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拔斯大帝集权化改革为萨法维王朝崩塌埋下了哪些祸根？

伊斯玛仪之后，萨法维王朝迎来了最伟大的君主阿拔斯,史称“阿拔斯大帝”。他于1588—1629年在位，在位期间，广泛推行改革，建立了一套带有现代化国家特质的更集权的君主制度，其中包括一支由国家供养并驻扎在新都伊斯法罕（Isfahan）的核心常备军,外加一套负责征收和支出税赋的国家官僚体系。他从高加索地区吸纳了一批带有基督教背景的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以充斥新建机构，并希冀这些人会比基齐尔巴什官员们更加忠于君主。由于基齐尔巴什的尚武精神和内斗是前朝政局动荡的主要原因，因此阿拔斯的新政刻意对其进行了削弱。他重用基督教人士也可以被理解为是效仿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一个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的成功和扩张至少部分缘于其精英统治。他们从巴尔干半岛省份的基督教族群中雇佣（或绑架）儿童来充当军人［例如著名的苏丹亲兵“禁卫军”（janissaries）(2)］和管理者。在萨法维王朝，基督教徒应该，至少在形式上，皈依伊斯兰教。但是许多格鲁吉亚人会从伊斯兰化之前的名著《列王纪》中取名，例如罗斯塔姆（Rostam）、艾斯坎德（Eskander）等，而不是像穆罕默德（Mohammad）、阿里（Ali）、侯赛因（Hosein）这样的穆斯林名字，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淆。这种现象使得许多人认为，这些格鲁吉亚人一旦回到家乡就会立刻转回基督教。

阿拔斯还把大量土地从基齐尔巴什手中收回，直接划归王室管辖。他改革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实行任期制。在此之前，基齐尔巴什将地方执政权视为私人财产并期待在家族中传承下去，这是历任前朝中央政府走向衰败并逐渐被地方新兴势力取而代之的主要原因。阿拔斯所采取的削弱基齐尔巴什势力并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功。同时，一次次战胜奥斯曼帝国的军事行动也使得阿拔斯威望空前，让施行这一政策成为可能。他夺回大不里士（Tabriz），并在执政晚期攻取巴格达和今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虽然巴格达在阿拔斯死后不久得而复失，但大不里士却一直留在波斯人治下。

阿拔斯所组建的新型政府被证实强大且稳定持久，但他所推行的部分政策从长期来看效果并不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疆域大、人口密度低、地形地貌险峻、经济活动时而分散时而集中、其他势力与中央离心离德的国度，阿拔斯加强中央集权的努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斗）。纵观阿拔斯一朝，甚至是整个萨法维王朝，国家对于苏菲派的支持呈递减趋势，而王室却进一步加强与什叶派的联系，对它的支持也呈上升趋势。这一政策与削减基齐尔巴什权力和扩大支持王权的基础是同时进行的。阿拔斯为了释放并加强这一政策信号，多次前往例如马什哈德（Mashhad）等“圣城”进行朝拜，并捐钱捐物。作为另一座什叶派“圣城”，库姆借此东风逐渐发展为教团活动和神学研究的中心城市。由于富有的贤达纷纷效仿阿拔斯，欧莱玛阶层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迅速提高。此种现象一直持续到阿拔斯去世。同时，因为捐助给教会的财物无须缴税，所以大家纷纷对教会慷慨解囊。一个家庭的儿子当中如果有教会人员，那么捐赠财物实际上起到避税作用。几十年中，向教会捐款之风大行其道。与其他财物发生转移的性质不同，向教会捐款是永恒的，所以从长远看，捐款就导致很大一部分国家财产长期处于免税状态，久而久之，国家财政遭遇了巨大的损失（这种现象与欧洲中世纪时期清教徒改革之前颇为相似）。

阿拔斯的另一项后来被证实对国家有害的措施是将王位继承人豢养在深宫之中、后宫之内。在此之前，王子们都是被外放到各省做封疆大吏，配一位导师辅佐。但是这也很容易导致反对派势力围绕在王子周围，在地方形成反对中央的势力，从而造成国家内部分裂。通过把王子留在宫廷，阿拔斯希望能够维持国家稳定，这一做法也是借鉴模仿自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然而，此举也导致了后世君主孱弱，登基前缺乏治国理政经验和得力下属来辅助统治。有时会有一种东方化的倾向，即君主们越来越沉溺于酒色——有大量证据证明历代君主对于二者的喜好。关键是，留在深宫的王子们变得越来越不能自理，放纵，懒惰，易受人摆布。以上特点无论对于哪个王室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的发展趋势。

17世纪末18世纪初，在萨法维王朝的最后几十年里，王室孱弱，党争不断，官员腐败，教会权力熏天，教权往往被用来加强对女性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映射了20世纪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对于少数宗教人群，包括苏菲派、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逊尼派穆斯林的极不宽容。这是十分不幸和不明智的举动，因为帝国的边缘地带往往被危险的逊尼派军事部落控制，他们日益感到被不宽容的什叶派教会排挤。而这些好战人群中率先揭竿而起的是阿富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