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你绝对会后悔！你绝对会后悔没有生孩子！”
上头这句话深深铭印在我的记忆中。那是在 2007 年，当时我正完成一项研究，研究主题是缺乏为人父母欲望的以色列犹太男女。这些宛如末日预言的话语，一次又一次被抛向那些不想为人父母者的身上，特别是那些不想为人母的女性。就这样，这几句话在我的脑海中持续回荡：她们一定会后悔的，女人会后悔自己没有成为母亲。
这个斩钉截铁的说法困扰着我，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对我来说，我很不愿意在这里使用二分法，果决地认定这就是以后悔作为手段来威胁那些不愿孕育后代的女性，并同时否认世界上可能存在那些生下孩子后才感到后悔，并希望回到没有子女的自由身的女性。
2008 年，我开始进行研究。
我的研究从以色列开始——在以色列，平均来说每个女人会生下 3 个孩子，生育率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的 1.74 个孩子；而后我的研究转向西方国家如美国（生育率为每位女性 1.9 个孩子），以及欧洲国家如奥地利、瑞典、爱沙尼亚或是特别低的德国（1.4 个孩子）。这些低生育率国家的女性在成为母亲这档事上似乎更有思考空间，尽管如此，她们仍需要承受社会压力去做出“正确”的决定并成为“母亲”。
不论在我探究的哪个国家，女性在养儿育女、面临为人母的各种艰苦时，内心的后悔都难以诉诸言语。
我假定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我们社会领域的视野受到限制，使我们看不到或听不到那些确实存在但并未诉诸言语的事物。我们已经知道，对女性而言，母亲可以是基本而重要的角色，并将为人母与成就感、愉悦、爱、舒适、自豪与满足感联系在一块儿；我们也知道母亲们的紧张与矛盾心理可能会制造无助、无奈、内疚、羞愧、愤怒、敌视和失望；我们同时知道母亲们会自我压抑，从而压制了女性运动及自身的独立程度；而我们也开始愿意理解，母亲们也是人，可能有自觉或不自觉地伤害、虐待甚至杀人的情形。然而，我们仍然渴望这些有血有肉的女性经验不要击碎母亲的神话形象，因此我们不承认母亲们也可能会后悔——也会像我们在生活的其他方面受苦时那样，希望回到过去并做出不一样的决定。无论母亲面临怎样的艰困，她们不被期望甚至不被允许觉得或想到自己成为母亲是个不幸的转变[1]。
不谈及后悔和不愿破坏母亲形象，使得母亲被排除在人类的后悔经验之外。不论是在公开辩论、各学科的理论或是女权主义作品中，几乎没人会提及后悔成为母亲。大多数关于母亲的记述会谈到婴幼儿的母亲的感受和经验，也就是这些女性为人母的初始阶段，而关于较年长孩子的母亲的文献是相对稀缺的，这种情况说明了对母亲们的追踪了解较少。此外，我们也能找到文献谈及那些即将为人母的女性在过渡时期有怎样的不满；然而，关于这些不满的女性的后续追踪却付之阙如，议题也多半绕着坚持不生育子女的“那些女人”打转。根据这些情况来看，似乎连女权主义的论述中也不见重新评估这些母亲的空间，遑论后悔了。
近几年来，网络上几次出现后悔当母亲的讨论议题，但这些讨论的真实性往往受到质疑。也就是说，人们拒绝相信真的有人后悔为人母；又或者，人们愤怒和扭曲地将这些感到后悔的母亲烙上自私、疯狂或有病的印记，并且认为这些不道德的人类恰好证实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病呻吟的社会中。
自 2015 年 4 月以来，我针对这个议题发表的文章刊登在学术期刊《标志》（Sign）上，之后又接受德国媒体的采访。在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德国），网络热门标签“后悔当妈妈”下涌起了猛烈的激辩，我们可以在这些争论中清楚地看到这两种反应。
在这些刊物造成激烈争论后，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些后悔为人母者的大量谴责，然后紧接着是那些后悔为人母的母亲们提出如释重负的声明。此外，许多女性及母亲（数量难以评估）又补强了这些讨论——借由后悔这种形式——她们因为被视为有义务成为母亲而苦恼，又或者是作为子女的主要养育者而苦恼。为人父母者的博客、为人母者的博客、各个社交网络上出现数百篇文章倾诉（最后一次倾诉，又或是再一次倾诉）那些无以名状的感受；而过去他们则为了避免社会大众严苛的批判和评论，选择把这些话默默放在心里。
