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日本存王阳明手迹长卷。该长卷据说是日本人加藤八重磨在日本大正年间访问绍兴时购得。见日本1924年《阳明学》第162号所载蓬累轩编《姚江杂纂》，卷后有清郑濂跋。钱明《王阳明全集未刊散佚诗文汇编及考释》对此有论说，认为成于“弘治十年”，后收入其负责编校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四十二。束景南《辑考编年》收录，出处同。束景南对此诗有考证，对于理解该诗，非常有补益。

束景南主要有四点成果：一、认为“此诗有以为作在弘治十年，非是”，推断作于弘治十二年。二、检出王守仁模仿的李东阳的原诗。认为李东阳“坠马”，在成化十七年。三、考证了李东阳所说的“马讼故事”，指出，他的诗作和邵珪、李士实有关。四、认为王守仁在该诗跋文中说的“菊先生”为李士实。王守仁这首诗后来未收入《全集》，可能和李士实后来助朱宸濠为乱有关。

所得出的结论，笔者认为有可商榷处。因为此诗涉及王守仁在弘治十年以后的行踪，特考之如下，以供参考：

其一，束景南考释了李东阳“坠马”故事，并列出了李东阳的原诗《坠马后柬萧文明给事长句并呈同游诸君子》（载《怀麓堂集》卷八）。萧文明在成化十七年前往镇宁州，所以推断李东阳坠马在成化十七年。如照其所论，李东阳的跌伤，为成化十七年事。

又据束景南所说，此诗涉及邵珪和李士实。邵珪，字文敬，明代宜兴（今江苏宜兴）人。成化五年（1469）进士，授户部主事，官至严州太守。他善书，工棋，诗亦有新意，有“半江帆影落尊前”之句，人称为邵半江。著有《半江集》六卷。又号东曹隐者。

邵珪堕马伤足，邵氏何时伤足？待考。李东阳有诗谑之：“十年双足躏词场，我亦怜君坠后伤。历块敢夸千里俊，乘船却笑四明狂。扶颠老仆空随路，学仆娇儿更倚堂。应似崔家亭下鹭，独当秋雨向寒塘。”诗中有“十年双足躏词场，我亦怜君坠后伤”，此“十年”如指邵珪中进士以后的十年，那么，他伤足当在成化十五年以后，与弘治十二年也间隔多年。

其二，束景南认为该诗不可能作于弘治十年。这一结论笔者赞同。但对于其所主作于“弘治十二年”之说，笔者认为值得再考。理由如下：

束景南认为王守仁在到浚县之前，还有一次北行的公干。笔者以为此说缺乏根据。《年谱》：弘治十二年，王守仁举进士，“观政工部”，并无该年前往北边公干记录。且从常识考虑，三月刚中进士，派往工部，总有手续要办。据束景南《年谱长编》，三月，王守仁还“荣归绍兴”，五月返京，然后就马上派往“北方”，还上了《陈言边务疏》。七月坠马。八月一日写诗。九月已经在浚县“钦差督造威宁伯王越坟”。即使按近现代的交通状态思之，也显得过快了。

而且，和王守仁诗中的有关叙述不合。《年谱》弘治十二年云是年秋天往浚县造坟。《明史·王守仁传》：弘治十二年“使治前威宁伯王越葬，还而朝议方急西北边，守仁条八事上之。”可见弘治十二年，王守仁刚中进士，秋天，往浚县修王越墓，八月不太可能还在北京。诗中有“我昔北关初使归”句，“初使”当指此事。又，诗中称“昔”，则不应为当年事。故此诗当作于弘治十二年以后。

其三，束景南认为王守仁诗末云“荷菊先生下问，因道马讼故事”，菊先生就是李士实。

这样的推断，似可再考。

李东阳、萧显、李士实三名士玉堂联句《咏六安茶》：“七碗清风自六安，每随佳兴入诗坛。纤芽出土春雷动，活火当炉夜雪残。陆羽旧经遗上品，高阳醉客避清欢。何时一酌中霖水？重试君谟小凤团！”在世间广为流传。

李士实曾为刑部侍郎。考《明史》等有关记载，李士实，字若虚，南昌人，一作丰城人。成化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出任按察副使，提学浙江。累擢山东左布政使。他为刑部侍郎当在正德年间，是否会在弘治十二年便称其为“秋官”？进而判断他就是诗歌中所说的“菊先生”？

笔者以为，该诗中多有尚未明确之处，只能根据现有资料做大致推测。如无确切可以判定该诗所作年代的资料，比较可靠的方法，是根据王守仁的行迹，推定其大致时间：

1.考诗中有“滥名且任东曹簿”句。东曹，当指六部属吏。王守仁任刑部云南司主事、兵部清吏司主事，或可当之。故此诗当作于弘治十三年至十八年间。

2.该诗写作有几个条件：（1）王守仁在北京，（2）李东阳未致仕前（正德三年前），（3）王守仁出使“北关”后，（4）王守仁跋于八月，故此诗写作时间当在八月或八月以前。

那么，看看所知的王守仁的行迹：

弘治十三年，在北京。十四年八月“审录”，出行江北，此时腿部当无伤病。十五年八月，因病请求归省，往江南。十六年夏秋，在杭州养病。十七年在京，但九月便有主持乡试之行。十八年，王守仁在京，这时，京中政坛风云变幻。而王守仁如他自己所说，已经没有了对诗歌的兴趣。

因此，在弘治十二年到十八年间，比较满足上列条件的，只有弘治十三年或十七年。笔者认为，作于十三年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