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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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世界奇迹

SHIJIE QIJI

我们在扶贫脱贫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赢得了国际社会高度评价,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表示希望分享中国减贫经验。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实现了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减贫同步,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在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4月16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沧桑巨变的70年。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中国人民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当惊世界殊”发展成就的同时,实现了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打响新时代脱贫攻坚战,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累计减贫9348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0.6%,脱贫攻坚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减贫成绩,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1]。近8年的精准扶贫、4年多的脱贫攻坚战实践及其成就表明,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有力彰显,是中国发展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四个自信”的生动呈现。本章系统回顾中国减贫战略的演进过程,全面总结了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深刻阐述脱贫攻坚的世界贡献。

一、中国减贫战略演进

新中国成立以后,扶贫开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大任务。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都确定了不同的扶贫战略,制定相应的政策体系,不断推进扶贫开发道路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1949—1977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广义扶贫战略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土地改革,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国民经济发展,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制度保证和物质保障。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初步建立起农村供销合作及信用合作系统,形成以“五保”制度和特困群体救济为主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新中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减少了农村贫困现象。

这一时期扶贫开发的战略及政策措施:一是为缓解普遍的绝对贫困提供基本条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广大农村灌溉设施和交通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同时,加强农村科技服务网络建设,基本覆盖全国所有乡镇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网络系统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提高生产力提供了技术支撑。二是通过全国性农村合作信用体系建设,为缓解贫困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三是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和基本医疗保障事业,通过建设农村小学学校和乡村卫生所,实施免费教育和乡村合作医疗、赤脚医生等政策措施,为农村人口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四是初步建立最基本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这一体系与当时的国家财力及发展水平相适应,主要是“五保”制度和特困群体救济政策两个方面。这一时期的扶贫战略及政策具有两个突出特点:其一是基础性。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金融、科技服务等方面为缓解贫困提供基础性条件。其二是普惠性。大部分政策措施针对的是所有农村地区。

20世纪50—70年代,城乡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农村贫困问题始终突出。按照2010年标准,1978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7亿,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20世纪50—60年代普遍性绝对贫困不仅没有缓解,还一度出现了农村大范围饥荒。这一时期,国家扶贫战略为救济式扶贫,也就是自上而下建立完善全国性民政救济系统,重点对边远落后地区、因灾致贫人口和战争伤残人口实施“输血式”生活救济。这种救济式扶贫战略,最大的好处是以救济方式满足贫困人口临界生存的保障性需要,其不足是难以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无法从根本上使贫困人口最终摆脱贫困。

(二)1978—1985年,实施农村经济体制变革推动减贫战略

这一战略实施的宏观背景是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最主要的政策措施就是以解放农村生产力为目的,推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实施提高农产品价格、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等配套改革。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超常规增长,从而带动贫困人口急剧减少。这一阶段的扶贫战略可以理解为制度减贫,也就是通过建立和完善具有缓解贫困作用的农村制度实现减贫。这些制度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就业制度、农村金融组织发展制度、劳务输出制度等。制度改革释放的效应,不仅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带动了绝对贫困人口的大幅度减少。这一时期,由于自然、历史等多种致贫因素逐渐显现,中国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扶贫政策,开展一系列帮困活动,其主要目的是帮助经济发展明显落后、贫困人口较为密集的地区加快脱贫。其中,1982年国家启动实施“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宁夏西海固)农业建设计划”,这实际上是中国专项扶贫计划的雏形,拉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扶贫开发的序幕。1984年国家实施以工代赈,其目的主要是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形成生产条件。其主要作用机制是救济对象通过参加必要的社会工程建设获得赈济金或赈济物,即贫困人口要通过出工投劳来获得救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改善农村教育的社会政策,旨在通过加强农村教育,促进农村物质条件改善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1984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这是中国开展有计划扶贫的基础性文件,标志着国家实施专项扶贫工作探索全面开始。这一时期扶贫战略政策的主要特点:一是制度改革释放活力,以生产率的提高带动和促进减贫。二是注重人力资源开发对减贫的重要作用,发展农村教育,实施以工代赈项目,为开发式扶贫方针奠定基础。三是“三西”农业建设开展区域扶贫开发实验。