这些因为后悔而在德国引发的激烈辩论，涉及了“完美母亲”和与之相对的“冷漠母亲”的二元概念，这样的争辩表明我们正面临各式各样需要处理的情感，包括后悔。而这些讨论也同样强调着，当我们试着解决所有疑惑时，还有一些事情仍未浮上台面，有些话语仍然被咬在舌尖上未能说出，也没有人倾听，而那些后悔的母亲仍然是个深深的禁忌。
我的研究从 2008 年持续到 2013 年，最初的目的是要让这些把话藏在内心的人得以倾诉，我倾听这些后悔的母亲陈述，她们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其中有几位已经当上祖母了。
在本书中，我追溯她们成为母亲的历程，分析她们在孩子诞生后的理性和情感世界，勾勒出她们的感受与生命中的痛苦冲突——这样的痛苦来自“她们希望自己能够摆脱母亲身份，但事实上已经成为人母”的落差。此外，我也调查这些不同的女性如何认知这些冲突并如何处理它们。
我不会去确认后悔的母亲本身的生活方式，这类的焦点会让社会大众找到台阶下：如果把后悔视为无法适应母亲身份的个案，并认为这位妈妈应该更加努力，那么就会忽视许多西方社会对待这些女性的方式，或者我说得更精准点——漠视女性的处境。我们的社会非常积极地将每一位身心健康的女性推向母亲身份，却也坐视这些女性落入母亲特有的孤寂无力之中。而原先态度十分积极的社会大众，则不会为此承担责任。因此，后悔并非如过去几个公开辩论中提到的“现象”，这不是在邀你观看由“不正常的女人”参与演出的“情绪化怪胎秀”。如果我们把情绪也视为一种对权力体制的抗议，那么后悔不只是提醒社会不要苛求母亲们的警钟，也提醒着我们去重新审思生育政策，以及我们认为女性有义务成为母亲的观念。我们的后悔来自“当初没选的路”，而后悔的母亲们眼前曾有好几个选择，但社会压力使得她们无法选择其他的人生（例如不成为母亲）。后悔是横跨在过去与现在、记忆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后悔的母亲们想说出她们被要求记住与忘却的东西，并被要求在这条单行道上继续走下去。
此外，由于后悔是我们对于在人生的每一个交会点做出的决定（或被迫做出的决定），与其结果所产生的情绪反应。因此，后悔的母亲们能帮助我们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母亲，将它看成一种人际关系，而不是一种天职或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在这层意义上，后悔也许可以协助我们推翻过去深信不疑的概念，例如母亲就是不断为他人付出的角色，母亲的幸福只和孩子的幸福紧连在一起。而后我们得以认知到母亲也是独立个体，拥有自主的身体、思想、感情、创造力和记忆，并能判定眼前这一切是否值得。
当我们谈论后悔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某些谈论起后悔为人母议题的国家中，有些有趣的情况：这些关于后悔的讨论主题偏移的速度非常快，很快就从一开始讨论的重点——后悔，转移到母亲的矛盾心理。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尽管后悔的情绪确实是母亲身份中常见的冲突经历，但这个社会要求母亲对此保持缄默。
然而，后悔和矛盾终究是不一样的：后悔可能牵涉到母亲的矛盾心理，但对母亲身份的矛盾心理并不意味着后悔。有些母亲对自己的母亲身份感到矛盾，但并不感到后悔；而有些后悔成为母亲的女性并不对母亲身份感到矛盾。换句话说，后悔和“要如何自在地当一位母亲”无关，而和“成为人母就是个错误”有关。
我认为不该把后悔和矛盾心理混为一谈，而完全忽视这一事实：人们应该倾听那些后悔成为母亲的女性的声音。如果我们跳过后悔，只局限于谈论母亲身份的辛劳，并“克制”自己不去审视“为人母是必然的人生经历且有其价值”这个金科玉律——那么我们将不再有机会了解，这些感到后悔的母亲究竟落入了什么样的困境。后悔应该被视为议题的中心，后悔正源自“成为母亲”这件事。女性能考虑并自主决定要不要生下及养育孩子的空间，其实非常有限。
