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动机理论引言

本章介绍了关于动机的16个命题，任何一种合理的动机理论都应该囊括它们。这些命题中的一部分正确得无可置疑，因此近似于陈词滥调，但我觉得还是需要再强调一下；另一部分则可能让人觉得难以接受，争议较多。

作为一个整体的人

第一个命题是，人是一个一体化、有组织的整体。有些心理学家时常虔诚地接受这一理论，却又在随后的实践中平静地忽略掉它。只有认识到它在实验中和理论上都是现实，合理的实验和动机理论才会成为可能。在动机理论中，这一命题涵盖了许多具体的要点，例如，它意味着受到动机刺激的是一个整体，而不是这个人的某一部分。在好的理论中，不存在单属于胃、嘴或生殖器的需要，只有一个人的需要。是“约翰·史密斯”要吃东西，而不是他的胃。进食之后，感到满足的也是整个人，而不是他的一部分；食物平息了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而不是只有他的胃。

把约翰·史密斯的饥饿感仅仅当作肠胃系统的功能来对待，就会让实验者们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当一个人感到饥饿时，不仅会出现肠胃方面的变化，在其他许多方面，或许甚至是他的大部分功能都会有所变动。他的感知会改变（比平时更容易发现食物），记忆会改变（比平时更容易想起一顿美餐），情绪会改变（比平时更容易紧张、激动），思想活动的内容会改变（更倾向于思考怎么觅食，而不是解数学题）。这些现象会扩展到几乎所有官能、能力和功能，不管是生理还是心理的。换句话说，约翰·史密斯饿的时候，他会被饥饿主宰，变成一个跟平时大不一样的人。

将饥饿作为一种范式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选择饥饿作为所有动机状态的典型范式都是不明智、不合理的。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饥饿驱力是一种特殊的动机实例，不具有普遍性。它比其他动机更孤立（孤立这个词来自格式塔学派和戈尔茨坦学派的心理学家），也没有其他动机那么常见；最后的区别还在于，它具有已知的躯体基础，而其他动机状态大多没有。那么，更直接、更常见的动机有哪些呢？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反思，很容易发现它们。意识层面的欲望往往是对衣服、汽车、友谊、陪伴、赞扬、名誉等各类事物的渴望。通常，我们将这些欲望称为次级驱力或文化驱力，认为与那些真正“值得重视”或原始的驱力（即生理需求）排序不同。实际上，对我们而言，这些驱力才是更重要也更常见的。因此，用它们的其中之一作为典型范式，比饥饿更恰当。

人们常假设所有驱力都会遵循生理驱力的运行方式。现在，我们可以公正地说，这绝对不是事实。绝大多数驱力并非孤立存在，不能将它们在身体上定位，也不能看作当时机体内唯一正在发生的事情。典型的驱力、需求或欲望不会且可能永远不会与某个具体、孤立、局部化的躯体基础有关。典型的欲望很明显是整个人的需求。比起选择纯粹的饥饿驱力或更具体的局部目标，选择更典型的冲动为研究范式的效果会好得多，比如说对金钱的欲望或对爱的渴望。从目前掌握的所有证据来看，也许可以说，不管我们对饥饿冲动的理解有多深入，都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对爱的需求。事实上，或许可以给出更强有力的断言，与透彻研究饥饿冲动相比，全面了解爱的需求，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人类的一般动机（也包括饥饿驱力本身）。

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格式塔心理学家对单一性这个概念进行的批判性分析。饥饿驱力看起来比爱的驱力简单，但从长远来看，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Goldstein，1939）。通过选择相对独立于机体整体的孤立事项，可以获得单一性的显现，也能轻松证明，某项重要的活动与人身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面都有动力关系。那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在意义上不具有普遍性的活动呢？只是因为它更容易用我们习惯（却未必正确）的实验技术来处理吗？还是因为它独立于其他活动，我们就选出来加以特别重视呢？如果我们面临二选一的情况，其一是容易做实验但没什么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其二是很难做实验但至关重要的问题，应该做何选择？当然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手段和目的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欲望，就会发现它们至少存在一个重要的特点，即它们通常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我们需要钱，是为了买一辆汽车。我们需要汽车，是因为邻居都有车，不愿意低人一头，想维护自尊，得到别人的爱与尊重。通常而言，分析一个人有意识的欲望时，往往可以追溯其根源，也就是追溯到其他更根本的目的。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很像是症状在心理病理学中的作用。症状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它们本身重要，而在于它们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重点在于它们最终的结果和影响。研究症状本身没有太大价值，但研究症状的动力学意义非常重要，因为很有价值——举个例子，它能让心理治疗成为可能。特定欲望可能会每天数十次从我们的脑海中闪过，比它们本身更重要的是其代表的东西、会导致的结果，以及深入分析后浮现的终极意义。

