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叶公超 钱锺书 杨振宁（代序）
个人的才智有限；文化的力量无穷。
——Eliot（艾略特）
1939年1月4日上午8时，我们在昆华农校西楼二层的小教室里，等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来上“大一英文”。我坐在第一排靠窗的扶手椅上，右边坐的一个同学眉清目秀，脸颊白里透红，眉宇之间流露出一股英气，眼睛里时时闪烁出锋芒。他穿的黑色学生装显得太紧，因为他的身体正在发育，他的智力又太发达，仿佛要冲破衣服的束缚；他穿的大头皮鞋显得太松，似乎预示着他的前程远大，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一问姓名，才知道他叫杨振宁，刚16岁，比我还小1岁呢。18年后，他得了诺贝尔物理奖，是我国得奖的第一人。
老师来了，他穿一件灰色大衣，里面是一套灰色西服，再里面是一件灰色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灰色围巾，仿佛是把灰蒙蒙的北国风光带到四季如春的昆明来了。他一进来，就问我们上什么课？我要在杨振宁面前露一手，抢先用英语回答，老师也用英语说：他是代柳无忌教授来上课的。后来才知道他是联大外文系主任叶公超教授。早在美国求学时代，他已经出版了一本英文诗集，得到美国桂冠诗人弗洛斯特赏识，后来他去英国剑桥大学深造，又和英国桂冠诗人艾略特（又译爱利恶德）时相过从，是第一个把艾略特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叶公超散文集》220页还引用了艾略特的话说：“一个人写诗，一定要表现文化的素质；如果只是表现个人才气，结果一定很有限。”
叶先生23岁回国，就在清华、北大任教，也许是我国最年轻的英文教授。他在清华教过钱锺书的“大一英文”，用的教材是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他曾挖苦才华过人的钱锺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后来他在北大任外文系主任。在联大时，“大一英文”都用清华编的《英文读本》，前几课多是英美作家谈中国的文章，如毛姆的《苦工》，赛珍珠的《荒凉的春天》，兰姆的《论烤猪》，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等。叶先生讲课时说中文多，说英文少；问得多，讲得少；从不表扬，时常批评；但讲起词汇的用法来，却很精彩。记得他讲《苦工》时，碰到“补丁”一词，他讲得很生动，仿佛要用一个“补丁”来弥补没有讲过的其他词汇的损失。他讲《荒凉的春天》时，杨振宁问他：“有的过去分词前用be，为什么不表示被动？”这个问题说明杨振宁能注意异常现象，已经是打破“宇称守恒定律”、获得诺贝尔奖的先声，但叶先生却不屑回答，反问杨振宁：“Gone are the days为什么用are？”杨以后有问题都不直接问他，而要我转达了。2月8日他讲“生活的目的”时，先要学生朗读课文；学生才念一句，他能说出学生是哪省人；学生念得太慢，他就冷嘲热讽，叫人哭笑不得。轮到我念了，我在别人念时没听，只顾准备下面一段，所以念得非常流利，满以为不会挨骂了，不料他却问我：“你读得这么快干什么？你说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生活的目的在上一段，我没有听，自然也答不出，他就批评我只重形式，不重内容，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他不但批评学生，也批评作者，他认为林语堂不如兰姆幽默，因为“幽默不是一般的开玩笑，或是讽刺，或是诽谤，而是能看出一桩事理或一句话中本身的矛盾冲突”。他对别人要求很严，考试要求很高，分数给得很紧：1小时考50个词汇，造5个句子，答5个问题，还要写1篇英文短文。杨振宁考第一，才得80分；我考第二，只得79分。而杨振宁物理考100分，微积分99，是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
后来，我在《清华校友丛书》28册读到《杨振宁趣谈灵感》一文，他在文中说：“科学家在‘领悟’的刹那能够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相关的观念联系在一起，借以解决长时间耗尽脑汁、搜索枯肠仍未解决的难题，或者缔造一个科学领域中的新发现。”