将后悔置于议题讨论中心，也能够让我们了解那些不感到后悔但在为人母的过程中历经艰苦的母亲的心态，她们被要求不能有“越轨”的渴望，然而她们偶尔也会想要将母亲的身份从人生经历中抹去。如此一来，将重点聚焦在“后悔”来研究母亲身份的方式，将适用于所有受到社会结构影响的母亲；这也可以从另一个方向来了解她们的经验并帮助她们畅所欲言。
鉴于我们所面对的母亲经历非常多元，在我的研究中，界定后悔的第一准则是，这些母亲的自我认同是后悔当妈妈，并积极参与到一个从研究初始就明确命名为“后悔成为父母”的研究当中[2]。
但这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在我访问这些母亲时，有许多母亲因为有兴趣参与研究而跟我联系。但在和其中一些人谈过后，事实证明尽管她们也经历了为人母的矛盾与冲突经历，却并不确定自己是后悔为人母的，因此我并没有将她们的资料纳入到这个研究当中。
此外还有两个判断准则能够帮助我将母亲身份的困境或矛盾，与后悔区分开来。其一是当我询问这样的问题：“如果能带着现在所拥有的认知和经验重返过去，你还会让自己成为母亲吗？”而答案是否定的时候；第二个准则是另一个问题：“依照你的观点，成为母亲有任何好处吗？”而我得到的答案是“没有”的时候。有些母亲会坚定地回答“没有”，但有时我得到的答案会是肯定的——受访者认为为人母还是有好处的——然后我会接着问：“从你的角度来看，为人母利大于弊吗？”而她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这个研究中，符合这些准则的女性的后悔经验是非常稳定的，有的人从怀孕以来就后悔，有的人从生完孩子或是成为母亲的第一年就后悔，直到今日仍然后悔。而这些准则也阐明了为什么“我因为母亲身份而受苦，但对我来说孩子的微笑值得我付出一切”和“我因为母亲身份而受苦，而我不觉得世界上有什么值得我这样付出一切”是不一样的。
研究背景
一项研究开始时，如果研究主题使人感到羞耻或者在人群中不常见，那么研究人员往往会发现他们找不到访问对象。
我不知道后悔成为母亲的现象有多么常见，也无从判断，但我可以肯定这个主题绝对是带着羞辱及禁忌的。因此，要接触这些愿意为我的研究谈起她们后悔经历的女性并不是件易事。事实上，这些年里，在我和这些后悔成为母亲的女性接触的过程中，有时她们会在我试着安排访谈的时候切断联系。也有些女性在我们约好访谈的前一天突然要求取消，因为她们害怕直接展现出会遭受指责的情感立场。而这样后悔的感受直到那时为止，都只被她们放在心底而已。
我通过四种方式来接触那些参与研究的女性：第一种方式是在以亲子关系和家庭为主题的以色列在线论坛上张贴公告；第二种方式是在各种媒体与讲座上针对我的研究项目进行讨论及撰文，阐述我作为一个女人却无意为人母的观点，或是谈到我在以色列针对无意为人父母的男女所做的研究（这项研究后来付梓出版）；第三种方式是非正式的口耳相传；最后，我采取了滚雪球增大法，通过那些已经表态愿意参与研究的女性，和那些她们认识、而且也和她们有着相似感受的母亲们取得联系。
开始着手撰写研究成果之前，我和参与研究的二十三名女性取得了联系，其中有一些早在两年多前就已经被我访谈过。我邀请她们选择在研究中被引述时会采用的名字，以下是她们的简历及社会人口学特征。
年龄：这些女性的年龄分布在二十六岁至七十三岁之间，其中有五位已经当上祖母。
民族及宗教：所有女性都是犹太人，其中有五位自认为是无神论者，十二位是世俗派，三位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三位拒绝给自己的复合宗教信仰贴上标签。
社会地位：有七位母亲自认为是劳动阶级，十四位是中产阶级，两位为中上阶级。
教育程度：有十一位拥有大专或大学学历，三位拥有专业证书，有一位女性在接受访谈时正在攻读商业分析师学位。
薪资就业情况：有二十位曾经被雇用过，其中有部分人在受访时仍然是职业女性；有三位是家庭主妇。
小孩数量：五位女性有一个孩子，十一位女性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位女性生下双胞胎），五位女性有三个孩子（有一位女性生下双胞胎，另一位女性生下三胞胎），两位女性有四个孩子。这些孩子的年龄分布在一岁到四十八岁。在所有受访者的共计五十个孩子中，有十九个年龄低于十岁，三十一个年龄高于十岁。五十个孩子都没有肢体伤残，但其中五个被界定为有特殊需求（自闭症或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有五位女性曾经借助辅助受孕技术怀孕生子。