这种深入分析有个特点，即最终总会带来一些无法再追溯的目标或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本身似乎就是目的，不需要再证明或辨析。在普通人身上，这些需求有其特殊之处，那就是通常无法直接显现，而是一种概念上的衍生，源自繁杂而有意识的特定欲望。也就是说，对动机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人类终极目标、欲望或需求的研究。

这些事实揭示了完整动机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性。由于这些目标往往无法直接显现在意识层面，我们不得不着手处理无意识动机的问题。只着重于研究有意识动机，往往会忽略掉许多意识之外的重要事物，而这些事物甚至可能比有意识动机更重要。精神分析学派认为，有意识的欲望和隐于其下的无意识目标之间的关系往往没有那么直接。事实上，这种关系可能是负性的，相互否定，互为逆反。于是我们应该断言，完整的动机理论绝不应该忽略无意识层面。

欲望与文化

现在，已有充足的人类学证据可以表明，与形形色色的有意识的日常欲望不同，全人类的基本或终极欲望往往趋于一致。然而，两种不同的文化可能拥有同样的终极欲望，二者的满足方式却天差地别。以自尊心为例，在甲社会，一个人靠成为好猎手来满足自尊心；在乙社会，他却需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医生、勇敢的战士或极端冷静的人。因此，如果我们从根本上考虑问题，或许可以这样认为，甲社会的人想要成为好猎手，乙社会的人想要成为好医生，这两种欲望看似不同，实际上拥有同样的原动力和根本目的。于是我们可以断言，对心理学家来说，将这两个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有意识欲望合并进同一范畴更有利于研究，而不应将二者从行为的角度划分为不同领域。很明显，目标往往只有一个，通向目标的路却可以有千百条，因为这些道路是由特定的地域文化所决定的。

复杂多样的动机

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中可以发现，有意识的欲望或有动机的行为存在另一个特性，即这个欲望或行为可以作为一种渠道，让其他意欲（purpose）得以表现。这一特性与上一节所述特性有关。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证明这一点。例如，众所周知，性行为与有意识的性欲所蕴含的无意识目的可能极其复杂。有些人产生性欲可能只是想确立自己身为男子的自信，另一些人则可能只是想吸引注意力，或是对于亲密感、友谊、安全和爱的欲望，抑或是这些欲望的不同组合。在意识中，这些人的性欲可能表现为同样的内容，而且他们可能都会误以为自己追求的只不过是性满足。但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我们也明白，要真正理解一个人，就应该认真处理性欲和性行为在根本上代表的东西，而不是这个人在意识中认为它们所代表的东西（这一点既适用于性的预备行为，也适用于已完成的性行为）。

支持这一观点的另一个证据是，一个单一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可能同时代表着几种不同甚至是对立的欲望。一只因癔症而麻痹的胳膊，可能同时象征着报复、同情、爱和尊重的愿望。如果只以行为方式为标准，思考第一例中的有意识愿望或第二例中的表面症状，就说明我们武断地拒绝了完整理解个人行为和动机状态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这样强调，只有一个动机的行动或有意识的愿望绝非寻常，不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促动状态

某种意义上，在机体之中，几乎任何有组织的状态都属于促动状态。如果我们说“他失恋了”，那是什么意思？静态心理学会满足于在这句话后面加上句号，表示完结；但动力心理学会以充分的经验证明，这句话可以用来表达更多的含义。这种感受会在整个人的生理和心理两方面产生反应。比如说，失恋的感受还意味着紧张、疲惫和不愉快。此外，除了此时此刻的影响，这样的状态自然而然、不可避免地还会带来其他许多情况：重新赢得感情的强烈欲望，各种形式的自我保护，以及敌意的增长等。那么，很明显，我们要想解释“他失恋了”这句话隐含的感情色彩，就必须加上许多描述，说明他因为失恋而遭遇的种种情境。换句话说，失恋本身是一个促动状态。目前流行的动机概念往往或至少似乎是源自这样的假设，认为动机状态是一种特殊的状态，与机体内发生的其他情况界限分明。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动机应该是连续不断、永不停歇、起起伏伏而十分复杂的。事实上，这几乎是一切机体状态的共通特点。

