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导向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是惊人的。从1978年到2020年，42年间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以人民币计价涨了278倍，从全球GDP总量排名上看，中国从全球第十上升到全球第二的位置，占全球GDP比重从1.74%上升到17%。[1]当然，中国还没有消除绝对贫困，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说，中国还有6亿人平均月收入不足1000元[2]。

这两种情况其实就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形势——从整体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内部的结构上看，在更平衡、更充分的发展上中国还有巨大的优化空间。

为了谋求未来更高质量的发展，一定要先回答好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问题：过去40年，到底做对了什么？

依照“创新理论”鼻祖约瑟夫·熊彼特的经济增长理论，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增长都来自创新。如果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经济体能够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那么在其内部一定有着非常强大的创新源动力。

因此，这个问题就可以变成：在过去40年中，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创新动力来自哪里？

很显然，中国过去40年的高速增长源自“改革开放”，在这个时期内，地方政府是创新的推动力。

事实上，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88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头10年。在这之前，中国经历了30年贫穷的时期，中央政府为了谋求经济发展，在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了价格双轨制，并于1988年开始实行价格改革闯关。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一步就是要放开价格管制，让市场决定价格。当时，有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功实行价格改革闯关的经验作为参考，所以中国也想通过放开价格实现改革。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政府发现我国的价格改革闯关未能获得成功，继而决定不生搬硬套西方模式，要结合中国国情充分动员和发挥中国强大的组织体系——地方政府的作用。

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开始，地方政府开始作为创新源动力，引领地方经济发展。在这个时期内，国家顶层架构设计主要有以下三个核心：

（1）1994年国税、地税分开，地方政府因此获得了政策便利，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可以通过减免返还等各种方式吸引投资。

（2）1998年开始发展房地产，地方政府卖地的钱不计入税收，而计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所以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卖地获得投资基础设施的资金，从而更好地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者，通过国税、地税分开和发展房地产为地方政府提供政策便利和发展资金。

（3）以GDP作为地方政府的KPI（关键绩效指标）以考核业绩。通过之后的中国经济表现我们可以发现，政策、资金、考核三个维度全面支持地方政府引领地方经济发展的模式很成功，中国的经济增速很快，用十几年的时间就把原计划要走30年的路走完了。

然而，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扬院长所带领的国家顶层架构设计团队提出中国在这个框架下面临的问题：我国的GDP总量排名全球第2，却没有代表国家实力的国家级企业。

地方政府引领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导致这个问题？因为当下国内大部分企业都是地方性企业，不妨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是健力宝集团的衰败。健力宝是一家立志在国内打败可口可乐的企业，可口可乐是酸性饮料，而健力宝当时的定位是碱性健康饮料，并通过亚运会宣传一举成名。为了将企业继续做大做强，健力宝想要把总部从佛山市三水区搬到广州市。而这恰恰就是健力宝衰败的核心原因之一，因为大企业总部的搬迁对地方政府来说损失了税收，所以地方政府显然不会支持。

第二个例子是一个虚拟的小故事，但是类似的事件一定在过去的40年间发生了很多次。A市有个企业家老李，他跟A市长的关系非常好。市长一路支持老李的企业发展壮大。有一天，老李到市长面前说：“市长，我有一个好消息向您报告，我要去新疆投资，建一个占地2000亩的工厂。”A市市长会怎么回答他？市长可能会先说：“老李，你做什么事我都会支持你。”第二句是“有什么困难你都可以跟我讲”，第三句话是“我再给你300亩地好不好？”诚然，第三句才是重点。老李心想：我讲的是我要去新疆盖一个新工厂，市长为什么要给我A市的300亩地？而且我也知道A市已经没有地了。至此，老李也就明白了市长的意思，没有再去新疆投资建厂。

所以，我们今天的大部分企业都是地方性企业。

国家顶层架构设计团队发现此问题后，自2015年起，在顶层设计上开启了新发展模式转型的规划，并且做出了三个大改变：第一，2015年政府开始强调“房住不炒”；第二，2017年国税、地税正式合并；第三，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条例》，表明GDP不再作为主要考核指标。之前驱动发展的三个核心要素在顶层架构设计上完全被改变了，这是非常明确的信号，说明中央政府从宏观层面已然下定决心要转型了。