性取向：有一位女性自认为是同性恋，但曾经与男性交往而生下孩子；其他受访者没有明确说明她们的性取向，但曾经提及异性恋经验。
婚姻状态：有八人已婚或是有长期伴侣，十四位离婚或是分居，一位是寡妇。她们没人在青少年时期就怀孕生子或一开始就是单亲妈妈。十四位并未和孩子的父亲住在一起的受访者中，有三位并未和子女一起生活（孩子们和父亲一起生活）。
对我来说，没有比定性（qualitative）研究——比如深入访谈——更适合探讨“后悔当妈妈”的方法了。理由如下：大多数关于后悔的研究都是量化（quantitative）研究，在实验室设定的假设条件下进行心理实验，接受试验的男女在相同的条件下被要求评估他们会有怎样的感受与行动。虽然这种量化的探究方式已经对在心理学上理解后悔做出极大贡献，但这些研究方法的基础是将参与者与个人经历分离，并将后悔与广大的社会环境切开。
而我的研究则希望加入其他类型的调查，通过倾听那些语句、泪水、提高的音调、愤世嫉俗的语调、笑声、停顿和缄默——在这些女性的观点中，这些充满情绪的话语不仅是情感本身而已，也能作为时间轴及界定这些感受的切入点——扩大信息来源，我们在这些女性的个人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进行这项调查。
也许有人会问我，光靠调查这二十三名女性的资料有什么科学上的价值？但这项研究和这本书从未打算提出一个代表性的样本，来建立一个普遍化的“母亲”形象。相反，这个研究一开始的宗旨就是勾勒出一个复杂的路线图，让各种主观的母亲经历都能呈现出来，让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形形色色的母亲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大体而言，这本书刻意不去界定这些母亲的内心世界，而是相信这些女性能够在这些路线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在这样的研究中，对参与研究的女性而言，像我这样一个从未成为母亲的人有着重要的意义：访谈过程中，不止一次有受访者问我是否已经为人母，而我并未遵循被认为是科学研究的共同准则——一个研究人员不得回答一个针对自己的问题——我给了她们答复。依据我的理解，若我不回答这个问题，对这些参与研究的女性来说是不公平的，对于同样作为访谈现场主体之一的我来说也不公平。我依据自己的判断和感知决定如何与这些受访者交谈。
因此，我回答了，我告诉她们我没有孩子，也不打算生儿育女，而这个答案使我们带着微妙的差别针对这个议题继续展开讨论。一方面，这个答案有时会使这些母亲的脸上浮现痛苦的无奈和羡慕，因为对某些女性来说，我代表着她们在后悔中渴望拥有的形象——不是任何人的母亲。这个形象提醒她们这是她们没能走上的人生之路。另一方面，我的答案也明确表示着：我不会在我们的谈话中或访谈结束后，因为她们后悔成为母亲而给予社会评价；再者，在我的想象中，如果我是一位母亲，我可能会像她们一样感到后悔。因此，访谈者和受访者在理解与想象的相似性中建立了共同语言，哪怕只是一会儿的时间或是一部分的共同语言。
母亲和非母亲的相似性意味着家庭从属身份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本书研究显示了，实际的家庭身份可能会淡化当事人想成为母亲或不想成为母亲的情感态度。举例而言，因为健康因素而无法成为母亲的女性，可能会因为渴望如一位母亲那样去生育子女而倾向于希望有为人母的一天；而已为人母的女性则希望自己不要成为母亲，她们渴望像那些选择不生育子女的女性那样，抛开自己的母亲身份。
“母亲”和“非母亲”的身份差异并不若新闻标题所宣称的那样二元对立。只要能认知到这件事，我们就能打破这个社会的二元分类。因为这样的划分常常会导致有母亲身份的女性和没有母亲身份的女性之间的隔膜与对立，使我们将对方视为敌手并认为彼此之间没有共通点存在。
本书概要