动机间的关系

人类的欲望永不停歇，除了极短暂的时刻外，几乎不会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满足后，马上又会出现另一个取代它的位置；这一个满足了，下一个又会浮出水面。人类终其一生都在追寻某些东西，永远不会彻底满足。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必要研究所有动机之间的关系。同时，如果要使研究取得广泛的成功，就必须放弃孤立的动机单位。驱力或欲望的出现、它所引起的行为，以及达成目标而产生的满足，这些东西统统加在一起，也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动机的整体复杂性中抽象出来的人为、孤立、单一的例子。这种动机的出现实际上总是取决于其他所有动机是否处于满足状态，也就是说，取决于其他优势欲望是否已达到比较满足的状态。对于某种东西的需求，本身就意味着满足了一部分其他需求。假如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都饥肠辘辘、焦渴难耐、朝不保夕或作为众矢之的，就不会有作曲、开创数学领域、装饰房间或打扮自己的欲望。

如今的动机理论创建者从未尊重过以下事实：第一，人类永远不会彻底满足，只能以相对或递进的方式得到一定的满足；第二，需求似乎会按某种等级序列自动排序。

驱力清单

我们应该彻底放弃为驱力或需求创建分解式表格的企图。这样的表格根本就不合理，原因如下：第一，分解式表格意味着各种内驱力的均等性，也就是在强度和出现可能性上的均等。然而这并不正确，因为任何一种欲望进入意识的可能性，取决于其他更具优势的欲望是否已被满足。各种特定驱力出现的概率有极大差异。

第二，列表意味着这些内驱力互不相干，而事实上，它们并非相互孤立的关系。

第三，这样的清单通常以行为为基础，完全忽略了我们所了解的驱力的动态本质。例如，它们在意识和无意识层面可能是不同的；一种特定的驱力，背后可能隐藏着几种不同的欲望；等等。这样列表非常荒唐，因为表中驱力并非以分散的数字的算术和这样的形式排列，而是按具体特征排列的。也就是说，你在清单里列多少个内驱力，完全取决于分析的具体程度。将其想象出实体的话，驱力并非依次排列的很多根木棒，而像是一套木箱，一个大箱子里装了3个中号的箱子，中号木箱里各自装了10个小木箱，10个小木箱里又分别装了50个更小的木箱，依此类推。或者可以再打个比方，这就像是对一块组织的剖面进行不同倍数的放大。因此，当我们谈到某种需求时，可以明确地说它是吃东西的需求，再具体一点儿就是填饱肚子的需求，再细化一些是对蛋白质的需求，乃至于推进到对某种特定蛋白质的需求等。现有的清单往往将处于不同放大倍数上的需求混为一谈，根本未加区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同样是驱力清单，有些只包括了三四种需求，另一些则囊括了数百种。只要我们愿意，随时可以编排出不同的清单，最简单的只有一种驱力，最复杂的则可以有上百万种，具体数量完全取决于分析的具体程度。要知道，如果我们试图讨论基本的欲望，就得清楚地理解，它们分属于不同系列、不同基本类型或基本范畴。换句话说，这样一种基本目标的列举应该是更抽象的分类，而不是一股脑编成一览清单（Angyal，1965）。

此外，所有已发表的驱力清单似乎都隐含了这样一种倾向，认为各种驱力之间是相互排斥的。然而，事实上，它们并不存在相互排斥，反而时常重叠，几乎难以清晰而严格地一一区分开来。如果你想要批评驱力理论，就应该提出，驱力这一概念本身多半出自对生理需要的过分关注。在处理生理需求时，区分刺激物、动机行为和目标对象非常容易。然而，当我们谈到对爱的需求时，要区分驱力和目标就没那么容易了——此时，驱力、欲望、目标和主动性似乎都是同一个东西。

