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新干大洋洲商墓
一
1989年9月,从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乡传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当地农民在程家沙洲取土护赣江堤坝时,偶然发现了一座埋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的古代墓葬。新干县文化局闻讯后,连夜会同有关部门采取了紧急保护措施。次日清晨,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员也应邀赶来,随即投入科学的发掘当中。1990年11月5日,《中国文物报》以头版头条报道了这次发掘的重大收获。
在这座大型的墓葬中,共出土青铜器480余件、玉器一百余件、陶器三百余件,其中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数量之大,品类之多,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铸工之精巧,堪为江南商墓之冠,在全国尚属首见。依据出土器物的特征,专家们推断,墓葬的时代应与吴城文化二期相同,即相当于中原商代晚期,距今约三千多年。
墓葬坐落在高耸的沙丘中央,墓底仅距地面2.15米,东西向,室内有一棺一椁。椁室长8.22米,宽3.6米,东西两端各有高0.6米、宽1.5米的二层台。出土时,墓室中的各种器物均有规律地分布着,大部分器物都有用麻、丝织品包裹的痕迹,有的铜兵器上还明显地涂有红色,并用漆盒齐整装置;有的铜刀、玉戈等被有意折成数段后堆放在一起。同时还发现有大批陶器以及分属三个不同个体的24颗人牙等。根据发掘后整理的结果,墓内随葬的铜器有礼器、乐器、兵器、家具和手工业工具及生活用具诸类,仅礼乐“重器”就有鼎、鬲、卣、簋、壶、豆、带把觚以及铙、镩等60余件。兵器有戈、矛、刀、镞、短剑、甲胄等等,计250余件。农具和手工工具有铲、犁铧、锥、砧和刻刀、靴形器等,计120件,器型大中小都有。大者气魄宏伟,十分壮观。如通高97厘米、重49.2公斤的大方鼎为巨制。小者制作细腻,纹饰繁褥,精美绝伦。如仅高10、13、5厘米的双耳鬲,假腹豆和扁兽足方鼎等。此外尚有奇异的双人面神器、羊角兽面器和立鸟双尾青铜虎等。堪与青铜器媲美的还有精雕细琢的玉琮、玉壁、玉块、玉环、玉簪和绿松石饰件以及玛瑙人物饰品等。陶器以鬲和小口折肩罐为大宗,还有尊、豆、壶、钵等器形,有的为带色釉系原始瓷质。
二
在考古学史上,商代的大墓多有出土,但像新干商墓这样的规模和出土如此多的器物,则是罕见的。除殷墟王陵外,考古学界还发现有山东益都苏埠屯大墓等,但遗憾的是十墓九空,考古工作者只能由仅存的遗物来想象原来的宏富。真正被完整保存下来的,也只有殷墟妇好墓可与新干商墓相比。如果说像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大批青铜器曾使学术界轰动一时的话,那么,江西新干商代大墓的发现,同样使人惊叹不已。我们知道,在商代,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已经进入繁荣鼎盛时期,已发展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代表,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千百年来,人们为之自豪,为之感叹。然而,地处鄱阳湖周围地区的同时期的文化居于什么样一个水平?这里的青铜文化的面貌、特征、发展道路又是怎样的?它与周围的青铜文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此我们以往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尤其是文献中常将这一地区称之为“荒蛮服地”,更影响到我们对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认识。
新干商代大墓中出土的众多器物中,有许多器物在江西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可贵的是,它们共出于一个单位,年代和组合关系十分明确。从这些器物可以看出,不少青铜礼器和兵器与安阳殷墟出土的同类器是一致的,反映了这里的青铜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显然是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明显的地方特征,如出土的乐钟、虎形器和部分兵器及工具等。不仅如此,我们从很多器物的造型、纹样和铸造工艺还可以看出,像立耳上饰圆雕老虎的扁足鼎、虎尊、假腹豆、云纹尾部上翘的铙、刮刀等等,均是只见于江南或是首次出土的商时期的铜器。这应当都是当地工匠所铸造的。说明早在三千年前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已创造出自己富有特色的青铜文化。此外,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也相当精美,具有极高的工艺价值。如一件玉人头顶,用掏雕技法做成三个相连的链环,很难想像当时能有如此高超的技艺。又有一件十几厘米的玉管,有贯通的细孔,即便是现在,雕琢这样一件玉器,也是相当不易,更何况是在年代久远的商代。
近十年来,长江以南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数量已经不少,且有不少精品和新奇之作。但是,这些精美的青铜器来自何方?许多人不敢相信其中有江南本地铸造的产品,特别是对那些铸造精美的青铜礼乐器,往往认为是商代奴隶主由北方带来的,是在商王朝覆灭前由奴隶主准备逃亡时而埋在地下的;或说是明末清初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从北方带来南方后埋藏的:或者干脆说是由于其他原因由北向南传过来的。还有将南方商代的青铜器年代定得很晚,甚至看成是春秋时期的铜器。新干商墓四百多件青铜器的出土,为解决南方青铜器的产地问题,提供了新的可靠物证。同时也雄辩地证明江南地区当时已有非常发达的青铜铸造业,其冶铸技术和工艺已十分高超,某些青铜器的铸造水平,并不比中原逊色。
如此大规模的墓葬和丰富的随葬品,不能不让我们去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墓的主人是谁?可以想见,墓主人的地位是十分显赫的,堪与同时期的商王陵相比。发掘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南方一方国的最高统治者,即王侯或王室家族成员。也有人认为是商王朝派驻江南的重臣或方伯,更有人认为是南方越族的头领。这一问题,今天我们还难以作出最后的结论,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地去探讨。
由新干大墓,还使我们联想到商人的疆域或势力范围问题。由汤灭夏桀后所建立的商朝,是一个君主专权的统一的奴隶制大国。它的疆土辽阔。商人的活动范围,一般认为,北起易水流域,东起泰山,西至太行山,南至淮河流域。但通过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明,商人的活动范围实际上已远远超出这个范围。依据文献记载,商人的早期势力已南及荆楚地区。《诗·商颂·殷武》说:“挞彼殷武,奋发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日商是常。”考古工作者曾在湖北黄陂发现了商代的盘龙城遗址,城址平面近正方形,有城垣、壕沟,城内还发现三座宫殿基址,规模、形制和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的宫殿近似。所出的青铜器、陶器等形制特征与郑州二里冈同类器物非常相似。这座盘龙城如果不是商早期所设立的镇守南疆的军事重镇,便是臣服于商的方国首府。然而,盘龙城商代城址还并非是商王国最南的活动地。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以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了商文明已远播到鄱阳湖—赣江中下游地区,这无疑会改变我们以往对这一地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