第一章指出，在鼓励生育的西方社会中，社会期待普遍希望女性成为母亲。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社会期待以两种面貌出现：第一类是“自然论”，基于生物学上的天命，女性除了成为母亲以外不存在其他选择；第二类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及后女权主义的论述，认为今日的女性比起过往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权，而如果有这么多的女性都选择生儿育女，那么，这就证明了她们都是按照自由意志而成为母亲的。
通过倾听这些女性述说她们如何成为母亲，我们将明白成为人母的历程比想象中的要复杂许多，而这样的多样性也许能告诉我们，女性成为母亲并不是那么确切地因为她们想要成为母亲，或者只是因为她们“刚好”成为母亲。
第二章要谈的是“高规格要求的母亲典范”。提到母亲们应该如何当好母亲，她们的行事、思考、外观和风格都有一套严格和标准的规则。母亲们和这些准则、行动及情感立场的不一致，都是用以探究之所以后悔成为母亲的切入点，我们也能借此进一步区分后悔及矛盾心态的差异。
第三章更进一步地探究后悔。后悔一般被认为是有争议的情感态度，尤其是后悔成为母亲一事往往被视为是不正当的态度。这个社会用后悔来威胁女性“若她们不生孩子的话一定会后悔”，并以“向她们保证母亲们不会感到后悔”来确保女性生儿育女，特别是通过描绘女性不可避免地都会在“时间到了的时候”成为母亲的渐进形象，来促使女性成为母亲。然而，母亲们是会后悔的。
第四章要论述的是社会性的承诺。社会认为“残缺”的女性在生儿育女后会成为“完整”的女性，承诺女性在生下孩子成为母亲后会感觉圆满。但母亲们可能会认为母亲身份就如同一个创伤，而且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感受是无止境的。母亲永远是母亲，即使在孩子们长大成人后，这样的创伤仍然伴随着母亲并导致她们的后悔。
这一章阐述了母亲们作为母亲与希望自己不是母亲的冲突心态的实际例子。例如，在不想有孩子与对孩子的爱之间的拉扯；幻想要将孩子或母亲本身从家庭这个方程式中移除；以有别于主流的方式来安排生活；因为后悔而质疑是否该生下更多孩子等。
第五章探讨的是公开谈论后悔成为母亲的紧张局势。那些不满、困惑或失望的母亲的声音总是会受到限制及遭到谴责。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本章探讨母亲们为了是该告诉孩子她们后悔的感受还是该在孩子面前保持缄默而天人交战。
第六章则试图指出，如果社会没有忽视这些母亲的后悔，后悔所包含的两个重要的意义。首先，公众舆论认同这样一个假设，认为女性是否满足母亲身份、适应母亲身份及保持情绪上的安乐，完全（或至少部分是）取决于这些女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养儿育女，或者说认为母亲会感到后悔是这些原因造成的结果——被强迫在生儿育女和追寻职业生涯间做抉择，每天在母职和工作机会中奋战，而且获得的社会支持非常少——但我的研究成果对这样的论点表示怀疑。
其次，为了能理解这些后悔为人母的女性并为她们创造更多回旋的余地，我们不该继续把母亲视为一种角色，而应作为一种人际关系来看待，对母亲身份的检视、评估及比较都应该限定在“公共领域”及逻辑法则的范围中。
在这点上，我希望这本书，和我为了呈现各种不同的声音而有意大量引述的受访者的话语，能够为我们——女性，以及母亲，腾出更多的回旋余地，希望这些不想再承受痛苦并坚持讨论下去的人，终有一天能够改变这个社会。而这是我们应得的。
[1] 研究显示，后悔包括了想象、记忆、批判和评估的认知方面，以及懊悔、悲伤和痛苦的情感观点。珍妮特·兰德曼（Janet Landman）认为后悔是过去的认知经验，或是合乎逻辑的情感，而我试图严格区分这两者时发现，认知和情感往往无法精确地区分开来，因此在本书中我将后悔界定在情感方面。
[2] 在 2008 年到 2011 年间，我也和几位父亲进行了深入访谈，他们的年龄分布在三十四岁到七十八岁之间，其中有一位已经当上祖父。访谈开始后的第四年，我决定将重点聚焦在妈妈们身上，因为我无法更深入地了解为人母与为人父这两个领域的相似性及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