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英格兰的经济危机
故事从羊毛生意开始
到16世纪中叶，整个英国的绵羊有1 100万只左右，大约是人口总数的4倍。从农夫租下的巴掌大的土地到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拥有的大庄园，到处都是悠然吃草的羊儿。这要归因于羊毛贸易一直在英国经济长河中占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寒冷的北方，英国绵羊顽强地繁衍生息。正如当时有人所言：“就像晚上在大地上散落草籽，第二天早上，芳草已染绿整个世界，也就是一晚的时间而已。”羊群正是在这样肥沃的草地上觅食成长的。这样的环境令羊毛细密质优，呈金黄色，经过剪毛、梳理、打松、收拢、干燥等步骤，羊毛最后被纺织成暖和且遮风挡雨的布料。
早在12世纪，英国羊毛就已出口到欧洲纺织工业中心，即欧洲那些低地国家(3)，那里的纺织品制造商公认英国羊毛是整个欧洲品质最棒的。1353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准许一些商人专门从事与欧洲纺织品商的羊毛贸易，从而改变了原来的生意模式。国王从中征收出口关税，这部分收益在王室开支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不久之后，爱德华三世为羊毛贸易设立了官方市场，即广为人知的“羊毛集中地”制度（Staplers）(4)，地点设在法国北部海滨城市加来。在一场战争(5)中，英军占领了加来。在这里，获得特许的羊毛出口商负责同欧洲纺织品商进行贸易活动。一段时间以来，“羊毛集中地”制度的垄断专权，使得英国商人们利用本国最丰富的自然资源赚得盆满钵满。
但在生意场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一成不变的：接下来的50年里，由于粗纺呢绒出口关税远低于羊毛，因此呢绒日益流行起来，造成羊毛交易量持续下跌。呢绒经销商需遵循“羊毛集中地”制度设定的先例做生意。1407年，他们创办了商人冒险家公司（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并获得了向欧洲出口呢绒的皇家垄断权。
商人冒险家公司从区域供应商手中采购呢绒，而供应商将货物运至伦敦商业核心区的布莱克韦尔大楼（Blackwell Hall），这是一座由中世纪宅邸改建而成的建筑，比邻市政厅。大部分呢绒是半成品，印染和其他精加工由纺织工人在海外工场完成。一种十分畅销的英国羊毛产品是宽幅绒面呢——长约27米，是由多达60个郡，如东英吉利亚（East Anglia）、格洛斯特（Gloucestershire）、威尔特（Wiltshire）以及萨默塞特（Somerset）等西南部各郡出产的织物，在北欧等气候寒冷的地区广受欢迎。另一种毛纺织品为窄幅薄绒呢，这是幅面略窄价格也更便宜的织品，由粗绒羊毛制成，其打松不充分，织物更轻薄，尺寸更小，深受温暖的南部地区人民的青睐。
除低地国家外，英国呢绒还远销其他地区。像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卢卡以及意大利半岛的其他城市，人们也热衷于购买英国呢绒。西班牙亦是如此，商人购入英国呢绒，然后横跨大西洋将呢绒运至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以及其他地区的殖民地。与此同时，位于亚德里亚海岸的拉古萨［Ragusa，现为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那里的商人将英国呢绒卖到奥斯曼帝国，足迹横跨地中海和里海，包括今天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以及阿拉伯半岛等大片地区。
到16世纪中期，羊毛这一支柱产业几乎影响着所有英国人，他们基本上都参与或受益于该产业。在一次议会演讲中，英国史上最杰出法官之一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说：“如果将本土商品分为10个领域，其中9个来自羊背。”