动机生活的分类

现有的证据似乎大都表明，任何动机生活分类所能依据的唯一可靠和根本性的基础，就是基本的目标或需求，而不是一般刺激物意义上的驱力罗列（其实是一种“吸引”而不是“推动”）。在心理学的理论建设中，动力原则强调不断变化，而只有基本的目标才能在这种不断的变化中保持恒定。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有动机的行为可以表示很多东西，它当然就不是分类的良好基础了。同理，特殊的目标也不是分类的良好基础。一个对食物有欲望的人会以适当方式获取食物，然后咀嚼、吃掉它，这个过程可能是在寻求安全，而不是食物。一个正在经历性欲、求爱、完成性行为的全部过程的人，也许实际上是在寻求尊重，而不是性的满足。内省地出现在意识中的内驱力、动机行为甚至被明确追求的目的物或结果，它们都不能成为给人类动机生活分类的坚实基础。仅靠逻辑的排除过程，最后就给我们留下了主要为无意识的基本目的或需求，只有它能成为动机理论分类的坚实基础。[9]

动机和动物资料

学院派的心理学家在动机领域主要依靠动物实验。众所周知，小白鼠不是人——非常不幸，直到此刻我还得反复强调这个问题，小白鼠不是人，不应将动物实验的结果直接用作人性研究的基本材料。[10]动物资料当然很有用，但必须用得谨慎而恰当。

我认为，动机理论必须以人类为中心，而不是动物。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本能的概念。可以将其定义为一个动机单位，在这个单位中，驱力、动机行为、目标和目标效果都显然由遗传所决定。随着物种的阶梯上升，本能就趋向于逐步消失。例如，根据我们的定义，可以很公正地说，白鼠有饥饿本能、性本能和母性本能。到了猴子，性本能肯定消失了，饥饿本能则已显著减弱，只有母性本能还确凿存在。在人类身上，根据我们的定义，这三种本能都消失了，在它们原有的位置上只留下了遗传反射、遗传驱力、自发学习、动机行为中的文化学习、目标选择中的文化学习等（见本书第六章）。因此，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人类的性生活，就会发现纯粹的驱力是由遗传决定的。然而，对象和行为的选择却来自生活的过程，可能是被动获得，也可能是主动学习所得。

随着物种阶梯上升，口味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而饥饿则越来越不重要。例如，对于食物的选择，不同白鼠之间的差异非常小，猴子之间的差异大一些，而人类的差异则是最大的（Maslow，1935）。

最后，随着物种阶梯上升，本能逐渐消失，我们对文化的依赖就越来越强，将之视为一种适应工具。那么，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动物资料，就必须认清这些事实。例如，作为动机实验的对象，猴子比白鼠优越，原因非常简单，因为我们人类更接近猴子而不是白鼠。哈洛（Harlow）和其他许多灵长类动物研究者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Harlow，1953；Howells & Vine，1940）。

环境

截至目前，我们只谈到了机体本身的性质，现在有必要讨论一下机体所处的情境或环境了，至少也得展开简单的探讨。我们必须立即承认，如果不与环境、他人发生联系，人类动机几乎无法变成行为。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重视这一事实，也就是说，它不仅应该考虑机体本身，还应该囊括环境因素，包括文化的决定作用。

承认了这一点之后，我们也应该继续告诫理论家，不要过分注重外部、文化、环境或情境，毕竟我们研究的核心对象是机体或性格结构。情境理论很容易陷入这样的极端倾向，将机体视为情境的附属物，认为机体与障碍物、这个机体试图获得的某个对象相差无几。要知道，在一定程度上，个人创造了他的障碍物和目标物，这些东西必须部分地由情境中的机体所规定的方式来界定。据我所知，没有哪种办法可以在不描述某一领域的特定机体时，为这个领域做出普遍性的定义或描述。必须指出，如果一个孩子试图达成某种对他有价值的目标，却被某个东西阻挡了，那么，不光这个目标的价值是由他所决定的，这个障碍成其为障碍也来自这个孩子的判断。在心理学中没有一种东西叫作“障碍”，只有某个具体的人想要达成某种目标，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才能称为“障碍”。

