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我们的八十年代
这一切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个叫晏寨的地方虽然埋着秦始皇，但被顶羽一把火烧了之后，似乎被遗忘了，再没形成过气候。当然，从名字上依然能看出它经历过辉煌年代，一定是为了纪念陵墓而起的名字——晏寨——上天的庇佑。
是不是得到了上天的庇佑，尚且不知。但是，自从姓杨的那位乡下人碰巧发现了那些瓦片，接二连三地牵扯出更大规模的动静后，这里就不再是穷乡僻壤了。从那时候开始，这里的历史就不仅仅是隆起的那堆黄土了。
当年，到处都有内迁的三线厂，集中建在北方的山区。而之所以选在这里，我猜测是因为它紧靠骊山，并且交通不便。于是，在1971年的春天，上海这家著名的缝纫机厂在这儿落了户，像是在兑现某个预言。
建军曾指着秦陵说：“挺圆的，也挺结实，这个很重要。”
尽管如此，秦陵依然疏落和默默无闻。与此同时，缝纫机厂却干得热火朝天。大批大批红砖砌的楼房和烟囱拔地而起，甚至不需要太多的钢筋水泥就能建几千平方米的大车间。梯田状的半坡上依次修建了煤场和翻砂、机壳等车间，接着是装配、研发以及办公区和消防队。
隔道围墙就是生活区。
烟囱、母子间、插满玻璃碎片的围墙、商店以及长大成荫的梧桐树，东西应有尽有，这俨然成了让人羡慕的世外桃源，奢靡之风甚至比其他地方流行得更早一点。我第一次尝试在新开的美发店烫了头，不过很快证明这绝对是个错误。
母亲倒没说什么，父亲却极不赞成地看着我。他从不为好奇所动，他认为我的突发奇想很愚蠢，让他失望，他也没有就此罢休。
“为什么弄成这样？”
“不为什么，很多人都这样。”
“莫名其妙。”
我以为他会说更难听的，比如丢人现眼之类的话。不过父亲好几天没理我，看样子不像是假装生气。
厂门口有一条通往外面的大路，旁边是一条小路，或者是小径，通往秦陵。小径是连碎石子都没铺的土路，不过陵上的石榴树，倒有那种古老的寂静和尊贵的秩序感。这东西在当时不值钱，后来却成了稀罕货，有些人甚至以此为生，发家致富。陵下的那块碑，是官方立的，像哨兵那样长年累月地守护秦陵，带着某种虔诚和忠诚，上面的文字——“国家级文物”，让这儿始终都保留着某种希望。
“这就是统一中国的那个人。”建军说，“还不如不统一呢，要不然，咱们秦国会很富。”
“光有粮顶什么用？咱们不靠海。”
“嗯，那倒是。”建军很遗憾地承认这一点。
我们常到此散步，也很奇怪，一直没看到官方或民间组织的任何祭祀活动，难道是他在历史上名声过于残暴了？没开发可能也是原因。
我考虑过要不要来这里，因为当时还可以选择做警察。那年，我二十二岁，真的很年轻，后来，还是鬼使神差地来工厂报了道。
工资只有四十几块，但产品供不应求的情况让奖金非常可观，一线工人的奖金能是工资的几倍。而且厂里女孩多，上海的、西安的以及周边其他地县的都有。现在看来，那时候，她们和我们一样，都像是草原上灰褐色体毛的羚羊——漂亮敏捷，蹄跟强健，既鲁莽还带着蠢蠢欲动的羞涩。
“真是一个欲望茂盛而行动懦弱的时代呀。”燕海沮丧地感叹，“错过了很多机会和缘分。”
我了解他，他大概是遗憾少占了很多女孩的便宜。
这里不光上海人多，也有北京和西安的知青。当然，北方粗粝的面食虽然可口，可怎么能和上海的精致甜点比呢？他们会做也会吃，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因此，在后来的生活中，精明、细腻又温情脉脉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大行其道。在车间和上下班的路上，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能嗅到那种软软的腻歪和不正经。说实话，谁不想有个相好的呢？这种低俗的坏思想到处蔓延。
“喂，小林。”吴爽压低了嗓音对我说。当时，我们在去华山的火车上（坐三个小时的绿皮车），快到站了。
“我终于明白人家说你的话了。”她语气中带着挖苦和不满，不过她的声音细细的，很悦耳。我大概猜到了她指什么，她对我不错，我也敬佩她热情、节制和小心翼翼的做法。可她是一个妻子。
在这之前，我在车厢的连接处叼着一根烟。天快黑透了，火车似乎要用尽全力才可以保持向前。车厢的广播开着，播放着港台流行歌曲和寻人广播，每首歌我们都会唱，不过孩子丢不了，他们跑来跑去的，把坐车当游戏了，给乏味的旅行带来了快乐，有点烦人。