众多英国名门望族的财富、地产以及较为长远的遗产利益，都来自羊毛或呢绒贸易。一位富有的商人曾在自家窗户上刻下两行赞词：我赞美上帝，直到永远……是羊让我拥有了一切！
其中最成功的要数格雷沙姆家族（Greshams）。这一家族最初来自狂风肆虐的北海沿岸，靠经营以当地村庄沃斯泰德（Worstead）命名的精纺毛呢帽子发家致富。16世纪上半叶，格雷沙姆三兄弟——威廉、理查德和约翰，已是最大商人公会——纺织公会（Worshipful Company of Mercers）的重要成员。他们专注于奢侈纺织品进口贸易，包括亚麻、起绒布，以及更重要的——丝绸。
随着时间的推移，格雷沙姆三兄弟在整个欧洲声名鹊起，他们与低地国家、西班牙以及地中海的黎凡特(6)（Levant）做生意，富可敌国。不同时期里，他们在纺织公会都担负着监管职责。威廉出任商人冒险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一职，而理查德和约翰则先后坐上了伦敦市市长的宝座。对于任何一位伦敦商人来说，市长职位都是事业成就的顶峰。正如当时有人指出的：“所有欧洲城市的公职位置都无法与伦敦市市长相提并论。”理查德和约翰也因他们的贡献被授予爵位。
格雷沙姆家族的成功，基于他们与生俱来的商业头脑，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伦敦在英国商业资本中日益上升的地位。16世纪初，伦敦一直与其他“输出港”城市争夺商业中心的地位，包括布里斯托尔、赫尔、纽卡斯尔、普利茅斯以及南安普顿等英国南部、西南部、东北部的商业和贸易中心。但随着呢绒出口量的增长，由于伦敦地理位置更靠近英国呢绒主要交易中心安特卫普（Antwerp），从而赋予了伦敦包括格雷沙姆家族在内的商人战胜“输出港”城市的优势。
安特卫普当时是欧洲最大的贸易中转港，来自全世界的商品都在这里交易流通。安特卫普比邻斯海尔德河（Scheldt River）入海口，斯海尔德河发源于法国，流经比利时，最终注入北海。因此，安特卫普是整个欧洲商品运输和贸易中心的理想之地。19世纪一位历史学家曾写道：“16世纪，在斯海尔德河上同时看到两三千艘货船并不稀奇，上面装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货物。”在这里，德国商人带来了欧洲中部的银器和铜器，威尼斯(7)商人运来了黎凡特和其他地区的丝绸，葡萄牙商人很快就取代了威尼斯商人，将从东方运来的奢侈品——香料摆上柜台。格雷沙姆家族以及其他踌躇满志的英国商人将呢绒带到安特卫普，以换取受英国上流社会青睐的奢侈品。
作为拥有10万居民的国际化大都市，安特卫普是文化和语言的熔炉，就连威廉·格雷沙姆（William Gresham）都住在这座城市的英国社区。一位观察家指出，走在安特卫普的街道上，碰到一位“能说五六种甚至七种不同语言的女士”是很普遍的事。随着海量商人涌入，巨额资本也跟着流进流出，安特卫普很快就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和最富裕的城市。欧洲大陆的各国君主和帝王来此筹款、还债。坐拥雄厚资金的商人变成了银行家。德国的富格尔家族（Fuggers）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提供如汇票等各类金融服务，来管理和维护他们的账户。一些英国商人，特别是格雷沙姆家族，也成了银行家。
16世纪40年代，伦敦与安特卫普间的贸易欣欣向荣。理查德·格雷沙姆之子托马斯·格雷沙姆（Thomas Gresham）成为新生代的领袖人物。在托马斯的一幅于1544年绘制的画像中，他身着朴素的黑色大衣，领口和袖口是白色的；他鼻梁高耸，双目明亮，外加姜黄色胡须，让他的面庞很有特点。那时，26岁的托马斯新婚燕尔，刚刚在纺织公会任职。托马斯给人的印象是温和而坚定，他的整个人生如家族前辈那样，都奉献给了皇室和国家。
尽管格雷沙姆家族繁荣昌盛，有一个问题却日益凸显，那就是并非所有人都能从英国贸易的蓬勃发展中获益。当时只有少数极有远见的人在深入观察后才发现这个问题，英国正处于严重危机的边缘：呢绒贸易停滞不前，英国在安特卫普的势力受到威胁，皇室深陷债务泥沼，工人失业、无家可归，城镇遭到破坏，疾病肆虐。
