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古代“全国统考”前的“自主招生”为什么会走向失败？
在中国，在科举制产生之前有一条非常漫长的道路。从最早的贵族、门客，到军功、推荐（察举、征辟），最后是九品中正制，隋唐起，才开启了科举制度。
最早的时候当然是世袭
如果我们把历史追溯到周朝，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社会和后来的宋、元、明、清完全不同，在制度层面上，反倒更像《冰与火之歌》里的七大王国。和七大王国一样，西周也是一个封建制的贵族国家。这里所说的“封建制”指的是其本义，就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制度。它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而不是后来君权至上的扁平化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选拔官员自然会倾向于世袭制。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推理。世袭是人类的一种本能。人们得到一些好处后，会很自然地倾向于把这些好处传给后代。既然大家地位并没有本质区别，天子能世袭，诸侯能世袭，我们卿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大夫为什么就不能世袭呢？
因此，西周主要采取世官制，这个制度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开始有所松动，但依旧占据主流位置。我们翻翻《左传》就会发现，许多家族都是世世代代为卿，比如晋国的荀、范、栾、韩、赵、中行，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齐国的高、国，都是如此。这个时候也不太需要经常从外界选拔官员，让官员生官员就行了。
世官制其实是个蛮稳定的制度，它具有可预测性，减少了贵族内部的摩擦，很适合于静态的社会。但是，它没有能够永久持续下去。在春秋中后期，它就出现了崩塌的征兆。问题出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周王朝不再能维持大一统局面，各个诸侯国各自为政，静态社会变成动态社会，所有的政治实体都面临巨大压力。第二个变动来自民间。在西周的时候，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民间完全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国君即便想从民间选拔官员也无从选起。但是到了春秋时期，知识开始普及，知识分子呈现爆炸式增长。而这种来自民间的求职压力也推动了选官制度的变化。
到了战国时期，世官制度就整体性地崩溃了。
让官员举荐官员
汉朝建立后，中国进入了很长的统一期。大一统的帝国再不能像战国七雄时期那样，它需要一个稳定的选官制度。这个制度不仅要考虑到选拔人才的效率，还必须兼顾政治上的平衡。汉朝本能地选择了另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是推荐制。
推荐包括两种，一种叫征辟，一种叫察举。辟召就是高级官员可以自己招募下属，这些下属有机会得到朝廷的承认，进入仕途。不仅丞相、三公有这个辟召权，就是刺史、郡守、县令这些地方长官也有这种权力。在后来的王朝里，地方上的官员不能由一把手任命，必须由中央委派。但是在汉朝，一把手却可以自己组建领导班子。这样一来，只要地方长官看中了你，你就有可能成为朝廷官员。
但是更重要的是“察举”。所谓察举，是指让官员们进行考察后，向朝廷举荐人才。察举又分成两种，刺史以上的高级官员举荐秀才（后来为了避汉光武帝刘秀讳改称茂才），郡守推荐孝廉，所谓“州举秀才，郡举孝廉”。这里的秀才可不是后来范进那种秀才，他们的身份要高得多，往往是现任官员，所以推荐秀才更像是官员系统内部的提拔，而举孝廉才是真正的选官，一旦被选为孝廉，就可以进入朝廷郎署，从平民变成官员。
举孝廉就像后来的科举制一样，非常的正规。每年都要举孝廉，而且有严格定额指标。西汉的指标是每个郡国两个指标，东汉的指标是每二十万人口分配一个孝廉指标。正常情况下，全国一年能出两百多个孝廉。这个制度听上去跟科举制有点儿像，但是当孝廉不是靠考试，而是靠推荐，就是现在升学里所谓的“推优”。
那“优”到底怎么推呢？当然按照规定也有个标准，这就是所谓的“四科”。孝廉至少应该满足下面的四个条件之一：德行高妙（孝悌）、学通行修（经学）、明晓法令（文吏）、刚毅多略（能从政）。但话是这么说，但到底怎么才算德行高妙，怎么才算刚毅多略？这就凭长官的自由心证了。
那么我们站在地方长官的角度去考虑，他们该选拔什么人当孝廉呢？古代长官和现在领导不同，他们技术控制能力比较原始，要想保持地方上的稳定局面，往往要依赖当地上层人士的配合，因此他们举孝廉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物情”。那推荐什么人算是合“物情”呢？只有两种人合适，一种是在当地势力大，一种是势力虽然不一定大但口碑好。因此，察举制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是地方大族力量的上升。他们一代又一代向朝廷输送官员，获得权势，然后这种权势又进一步转化为在家乡的影响力，以确保他们的下一代继续被“察举”。这样一来，他们在当地的力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于是，汉朝出现了权力的地方化。这种权力在关键时期甚至可以转化成军事力量。