刘刚坐在我的座位上，一直在说话，我以为郭敏娜会为此而感到无聊或疲惫不堪呢，可她大多数时候都是快要笑出来的样子。谈话应该和我无关，可她是我媳妇。我知道刘刚讲不出什么下流故事和玩笑，他不擅长，他也不收集这方面的素材。
“他挺厉害的。”小敏后来说，“反正不管你说什么，刘刚都能就这个话题解释或辩解一番，他也不小气。”
可能吧。不过他没他媳妇走运，她媳妇成了车间书记之后，他就一猛子扎到哲学里面了，大概想变得深刻和与众不同。她媳妇愿意让他成为那样的人吗？我看不一定。他媳妇一直在暗中努力，学习会计、企业管理，包括文学。但刘刚讨厌诗，他觉得那会让女人变得多愁善感和神经质。这是真的，我们都不可避免受了西方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的影响，都想消化和理解那些深刻道理。
刘刚比我们强一些。因为他知道海德格尔，还有萨特等很多名字复杂的德国或希腊人。他一直想弄懂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一个叫陈嘉映的北京知青翻译的中文版。后来估计他放弃了。因为他表达对问题的看法时仍然平淡无奇，和他的长相一样。不过哲学增加了他的神秘感，有些女人就喜欢落魄和胡扯，神秘又神神道道的，在19世纪，有一段时期就是这样。
吴爽是突然在我身旁出现的。她把整齐的头发全部梳向脑后，像个中学生，身上有柑橘的味道，让人清醒和愉悦。不过在列车的抖动中，吴爽紧贴着我的大腿做依托。那些山、房子还有树，像在另一列车上，从眼前飞驰而过。吴爽拘谨地看着窗外，我握着她的手，很凉也很光滑，像一块石头。
“还不错，车没晚点。”我说，“不过，来爬山的人挺多呀。”
“嗯，可能每天都这样。”吴爽随口回答着。
有那么一会儿，她茫然了，不知道接下来说什么。于是，悄悄伸出胳膊搂住我的腰，仿佛这样做天经地义，能化解不适和尴尬，或者她想表达她的心意和信任。
“的确是。”我说，“不管怎么样，只有这时候最合适来。”
我没有碰她。她可能第一次和其他男人这样接触，这个过程还未来得及想入非非，不知如何开始。这让我感到轻松，也有感谢和同情。
吴爽个子不高，身体纤细，细长的眼角和鼻子都有点上翘，笑起来像某种动物。她受男孩喜欢的原因大概是喜欢逃跑，也容易受到惊吓。她毕业不久结了婚，开始了新生活，可我们都觉得她有难言之隐。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以后告诉你原因。”
当然，她不是不幸福。她是技校生，这在当时是一种身份，很多技校的女孩都嫁给了厂子弟或其他有门路的人。那时候，按豫川的话说，那些女孩都像小母鸡那样挺着胸脯走路。
吴爽穿着蓝色的针织运动服，两条腿活泼有力。她的话没错，在我们认识的时间里，没想过我们之间会有什么事。吴爽说，我不应该清高，我们应该像两只小狗那样找地方腻歪腻歪。厂里很多人这样。
我感激她，觉得她并非不喜欢我，只是不想冒这个险。虽然这种事很常见了，但会带来麻烦也有破坏性，即使不被发现也会心生愧疚和不安。另外，她老公人不错，除了小气一点，更何况她已经有了女儿。
“你和你徒弟的事，很多人都在传。”我试着问她。
她没说话，只是后来又说没那回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人问吴爽。那么一个脚步沉重、长相一般的学徒，整天穿着松松垮垮的工作服，见了人也不爱说话。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说到底，就像吴爽说的那样，就是因为朝夕相处。其实，她真正喜欢的是我们的另一个朋友，在装配车间干活的一个书呆子，年纪轻轻的谢了顶，叫谢新生。他白白的，个子很高，带着很厚的近视眼镜，父母是县医院的医生。
吴爽感情丰富又多愁善感，这会儿对我说：“你过去跟他们说一下吧，都快到站了，被人看见多难为情呀。”的确，这一趟来爬山的不止我们几个，其中好多人都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来了。
“为什么我去呀？”我说，“又不是我组织的活动。”
我看着吴爽，突然发现她长着一张粉嫩松软的嘴唇，像墨西哥的热唇草。