作为朝臣，曾是剑桥大学教授的托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是对英国经济形势最敏锐的分析人士之一。他才智过人，与商界没有利益瓜葛，而且与格雷沙姆家族人员的性格截然不同。
恶性通胀+圈地运动
史密斯是英国两位国务大臣之一，同时是爱德华六世枢密院的成员，本质上他是首席内阁部长以及国王最亲密的顾问。1549年夏天，史密斯辞去宫廷职务逃离伦敦。他来到伊顿公学担任教务长，这一职位不仅给他带来了额外的收入，还为他提供了一套不错的乡间寓所。伊顿公学是英国历史悠久的知名中学，位于伦敦以西30千米外，学校坐落在泰晤士河畔，可以远眺英国皇室最大的住宅——温莎城堡。
史密斯对他所言的“可怜的土地，我们的公共财富”忧心忡忡。他一直坚持不懈地向第一代萨默塞特公爵（1st Duke of Samerset）爱德华·西摩（Edward Seymour）解释他的观点以及改革方案。西摩是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的舅父，他凭借摄政王的身份总揽国家大权。史密斯因自己的意见长期遭到西摩的漠视而愤愤不平，便辞去了宫廷要职，前往伊顿公学度过了整个夏天。在漫长而又闷热的夏季，史密斯努力摆脱失望的情绪，并将他的想法撰写成书。最终，《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A Discourse of the Commonweal of This Realm of England）问世。如今，人们将其视作反映16世纪社会和经济状况的最著名论述。
与格雷沙姆家族一样，史密斯家族在呢绒行业也有很深厚的根基。不过，他们并非呢绒商人，而是牧场主，定居在埃塞克斯郡的沃尔登（Walden），在伦敦东北方向80千米外。但史密斯注定不会追随父亲的脚步。学生阶段他就开始崭露头角，13岁时进入剑桥大学皇后学院就读。起初，他经济拮据，几乎放弃学业。不过最终他坚持了下来，并以优异成绩毕业。30岁时，史密斯不仅成为民法的首位钦定讲座教授，同时还出任剑桥大学副校长一职。不过这对他来说远远不够。1547年2月，时年33岁的史密斯放弃了大学职位，接受邀请成为西摩麾下一员。不到一年，他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可以说是平步青云。
史密斯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体现了他对英国难题的深刻理解，并传递出他对解决这些问题的迫切愿望。此书以当时流行的对话形式的体裁书写而成。对话在农夫、爵士、商人、帽商（艺术家）以及医生之间展开，其中医生代表史密斯发言。他们就“英国的弊病在哪里”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史密斯借医生之口罗列出英国的众多“社会病”，其中贫富两极分化是最严峻的问题。尽管富裕的地主阶层拥有大片羊群，像格雷沙姆家族这样的成功呢绒商人获利丰厚，但并非所有人都搭上了英国繁荣的顺风车。“家中一贫如洗者比比皆是。”史密斯说。
他认为，通货膨胀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16世纪的前40年，物价涨了50%，而且继续呈上涨态势，特别是那些国内稀缺的进口商品，如丝绸、红酒、香料、纸张以及各类玻璃制品等。“所有人都因物价上涨而变得苦恼、憔悴。”他写道。
史密斯将恶性通货膨胀的罪过归咎于亨利八世。身为国王，亨利八世挥金如土，生活奢靡，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将皇室拖入债务泥沼。当亨利八世无法再从税收、贷款以及出售修道院土地的方式中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时，他将目光放在货币制造过程的欺诈上，即通过降低钱币含银量来实现货币增发。尽管王室可以减少在白银上的花费，但钱币价值却随之跳水，物价飙升得更高。这对所有人而言都是一场巨大灾难。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一书中，史密斯疾呼遏制通货膨胀。
此外，史密斯认为另一个危害国家的因素是“圈地运动”。英国所有的开阔土地，例如岛屿上的广阔田园和庄园，历来具有双重属性。通常来说，耕地由地主或者佃农经营，但收割后或者非生产季节，土地面向所有人开放，特别是牧羊人。