(三)1986—1993年,实施区域开发式扶贫战略

这一时期中国的贫困问题呈现三大特征:一是贫困人口区域集中。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二是区域性贫困与群体性贫困并重。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始凸显,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开始较大落后于沿海发达地区,成为“需要特殊对待的政策问题”。三是贫困问题的综合性突出。区域性贫困以及分布在贫困区域的贫困人口规模大、致贫原因复杂,有组织大规模的帮扶需求明显。与这些特点相适应,中国政府实施区域开发式扶贫战略:(1)把扶贫开发纳入国家发展总体规划,明确把解决大多数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作为中国政府扶贫工作的长期目标。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将“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单列一章。(2)成立专门扶贫机构——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原来的道义式扶贫转向制度性扶贫,为农村扶贫开发逐步实现规范化、机构化、制度化进行机构安排。这一时期扶贫战略政策的主要特点集中体现在两个关键词上:一是“区域发展带动”。战略政策制定的重点就是以区域开发带动扶贫。在实践过程中,一些贫困地区开发式扶贫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带动扶贫”战略演变为“贫困地区工业化项目投资”战略。实践证明,这种方式总体上有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但缺乏与贫困农户的直接联系。二是“开发式扶贫”。强调扶贫开发要注重开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源,把物质资源开发和贫困群众开发利用资源、市场的能力集合起来。总体而言,尽管这一时期的措施发挥了一定效果,但由于同期农村经济增速减缓,加之剩余贫困人口脱贫难度增加,与前一时期相比,这一时期贫困人口的比例下降速度有所减缓,返贫现象有所增加。

(四)1994—2000年,实施综合性扶贫攻坚战略

这一时期扶贫战略政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务院1994年3月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是有明确目标、任务、一揽子扶贫政策措施的国家级扶贫计划。明确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提出以贫困村为基本单位,以贫困户为主要工作对象,以扶持贫困户创造稳定解决温饱的条件发展种养业为重点,坚持扶持到村到户,坚持多渠道增加扶贫投入。该计划围绕扶贫资金安排、扶贫项目实施制定了一系列确保扶贫开发到村到户的措施。促进扶贫开发工作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主要是贫困县)向扶持贫困村、贫困户转变,并较大幅度增加了扶贫资金。二是国家在宏观经济政策中明确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计划。该计划实际上将扶贫到户与促进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宏观政策相结合,对缓解农村贫困产生了积极影响。三是构建综合扶贫战略政策体系。中央人民政府大幅度增加扶贫开发投入,明确资金、任务、权利、责任“四个到省”的扶贫工作责任制。建立东部沿海地区支持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扶贫协作机制。推行入户项目支持、最低生活救助、科技扶贫、劳动力转移、生态移民等多元化扶贫措施。2000年,中国政府宣布“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五)2001—2012年,实施整村推进与“两轮驱动”扶贫战略

这一时期扶贫战略主要体现在《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的政策制定和实施安排上。第一个十年扶贫纲要在中西部地区确定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把贫困瞄准重心下移到村,全国范围内确定了15万个贫困村,战略政策主要以整村推进、产业发展、劳动力转移为重点进行构建与实施,贫困人口继续减少。2007年,以全国全面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标志,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扶贫开发政策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衔接的“两轮驱动”阶段。第二个十年扶贫纲要体现的扶贫战略意图和政策构建重点是,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重点范围覆盖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坚持扶贫到村到户。这一时期扶贫开发成效明显:一方面,大多数贫困群体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另一方面,扶贫开发对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缓解区域、城乡差距扩大趋势,作出了重要贡献。

(六)2013年至今,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

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体代表大会召开为标志,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扶贫开发的新思想新观点,作出一系列新部署,形成了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在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指引下,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作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新时代脱贫攻坚是中国扶贫开发的新发展,中国扶贫开发战略政策体系呈现新时代特点:一是确定全新扶贫目标,即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绝对贫困;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一目标既符合国情,又与国际接轨,脱贫标准略高于国际水准。二是确定基本方略,即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这一方略是一整套全新的贫困治理体系,其核心内容集中体现在做到“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实施“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解决好“四个问题”,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三是坚持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构建省市县乡村五级抓扶贫、层层落实责任制的治理格局。四是坚持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和鼓励全社会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参与扶贫。五是坚持创新扶贫开发机制,为贫困人口贫困村建档立卡,向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出台一系列精准扶贫政策,为脱贫攻坚源源不断地释放改革红利。六是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始终注重贫困人口内生动力的激发及培育。这一时期,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面建立,具有减贫兜底功能的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二、脱贫攻坚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部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挂帅、亲自督战,全党全国全社会动员起来,以2020年彻底消除绝对贫困为主要目标,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建立完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深入推进脱贫攻坚战。经过近5年脱贫攻坚、7年多精准扶贫,中国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2012年至今,中国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到2019年底,全国贫困人口减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2]。截至2020年5月中旬,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780个县宣布摘帽,目前还剩下52个未摘帽贫困县,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3]。脱贫攻坚大幅度提高了贫困群众收入水平。2013年至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长9.7%,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4]。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脱贫攻坚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深度贫困地区贫困村通宽带比例接近百分之百,近千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脱贫攻坚目标的实现,意味着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贫困问题得到解决,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确保了小康社会的成色。