郭敏娜也叫小敏，是那种个性格和身体都充满激情的女人。那时候还没有这样闹腾，可她和刘刚的事却把我束缚在她的身边，她和我的关系像个笑话，很荒诞，黑色幽默的那种。她心在别处，却不得不和我生活在在一起。可轻松的工作加大了我的焦虑感，而她却似乎没受影响——上班、下班，然后急匆匆地买菜做饭和照顾小孩。她聪明漂亮，并且会炒很多菜，那时候的女孩都有这种传统和良好的品质。但她爱打扮，还自己做过薄薄的白衬衣和轻飘飘的红裙子，并且开始化妆，看见谁都露出微笑，任谁调笑她都不翻脸。车间的人说她是负氧离子，就是带着负电的最活跃的那种。而她走进车间，就像站上舞台一样。如果她不是个工人的话，很可能会做个模特，或者别的，虽然她不是又高又苗条的那个类型。她也总能超额完成工作任务，奖金也很可观。当然，我不是她的观众，我烦她夸张的打扮和举止。
“你管好你自己。”她根本不在乎我的看法。
我觉得，这种变化从她进厂时开始的，也许更早，从我们认识的时候就有，她隐藏了这一点。
“快点儿，我们出去，他们马上也过来了。”
我戳了一下吴爽的腰，像有意强调我们在他们面前同病相怜的处境，也向她传达一种敬意或不满。
此刻，刘刚和郭敏娜迎面走来，依旧有说有笑。猛地看见我，刘刚脸红了，有点儿吃惊地问我为何没下车，而是站在门口。
“等你们呀。”我说。
说完这句话，我看了一下郭敏娜。可她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这让我十分沮丧。车厢里的人几乎要走光了，我才悻悻地下了车。
有天下午，我和阿娣像夫妻那样亲热完，其实私下里她叫我小弟，我也确实小她几岁。那时候，总觉得自己精力好，也有创造力，挺幽默的，虽然不细腻，但喜欢看书学习。其实，任何时候的女人都喜欢上进的男人。
阿娣穿着粉红色内衣，戴着新买的耳环，是她丈夫送的生日礼物。她坐在床的另一边，腿蜷曲在身体下面。她告诉我，红梅对我有意见，并且想不通，我明知刘刚和郭敏娜在一起，竟然没阻止和想办法报复刘刚。她说红梅似乎因为没有解决的办法而更加生气。
“你干吗不找刘刚算账，或者找人揍他一顿？”阿娣说。
“那是小敏的原因，只是碰巧是刘刚而已。”我说，“不是他，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
“真是哟。”阿娣说，“你怎么受得了这个？”
“为什么受不了？那大个呢？”
阿娣像突然受到打击，虽然没生气，但也没有像往常那样留我吃饭。
她说的红梅，叫郑红梅，我们也叫她梅子。她身材中等，一直留着直发和孩子气的刘海，线条不柔和，腿像两根不容易打弯的木桩。因此，我们就在背后叫她“老硬”。这外号虽然贴切但有恶意，有人身攻击的意味。反正，我们给认识的个女孩都起了外号，比如“二分钱”“十八年”“花花世界”等。中学就常常这样干，但我内心并不都是恶意。
红梅偶尔也会呈现出小牛或小鹿的那种表情，让我心动过。她订了《诗刊》《星星》，也从我这儿借《收获》《钟山》《小说月报》这样的东西拿回家看。在当时，那些杂志的封面很新颖，感觉很深刻，也很抓人。我曾说过，红梅才是我想要的女人，不过不包括那两条腿。这当然是玩笑。我觉得吧，女人应该有思想但不能太深刻，还有，那些诗和小说她全都看了吗？我看不一定，因为婚后的女人很难坚持这个习惯，别的干扰太多了。
有天晚上，一堆人在我家吃饭，红梅也来了。
那是我们事先定好的规矩。我弄了火锅，都是实实在在的羊肉和一些南方才有的蔬菜和豆制品，还从老爸那儿弄了一瓶不错的白酒和一整箱啤酒。
红梅说：“今天好丰盛呀，可我家刘刚没这个命。”
“那他为啥不能来呢？说得好好的。”小敏问。
“他那个工作你又不是不知道，早出晚归的。也许在回来的路上了，谁知道呢？不过他知道今天在你家吃饭。”
她是最后到的，羽绒服里面穿着一件紫红色的高领毛衣。
外面天气冷，可屋里大家吃得热火朝天，并且喝得很尽兴。快半夜的时候下起了雪，大家都有些醉了，东倒西歪地在沙发上掏心窝子并准备回家。
郭敏娜让我送梅子，她住在家属区的另一头。过了一会儿，其他人成双成对地走了后，只剩下了梅子和郭敏娜，还有我。
郭敏娜问：“你还要喝吗？”
“再来杯啤酒吧。”红梅说，“最好是冰的。”
她说：“啤酒没冰过，还算啤酒吗？”她迷恋那种凉凉的让人清醒的感觉，她说那种舒爽难以言喻。
“再来点冰块。”
“没有，你以为我家开饭馆吗？”
不过，小敏还是从隔壁家要了一些冰块。
“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红梅说，“而且，今天还没敬过你呢。要说喝酒，估计没几个是你的对手。”