对于煞费苦心，希望顶住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害的农场主而言，将部分或全部耕地转为牧场，专供自家牲畜使用的诱惑力极大。因此，农场主会用木栏、石墙、土堆或者篱笆将土地圈围起来，以免他人使用。毛纺织行业对羊毛的需求量极高，而牧羊成本大大低于种植谷物或玉米。伊顿公学校友、诺福克（Norfolk）农场主托马斯·塔瑟（Thomas Tusser）估算，圈地经营的收益是面向所有人开放使用的3倍以上，但此举对当地社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史密斯指出，圈地后，曾经需要雇佣一两百人干的活儿，如今只需地主一人或几个牧羊人就能完成，即便土地种植了农作物或饲养一小群家畜也是如此。但没有就业，整个村庄便会衰落。
圈地活动并不新鲜。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大陆，英国也未能幸免。这一传染性鼠疫夺去了英国近半数人的性命。由于缺乏劳动力耕种，农场主们被迫圈起土地，将耕地转为饲养绵羊和其他家畜的牧场。
当然，部分寡廉鲜耻的农场主从中渔利，甚至在人口开始再次增长时亦是如此。一直以来，皇室试图扼制权力的滥用，分别于1489年和1515年出台两项议会法案，限制或控制圈地活动。不过这些举措对这部分农场主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到16世纪40年代，圈地运动再次出现愈演愈烈的趋势，由爱德华·西摩掌管的枢密院再次发力解决这一问题。枢密院发布皇室公告称“将耕地转为圈起来的牧场是非法行径”，并成立“纠正圈地”委员会，负责针对记录在册的触犯反圈地法案的人员进行调查指控。
正如史密斯在《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中所写，政府此前的干涉举措均以失败告终，现在没有理由认为这次行动能达到目的，特别是近来的圈地运动幕后黑手为贪婪的牧场主，而且似乎很难改变这种情况。因此，除非找到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否则国王和宫廷只能眼睁睁看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动乱发生。史密斯写道，“饥饿是件难以忍受的事”，所以贫苦大众怨声载道。
史密斯的观点极有先见之明。他将自己的想法写成著作之际，英国已处于民众起义的边缘。在200多千米之外的格雷沙姆的故乡诺福克郡，这里的人们正在酝酿一件大事，而不再只是口头上发泄不满。
反抗与大屠杀
1549年7月的第一周，一群教民聚在怀门德姆（Wymondham）的非国教教堂，参加全天的化装游行活动。民众情绪激动，他们钟爱的建筑——教堂，根据爱德华六世的父亲亨利八世颁布的国教政策被列为清理拆除的对象，这实际上就是打砸抢。1534年，亨利八世宣布自己为英格兰教会的首领，与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决裂，并着手剥夺古老修道院的财产、土地，消除其影响力。1538—1540年，超过200座修道院建筑，8 000多位修道士、修女以及教士（神职人员）的家园遭到查封，他们的财产被国王没收，他们不得不出售土地以换取现金。
怀门德姆的教民深深地希望能挽救这座教堂，但他们是否有能力对抗上谕仍值得怀疑，不过这也并非是不能实现的。随着游行活动的继续，一股教民聚在一起，向莫利（Morley）行进，他们在这里将农场主搭建的圈地围栏捣毁。围栏和围栏里边的羊群是有钱人的象征，他们拥有羊群，就等同于可以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本地大多数民众之上。
捣毁莫利的圈地围栏并不能完全平息怀门德姆民众心头的怒火，同时这一行为还引起其他人士的不满。其中一位名为约翰·弗劳尔迪爵士（Sir John Flowerdew）的大农场主对他家部分围栏被捣毁的遭遇非常恼怒。弗劳尔迪是一位律师，住在赫瑟西特（Hethersett）的村里，他的儿子与托马斯·格雷沙姆私交甚好。出于报复，弗劳尔迪变态地面向大众提出悬赏，寻找愿意毁掉当地另一位农场主罗伯特·凯特（Robert Kett）家圈地围栏的人。