我在北京大学《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的序言中，引用《杨振宁访谈录》83页上说的：“中国的文化是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方向走，而西方的文化则是向准确而具体的方向走。”然后，我把他的文化方向论和当代的翻译理论联系起来说：“中国传统翻译理论也是走向模糊、朦胧及总体的，而西方科学的翻译理论却是走向准确而具体。杨振宁又说：‘中文的表达方式不够准确这一点，假如在写法律是一个缺点的话，写诗却是一个优点。’我却想到：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不够准确，但是简明好记，用在‘理解’上如果是一个缺点的话，用在‘传达’上是不是一个优点呢？”这样，我又把他关于法律和诗的论点，和翻译的“理解”与“传达”联系起来，觉得解决了一个翻译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自然，关于翻译理论问题还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检验理论的标准是实践，而根据我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五大名著及世界文学十大名著的经验看来，我的翻译理论是站得住的，并且在联大时代老同学的书中，找得到理论的根据。
6月24日晚上7时，外文系在昆华农校3楼开联欢会，叶先生用英语致辞，英国教授燕卜荪朗诵了他的诗，四年级同学演出了一幕英文短剧。比起燕卜荪来，叶先生和毕业班的英语说得都不流利，使我觉得叶先生严于责人，宽于待己。晚会上还有猜谜活动，我猜中了两个谜语：一个是“何以见江东父老？”打《水浒》中一个绰号，谜底是“没面目焦挺”；另一个是“少牢头，少娘脚，像美人，实在辣”。打一个字，谜底是“姜”。我还得到了小奖品。
1940年2月6日下午，外文系38级在叶先生家花园里开茶会，师生一共到了36人，会后摄影留念。现在看来，这张照片已经成了流水年华遗留下来的珍品。照片右上第一人是叶先生，右下是在抗日战争中参军牺牲的黄维，右中是后来和我同事40年的朱树飏，朱左第二人是《欧洲文学史》教授吴宓，吴左是《呼啸山庄》译者杨静如（杨苡），杨左是亭亭玉立、名副其实的美人金丽姝（已故），金前是法兰西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其昱，吴左右是叶先生的男女公子。前排左起第一人是诗人杜运燮，他是演英文剧《锁着的箱子》的男主角；杜右是美籍学者左飘，左飘右面是全校英语说得最好的男学生，代表中国童子军去美国见过罗斯福总统的罗宗明；罗右中排第二人是学过多年俄语的篮球运动员于丕哲。后排左起第一人和第四人是在美国志愿空军飞虎队担任过上尉翻译的徐璋（已故）和查富准（现在香港），第二人是俄文教授刘泽荣，第三人和第八人是法文教授林文铮和闻家驷，第五人是日文教授傅恩龄，第七人是英诗教授谢文通，第九人是外文系学习成绩最好、得到全校嘉奖的才女张苏生，她还是演《锁着的箱子》的女主角；后排右起第二人是全校“大一英文”成绩最好、考了91分的饶敏；第六人是陪同巴金来联大开座谈会的青年作家卢福庠（卢静），第五人是后来居上、高人一头的作者。
1940年秋，叶先生离开联大，弃学从政，去伦敦任中国驻英宣传处处长。回国途中，他坐的船被日本飞机炸沉，人也被俘，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跳水逃生，遇救脱险，后来在南京当了外交部部长。我出国前去看他，他还像在联大时一样，劈面就是：“你要出国镀金去了。”叫我下不了台，只得答道：“老师已经镀成金身，学生只好去沙里淘金了。”
《钱锺书传稿》中说：“叶公超太懒”，作为学者，这话可能不无道理，因为胡适要他和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合译《莎士比亚全集》，结果他一本也没有翻，却让梁实秋一个人译完了。
叶先生只教了一个学期“大一英文”，第二学期我们这个组解散，学生分到其他各组去。杨振宁分到陈福田教授那组（同组的有我中学的同学吴琼、张燮；张燮是江西省数学竞赛第一名，后来和杨振宁一同考取公费留美；他是我表姐的表弟，所以也是我的表兄）；我分到钱锺书教授这组。钱先生是出名的清华“三才子”之一，其他两位才子是剧作家曹禺和历史学家吴晗。据说他考入清华大学时，国文得最高分，英文得最高分，数学却不及格，结果是破格录取的。他上课时从不记笔记，只带一本和课堂无关的读物，一面听讲一面看自己的书，但是考试时总是第一。教过他的吴宓教授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锺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其余如你我，不过尔尔！”教过他的叶公超在他主编的《新月》月刊中，发表过钱锺书5篇书评。1935年钱锺书作为公费留学生去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得文学士（也可译副博士）学位。1938年秋，清华大学破格聘请他为教授，他就乘法国邮船回国了。