我的印象是，在动机理论不完善的基础上，极端或排他性的情境理论发展得最好。例如，任何纯粹的行为理论都需要情境理论作为支撑。除了基于目标、需求的动机理论之外，基于现有驱力的动机理论同样需要强有力的情境理论。然而，强调恒定的基本需求的理论可以证明，这些需求是相对长久的，并且独立于机体所处的特殊情境。因为，需求不但能组织自己的活动前景，还能组织甚至创造外界现实，其方式十分有效，具有可行性和极大的可变性。换句话说，要理解物理环境如何转化为心理环境，唯一令人满意的方法就是，理解心理环境的组织原则就是出于特定环境的机体当前的目标。

因此，合理的动机理论必须考虑情境，但绝不能成为纯粹的情境理论。除非我们为了理解外部世界，明确放弃探索机体稳定的性质。为了避免无谓的争执，我要强调，我们现在谈的是动机理论，而不是行为理论。行为由几类因素决定，动机是其中一种，环境则构成了另一种。动机研究并不是取消或否定对情境因素的研究，而是对后者的补充。在更大的结构中，二者互相补充，各司其职。

整合作用

任何动机理论都必须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有机体通常表现为一个整体，但有时也会例外。这是因为还是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孤立的特殊条件下的作用和习惯，以及各种局部的反应和分裂、未整合的现象。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同时做很多件事情，机体有时也可以用非整合的方式做出反应。

很明显，在面临极大的快乐、创造性的时刻、重大的问题、切身的威胁或突发事件时，机体最容易做到整合和一致。但是，如果威胁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或机体过度虚弱、无助，难以应对这一情况，机体又会趋向于分裂。总体而言，生活轻松顺利的时候，机体可能会同时做很多事情，向多个方向发展。

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现象看起来似乎是孤立的，但实际上并不是。更深入的研究或许能够证实，这些现象在整个结构中占据了有意义的位置，就如转换型癔症症状（conversion hysterical symptoms）[11]那样。我们眼中的缺乏整合，有时可能只说明了自己的无知。不过，我们现在已经足够了解，可以肯定，在某些情况下，孤立、局部、分裂的反应是可能出现的。此外，我们也越来越清楚，这类现象不一定代表了虚弱、病态或糟糕的情况；相反，它们可能证明了机体具有一种极为重要的能力，即以部分、特定或分散的方式应对不重要、熟悉或容易解决的事情，从而将主要精力用于解决更重要或更难的问题（Goldstein，1939）。

无动机行为

尽管大多数心理学家不这么认为，但在我看来，并不是所有行为或反应都有动机，至少不是都符合一般意义上的动机，即追求需要或匮乏的东西。成熟、表达、成长或自我实现，都是普遍的动机理论的反例，最好将这些现象视为表达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部分探讨这些问题，主要在第十章和第十四章。

此外，诺曼·迈尔（Norman Maier，1949）强烈地唤醒了我们对另一种差别的注意。弗洛伊德学派经常提及这一问题，但从未真正讲明白。大多数神经症或问题倾向的产生，都是因为基本需求满足的扭曲产生的冲动。这些冲动不知何故，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阻碍或误导，或与其他需求混淆，或被错误的手段所控制。其他症状则与之相反，不是为了寻求满足，而只是保护或防御进一步的伤害、威胁或挫折。两种症状的区别如同两类拳手，一个希望获得最后的胜利，另一个则完全不抱获胜的希望，只希望能够毫无痛苦地输掉比赛。

由于放弃和绝望肯定与治疗中的预后、学习的前景甚至是寿命都有相当大的关系，任何明确的动机理论都必须讨论迈尔提出的差异性。

实现的可能性

杜威（Dewey，1939）和桑代克（Thorndike，1940）强调了动机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可能性。大多数心理学家都忽略了这一方面。总的来说，我们有意识地渴望有实现可能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对愿望的态度，比精神分析学家想象中现实得多，因为他们总会把有意识愿望和无意识愿望混为一谈。

一个人的收入增加了，愿望也会随之活跃起来，开始积极地为从前根本没想过的东西而奋斗。普通美国人希望拥有汽车、冰箱、电视机，因为获得这些东西是可能的；他们暂时没有拥有游艇或私人飞机的愿望，因为它们离一般人的生活比较远，甚至在无意识中也可能没有这样的希望。