有6人接受了弗劳尔迪的出价，然而他们不大可能将凯特视作仇敌：凯特是本地人，热衷于教堂建设，以制革为生。尽管凯特家的日子红红火火，地产价值达670英镑，但却算不上高门大户。因此，推倒凯特的圈地围栏前，这6人恳请凯特将土地还给公众使用。他们向凯特保证，他们此举并不仅是为自己或者弗劳尔迪，更是为“平民百姓的利益”。
凯特并未回避他们，也没有保护自己的圈地，他甚至都没有捍卫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相反，他向这群抗议者表达了同情，并称“他们的不幸让他感同身受”。他说：“名门望族把控的权力如此之大，贪婪欲望如此之巨，残忍行径如此骇人听闻，这一切必须加以限制。”
为了证明自己的诚意，凯特加入了他们的游行队伍，与他们一同来到自家的圈地，亲自动手拆除围栏，而后参与到捣毁本郡其他农场主的围栏行动中。很快，凯特被拥戴为抗议民众的首领。随着捣毁围栏行动的蔓延，最初寥寥数人的队伍很快发展壮大为颇具规模的抗议大军，行动也从开始的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诺福克郡的田地、牧场以及林区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拆掉篱笆并洗劫所到达的村庄。他们走到毛斯霍尔德希思（Mousehold Heath）时，队伍已发展成一个群情激愤的庞大组织，巅峰时人数估计达到两万人。毛斯霍尔德是诺福克郡首府诺维奇（Norwich）郊外的一片开放区域。
他们在毛斯霍尔德安营扎寨，并建立了指挥部。自此，反抗民众的行动已覆盖诺福克郡大部分地方。短短几天内，一小股怀门德姆抗议人群发展成了不可小觑的反抗势力。反抗民众控制了诺维奇，扫荡村落、寻找食物，在此期间，他们屠宰并吃掉了两万只羊。他们还抓走了当地少数不愿抛家舍业地逃走的乡绅，将其作为人质围在树林里。
圈地的围栏不仅是反抗民众陷入困境的实体象征，而且是他们表达愤怒的首选攻击目标。他们起草了一份请愿书，罗列了22项权益请求，并将请愿书呈送国王爱德华六世。这封请愿书列出了权利的详细条款。其中一项直指圈地运动核心，其余内容则针对居高不下的物价、高昂的租金和混乱的租赁条款，并要求修改捕鱼权，进一步规范调整交易中不合理的税费，而且对牧师的职责范围提出了质疑。
尽管满腹怨恨，但抗议民众清楚地表明，他们是国王的忠实拥护者，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匡扶正义并且申明要“实现共同富裕”。但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的辅政大臣爱德华·西摩，却将凯特等人的行为看作对至高无上的王权以及国家和平的严重威胁。西摩命令北安普顿侯爵威廉·帕尔（William Parr）带领一支皇家卫队镇压反抗民众。不过非常出人意料，凯特的人马击败了皇家卫队。
第二支皇家卫队整装待发，西摩不容有失，他将指挥大权交给了他的老朋友兼枢密院同僚约翰·达德利（John Dudley）。约翰·达德利44岁，是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他身上有股子闯劲儿，是卷入英格兰危机的另一类阶层典型代表。他既不是格雷沙姆那样的商人，也非史密斯式的知识分子，他出身贵族，也是实干主义者，凭借在骑士比武等军事训练中胜出而声名鹊起。约翰·达德利的父亲埃德蒙·达德利（Edmund Dudley）是亨利七世的亲密顾问，但亨利八世继承王位后，他以谋反罪将埃德蒙处以极刑。父亲死后，约翰被寄养在国王的一位爱将家里。他很快就崭露头角，他注定要做大事的。因在与法国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约翰19岁时被授予骑士封号。同期西摩也获得了爵位，两人在军队中结下了友谊。接下来的20年里，约翰一直是亨利八世的坚定支持者，并从土地赏赐和官职上获得了丰厚利益。1543年，他以海军上将的身份进入枢密院，负责英格兰的海军事务。亨利八世死后，国王爱德华六世封约翰为沃里克伯爵。作为少年国王，爱德华六世将约翰视为良师益友，甚至某种程度上把他当作父亲般的长辈。
