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垣南草堂的文人们
王守仁初入官场,在京城交往的人士,就处世态度而言,大多是追求仕途发展的。而就他们的兴趣而言,则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类创作诗赋文辞,追求在文坛发展,一类则注重儒学思考,研“经”探“道”。
在弘治十二年以后,随着阅历的增长,王守仁渐渐觉得“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33],关注重点朝儒学方面转移。
王守仁当时住在垣南草堂。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官员,各部的郎官们,常到草堂里走动。话语投机,便作彻夜长谈,议论文史、品评学问。这样的举动,颇受世间瞩目。这些人,被世人称为“西垣翰林”。
当时和王守仁同道的“西垣翰林”有陈文鸣、杨名父、潘府、郑岳、林希元等,多为一时名士。[34]
也就是说,在当时文坛上,除了受李东阳影响、领略风骚的诗文团体,也即后世称之为“茶陵派”的文人团体外,还存在着其他的儒学团体。
王守仁和这些年轻的政坛“新星”交往,探讨儒学。这对他以后人生的展开、思想的发展,有相当的影响。虽说这一时期,有关探讨的内容,未见系统的文字留下,仅能从散见的文字中略知一二。如《全集》卷二十八《性天卷诗序》,乃是应时在户部为官的秦金之请而作。其中探讨了“天”和“性”的关系,谈到了对于佛教的看法,可见当时王守仁的思想。
这些人在以后王守仁的人生道路上,相互间有着各种各样的关联,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真的很奇怪,追求的东西,会难以如愿;而不经意时,却唾手可得。一旦入手,却又觉得,不过如此。王守仁这时对于京城官场的感觉,大抵如此,渐渐乏味了。
他曾这样形容当时官场的生活:“懒爱官闲不计升,解嘲还计昔人曾。”“龙渊且复三冬蛰,鹏翼终当万里腾。”[35]虽说对于官场不满,有点怏怏,但还是抱有“鹏翼”“万里腾”的期待。
在文坛和官场上生活了几年,王守仁的思想在变化中。他的人生目标,还处于想要升腾的层次。他还没有形成明确的学说观念,没有发展到要在宋代大儒外另树一帜的地步。他还在追寻探索。
注释
[1]全文见上古版《全集》285-290页,又摘要见《明通鉴》1478-1479页。文长不录。
[2]晚年的王守仁也自己反省:“语中多抗厉气,此气未除,而欲任天下事,其何能济?”见《辑考编年》945页。录自黄文炤《古今长者录》卷八“王守仁”。
[3]王守仁批点的军书,后来传到他的堂侄王正思那里。王正思将其转给了嘉靖时期在浙江任职的胡宗宪,在胡宗宪处任幕僚的茅坤得之。后来,孙元化得见于茅坤的四世孙茅震东处,孙氏力劝其刊刻行世。茅氏把这些批本编成《武经七书》刊行。孙元化乃徐光启门人,刊刻时特请序于徐光启,总其名曰《武经七书评》,又称《阳明先生批武经》。该书刊本流传到日本,为治阳明学者佐藤一斋所得,1924年在日本《阳明学》杂志107期披露,引起关注。
王守仁的这些批语未必全为专心研读所得,诚如胡宗宪《阳明先生批武经序》所云“在先生不过一时涉猎以为游艺之资”,也未必都是弘治十年前后所批。但如《年谱》所载,“弘治十年”王守仁“寓京师”,“是年先生学兵法”。再有,弘治十二年,上《边务八事》。可见这一时期,王守仁确实关注兵法、军事。由此可知,王守仁有兴趣阅读武经,用心久矣。后来指挥军队,得心应手,也绝非一时所致。
《武经七书评》,永富青地《王守仁著作的文献学研究》第四章论说较详细,见是书365-413页。永富青地所据为日本尊经阁文库所藏明天启元年刊《新镌武经七书》。
浙江古籍出版社《王阳明全集(新编本)》卷三十九《补录一》。各序,见卷五十一《附录一》,所据为日本《阳明学》杂志所载。束景南《辑考编年》所据与浙古版同。但束景南有考证,认为王守仁“学兵法、读兵书,主要在弘治十年至十二年之间”,推测批阅于弘治十二年。
[4]徐贯,《明史》无传。《明史》卷一八八载有其事。参见本章附录《弘治年间王守仁京师交游考》。
[5]见《明通鉴》卷三十九,1480页。杨廉,江西丰城人,字方震。成化丁未(二十三年)进士。见《明史·儒林传》。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为居敬穷理之学,学者称月湖先生。有《杨文恪公集》六十二卷,《四库全书》收录。又有《月湖集》四十八卷,《四库存目》著录。编著有《皇明名臣言行录》《象山语录》《月湖文集》等多种,见《千顷堂书目》。