我们应该重视实现可能性这个因素，它有助于理解同一文化中各个阶级、等级之间的动机差别，也有助于理解不同国家、文化在动机上的差别。

现实的影响

与这个问题相关联的是现实对无意识冲动的影响。弗洛伊德认为，本我冲动（id impulse）是一种分离的存在，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事物都没有内在的联系，甚至与其他本我冲动也没有联系。

“我们可以用意象来接近本我，将其称为一种混乱的状态，就像一口充斥、沸腾着兴奋物的大锅……这些本能给本我提供能量，但本我没有组织，没有统一的意志，只有遵循快乐原则的冲动，只懂得追求本能的需求。逻辑规律——尤其是矛盾律——不适用于本我。相互矛盾的冲动能够并存，不会相互抵消或分离，最多也只是在强大的经济法则下折中地联合起来，释放能量。绝不能认为本我等同于虚无，同时，我们惊奇地发现，本我还能违背哲学家的断言。他们认为时间和空间是心理活动的必要形式，本我却是个例外……

“自然，本我不懂得价值、善恶、道德。经济因素或数量因素与快乐原则紧密结合，控制了本我的整个过程。本能的精力投入寻求发泄——在我们看来，这就是本我的全部内涵。”（Freud，1933，pp.103—105）

如果这些冲动受到现实条件的控制、修正或阻碍，就会成为自我（ego）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本我了。

“我们可以将自我视为本我的一部分，由于接近外部世界，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它的力量有所减弱。它负责接纳外界刺激，保护机体不受伤害，犹如包裹着微小的生命物质的外皮层。与外界的这种关系对本我来说是决定性的，担负着为本我联系外部世界、保护本我的作用。因为只有这样全然不顾外部力量的支持、盲目追求本能满足的本我，才有可能逃过毁灭的命运。为了实现这一功能，自我必须观察外部世界，在感知留下的记忆痕迹中保留外界的真实图画，它必须通过现实检验来排除这幅外界图画中来自兴奋的内部因素。作为本我的代表，自我为本我控制了通向自动力（motility）的道路，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插入了思考这个延迟因素，在思考过程中，自我会利用储存在记忆中的点滴经验。这样一来，自我推翻了主导本我的快乐原则，代之以现实原则。而现实原则提供了更大的安全性和成功的可能。”（Freud，1933，p.106）

然而，杜威认为，成年人的所有冲动——或至少是特有的冲动——会与现实相结合，受到现实的影响。总而言之，他认为根本没有本我冲动这种东西，或者说，即便有本我冲动，也在本质上是病态的事物，绝不健康。

尽管无法提供经验上的解决方法，我仍要专门提出这一矛盾，因为它非常重要，冲突性很强。

在我们看来，问题不在于弗洛伊德描述的本我冲动是否真的存在。任何一个精神分析学家都会证明，不顾现实、常识、逻辑甚至个人利益的幻想冲动是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在于，这些幻想冲动是疾病或退化的证据，还是健康人最内在核心的显现？在生命的哪个阶段，初期的幻想开始被现实的感知所改变？不管是神经症患者还是健康人，出现的时间都一样吗？功能健全的人是否有某个角落能完全避免这种影响？或者，如果事实证明，所有人都存在这种完全源于机体内部的冲动，那么我们就要问：它们何时出现？在什么条件下出现？它们真如弗洛伊德所说，只会制造麻烦吗？它们一定与现实对立吗？

健康人的动机

关于人类的动机，我们所知的大部分知识并非来自心理学家，而是直接接触病人的心理治疗师。这些病人一方面提供了有用的资料，另一方面也引起了一些误解，因为他们显然代表了人群中问题较多的群体。在原则上，我们不应该通过神经症患者的动机来研究健康人。所谓健康，不只是没有病，或是仅仅代表疾病的对立面。任何值得关注的动机理论，都不应该局限于讨论有缺陷者的防御手段，还必须讨论健康、强壮者的最高能力。同时，我们也应该关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杰出人物所关心的重要问题。

如果只关注心理疾病患者，我们就永远无法获得这些知识。因此，我们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健康人。动机理论的研究方向理应更加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