红梅喝得有点多了，但还没醉，因为刘刚没来，即便后来放开了，也没喝多少。听她说刘刚去西安了，我后来才知道那时候他们在闹矛盾。可能郭敏娜知道的比我多，但这种事她不说。那天她对红梅好得出人意料，不仅是端茶倒水，还拿出水果给她吃，像做了亏心事那样虚情假意。
郭敏娜说：“梅子，技校的那个老师，你还联系吗？”
“没那回事。”红梅不愿回答，我也觉得小敏太八卦，不怀好意。
“我背诵一首诗吧。”红梅突然说。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她喝了一口水，情绪开始恢复，酒精让柔弱的身体充满热情，她背诵的是唯灵诗人顾城的诗。
“……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小敏和我也接上了，并且一句接一句，三个人一起朗诵，彼此还交换着眼神，不整齐但很开心。红梅借着酒劲，似乎想暗示什么。
“真不错。”朗诵的愉悦感让小敏红光满面。
对呀。郭敏娜需要赞美，那是她的天性，那么，红梅需要什么？一种挥之不去的忧伤？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只是希望此刻刘刚和大家一起吃饭、喝酒，让她看上去不那么孤独。
“有才华的人精神都不正常，把痛苦发泄在妻子身上，算哪门子才华，更痛苦吧。有什么仇恨，用斧头这样的利器？”
说到利器的时候，红梅停顿了一下，像有意强调这个词。她甚至认为，顾城是因为才气和性两样都不能得到释放才如此，因而对顾城充满厌恶和不尊敬。我猜想，她可能把对刘刚的气转嫁到顾城身上了，可顾城有才有病是真的，刘刚又没病。也许她知道他和小敏的事，只是不声张，这会影响车间对她的培养和提拔。
我曾对她说：“有些诗的确鼓舞人心，但好诗都说的是坏话，说阴暗面，让人沮丧和丧失希望。”
“可我喜欢诗，你也喜欢。”
“也许，你不该喜欢诗，那会是你继续进步的最大障碍，看看诗人的结局就知道了。而让人印象深刻的只有所谓出身、坎坷、痛苦和不懈的努力这些，也许不仅如此，但肯定是改变命运的动力之一。”
我看着红梅，发现她的表情里有种沮丧的东西，像和谁赌气一样，说个不停。不过女人一开始讲自己的事情，话匣子就关不住了，酒精让她变成了另一个女人，完全没有了往常的矜持和谨慎。这令我震惊，也令我黯然。
后来，红梅说：“我要回家。”
也许房间里的门窗关得太严了，让她感到沉闷和憋屈。
雪更大了。新雪很轻也很白，有一股年轻女孩那样的味道。
红梅用深灰色的长围巾包住整个脸，像个赶集的妇女。但她没有乡下妇女的丰乳肥臀，围巾的颜色也不够鲜艳。她只露出了眼睛，像生了重病或有嫌疑的诈骗犯。
“注意路上的雪，万一摔倒了或被人拐走，那可不行，不好向刘刚交代。”小敏站在那儿，扶着门框，一本正经地开着玩笑，直到我们走过楼角后她才转身关上了门。
雪继续下着，似乎小了一点，路面更加柔软和光滑。我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雪花消融的黑脚印。场景依然温馨，只是更加寂静了，踩在雪上的声音异常清亮，像擦萝卜时那种清脆的声音。
我握着红梅的手，因为戴着手套，只觉得软软的，没有温度。而此时的路灯却像个礼物一样，善解人意地把我们的身影紧紧重叠着，好似相拥而行。雪片的麟光在路灯下变成淡黄色，一片一片地在地上堆得更厚，冰冷但依然蓬松酥软。
“小敏大概还收拾呢，今天够她洗的了。”红梅说，“不过，说不定等你回去收拾呢。”
“嗯，有可能。”
到她家楼下了，红梅把围巾拿在手上，抬起冻僵的脸，身体微微靠近我。我低头就可以碰到她的嘴唇，我无法控制地感受到通常会有的那种冲动。走道上亮着唯一的一盏灯，吱吱的开门声令人心惊肉跳，其实，抹一点香油或其他什么油都行。不过，这也可能真实地反映了他们心烦意乱的婚姻。
这个时刻充满令人难忘的迷茫和危险的诱惑。
“你要坐一下吗？一小会儿。”
“我不知道。”
“儿子和我妈睡。”
我突然决定回去，她那种属于母亲的表情十分耀眼。随后，她把视线转向别处，若有所思着什么，显出一种年轻女孩才有的期待的表情。尽管嘴里充满酒和食物的气息，我还是抱了她，我能感觉到她虚弱的渴望。她希望到此为止。我低头吻了吻她露在外面的头发。其实，那天的雪一点都不特别。但那一吻，像一笔财富，在我脑海里很多年都不曾失去。
我到家的时候，刘刚已经在了。小敏从厨房出来，他们都看着我，好像忘记了我要回来，好像我打扰了他们一样。
“刘刚从西安回来，特意过来和你喝一杯。”听着就像假话，而这种轻浮的废话就像是污辱。