凯特不大可能再次获胜，约翰·达德利的军队人数远超威廉·帕尔。他带领6 000步兵、1 500名骑兵，其中包括1 400名德国和意大利雇佣兵，挺进诺维奇。快接近凯特的营地时，约翰命令大军停止前进，在托马斯·格雷沙姆家休整过夜。托马斯认识弗劳尔迪，而且他家的房产英特伍德庄园（Intwood Hall）位于诺维奇南边约5千米远。
第二天清晨，约翰·达德利准备袭击毛斯霍德的抗议人群。但在发动进攻前，约翰只身一人冒险进入凯特的大本营，试图说服对方投降，如果凯特照做，将得到宽大处理。约翰流露的同情之心似乎与指挥官的角色不相称，特别是这位指挥官马上就要去镇压他眼中的叛乱分子。然而，达德利白费苦心。凯特不信任他，也不相信他给出的承诺，拒绝让步。
由于凯特负隅顽抗，约翰·达德利别无选择，只能命令皇家卫队发起进攻。双方的战斗最终演变成一场大屠杀。凯特的杂牌队伍难敌约翰的雇佣大军。也就在8月份，3 500名抗议民众在杜桑德尔（Dussin’s Dale）被杀。眼见大势已去，凯特仓皇而逃。追随者都非常伤心失望，最终选择了投降。
第二天早上，反抗队伍中的大部分头领均被围捕并处以绞刑。接下来的几周里，约翰·达德利负责主持审理工作，很多毛斯霍德的反抗者被处死。其中一部分人的受处决方式令人发指。最终，凯特也被逮捕，他在诺维奇的城堡顶楼被吊死。
对于反抗者的严惩没有平息当地部分农场主的心头之恨，他们要求动用更严酷的手段。不过约翰·达德利对此提出异议，他说：“即便是惩罚也必须有尺度。”同时他也为反抗者辩护：难道就容不下谦卑的请愿书？难道就没有丝毫“宽容和仁慈”了吗？他的怜悯或许是真情流露，但他清楚地知道凯特的叛乱为国家带来了潜在危险。从此起义事件在英格兰遍地开花——从诺福克郡到康沃尔郡（Cornwall）再到德文郡（Devon）。促使民众起义的动机各有不同，但都涉及绵羊、圈地、纳税、补贴、新的宗教约束以及关于流民和叛逆等法案。在大众的心底，对贪得无厌的贵族和乡绅的憎恶之情与日俱增。只占人口总数2%的贵族和乡绅统治着占人口总数98%的佃农、工匠和学徒。
拯救英格兰的经济
凯特的武装反抗撼动了英格兰的根基。一些人担忧国家会陷入内战。宫廷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情绪，西摩开始对枢密院和约翰·达德利失去信心。约翰·达德利，这位时代英雄，最有权势的皇家顾问，拥有部分战斗卫队，在镇压凯特反抗民众的数月后，他发动了宫廷政变，逮捕了西摩。他自己成为实际意义上的摄政王，并登上枢密院议长宝座。
在新位置上，约翰·达德利的首要任务是重建国王爱德华六世统治下民众的信心，拯救处于灾难之中的英格兰经济，解决因圈地运动而暴露的社会分化问题。由于欧洲大陆的呢绒需求量突然间出现毁灭性下跌，约翰·达德利的工作变得无比艰难。他接班西摩的工作时，呢绒贸易正趋于上涨，总出口量为132 767匹。但1551年，出口量降为112 710匹，下一年更是跌到84 968匹。皇室已背负沉重外债。呢绒需求量的下滑似乎摧毁了通过呢绒贸易的税收偿还皇家贷款的愿望。多年后一位商人回忆称，英格兰经济“陷入危机和衰败中”。
经济形势因另一个事态的发展而愈发糟糕。1549年史密斯撰写《论英王国公共财富》一书之际，安特卫普的欧洲香料贸易中心的地位轰然倒塌。近50年来，葡萄牙商人一直将佛兰德港（Flemish port）作为香料贸易的中转站，在此用香料换取德国银器。但如今，由于西班牙在美洲殖民地的银矿产量高，促使大量银器涌入里斯本，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Joao III）认为不需要跑到安特卫普去做买卖。这一情况让英国商人面临双重打击：呢绒出口生意下滑；进口亚洲香料和其他相关奢侈品的贸易损失惨重。
为解决这一复杂危机，约翰·达德利召集众多好友、同人共商此事。其中包括巨商托马斯·格雷沙姆，剑桥大学学者托马斯·史密斯、理查德·伊登（Richard Eden）、克莱门特·亚当斯（Clement Adams）、约翰·迪伊（John Dee）、拉尔夫·鲁宾逊（Ralph Robinson）等。这些人的年龄大部分在30岁左右。即便有这些才华横溢的顾问，但如果没有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William Cecil）的积极参与，约翰·达德利也是一筹莫展。