钱先生教我时才28岁。他戴一副黑边大眼镜，显示了博古通今的深度；手拿着线装书和洋装书，看得出学贯中西的广度。他常穿一套淡咖啡色的西装，显得风流潇洒；有时换一身藏青色的礼服，却又颇为老成持重。他讲课时，低头看书比抬头看学生的时候多，双手常常支撑在讲桌上，左腿直立，右腿稍弯，两脚交叉，右脚尖顶着地。他和叶先生不同，讲课只说英语，不说汉语；只讲书，不提问；虽不表扬，也不批评；脸上时常露出微笑，学生听讲没有压力，不必提心吊胆，唯恐冷不防地挨上程咬金三斧头。
1939年3月31日，钱先生给我们上第一课。他用一口牛津英语，对我们讲英国音和美国音的不同，要我们学标准的伦敦语音。4月3日，钱先生讲的课文是《一对啄木鸟》，他用戏剧化、拟人化的方法，把这个平淡无奇的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化科学为艺术，使散文有诗意，已经显示了后来写《围城》的才华。他讲“树叶”（foliage）一词，也可以和叶先生讲“补丁”媲美，他不但对词汇作感性分析，还对句子作理性分析；如4月17日讲艾伦坡的《一个凶手的自白》，有一个同学问：某个句子怎么没有动词？钱先生答：名词后面省了动词（be）。后来一查原书，名词前面果然漏了一个动词。又如4月21日他讲欧文的《孤儿寡母》，课文中出现了双重否定，钱先生就解释说：双否定有时是负负得正，有时却是加强否定，具体情况需要具体分析。叶先生说：幽默是看出事物本身的矛盾，他欣赏兰姆《论烤猪》的幽默；其实，为了要吃烤肉而把野猪藏身其中的树林烧掉，只是小题大做；把吃烤肉的故事叫作论文，也是小题大做。钱先生欣赏雅俗共赏的幽默，如4月28日讲的《打鼾大王》，卧车上有人鼾声如雷，吵得旅客一夜不能入睡，大家怒气冲冲想要报复；不料清晨卧车门开，走出来的却是一个千媚百娇的妙龄少女，于是大家顿时怒气全消，敌意变成笑意，报复变成讨好，这也写出了人性本身的矛盾，钱先生讲得自己也笑了起来。北大校长、联大常委蒋梦麟常把人分为“笑的”、“愁的”和“怒的”3种典型，看来钱先生属于第一种人。总起来说，叶先生上学期讲的课文，在内容上多和中国有关；钱先生4月份讲的从文体上说，却多是记叙文。
从5月起，钱先生讲的主要是论说文，如5月15日讲《大学教育的社会价值》，说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知人”，使我更了解西方的“民主”；5月22日讲《自由与纪律》，大意是说：人只有做好事的自由，如果做了坏事，就要受到纪律的制裁，这使我对“自由”的了解，又更深入一步。6月12日小考的时候，他只要求我们一小时写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却不容易：《世界的历史是模式的竞赛》。和叶先生比起来，他更重质，叶更重量；他重深度，叶重广度。
钱先生在联大还为外文系高年级学生开了两门选修课：“欧洲文艺复兴”和“当代文学”。听过课的许国璋学长说：“一次讲课，即是一篇好文章，一次美的感受。”又说：“钱师，中国之大儒，今世之通人也。”听过课的还有杨周翰、李赋宁、周珏良、王佐良、查良铮等。其中查良铮的成就最为突出，出版了《穆旦诗选》，翻译了普希金、拜伦、雪莱、济慈等的诗集，可惜过早去世。杨周翰（已故）曾任国际比较文学会副会长，译过莎士比亚《亨利八世》等，还同李赋宁参加过《唐诗三百首》的英译；周珏良（已故）参加过《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王佐良译过《彭斯诗选》《雷雨》等。钱先生真可说是桃李盈门满庭芳了，但是万紫千红，没有一枝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真是“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后来，钱先生参加了《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定稿工作，译文没有押韵，我觉得远不如他英译的“吃一堑，长一智”（A fall into the pit,a gain in your wit.），就把我的韵体译文寄去，请他指正。得到他1976年3月29日用英文写的回信，大意是说：你戴着音韵和节奏的镣铐跳舞，跳得灵活自如，令人惊奇。但有色玻璃的翻译会得罪“译”，无色玻璃的翻译又会得罪“诗”。两害相权择其轻，只好得罪“诗”而不得罪“译”了。我却认为：“在译诗的问题上，诗是本体，译是方法；诗要求美，译要求真；如果把美的诗译得不美，那不可能算是存真；只有在不失真的条件下，尽可能传达原诗的美，才是译诗应该采用的原则。”（见《钱锺书研究》第二辑，294页）如果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求“美”，但不逾越“真”的范围。其实，钱先生自己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也说过：“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这说明钱先生理智上求“真”，情感上爱“美”，这就是他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