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此行之所以会内心激情冲涌，和他在这一年的经历、和他在当年中进士的会考有关。

王守仁是作为当时北京官学——北京国子监学生参加当年会考（进士考试）的。[3]

明代的科举考试，明初以降，各个时期略有不同，而在成化、弘治年间，大致确定。[4]当时的考场，在今北京建国门内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即现今的贡院东街、贡院西街、贡院头条、贡院二条、贡院三条等地，每个考生都有个一米见方的单间，各单间紧紧相挨，大约每排有45个，每排之间仅留可让一人通过的空隙。这样的单间在瞭望塔楼两边各有120排，大约共有9 999个单间。考生在整个考试期间都住在贡院内，不得外出。

每个单间约一人高，两面墙上都有两个槽，插上木板，就可以当作椅子和书桌，也可以当床。每个考生都被允许带一些被单，以便在睡觉时盖在身上。考生只能坐着睡觉，或是蜷身躺在木板上。书桌上有一块砚台、毛笔、一个茶壶和茶杯。定时供餐。[5]

这是当时考试场所的大致情况。王守仁以及其他的学子，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考试的。

当时的会试，科目分为解述经义、论和策。这三种科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经典内容的解释，对有关经典的论说发挥，最后是提出理论在实际运作中的方法。

那一年的主考官是李东阳，考官有程敏政[6]、刘春[7]、林廷玉[8]。

在明朝的成化、弘治年代，科举制度逐步稳定成熟，成为士人“进身出仕”的主要门径。文风也多有变化，由明初的质朴，渐趋华雅。为了纠正文人敷衍泛滥的倾向，在弘治年间，诏令“作文务要纯雅通畅，不许用浮华、险怪、艰滞之辞”[9]。由此可见当时考场文风之一斑。

那年二月，[10]二十八岁，已经历过两次考试的王守仁，冒着料峭的春寒，从国子监生的住所，来到考场。验明了身份，按号坐到了考试的格子间里。经历过考试，又有过两次“会试”落榜经验，王守仁已无紧张之感，舒展了身子，静候开考。

拿到了考题后，他冷静思考着。

考的是《礼记》。

“经义”的考题：“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故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这是《礼记》中《乐记》的一段话。

这要考察考生对《礼记》中《乐记》的认识。《乐记》说：圣人制作“乐”和“礼”，一是“率神”从天的，一是“居鬼”从地的，要求学子对这二者的异同发表见解。

对于“礼”学，王守仁这几年受到父亲的熏陶，多有体会，所以他凝聚平日所思，认真写道：

礼乐合造化之妙。

圣人者出，因其自然之和也，而作为之乐。

因其自然之序也，而制为之礼。

圣人之道，不外乎礼乐，而和序者，礼乐之道也。其实则一而二，不知者乃歧而二之。

这些话的要旨，是他认为，自然是和谐的，而人的社会是有序的，礼、乐则合乎自然造化的微妙。圣人乃根据自然造化，将其制作出来，从根本上说，二者是统一的，只有那些不明道理者，才将其分为二。这可以说是比较独到的见解。

考生的试卷，都全部把名字糊去，为的是防止考官徇私作弊。

考官刘春在众多试卷中，读到这篇文辞典雅、意义明了的试卷，眼前一亮，提笔批道：

“作此题者，多体认欠明，徒务敷演，浮冗可厌，盖时习之弊也。是卷说理措辞精深典雅，而其气充然，岂拘拘摹仿之士哉！”

另一位考官林廷玉也看好此卷，批语是：“近时经生率以此礼乐为造化自然，恐但云礼乐，便涉制作上说；不然，则敦和别宜，造化岂自敦且别邪？此作是也。”

程敏政的批语是：“究本之论，涉造化处便难楷笔，若辞理溢出类此篇者，鲜矣。”

主考官李东阳的批语：“鬯达无滞，《乐记》义仅得此耳。”

总之，所有的考官，都对这一试卷，给了很高的评价。

接下来考的是“论”。

论卷的试题是：“君子中立而不倚。”这是《中庸》里的一句话。考试要求对这句话加以论说，发表见解。

“中”是《中庸》最重要的概念，“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11]。

熟读《中庸》的王守仁面对这样的试题，思潮如海。他写道：

“独立乎道之中而力足以守之，非君子之勇不能也。盖中固难于立，尤难乎其守也。”

这里，王守仁首先强调了能独立于“大道”之“中”，并恪守“中”道，前提是必须要有“君子之勇”，必须要有不惑歧途的理性，要有不走邪道的行动，要有克服私欲的定力。[12]接下来，他对这一命题展开论述。王守仁写道：

“君子所以自立者何？中而已。”

君子根据什么立于“中”呢？“中”是随时随事变化的。[13]君子必须坚持“道”。“履道于至正之区，而特立乎流俗之外。”“当出而出，当处而处，出处之立乎中也；当辞而辞，当受而受，辞受之立乎中也；以至于动静语默皆然。则君子之立也，可谓中矣。”

而这样的特立独守，是“不倚”，也就是不凭借外力的，所以尤其困难。[14]要做到上述这些，重要的是要“一定之守”，也就是坚守一定的见识，不为外在的和内心的诱惑所动摇。“天下之勇，岂复加于此哉。”“勇所以成乎智仁而保此中者也。”

最后，点明：这种“勇”，并非是“血气之刚”，而是孔子所主张的“德义之勇也”。[15]

这些议论当然是在当时的经学语境中的表述，其中心的观点，就是强调要以先圣孔子所推尚的“德义之勇”，保持自己内心所持的“定见”也就是对于世界万物合乎“中道”的“一定之守”，不倚不凭，独立于世。

这是王守仁对《中庸》言及的“中立而不倚”之说的阐发，在这篇考试文章中，已经表现出一种强调内心自持定见的独立意识。

他的这篇答卷，也受到了当时考官的一致好评。当时的考官，有的从行文风格品论，认为“此卷，其词气如水涌山出，而义理从之，有起伏，有归宿，当丰而健，当约而明，读之惟恐其竟也。四方传诵，文体将为之一变乎”[16]。

有的从内容上判断，认为此卷“盖深于性理之学者”[17]，“此篇议论滔滔自胸中流出，若不经意焉者；且理致精深，言辞深厚”[18]。最后有主考官李东阳的批语：“此篇见理真切，措辞条畅，亦何尝无开合起伏于其间，而终不出乎绳准之外，为论学者可以观矣。”[19]

总之，考官都对他立意的精准、文辞的表述，给了很高的评价。

王守仁的应试文章谈及人和自然、社会的关系，显示出王守仁二十八岁时基本的处事理念和为人风格。[20] 这里表现出来的思想，可以说是王守仁前半生人生经历和学习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他后半生行动和思想的出发点。

王守仁自然觉得自己考得不错，而所有的考官，对于这份考卷的评价也都很高，按照常理，金榜题名应该不成问题。但是，就在这关键当口，考场意外地掀起了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