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具有多重重大意义。认识和总结脱贫攻坚的意义,既要体现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的直接效果,更要总结由此产生的间接影响,还要客观分析其形成的多重溢出效应。既要总结物质层面的成效,又要呈现其在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的贡献。既要看到打赢脱贫攻坚战给贫困地区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又要看到脱贫攻坚为贫困地区开启新征程奠定的坚实基础。具体可以从历史、政治、实践、理论和国际维度认识。

(一)从历史维度看,脱贫攻坚目标完成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有望得到历史性解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5]“没有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全面小康,没有人掉队的小康才是真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6]“全面小康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7]这些论述,深刻指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农村贫困地区,只有把这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补齐,才能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将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中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8],实现中国人民苦苦追求的解决贫困、实现小康的伟大梦想,足以载入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册[9]。从更高意义上讲,脱贫攻坚关系全体中国人民福祉,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只有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出关键一步[10]。

(二)从政治维度看,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宗旨、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充分彰显,进一步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11]

首先,脱贫攻坚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体现。“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12]“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13]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高度,指出了脱贫攻坚的重大政治意义,阐明了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性紧迫性,实际上是要求全党必须增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全国全社会参与脱贫攻坚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郑重承诺。“让各族群众都过上好日子,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也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目标。”[14]“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5]“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16]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高度,深刻指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生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宗旨和价值追求的生动呈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厚的人民情怀的生动体现。

(三)从实践维度看,脱贫攻坚实践和贫困治理进程中形成的相应制度安排、实践策略和有效经验,进一步完善和提升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的创新案例和经验示范[17]

脱贫攻坚明显加快了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为后发展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奠定基础。中国贫困地区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贫困地区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国家为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和安全饮水,持续加大对贫困地区投入力度。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以来,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涉农整合资金、易地扶贫搬迁和危房改造资金、政府债券、小额信贷、扶贫贷款以及社会扶贫资金逐年增加,年均投入过万亿元[18],主要用于投资基础设施、住房改造和产业发展,加上对上下游的拉动,扶贫投资实际将带动数万亿社会总投资,在带动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实现结构调整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明显拓宽了贫困家庭的增收渠道。如发展产业、转移就业实现增收,安排生态护林员、护草员、保洁员、治安员等公益岗位实现增收,对无业可帮、无力可扶的贫困户通过综合性保障兜底措施实现增收,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改善带动非贫困农户实现发展增收。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必然促进地区消费结构升级,促进消费总需求直接增加。加上贫困地区道路、网络宽带、电力、学校、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农村居民对汽车、冰箱等生产生活用品以及教育、娱乐服务消费品需求会逐步提高。这些变化既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空间,也为拉动宏观经济高质量增长提供新的广阔市场和动力[19]。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改善的同时,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较快发展,促进了优质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明显增强了贫困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退耕还林还草等政策措施实施,不仅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拓宽了原生态特色产品转化为农民增收的来源,还增加了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脱贫攻坚带来上述多个方面的良性改变,为实现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缓解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脱贫攻坚明显提升了乡村治理能力,有力促进了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推进抓党建促脱贫攻坚,通过组织开展贫困识别、精准帮扶、贫困退出,基层组织建设得到加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明显增强,农村基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明显提高,党群干群关系更加密切,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2015年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人,为打通精准扶贫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奠定了基础[20]。在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许多驻村工作队拉起来就是防“疫”队、战“疫”队,呈现了干部经受脱贫工作历练的成果。脱贫攻坚促进了全社会合力攻坚良好局面的形成。东西部扶贫协作,产生了助力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定点扶贫畅通了党政军机关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了解农村与贫困地区的渠道,推进了干部作风转变,成为锻炼培养干部的重要平台。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的形成,为贫困治理体系完善营造了环境和氛围。脱贫攻坚建立了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包括与“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体制机制相适应,在各负其责基础上合力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针对多维致贫因素、形成政策“组合拳”的政策体系;确保扶贫投入力度与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求相适应的投入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社会动员体系;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的督查体系;体现最严格的考核评估要求,确保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的考核体系。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既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坚实的制度支撑和保障,也为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形成奠定基础。为解决“扶持谁”的问题,实施精准识别,建档立卡,不断提高贫困识别的准确率。为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开展驻村帮扶,解决了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为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实施“五个一批”工程,保证精准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为解决好“如何退”的问题,制定退出标准和程序,制订脱贫年度计划和滚动规划,开展第三方评估,保持政策稳定。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创新与完善,促进了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脱贫攻坚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提升贫困家庭内生脱贫动力。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作为贫困治理的根本动力、参与主体和受益群体,始终坚持把让贫困人口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作为脱贫攻坚的直接目标,把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目标。在受到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依然向人民表达了兑现承诺的坚定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21]。这无疑极大增强了中国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必胜信心。大力实施教育扶贫、健康扶贫,增加了贫困家庭人力资本的积累,提高了其人力资本的质量。通过加强对贫困群众的技能培训、思想引导,增强其脱贫意愿、信心和能力。通过实施控辍保学,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切断贫困代际传递。同时,坚持脱贫攻坚靠人民,在推进脱贫攻坚中,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树立脱贫光荣、扶贫光荣的良好风尚;加强对贫困家庭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服务,促进贫困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推行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扶贫资金分配在中央部门和省市县本级公告,扶贫项目要求在乡村公示,在年度考核和脱贫退出时了解贫困户和非贫困户的满意度,从制度上保证了农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移风易俗,抵制陈规陋习,激发内生动力等,最大限度地激发了广大贫困人口参与生产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培育提升贫困群众可持续的内生脱贫动力。