“我特意又弄了菜。”
她指着重新点燃的火锅，真的想让我再喝一点。
我相信，此刻逆来顺受才能说明我的存在，从寒冷的外面闯进自己家却需要感恩。小敏已经换上了咖啡色的厚睡衣，衣服上印着米老鼠，她说：“不过你们快点吃，我都快困死了。”
送红梅差不多用了半个小时，不过此刻雪停了。
“这么晚了，还有回厂的车吗？”我明知故问。
他说李明安开的车。
李明安在厂里开大巴，我常搭他的车去省城。厂里为照顾上海人，特意安排接送从上海来的139次列车。
“火车晚点了，回来又去明安家喝了点，他能证明。”他证明什么？为什么要证明？大概我的话让他受了委屈或误解，他没吃几口就起身回家了。
阿娣是上海人，说话和长相都像。可她不胆小也不顺从，自然和纯洁也与她无关。她有好听又独特的声音，爱打羽毛球，有一副健康匀称的骨架、伶俐的相貌和令人赞叹的皮肤和长卷发。我也喜欢她的细脖子，那上面裸露着的细绒毛令我心动。她是那种性感和欲望都很容易被捕捉到的女人。
此刻，她正张开嘴笑着，把好看的、暗金色的鬈发往脑后拢了一下，仿佛要用细白的牙齿咬我一口。
“你家小敏真不可思议。想想就知道了，跟刘刚约在深夜一点，老公和别人有关系也不管，这是她让红梅晚走的原因吧。”
“我确实无法相信。”
我几乎裸着，但还是一本正经地说：“我也不好受，或者他们说好了，吃饭只是借口。”我又说：“平常，我有时候正吃着饭就被叫去修车了，经常搞到很晚才回家。”
“那就对了啊。”阿娣拍了一下手，“都知道你是车队的修理工，经常要出去，你一走，他可能就溜上床了。”
话虽不错，可阿娣的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兴奋的腔调。
“女人都这样吧，喜欢的时候放得很开，有一点豁出去的意思。”说实话，她这种慵懒尖刻的气质一直是我无法离开她的原因。话虽轻浮，但有道理。
阿娣转过头，狡黠地看了我一眼。她的脸色红润，身体如同刚刚经历了一场盛宴，散乱的头发和皮肤发出光泽。每到这个时刻，我都死死盯着她，她性感，她漂亮，红颜祸水般令人欲罢不能。就算她有善良的一面，但房间里充满了快乐和爱，是她制造了这一切。
阿娣和大个，是在厂里组织团干轮训时认识的。团委书记万辉觉得他俩挺配，都是团干部。谢新生当时还有一些头发，穿戴也讲究。瘦瘦高高的，有气质，也心灵手巧，还在车间混了个小头目。
“我猜。”阿娣说着，转过身坐在我身边的床上。她可能忘了我在抽烟，不小心把烟碰掉了，正好落在了我的胸口。
“千万别烫个泡。”
我怕郭敏娜察觉到，她在这方面是内行。
“你觉得自己辜负了红梅。其实并没有，她和那个管技术的副厂长有绯闻，还当我不知道呢。”
阿娣接着说：“小林，其实你最八卦了，但又装着不想知道。”说完，她以一种很少见的严肃神情低下头，吻着我被烟头烫到的地方，然后，又将手心轻轻压在上面。也许，好女人的天性就应该争风吃醋，还要狡猾地掩盖这些，这才是上海女人的本色。
一阵短暂的沉默。
“他们可能也并不想结婚。”
“我们呢？”
“算了吧，我可不想和诗人结婚。”
她嘟着嘴的样子很可爱。
我说：“我想。”
然后，我又说：“我算不上诗人。”
我想起了红梅，那双被冻得苍白的嘴唇。阿娣目光锐利地笑了，随手摸了一下我的身体，像是恩赐，接着坏坏地说：“谢新生说你像个娘们，很八卦。”
她明白这种轻微的侮辱不会让我的反感，像情人间的打情骂俏。
“真的吗？Baby。”我感到突然启动的快乐向我袭来，并且蠢蠢欲动。
谢新生高我半个头左右，外号大个，曾有过一个当护士的女友，是他父亲同事的女儿，后来女孩的全家都出国了。他说过，如此霸道和不讲理的女孩，让他没少吃苦头，可竟然是天使般的护士。我们喜欢聊天，因为我们都插过队，他没当过兵，但特别喜欢军事。然而，一想到他们夫妻在床上竟然聊到我，我立刻产生了猥琐的画面感，欲望像打了激素一样涌上心头。
“我像个娘们吗？”
她刚才的话，显然给了我施加报复的理由，我像翻身上马那样压在她的身上。那笨拙但实用的床头柜，让我突然有了沉闷的忧郁之感，我知道偷情的时刻终会结束，仿佛秋天枝头上迎着风的树叶，越来越少，也越来越珍贵，而再次生长就是另一个新时代了。
“压住头发啦。”
阿娣喊了一声，因此而更加楚楚动人。她家的前面是一个院子，后面有几棵浓密的树，而仅剩的阳光也被厚窗帘遮住了。
我曾开玩笑说，这简直是偷情圣地，既舒服又很安全。
“啥子圣地？听着不像好话呀。”
