英国，由英国征税，再用英国船只从英国海港启程，转运到北美殖民地。北美殖民地把“列举品”以外的产品运销欧洲时，船只回程必须经停英国海港才可载货返程。

·　1699年颁布《毛织品条例》，禁止北美殖民地输出毛纺织物、使用土产皮质帽，以及出口自己生产的帽子。

·　1750年的《制铁条例》，禁止北美殖民地建造新的切割铁工厂或熔铁炉，输出到英国的生铁和条形铁可以免税。

·　1754年禁止北美殖民地制造布匹，布匹必须从英国输入。

由此，北美殖民地彻底成为英国的原料生产基地和英国本土工业产品的倾销地。毫无疑问，这对殖民地的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殖民地”三个字不仅仅是指送人过去建立领地，更重要的是指将领地塑造成可以为所欲为地保证母国利益的自留地。也正是这样的经济压榨，迫使北美13州奋起反抗，为美利坚的独立埋下了种子。

过去，中国制造能够异军突起，关键在于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因此中国在产业政策上选择了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加工制造，给全世界打工。这种模式成就了中国制造过去的成功，但这也是今天中国制造和实体经济陷入尴尬和困境的主要原因。过去，中国的发展模式最大的经验就是用廉价的劳动力来对接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一旦人口红利结束，这种模式的各种弊端就会显现出来。税费负担也好，社保等人力成本上升、融资难也好，都不是中国实体经济被打垮的根本原因，其根本原因是我们过去取得成功的经济模式丧失了足够的全球竞争力。

人力成本迅速上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离开中国，高端制造业尚未准备好。我们接下来要面临的是成熟的高端制造业的技术和产品不断从发达国家输入，由中国提供制造业的消化能力和工业产品的消费市场。这将使中国陷入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将不会拥有科技进步的大部分利润，反而会成为终端产品的消费国。这无非是工业4.0时代的一种新的“殖民”形式：高端制造业技术取代了殖民时期美洲从英国进口的糖、布和铁制工具，廉价劳动力取代了从美洲输出到英国的原材料。即使我们很有钱，但如果跟不上全球科技的发展，也会掉队，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清政府就是这样。我们希望用自己巨大的市场来获得谈判的公平或优势，但一个没有购买力的市场是没有价值的。简单来说，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钱从哪儿挣来维持这种长期的购买力。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中国没有。如果不能维持中国制造，空有庞大人口的消费市场是没有价值的，印度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制造业大国面临的挑战

中美双方都把对方当作制造业的竞争对手，中国的形势不容乐观。今天土地、交通运输、能源，这些制造业所需的基本条件在美国的成本已经低于中国。随着人工智能等工业4.0相关技术逐渐深入到各个行业，人力成本也会迅速下降。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中国人均年龄已达到38.8岁，而美国只有38岁，这使得在不远的将来，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会更低。

这一系列的变化，最终极有可能导致中美制造业综合成本相当或美国更低，资本自然会流到成本低洼地区。留给中国的时间窗口也许只有5到10年，在本书中将其称为“特朗普窗口”。特朗普在任期间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继任的拜登的政策，都在努力推进和加速这一进程。到那时，好牌都在对方手里，中国就被动了。

中国尽早参与高端制造业的升级，参与到工业4.0当中，提升高端制造业的研发能力，对中国避免后工业化国家的空心化至关重要。作为新兴市场，中国的发展将受到一系列技术进步的推动——包括智能制造和数字制造系统、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增材制造、高性能材料、半导体、混合电子、光电子学、高级纺织品、生物制造、食品和农业制造等。其中，许多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双重机会：一方面，它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力来提高其他产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这些新兴技术本身的市场每年也将有可能达到巨大的市场规模。需要明确的是，新旧动能的转换，中间需要有切换和黏合作用的产业升级运行机制，不是与旧产能完全脱钩，更不是替代；不是简单的“腾笼换鸟”，而更多的是如何迭代升级。

从技术角度来看，工业4.0的最终实现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例如，如何使工厂里成千上万的传感器与生产过程更好地融合；如何创新规划工具，使智能工厂的规划周期更短、更自动化；如何保障信息安全，消除制造企业对大数据、云计算信息安全问题的担忧；等等。多年以来，西门子等大型企业是工业4.0的坚定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德国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则态度迟疑，而众多的中小型企业恰恰是德国工业发展的关键支撑。因此也传出了德国工业4.0雷声大雨点小的声音。实施过程中确实会遇到很多实际的困难，工业4.0在德国缓慢推进。这也给中国的制造业升级留下了喘息的机会。

让高端制造业回流是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任美国总统的工作重点，唯一的区别在于是否与欧洲结盟。低端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往往是偏高的。如果美国希望低端制造业的综合成本低于中国或其他国家，难度就会很大。相比之下，高端制造业是技术密集型的，美国政府正利用各种手段巩固美国在这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遏制高端制造业移向中国的趋势。比如航空发动机、芯片制造等高科技产品系统里，人力成本所占比例是很低的，美国首先侧重于吸引这部分的制造业回流。但低端制造业的划分并不绝对，对流程进行改造，对生产设备进行升级，可以使传统意义上的低端制造业转变为高端制造业。英国广播公司系列纪录片《走进工厂》（Inside the Factory），访问了欧洲不同行业的现代工厂，包括薯片、酸奶、巧克力饼干、铅笔等，深入地剖析了很多传统的制造业经过改造后大幅度提高利润和生产效率的例子，这对制造企业升级改造来说具有很好的参考意义。

