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古代伊朗和伊斯兰化的伊朗

人们对于印欧人种和伊朗起源知多少？

人们对于伊朗的了解起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波斯语［母语人士称之为法尔西语（Farsi）］同包括英语在内的大多欧洲语言、梵语、当代印地语和印度次大陆上的其他一些语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都有明显而密切的联系。例如，波斯语中一些表示人物和人际关系的基本词汇，像baradar（兄弟）、dokhtar（女儿，女孩）、madar（母亲），其他词汇如tondar（打雷）、setareh（星星）、nam（名字）、mush（老鼠）、tarik（黑暗）、dar（门）等，与英语或者欧洲其他语言中的词汇很相似甚至完全一致。之前的几个世纪，几乎无人关注此事。1786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法官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是第一位关注到这一点的学者。因为波斯语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官方语言，所以他本人和公司其他员工必须掌握这种语言。威廉爵士推测波斯语和上述这些语言有着共同起源。由此，他开创了历史语言学这一现代学科，还翻译了大量波斯语诗歌和其他文献。

虽然这些语言具有毋庸置疑的相似性，但我们对于这些相似性，以及相似性起源的确切了解只停留在观察层面。从威廉爵士时代开始，大量解释这种相似性的学术理论开始问世。这其中，绝大多数理论认为这些语言有着共同根源。同时，许多学者都接受这样一个观点，即先前存在但现已消失的古印欧语是这些语言的共同祖先。一些学者还通过追寻最早的词汇和语法形式，试图勾勒出远古印欧语的轮廓。与此同时，考古学家和其他学者还试图寻找使用这种语言（或语族）的人群在历史上的生活时间和地点。他们的生活范围大约在今俄罗斯南部到黑海或里海北部地区。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发现，他们可能就是那些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用一种名为库尔干（kurgans）的石冢墓来埋葬逝者的人群。学者们曾一度认为这些源自该地区并讲古代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古波斯语和梵语的人群通过迁徙进入今欧洲、伊朗和印度地区，同时把铁制工具和武器一并带到上述地区。还有学者认为这一迁徙也与上述地区首次驯化马匹有关。

当然，以上种种理论还只是推断，远非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讲上述语言的人群在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从他们最初的定居点，迁徙到今印度北部、伊朗高原、安纳托利亚（假如那时他们并没有已经在那里）、希腊、意大利和中北欧地区。

学者同样无法确定迁徙和定居的性质。19世纪，当早期的民族主义开始思考这些问题时，答案便倒向了战火与刀剑的暴力，即人口整体流动伴随着原先该地居民被清洗或被迫逃离。在这种原始的模式（尽管没有确切论证，但却经常在过去和当代强化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中，流血冲突经常伴随着语言覆盖。从那以后，人们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现实往往更加复杂，甚至更加暴力。一般认为，更多的时候往往是一小群人到达新的定居点，消灭了原先的统治精英，并确立其对更多的臣民的统治地位。久而久之，臣民就开始接纳统治群体的语言和文化。伊朗人的定居过程大概就是遵照这一模式完成的。

考古人员在伊朗发现了大量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文化遗迹，这些遗迹都早于古印欧语系人群或伊朗人定居于此的年代。在扎格罗斯山脉发现的一些农业遗迹甚至可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6000年。彼时，农业刚刚开始在此地发展。卡尚附近的泰佩·锡亚勒克遗址中的不同地区，在公元前5500年至公元前1000年之间几乎一直被占领。在伊朗西南部，从大约公元前4000年苏萨城建立之日起，埃兰王朝就是伊朗高原的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之间一个重要且充满活力的中间时期。

很有可能一些操着某种伊朗语言（或者彼时多个伊朗语方言）、以放牧为生、处于游牧或半游牧状态的外来者，最开始以少量或小群体率先（于公元1000年之前的几个世纪当中）来到伊朗高原，融入当地定居的人群，随后统治当地原有居民，并最终同化了他们。伊朗各地的气候和地形地貌迥异，既有北部郁郁葱葱的亚热带森林，也有气候严峻地区的高山针叶林，到处都是半干旱或干旱地貌和沙漠地貌，还有广阔的沼泽、草原和其他大量的过渡地带。其中不乏优质良田（主要是位于南部、西部和北部的山谷与绿洲），也有许多适合季节性放牧的周边土地。这就意味着伊朗的绝大部分土地都适合游牧部落大规模的迁徙式和游牧式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的部落人群往往和周边定居的人群难以和平相处。双方关系通常是以交换为主的经济关系（交换物品为谷物、羊毛或肉类的初级制成品），同时也是外在威胁和自我保护的一种防卫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农业民族在面对更具有移动性的游牧民族袭击时往往处于弱势。（至少直到20世纪）游牧民族在类似的防卫关系中都一直占有先机。

最早发现于亚述和巴比伦石刻中的证据（最早的石刻始于公元前836年）表明，伊朗人看起来像米底人，生活在今伊朗西北部。而波斯人则来自南部地区，与中埃兰时期的安善王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随后几个世纪中，米底人和波斯人统治着伊朗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