前一阵，有个多年未见的战友来访，一见面被阿娣震翻了，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你真走运呀，你媳妇，啊？”
“别误会，我是他相好的，真的。”阿娣说。
她的脸红了，这不是常有的事。
“她是上海人？同时拥有姣好容貌和女性羞怯的上海人？另外，她头发做得不错，里面应该有一颗不俗的心灵吧。”战友不是贫，我感觉他真的羡慕我，尽管有些是场面话，言过其实。
不过那天，阿娣把自己捯饬得又漂亮又性感。
回到割阑尾那年。只是一个小手术，因此我就住在了厂职工医院。
碰巧阿娣妈妈是我的主管医生。其实，厂里就她一个会动刀了，她插队的时候被推荐上了医学院——湖南湘雅医学院。虽然说是工农兵大学生，但对于下腹部这样的小手术还是有经验的。另外，她也帮附近的农民做结扎或刮宫这类手术。当时阿娣经常来送饭，一来二去地就熟了。我那时脸皮厚，荷尔蒙四处乱溅。虽然病了，可依然保持着强壮的外表，肩膀宽厚，像有权威的医生那样走来走去。
有一天，我试着对阿娣说：“你可是咱厂一枝花呀。”
我等着她开口，直到阿娣说了一声：“真的吗？不过太土了呀，你到底会不会写诗呀？”
我把她的回答视为默认：“我过两天写首诗给你。”
我一直没有写，阿娣也没问。她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她讨厌谈情说爱，也不允许说情妇或情人这样的词，她严肃地申明和警告过我。她说情妇太强势，又脂粉气又势利，是那种身体丰满又装正经的女人，不是为了性也不苗条，而情人则恰恰相反。
我后来想了想，好像还真的是那么回事。
“相好的就不同了。”她对我说，“听起来不像是包袱，你知道吗？这种感觉挺怪的，或许不算爱情，但又可以交付信任，和真正的夫妻有差异。炫耀？食色，性也？安心承受？对，也许是安心承受这种感觉。在那种事上更努力，也更加珍惜。还有包容，也有自己家的烟火气，是随意和信任的，是肆意放纵的，但没有交易。”
“这是病，最后会变成慢性病。慢性病都不太容易治好，但也不会因它而送命。”
可确实没什么东西可以万无一失。
那时候就是这样，许多事就像抓在手里的沙子，你不想让人知道，但又漏得满地都是。这是一个藏不住秘密的地方，所有和这些沙子一样的东西，在阳光下都带着微光，每一粒的后面都有故事，即使微不足道，但秘密无处不在也无人不晓。这是当时很让人困惑也很带劲的一种生活。
后来，当郭敏娜知道我和阿娣相好的时候，她表现得十分忧伤，行为也更加粗鲁。可在我眼里，只觉得她一定是对夫妻生活开始不信任了。我对此很吃惊，却也没有发火，因为我一直容忍她和刘刚的事。更过分的是，她为了表示自己的愤怒或因被冒犯而带来的侮辱，竟然去了阿娣家，把一切都告诉了谢新生。
阿娣不说谎。她那种永远斜着看人的表情，在我看来，是十分明确的优越感。而谢新生有手艺，经常在外面赚外快，帮助做服装的工厂或个人修理和调试缝纫机。那时候流行自己做衣服，小敏的那条红裙子也是她自己动手做的，穿了好几年。
郭敏娜发誓要出这口气。
“我不想怎么样，只不过很讨厌你得意的样子，就是这样。”
郭敏娜一旦下了决心，很快就开始行动了。她要出这口气，可也不想嚷嚷得全厂都知道。她曾扬言要去车队找我领导，她和那些人很熟，还特意问了阿娣家看楼的阿姨，问我是不是经常去。这给我和阿娣都造成了困扰，其实对我影响不大，大家有孩子和家庭，谢新生都没说什么，还能怎么样？
我不知道这件事和其他事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不得不说，阿娣在我最离不开她的时候彻底变了，变得小心，沉溺于被伤害的愤怒之中。她声称我不过是个相好的情人而已，而她自己则是一个破坏别人家庭的有老公和孩子的妈妈。她还对别人说，我应该和小敏重归于好，因为我们两个人不会因为对方怎么样而彼此嘲笑。她说不再见我，她还说，因为我们两个人都乱七八糟的。
其实，我曾一度以为，和阿娣在一起，努力理解和适应她，让她高兴，活在世上大概不会有比这更充分的理由了。
可现在不一样了，这几天，一切都改变了。
我知道，低三下四对她没用，可我不在意她用尖刻的语言羞辱我。因为她愤怒、大骂一顿，我们才有希望和好如初。我至今怀念她的声音还有笑，看似浅浅的，很随意，但却有安慰和保护的意义在里面。其实，阿娣不怕谢新生，但这关系到她自己的名誉。也许，那种渴望不单单是我的，那些得不到满足的伤感，也慢慢渗透到了我熟悉的人中。刘刚和郭敏娜在半夜偷情，但他们并没有受到威胁，而我和阿娣则更像一堆燃烧已久的火，火焰使周围的黑暗看上去更加黑了，热度也很快变成了凛冽的寒气，直逼人心。我一直相信，那堆火的火芯还在，它需要一个时机。