同格雷沙姆、史密斯一样，塞西尔在羊毛和呢绒生意的耳濡目染下长大。塞西尔生于1520年，父亲是皇家侍从，也是当地的农场主。塞西尔从小住在斯坦福德（Stamford），这里是林肯郡（Lincolnshire）的集镇，是呢绒行业的中心之一：早在13世纪，威尼斯和卢卡商人就前往斯坦福德采办一种名为锁子甲布（halberget）的布料。这种布料纹理精致，颜色艳红。从当地学校毕业后，塞西尔前往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继续学习。圣约翰学院是由爱德华六世的曾祖母一手创办的。当时，塞西尔14岁，师从托马斯·史密斯和著名希腊学者约翰·奇克（John Cheke）。年轻的塞西尔是第一批接受“新学”运动的学子，这一运动是由文艺复兴学者狄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8)引入剑桥大学的。这促使人们再次捧起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托勒密以及欧几里得等哲学家的希腊文著作，与此同时，新的学科如天文学、算数学和宇宙学也得到发展。
19岁时，塞西尔进入格雷律师学院学习。格雷律师学院是四大著名的律师学院之一，坐落在伦敦的古罗马墙外。如今，格雷律师学院是律师执业协会之一，内设有律师办公室，并可供律师练习辩护技能。但在塞西尔的时代，格雷学院类似于精修学校，只面向年轻贵族子弟。他们在这里学习了解法律知识，以便管理家庭财产或为日后成为参与制定法律法规的朝臣做准备。格雷学院的气氛与象牙塔式的剑桥大学截然不同，塞西尔在这里能接触众多宫廷和商界的重要人物。
不久后，塞西尔便追随史密斯的步伐为皇室服务，当然其中少不了约翰·奇克的鼎力相助。奇克的妹妹嫁给了塞西尔，而奇克本人则离开剑桥大学，当上了爱德华六世的私人教师。最初，塞西尔服侍爱德华·西摩，在约翰·达德利发动政变夺权时，塞西尔曾短暂入狱。不过与丢掉宫廷职位的史密斯不同，塞西尔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手腕，他设法走出了伦敦塔(9)，并很快坐到了史密斯昔日国务大臣的位子上。这种非凡的政治手腕，也成了他日后的标签。
在冥思苦想如何给出最佳建议以及如何化解英格兰危机之时，塞西尔采用了他老师的一些主张。尽管1549年夏天托马斯·史密斯尚未出版他的著作，但他将书稿给了塞西尔。史密斯清楚自己的观点会引起轩然大波，因此他恳切地要求塞西尔不要将书稿内容外传，只保持在“就你知我知”的状态。
尽管如此，塞西尔仍宣扬了史密斯的部分主张。事实证明，在这支由商人、知识分子、政府官员等精英组成的顾问团队里，有很多人与史密斯的观点一致，特别是33岁的商人托马斯·格雷沙姆。他受邀向国王和枢密院建言献策，寻找能让国王陛下“以最小的成本摆脱债务”的最有效方法。格雷沙姆后来回忆说，他提出了极具信服力的建议，即一套改革方案，其中包括使货币增值的措施。约翰·达德利很快就实施了这项举措。
改革方案还包括一项动议，通过增强英国商人对本国出口的垄断来削弱定居在伦敦的德国商人的强大影响力。自15世纪70年代起，从卢贝克（Lubeck）、但泽（Danzig）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集镇来的商人组建了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这一知名商业协会在英格兰享有贸易特权。因为它在为皇家海军提供木材、麻绳以及其他必需物资方面有极大功劳，所以到16世纪40年代末，这些商人占据了英格兰呢绒出口份额的35%。按照托马斯·格雷沙姆的说法，这正是呢绒贸易危机的重要诱因，是本土贸易“毁灭的最主要因素” 。同时，他还力劝约翰·达德利“瓦解斯蒂尔亚德（Steelyard）”。那里是汉萨同盟的领地，也是汉萨商人的总部，位于泰晤士河沿岸。约翰·达德利完全照办。1552年2月，汉萨同盟的特权被取消，英格兰商人拿下了本国呢绒贸易的更大份额。
通过上述这些举措，达德利化解了部分造成英格兰经济危机的难题。不过众多英格兰政客、知识分子和商业领袖强烈地意识到，他们做的依然不够，还需要更多不同的措施才能阻止英格兰再次坠入无底深渊。正如塞西尔的剑桥大学校友克莱门特·亚当斯所指出的，很多人“感受到”邻近国家的居民对“英格兰的商品和货物”没有足够的需求。
不利局面需要扭转，但问题是，如何做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