第二个结果就是掀起了打造个人声望的热潮。在科举制度下，你能不能当官主要看考试成绩，舆论环境对你影响不大。周围的人要是都夸你，当然那感觉也不错，但毕竟不能直接拿来换好处。可是在汉朝，别人夸你“德行高妙”“学通行修”，你就能直接当官。那不用想，你肯定天天琢磨着怎么让别人夸你。这个风潮一旦形成就不可收拾。大家都夸奖的人，就成了大名士，然后这些大名士夸奖你，你也能跟着成为小名士。而名声本身又是做官的渠道。这样就形成一条牢不可破的利益链。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爆炸性地涌现“名士”。这些人极其显赫，有的名士回老家，送行的车就有好几千辆。有的名士去世，送葬的有六七千人之多。翻翻《后汉书》，到处都是这些名士的光辉事迹。
除了名士，孝子也雨后春笋一般大量涌现。郭巨也开始埋儿了，黄香也开始扇枕了。当然也有造假的孝子，就像安乐的赵宣。人家守孝都是三年，他守孝二十多年，就住到坟旁的墓道里。然后在墓道里接二连三地生孩子。领导本来要“察举”他，后来发现他在墓道里生了五个孩子，勃然大怒：“你在父母坟旁干了些什么勾当！”反而把他治了个“诳时惑众，诬污鬼神”的罪。
从皇上的角度看，这也是个头疼的事情，选官选出来一堆豪族和名士，给朝廷添乱。但是除此之外，一时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改善一些细节。比如汉顺帝时期，就搞了一个“阳嘉新制”。地方送上来的孝廉，朝廷不直接任命，还要出题考一考，“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副之端门，练其虚实”，勉强算是有点儿科举制的影子。但是这个改革影响很小，无法撼动整个社会风气。
九品中正制
一直到了汉朝崩溃后，中央政府才对察举制有了一个大改动，这就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起始于曹魏，定型于晋朝。大家都知道，这个制度导致了门阀的兴起，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中央政府制定这个制度并不是为了培养门阀，它的本意是要把察举的权力从地方收到中央。门阀兴起是一个计划外产物。
九品中正制大致说起来是这个样子：察举的本质还是保留，但是不再用“德行高妙”之类的标准，而是让察举者对人物进行评议，分为“上上”到“下下”九个品级。上上一品没有人能得到，二品就是最高级别了。而品级越高，入仕时的官品就越高。一般来说，人品与官品大约相差四品。也就是说，如果被评议为“二品”，那么你担任的起始官职大约是六品官。当然，这里有一个问题，谁来“品”呢？如果按照汉朝的办法，应该是地方官员。但是魏晋朝廷把这个权力拿了回去。它让中央官员兼任州郡的“中正”官，对人物进行评议。
如果粗粗一看，这似乎和汉代的察举制也差不太多，但实际上这里有两个绝大的不同。首先，在汉代，你是孝廉，我也是孝廉，大家进入仕途的时候是平等的，但是九品中正制给入仕官员划分了严格的等级。第二个大不同是这个品评的权力被集中起来了，尤其被集中在“州中正”的手里。地方官员要考虑到当地舆论，而州中正是中央官员，在这方面的顾虑要小得多。只要会造势，会打造个人品牌，汉代草根还经常能逆袭一下，但是在东晋南朝时期，这个途径就慢慢被关闭了。你守孝三十年又如何？州中正就是不买你的账，就是给你个七品八品，你能怎么样？
让一个小圈子的人去接着选下一波小圈子，结果可想而知，高级职位很快就变成他们的囊中物，这个小圈子也就成了所谓的门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觉得不公平，但天长日久，大家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觉得事情本来就该这样，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中正们直接用家谱世系来给人定品级。“下品无势族，上品无寒门”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当然，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在九品中正制刚刚推行的时候，大家是预料不到这个结果的。
“寒门”还不是最糟糕的，他们至少还有担当低级官职的机会。至于级别更低的“役门”，甚至连被品评的机会都没有。这样一来，中国社会又重新变得具有浓厚的等级色彩。但是它和西周春秋的贵族社会还是不同。在封建贵族社会里，贵族拥有明确的特权，同时对上级和下级也都具有明确的义务。而对于士族来说，一切特权、一切好处，都像是从这个社会系统里临时窃取来的，因此也没有产生相应的义务。相对于贵族，士族被免除了责任感。而责任感一旦不存在，荣誉感也就变成了单纯的傲慢。士族很快发生了堕落，其堕落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春秋时期的贵族。到了南朝末期，士族已经变成了颜之推笔下的一群废物，“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持，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贲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这样一群堕落的废物当然没有办法永远掌控权力，权力最终像沙子一样慢慢地从他们手中流走，流到了“寒人”的手中。九品中正制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在延续了大约四百年之后，随着隋唐帝国的兴起，这个制度终于消亡了。
当这一个方法也失败的时候，人们就顺理成章地走到最后一步：既然直升也不行，推优也不行，那索性放开了考试，谁考上谁就当官。科举制的发展终究是不可遏制的。
（作者：押沙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