按:《年谱》:弘治十三年“先生二十九岁,在京师。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未标明月份。此据王守仁《给由疏》,见上古版《全集》,299页。
[6]见《明通鉴》1479页。
[7]洪钟,《明史》卷一八七本传:“正德元年由巡抚贵州召督漕运兼巡抚江北。”而王守仁撰有《两峰洪公墓志铭》,弘治戊午(十一年)后,洪钟曾转任“云南巡抚,再改贵州”。此事殆《明史》本传漏脱。见上古版《全集》937页。
[8]见《明通鉴》。他和洪钟共事,意见不合。
[9]刘大夏《刘大夏集》卷三,有《送王上舍南还》,为送王守仁之作。时刘大夏已届六十,可见刘、王两家交情。关于刘大夏的生平,见后。
[10]见《明史》卷一八三《闵珪传》:“闵珪,字朝瑛,乌程人。天顺八年进士。授御史。出按河南,以风力闻。成化六年擢江西副使,进广东按察使。久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江西。南、赣诸府多盗,率强宗家仆。珪请获盗连坐其主,法司议从之。尹直辈谋之李孜省,取中旨责珪不能弭盗,左迁广西按察使。
孝宗嗣位,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顺天。入为刑部右侍郎,进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弘治七年迁南京刑部尚书,寻召为左都御史。十一年,东宫出阁,加太子少保。十三年代白昂为刑部尚书,再加太子太保。”
[11]在有的文献中,说闵珪和王华等一起,曾鼓动庄昶揭发程敏政的“弊案”。见《明通鉴》卷三十九引王世贞《史乘考误》:“焦芳修《孝宗实录》,谓‘傅瀚嫁祸程敏政,后果代其位。时刘健当国,既偏溺于恚怒,莫之能辨。适大学士谢迁、谕德王华俱憾敏政,而都御史闵珪,与迁、华皆同乡,乃属科、道数辈,内外并力交攻,罗织成狱。而华昶之甘心鹰犬者,不足道也’。”(《明通鉴》1474页)此说虽然后人多有怀疑,但王华和闵珪关系较好,则可推知。
[12]见《明史》卷一八五《本传》:曾鉴,字克明,湖广桂阳(今属湖南)人。天顺八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弘治十三年累迁工部尚书。曾鉴为尚书在弘治十三年五月。如是,则徐贯的去职当在此稍前。见《明通鉴》卷三十九,1483页。
[13]王守仁去年到浚县为王越建造陵墓,特地请屠滽题写了墓碑。见第一章。
[14]见《明史·刑法志》。
[15]上古版《全集》卷二十九《提牢廷壁题名记》:“旧制,提牢月更主事一人。”
[16]这时,或许正是他坠马受伤,恢复后不久。见下文。
[17]金文炤《古今长者录》卷八《王守仁》,说王守仁报告了“大司寇”。如是,那当为刑部尚书。由此可见王守仁和刑部尚书闵珪的关系。
[18]到了晚年,有了一定阅历以后,王守仁想法有了变化。金文炤《古今长者录》卷八《王守仁》记载了他这样反省:“筮仕刑曹,言于大司寇,禁狱吏取饭囚之余豢豕,或以为美谈。晚自愧曰:‘当时善则归己,不识置堂官同僚于何地?此不学之过。’”
金汝谐《新编历代名臣芳躅》卷下“王守仁”条:“新建伯文成王先生筮仕刑曹,适轮提牢,见诸吏豢豕,恻然恚曰:‘夫囚以罪系者,犹然饭之,此朝廷好生浩荡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禽食人食矣,如朝廷德何?’”晚年在家,谈及此事:“先生复蹙然曰:‘此凭一时意见,揭揭然为此置堂卿于何地耶?只此便不仁矣。’”参见束景南《辑考编年》945页,955页。
[19]林俊,事见《明史》卷一九四《林俊传》。又见本章附录《弘治年间王守仁京师交游考》。
据《明通鉴》卷三十九,林俊当时正式的官职是云南按察副使,管刑罚的。弘治初年任命。王守仁为“刑部云南司”官员,当和他有接触。
又,据《明史·隐逸传》,弘治中,林俊上言推荐礼部侍郎谢铎、太仆少卿储巏、光禄少卿杨廉为太子讲师。
林俊,乃王守仁一生中颇有关系之人,具体见下文相关注释。
[20]三人都是成化二十年进士,王华为成化十七年状元。王守仁作为新进的进士,又是王华之子,与之交往,乃是自然之事。