(四)从理论维度看,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不仅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优势,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

脱贫攻坚伟大成就彰显的中国政治制度优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全面领导。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出征高位推进,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强化“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机制,发挥村党组织在脱贫攻坚中的战斗堡垒作用。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明确目标任务,确定精准方略;出台一系列专项政策和超常规举措;建立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供制度保障。聚焦“三区三州”(西藏自治区,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四省藏区,南疆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四地区和四川凉山州、云南怒江州、甘肃临夏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实施挂牌督战,巩固脱贫成果。三是坚持精准扶贫方略。做到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实施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五个一批”脱贫工程。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四个问题”。四是坚持完善大扶贫格局。充分发挥政府在脱贫攻坚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持续加大各行各业扶贫力度,包括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国家机关定点帮扶、军队扶贫、民营企业扶贫、社会组织扶贫、公民个人扶贫的中国特色社会扶贫体系不断丰富发展。五是坚持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尊重贫困群众脱贫攻坚的主体地位,多措并举激发内生动力,坚持外部帮扶与内生动力结合,注重贫困地区基层干部的能力建设和素质培养。六是坚持较真碰硬考核评估。建立完善科学的考核评估体系,综合运用考核评估结果,建设完备的监督体系。

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及成就,同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组织领导、改革创新、社会动员和贯彻落实等方面的卓越能力。脱贫攻坚中党的组织领导能力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核心高度重视和亲自指挥,党中央建立并完善脱贫攻坚的责任体系,层层压实脱贫责任。主要通过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管理体制、建立并完善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领导责任体制、建立并完善全党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帮扶责任体制三个方面实现。脱贫攻坚在扶贫理论、扶贫方略、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等方面的重大创新,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创新能力。中国共产党在脱贫攻坚战中的社会动员能力集中体现在不断强化社会动员和宣传体系建设,凝聚了全社会参与的新社会扶贫格局。各地各部门的贯彻落实能力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增加投入、完善政策、严格考核、加强监督、作风能力建设等方面。

(五)从国际维度看,中国脱贫攻坚为全球减贫作出重大贡献,不仅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奇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行动以及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22]“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23]习近平总书记从携手共建一个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野,深刻揭示了脱贫攻坚对于实现人类更好发展的意义,中国减贫不仅解决好自身贫困问题,也必将为全球减贫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这实际上是为深化国际减贫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指明了方向。

中国成为对世界减贫作出最大贡献的国家,同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一直推动和倡导坚持减贫和共享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能够为其他国家注入强大的信心,为增进各国民生福祉作出新贡献,提供新示范[24]。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对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25],特别是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崭新的选择。此外,中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就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援助发展中国家[26],这些都将对整个人类社会反贫困作出更大贡献。