在疫情冲击、经济增长任务面临艰巨挑战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房住不炒”，不给地方政府的GDP增长加压，更是表明了中央政府对政策导向转型的决心。

政策导向转型的大方向已经越来越清晰，过去大家已经习惯的增长模式不再适用，决定中国经济未来30年的顶层架构设计正在这5年中逐步夯实成型。

政策导向转型正式进入第二季——发展高质量、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

企业家一定要明白以往地方属性、严重依赖资源型的企业将成为历史，未来需要的是能够打破地域限制、打破家族传承模式的有核心竞争力、有国内影响力和国际话语权的企业。

疫情冲击并没有结束，全球经济依然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2020年国内经常听到“经济寒冬已至”的论调。虽然现在国内此类言论减少，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经济寒冬”还没有过去。那么判断“经济寒冬”的标准是什么？

经济大趋势是否存在风险主要看是否面临两种情况：第一，GDP增速下行；第二，人口断崖。

自2019年开始，我国人口断崖已经非常明显，所以国家会不惜一切短期代价鼓励生育。一旦出生人口数量出现断崖式下跌，便会对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造成巨大压力。越来越多经济学家开始劝大家“为国生娃”，就是因为作为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之一——劳动力，即人口结构问题对整个国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企业必须要保持低负债率和稳定的现金流，否则就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图1-1的模型是在经济下行期给实体企业的建议。以房地产行业为例，一般来说，地产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地产、商管、物业、文旅等。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物业的现金流往往是非常稳定的，而其他业务则面临很大的现金流风险。

通过这个模型，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宏观政策干预和企业经营的一系列联动关系，从政府降息到最后引发经济上的滞胀（高通胀+低经济增速），政府的逆周期调节可以解决短期问题，但很可能会给未来中长期经济带来一些隐忧。所以在2021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中提出的宏观政策是做“跨周期调节”，而不再仅仅关注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

2019年8月，我的团队针对房地产进行研判得出的结论是：房地产行业会遇到困难，但其中的物业板块则能得以幸免。而后的房地产公司经营情况也让这个推断得到了验证。2020年年初，在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最严峻的时期，物业的现金流反而增长了30%。大致原因是疫情期间，因为无法出门，业主对物业的依赖性更强，两者之间的交互反而变得更多了。比如，快递员无法自由出入小区，很多快递都由小区保安代送；之前的一些日常维修工作变成需要物业帮忙。因此，业主需要缴纳原本不情愿支付的物业费，物业服务的衍生费用也有所增加。

经历过“黑天鹅”事件的企业家都知道，一定要重视现金流，对高杠杆一定要非常小心。因为在面临巨大经济波动时，高负债可能会压得企业撑不下去，倒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如图1-2所示。

在主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被动的疫情压力下，资产泡沫风险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一直以来，悬在中国经济头上的三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分别是P2P、企业债和地方债。

首先，通过政府的决心清理，P2P的雷基本被解除。

其次，企业的债务违约依然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只要宏观政策不出现“急转弯”情况，那么在发展中解决问题，就可以慢慢消化企业债问题。

最后，地方债目前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风险可控。

再来看看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和消费的现状。

在出口方面，出口增长的红利期已经过去，由疫情导致的短期出口增长并不具备持久性。

从投资上看，目前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资，但过去20年的大基建和房地产的大发展这条路基本上也走到头了，未来需要更多个人和外资参与到企业发展的投资上来，这就需要完善投资监管机制。

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是消费，这是近年来自上而下的共识。因此，国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前提不变的背景下，又提出了“需求侧管理”，就是想要在消费这驾马车上想办法。“地摊经济”这个词在网络上曾红极一时，就是一次拉动消费的新尝试。要拉动消费就必须让老百姓富起来，得先有钱才能消费，所以其中重要的一环是必须要降低老百姓的债务水平，这样他们才敢花钱。

要靠地方政府启动消费，因此地方政府有从“土地财政”模式向“税收财政”模式转型的倾向。

调整国税、地税分成比例的过程存在两个巨大转变：一是国内的增值税分配从国家75%、地方25%，变成了各50%；二是消费税全部划归给地方，消费税非常有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未来30年财政来源的主要税种。

未来，政府长期的政策导向和经济转型阶段要面临的问题是息息相关的。要想理解新的政策、抓住新的机遇，就要理解整个宏观经济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