储巏,《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云:“储巏,字静夫,泰州人。九岁能属文。母疾,刲股疗之,卒不起。家贫,力营墓域。旦哭冢,夜读书不辍。”
《明史》卷二八二:“邵宝,字国贤,无锡人。年十九,学于江浦庄昶。成化二十年举进士,授许州知州。”“弘治七年入为户部员外郎,历郎中,迁江西提学副使。”“宁王宸濠索诗文,峻却之。后宸濠败,有司校勘,独无宝迹。迁浙江按察使,再迁右布政使。与镇守太监勘处州银矿,宝曰:‘费多获少,劳民伤财,虑生他变。’卒奏寝其事。进湖广布政使。正德四年擢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世宗即位,起前官,复以母老恳辞。许之,命有司以礼存问。久之卒,赠太子太保,谥文庄。”
乔宇,号白岩。《明史》卷一九四本传:“乔宇,字希大,山西乐平人。祖毅,工部左侍郎。父凤,职方郎中。皆以清节显。宇登成化二十年进士,授礼部主事。”
王守仁还有《送宗伯乔白岩序》,可参见。关于乔宇在以后政坛上的活动和与王守仁的关联,见下各章。
[21]如给黄肃,见《全集》卷二十九《送黄敬夫先生佥宪广西序》;给张思孔,见《全集》卷二十九《送张侯宗鲁考最还治绍兴序》;给方良永,见《全集》卷二十九《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等等。
[22]邵宝和林俊是好朋友,王守仁与邵宝的关系当和林俊有关。林俊有《林见素文集》《诗集》,现存日本内阁文库。林俊《林见素诗集》有《和邵二泉韵》,而邵宝《容春堂集》卷三有《听雨歌读见素所上封事作》,互相唱和。而林俊和杨一清又关系密切,林俊的《文集》由杨一清作序。当时,杨一清主持西北马政。而杨一清,乃是乔宇的老师。
[23]《时雨赋》见浙古版《王阳明全集(新编本)》1755页,又束景南《辑考编年》93页。
[24]弘治十一年二月,李东阳入内阁,见《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三十四。此后,多作诗赋。是年,编《习隐诗》。《李文正公麓堂续稿·文续稿》卷十二有《习隐诗卷前后题》:“久居仕籍,年过无闻。谬登禁垣,旷职思咎。瞻慕林壑,邈焉兴怀。抚事触景,因诗言志。”意思就是在这官位上做得久了,默默无闻,所以怀慕林泉的闲暇,写些诗歌抒发情志。其实也隐存着以诗文立世,以求声名之意。
“弘治戊午”间,李东阳和各种高官的唱和诗,编成《西堂雅集》,见程敏政《西堂雅集序》。此《序》,见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十五。
[25]李梦阳《朝正倡和诗跋》说:“诗倡和莫盛于弘治,盖其时古学渐兴,士彬彬乎盛矣,此一运会也。余时承乏郎署,所与倡和则扬州储静夫、赵叔鸣,无锡钱世恩、陈嘉言、秦国声,太原乔希大,宜兴杭氏兄弟,郴李贻教、何子元,慈溪杨名父,余姚王伯安,济南边庭实。”他这里提到的王伯安,就是王守仁。见李梦阳《空同集》卷六十六。
[26]参见本章附录《弘治年间王守仁京师交游考》。
[27]王守仁早在中进士以前就和李东阳交往,当是由于父亲的关系,见前第四章。
[28]关于此诗,见本章附录《坠马诗考释》。
[29]《坠马行》:“西涯先生真缪爱,感此慰问勤拳情。入门下马坐则坐,往往东来须一过。词林意气薄云汉,高义谁云在曹佐。”
[30]《坠马行》:“尝闻所□在文字,我今健笔如挥戈。独惭著作非门户,明时尚阻康庄步。”“物理从来天如此,滥名且任东曹簿。世事纷纷一刍狗,为乐及时君莫误。”
[31]《坠马行》跋:“余坠马几一月,荷菊先生下问,因道马讼故事,遇出倡和。奉观间录此篇,求教万一。走笔以补,甚幸。□在玉河东第(校:□,或为“时”字)。八月一日书,阳明山人。”
此诗,后来没有收入《文录》《全集》,或如束景南所言,殆因和李士实的关系,当时有所忌讳,故《文集》中不录。见所著《辑考编年》55页。也有可能因为此诗多诙谐,王守仁文学观念改变,所以不录。
[32]见《年谱》,上古版《全集》1225页。
[33]见《年谱》“弘治十一年”,上古版《全集》1224页。
[34]有关人员,见本章附录《弘治年间王守仁京师交游考》。
[35]见王守仁《奉和宗一高韵》。诗出自朱孟震《朱秉器全集》中的《游宦余谈》。束景南《辑考编年》97页。据其考证,“宗一”乃李源字。源号平台,弘治十二年为兵部主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