小敏和谢新生谈了一下午才回来。过了几天，在我身心更加疲惫的时候，她对我说：“我和谢新生上床了。”
“我不是想侮辱你。”她接着说。
“不是侮辱，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到底怎么了。”
“打击报复。”我干巴巴地说。
其实，那天，我打算和谢新生一起喝一杯。阿娣去省城了，郭敏娜在极度的兴奋之下实施了她的报复或是对我的惩罚，也可能是她对自己的不满和惩罚。
“就在他家床上，同一张床上。”
“我知道是同一张床。”我说，并想象她用熟悉的方式和大个在床上。
她脸上带着挑衅又很懊恼的微笑，看上去不自信，给我的感觉是愤怒和烦闷，令人同情。谢新生起初不愿意，也许是因为没法见我，但最终还是让她如愿以偿了。
“那你让阿娣伤心死了。”
我告诉郭敏娜，阿娣知道大个一向都是大好人，疯了一样地爱她，不管什么事都百依百顺。
“对你们的事也百依百顺吗？我看不见得。”
“别废话了，大个估计来不了了，我陪你喝。”
我的天啊，难道就因为是女人，就可以趾高气扬吗？
“小敏是个好女人。”大个对我说。
话里带着炫耀，又像对晚辈才有的忠告。他觉得扯平了，是吗？我看着他，充满忌妒、沮丧，并产生了那种安静的、熟悉的低落情绪。
我们的婚姻和生活，被她轻易达成的报复又毁坏了一次。
她不是坏女人，但是背叛也是耻辱。她把婚姻和爱情或是性分开了，这成了她的能力。她找到了真的自我吗？以身相许是女人表达好感和好奇心最彻底的义举，是一种品质，或是一种心意。而这一切，是因为刘刚的一句废话，他告诉她说：“世界上的爱情有两种，一种是初恋，一种是出轨。”他说，从相对的程度和后果来看，私奔更伟大，是真爱，风险也大。也许郭敏娜想过，只是没碰到值得的人和地方。
这是辩证法，小敏由此顿悟出了生命的意义。这种意义，导致她的恶习像初春的韭菜一样，一茬接着一茬。我觉得，她的身体和心灵一定会有磨痕或是创伤。我们都一样，我看到镜子里自己的脸上有着诡秘而卑劣的微笑，如此变态和懦弱，欺骗别人也欺骗着自己。
“他如果还在……”她说。令她极其痛苦和失望的是，她高中时期的初恋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郁郁不乐，在一年冬天，跳楼自杀了。
“我知道你会小看我，你骂吧。我知道自己是啥人。”
“我们大概都不会到此为止。你不希望这样，可事情已然发生了，不追问就没事吗？不可能没事的吧。我理解，这种事，男人受的伤害多一点，不过你不能算吃亏。”
“这种事总归是丢人现眼，可是，你脸红什么？”我说。
那张光滑红润的脸充满诱惑，我想，这或许就是罪恶的根源，可谁也没办法将它连根拔起。
“没想到，是吧？”她说。
风景是高潮之后的，遥远而没有任何意义。
天已经黑透了，我忽然想见识一下她的新本事。堕落应该丰富了她的经验和觉悟，我心生妒意又充满好奇心。撇开道德不说，女人不容易打开天性，可一旦打开就能迅速获得解放。
婚姻因道德约束才得以维持，而道德上的瑕疵，她竟以此为荣。此刻，她面对我，突然用右膝盖狠狠顶了我的两腿之间。这确实是她的风格，并且总是出其不意。
“这就是我的新本事。”她说。
“听志海说，你和郭敏娜分开了，是吗？”吴爽问我。
“嗯，我争取过了，可没有结果。先分开一段时间，再说吧。”
“你们分开是因为都出轨了，对吗？”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如果都出轨，还是出轨吗？应该算是两人重新上了不同的车，更合适吧？”
“你真的喜欢红梅？”她问。我知道她们是同学，这类事，在这里像风一样，传得很快。
我没有承认。
“没有的事。如果从内心的意愿讲，我觉得还可以忍受，就是确信两个人还可以一起走下去。我有这个愿望，可她没有。”我说，“我说的是小敏。”
“那你有什么打算？”吴爽含有期待，仿佛想探寻或告白什么重要的选择。
她用眼睛看着我，大概想用微笑和眼神做一番努力。她知道，我是个善良的人，她也许想抱住我的善良，让它不要消失。但她只是用力打了一下我的胸口。
“还待着干什么？”我像获得了机会。
每个人都会有极其失望的时刻。
“说实话，”我说，“听起来像被迫离家出走，而不是去南边做一番事业。”
“瞎折腾。”父亲平静地说。
其实，我从来不曾跟别人说过这个想法，况且高等自学考试眼看没几门了。当然也有会被郭敏娜蔑视的原因，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骄傲——我的骄傲。