特朗普在任期间的美国政府也大幅度提高了对制造业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以及大型实验室对外开放的限制。美国政府明确了各个部门的发展规划和权利义务，例如，美国人口与健康服务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和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研发支持主要集中在基础研究领域，旨在产生新的制造工艺并提供可落地的培育系统；国防部、能源部、航天局、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和农业部则既要支持基础研究，也要支持先进制造的早期应用研究。从国防视角来看，这些措施强调了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旨在推动中小型企业进入国内供应链体系，从而减少对国外某些产品的依赖。中国在“自主可控”上所花费的大资金和大心思，是众所周知的。美国在供应链的“可控”上，同样没少下功夫。拜登希望依靠巨额的经费投入为未来国防能力的提升提供种子基金，相关项目和优先项目都要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根基，并且，把保证供应链安全的大型工程作为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投资对象。

美国在追求先进制造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在大力培育与其相适应的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简称STEM）人才。拜登再次强调了STEM人才的重要性，并期望实现对制造业人才教育的全面覆盖。从小学到高中再到大学，提供再培训、学徒、高等教育等各种学习资源，并为接受教育者提供各种各样的能力认证证书。为此拜登宣布了增加1.9万亿美元的预算用于成人教育，使义务教育的年限从12年延伸至14年。美国在为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推进人才培养战略时，其要点是在教育和生产之间为学生建立强有力的联系。发展先进制造业，优先发展STEM教育。制造业的工作仍然代表着美国人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不同的是，先进制造业的工作，需要雇员接受符合制造业要求的STEM教育，这使STEM技能成为未来制造业劳动力评估中的关键要素。

产业迁移而不是“溢出”

1850年，英国工业总产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9%。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的工业产量占全球工业总产量的38%。2018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占全世界的30%。19世纪的英国，工业产业链最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工业产业链最全，什么都能造。在战争最激烈的1943年，美国批量生产了50艘卡萨布兰卡级航空母舰，平均每周就会有一艘航空母舰下水。

英国溢出到美国了吗？没有。工业转移到美国了，伦敦变成了金融城。美国溢出到中国了吗？没有。工业转移到了中国，纽约变成了金融城。因制造业的发展而崛起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香港溢出到大湾区了吗？没有。制造业转移到了大湾区，香港变成了金融城。对中国香港而言，背靠中国内地，金融和房地产可以支撑这个700万人的经济体。对英国、美国或中国而言，金融和房地产远远不够。在伦敦和纽约以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而自豪的时候，金融危机来临了。

金融永远只会让金字塔上最顶尖的那1%的人获得高额回报。金融城外一英里远的普通老百姓只会成为折叠社会之外的人：活着就好，挣钱养社会这件事不需要他们。但人这种生物是闲不住的，除了吃饭之外，人还要打发时间。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英国老太游美国》里，玛格莱斯访问了美国中部铁锈区的县监狱。监狱里关了1000多人，3/4的人因为吸毒反复进进出出。美国人把毒品当消遣的糖豆吃——打发时间的好东西。反正社会富裕程度达到了，没工作也饿不死。中国高速增长的短视频直播行业、手游行业，现在也产生了类似的作用。法国黄马甲运动的抗议者如此，英国脱欧如此，电影《小丑》（Joker）和《雪国列车》（Snowpiercer）反映的正是这样的社会矛盾。

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先期工业必然会转移，难道什么都自己做吗？转移之后，所谓产业链最为完整的假设必然不复存在。这并不遥远，东北地区传统工业的垮塌就是一个例子，20年来东北地区已经成了中国版的锈带。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正在进行工业化。这些国家借鉴了中国前40年的经验。事实上，去当地投资建厂的外来投资者也大多是中国第一代制造业兴起的获益者。不仅外资在撤离大湾区，内地资金也在撤离。这些老板把大湾区的厂关掉，原班管理人员和设备转移到东南亚，再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用过的办法教会当地政府如何配合产业落地。这样就可以把钱挣回来吗？是有可能的，但大湾区几亿人的工作机会是丢失了的。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体量，靠金融和对海外的投资是非常不安全的，2008年冰岛的教训历历在目。

疫情有哪些影响，还要再看看，当下乐观实在太早。崛起中的初等发达国家登台亮相并没有赢得满堂彩，台上的老演员们自顾不暇地把自身遇到的困难甩锅给新演员。但毕竟世界有近1/2的人口、3/4的经济体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大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此时此刻，我们至少可以判断，制造业的升级依旧是以后很长时间里中国的主题，也只有这一条路，能让中国有可能避免后工业化国家的空心化，从而度过“中等收入陷阱”，从全民小康走向全民幸福的共同富裕。

“溢出”迎合了大部分人趋于安逸的心理，是“厉害了”的人们所喜闻乐见的，但这也是“毒品”，无远虑者必有近忧。我不知道该如何收尾这章内容，路正长，戏才登场。想起一首应景的诗，为日拱一卒者共勉：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