在全球仍有7亿极端贫困人口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减贫成就经验尤为关注。各界国际人士从不同角度充分肯定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成就及其重大意义贡献。代表性观点如下: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肆虐,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未放弃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等目标任务,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决心的体现,也是中国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信心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对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落实积极、具体,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凝聚力、执行力,也得益于中国高效的政治体制,从2012年到2019年底,短短7年多的时间,中国有9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研究学习中国的减贫经验。中国追求的发展不是仅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而是将发展与减贫紧密联系,着力增进民生福祉。在这一点上,中国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榜样。中国的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证明中国制度和治理模式具有优越性[27]。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表示,“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未看到有那么多人摆脱了极端贫困”,“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成就”[28]。

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在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经济增长成果为人民所共享。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国情和发展道路,中国显然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让中国人民享受到发展成果,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信心和启示。中国切实有效的举措让数亿人摆脱贫困,中国的减贫经验为世界带来福祉。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如期实现全面脱贫,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巨大鼓舞。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分享自己的精准扶贫等经验,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更快更好地摆脱贫困,有力推动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29]。

三、脱贫攻坚的世界贡献

2020年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中国将有1亿左右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书写世界反贫困史上的伟大传奇。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极大坚定了全球减贫的决心信心,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引领大规模的脱贫攻坚成功实践展示了全球减贫的中国智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中国脱贫攻坚战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中国贡献,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开展减贫树立了标杆

从减贫速度看,中国明显快于全球。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1981年末到2015年末,我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87.6%,年均下降2.6%,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32.2%,年均下降0.9%。特别是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以来,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300多万,7年减少9300多万[30]。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标杆,提供了榜样,坚定了全世界消除贫困的信心。在中国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政府是贫困识别、贫困干预、贫困退出以及脱贫成效评估等减贫全过程的主导性主体。在脱贫攻坚战中,中国政府加大财政专项投入,通过“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多层级政府间合力协作制度安排提升政府扶贫整体效能,激发并形成扶贫合力,不断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凝聚摆脱贫困的强大动力。中国政府发挥减贫主导作用为全球应对经济增长带动减贫普遍弱化的挑战树立了典范。

(二)习近平扶贫论述是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最大的理论成果,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

习近平扶贫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的最新发展,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扶贫论述具有丰富内涵:一是坚持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把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战略定位提高到新的高度,为制定新时代脱贫攻坚顶层设计、体制机制创新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始终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五级书记抓扶贫,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机制。三是坚持精准方略。做到“六个精准”基本要求,实施“五个一批”的脱贫路径,达到切实解决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问题”的根本目的。四是坚持加大投入管好用好扶贫资金。改革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做到阳光化管理。五是坚持广泛动员社会参与脱贫攻坚。不断加大社会扶贫工作力度,凝聚更大扶贫合力。六是坚持从严要求促进真抓实干。把扶贫工作的从严要求和干部作风治理结合起来,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过程和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七是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尊重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激发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摆在突出位置,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充分发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的作用,把贫困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他们自力更生的精神激发出来,不断提高他们共享发展成果的能力。八是坚持携手消除贫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地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在习近平扶贫论述指引下,中国脱贫攻坚的决定性成就证明了这套思想体系的科学性、普遍性、指导性,成为全球减贫治理中国智慧的核心内容。

(三)中国精准扶贫方略的成功实践,为解决贫困治理等一系列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按照精准扶贫方略的顶层设计,中国逐步形成和完善了自上而下(指标规模控制、分级负责、逐级分解)与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评议)相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对国际减贫瞄准方法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围绕解决好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四个问题”构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落实的工作机制,为解决一系列贫困治理难题提供了方法。此外,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不仅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强调要发挥脱贫主体的能动性,智、志双扶,从而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其中包含的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理论及实践,对于为国际贫困治理理论创新提供借鉴,对于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的进程,都有重要作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高度肯定中国的减贫方略,他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31]可以说,中国巨大的减贫成就坚定了全球减贫信心,而中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设计及其实践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

案例:贵州即将彻底撕掉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标签

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贵州脱贫攻坚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贵州“尽锐出战、务求精准,确保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贵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持续开展“春风行动”“夏秋攻势”“秋后算账”“冬季充电”,开展两轮“五个专项治理”,推动脱贫攻坚连战连胜、再战再捷。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892万,贫困发生率降至0.85%,57个县摘帽退出,由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成为全国减贫人数最多的省份,成为中国新时代脱贫攻坚恢宏成功实践的缩影。

一是“组组通”硬化路惠及千万群众。贵州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92.5%,交通出行难是决胜脱贫攻坚突出的短板之一。贵州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县县通高速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启动农村“组组通”硬化路三年大决战,全面建成7.87万公里农村“组组通”硬化路,实现3.99万个30户以上自然村寨100%通硬化路,惠及1200万农村人口,彻底解决了长期制约贵州农村发展的交通瓶颈问题。

二是易地扶贫搬迁改变了188万农村群众的世代命运。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调研时强调,要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地方的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贵州采取超常规举措,开展贵州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探索“六个坚持”,做好搬迁“前半篇文章”,全面完成188万人、10090个自然村寨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加上水库移民、生态移民,有近200万群众搬出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偏僻山沟。强化后续扶持“五个体系”建设,做好脱贫“后半篇文章”,确保“搬得出、稳得住、可就业、逐步能致富”。

三是农村产业革命推动传统农业实现“六个转变”。过去,贵州农业生产分散、粗放低效、结构单一等问题突出。2018年初,贵州提出来一场振兴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深入推进思想观念、发展方式、工作作风“三场革命”,全面推行“八要素”,全力推动传统农业实现从自给自足向参与现代市场经济转变、从主要种植低效作物向种植高效经济作物转变、从粗放量小向集约规模转变、从“提篮小卖”向现代商贸物流转变、从村民“户自为战”向形成紧密相连的产业发展共同体转变、从单一种植养殖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转变。2018年、2019年,贵州农业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6.8%、5.7%,连续两年位居全国前列,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6%、9.7%,突破1万元大关。

四是教育医疗住房和饮水安全保障短板不断补齐。在西部率先实现县域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辍学学生动态清零;在全国率先建成省市县乡四级公立医院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完成行政村卫生室建设和合格村医配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参加医疗保险,实现“三重医疗保障”;基本完成农村危房改造、老旧住房透风漏雨和人畜混居整治任务;基本解决288.24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注释

[1]黄承伟:《脱贫攻坚伟大成就彰显我国制度优势》,《红旗文稿》,2020年第8期。

[2]习近平:《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

[3]黄俊毅:《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和进度不变 全国832个贫困县中已有780个宣布摘帽》,据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2005/19/t20200519_34934055.shtml。

[4]习近平:《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

[5]《强化支撑体系加大政策倾斜 聚焦精准发力攻克坚中之坚》,《人民日报》2017年6月25日。

[6]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7]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7日。

[8]黄承伟:《深刻认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伟大意义》,《光明日报》,2018年9月25日。

[9]唐任伍:《脱贫攻坚: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中国贡献》,据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2020/0116/566873.shtml。

[10]吴传毅:《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彰显制度优势》,《光明日报》2020年3月11日。

[11]唐任伍:《脱贫攻坚: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中国贡献》,据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2020/0116/566873.shtml。

[12]《习近平: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据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19/c_1115674737.htm。

[13]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2月28日),载《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第5页。

[14]2019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云南省贡山县独龙江乡的回信。

[15]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

[16]2013年8月28日至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的讲话。

[17]张琦:《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功实践》,据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2020/0127/566878.shtml。

[18]贾希为:《脱贫攻坚是一场伟大革命》,《前线》2020年第2期。

[19]同上。

[20]习近平:《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

[21]习近平:《坚决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2020年3月6日),《人民日报》2020年3月7日。

[22]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 促进共同发展——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7日。

[23]同上。

[24]张琦:《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光明日报》2020年3月10日。

[25]杨秋宝:《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突出成就和重大意义》,《经济日报》2017年9月19日。

[26]com.cn/唐任伍:《脱贫攻坚:中国方案、中国经验和中国贡献》,据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2020/0116/566873.shtml。

[27]张朋辉等:《“推动人类共同的发展事业不断进步”——国际人士坚信中国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人民日报》2020年3月8日。

[28]《书写全球减贫史重要篇章(和音)——世界瞩目中国“两会时间”》,《人民日报》2020年5月27日。

[29]张朋辉等:《“推动人类共同的发展事业不断进步”——国际人士坚信中国将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人民日报》2020年3月8日。

[30]黄承伟:《充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重大意义》,《党建》2020年第6期。

[31]《扶贫开发持续强力推进 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网址:http://www.gov.cn/xinwen/2019-08/12/content_542065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