没过多久，郭敏娜也到了。
“这的确是个好地方，我喜欢这儿。我们应该大干一番，说不定我还可以收获到爱情呢。”
我知道，郭敏娜本来是要和我讨论离婚的事。其实不算讨论，是通知。尽管我不愿意，但我不得不尊重和顺着她。当然，她对我表示了感谢，说我有时候像温暖的炉子，可以取暖，也可以烧水做饭什么的，但仅此而已。对她来说，一个正常还挺能折腾的女人，除了迫不得已的原因，谁愿意做家庭主妇呢？在一个小地方，守着一个男人？
有人说出轨会上瘾。因为不可能正大光明，所以有悲情或悲壮的报复成分，会生产更多的多巴胺和荷尔蒙，更猛烈，也更能体会到愉悦和珍惜。郭敏娜较早地发现了这一点，当然会有痛苦，可短暂的痛苦更激发了因为不道德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转瞬即逝的好奇心和激动，如同在深夜开放的昙花一样。对她而言，那是她的一种美丽。
“这种感觉难受吗？”女儿喝着杯子里的奶茶问我。
“这种感觉指什么？”
“原来是两个人，算是有个家，现在家没了，突然成了一个人。”
“有时候吧。”在她面前，我一向很诚实。
“你怎么想？”我问她。
“离婚虽不算好事，但对某些夫妻来说是应该的，比如我妈。”
我说：“嗯，对她来说。”
有次，在建军家喝酒，喝到第二瓶的时候，建军说：“吴爽现在过得并不好，和张定安分开了，当然是为了她徒弟。在厂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可并不是好事。”他的外貌变化不大，光亮的牙齿和浓郁的八字眉让他并不显老。不过，这消息让我激动和伤感，我还记得握着她手的感觉。假如，那时候我一直拉着她的手，会怎么样？
没关系。她应该平静下来了，因为她已经开始了新生活。
十年之后。
父亲去世了。我打算让建军过来帮忙。凑巧，那天他和大个在一起，大个还是那么高，但比原来沉闷了，退休前一直是工人。我一直说，他是个具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工人，每说一句话都摸一下头，仿佛事事都和头发有关。后来，建军说厂子可能要拆迁了。
“是吗？这年头，赶上拆迁像中奖票一样。”我对他说，“不过你们算走运，这么多年的坚持被上天看见了。”我竟说出了这种装腔作势又很露怯的话，好像在这件事上我吃了多大的亏一样。
“我不信天。”建军说。
“我也不信。”我回了一句，“可事实如此。”
建军摇了摇头。
谢新生后来找了个小学老师。
“小敏回来的时候，我们还一起吃饭呢。”大个很平静，悔过似的坦白说，“不过，仅此而已。”
其实，我去南方和他有关系，因为阿娣和小敏这两个女人。
“可为什么就没发财呢？”大个好奇地问。
“运气不好吧。”我突然丧失了热情和底气，像做了亏心事，开始闷闷不乐，“性格也是一个原因吧。”
“运气？想赚钱这想法本身就是运气的一部分吧？”谢新生揉了一下鼻子，他并不想冒犯我或让我难堪。
“可是吧，”我又开口的时候，喉咙里发出半似叹息半似哀怨的声音，“这个嘛，说来话长。不过，真的有过非常好的机会，我没抓住。”
去深圳之前，有一天，我和阿娣坐在后山的一块石头上，她表态说：“我们不会成家的。”她说的是家，不是结婚。孩子需要家，而不是婚姻。她说：“你走吧，你应该有更好的前途。”她还说，她应该有个相好的样儿，该散就散。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她参加过的一个个的婚礼最终都变成了葬礼。
“葬礼？”我实在难以接受。
“对呀，埋葬了我们自己。”她说，“埋葬了青春时光和爱情。只留下了不忠的证据。”
“像一块碑吗，我们的经历和归宿？”我说。
阿娣没理我，也不是不理解我说的这句话。有人在远处叫她。她站起来看了以后，说她邻居带着孩子来找她了。
当然，如此深刻的觉悟让我们都大吃一惊，但如果按她的说法，不忠的证据是什么意思？孩子吗？可我们并没有孩子。也许，阿娣还有郭敏娜以及那些出轨的人，后来都承受了痛苦，她们背着所谓背叛婚姻的道德压力。听到阿娣出车祸的消息时，我的思念更加强烈，我无法从脑海里处理掉那些记忆。
太奇怪了，阿娣出事的那天晚上，开车的是张定安，那个整天穿得像个间谍一样的饭店老板。他身材魁梧，但面相始终都带着谦卑和猥琐，赚了不少钱，可是很小气。吴爽当时嫁给他一定有什么原因。我们都说，吴爽像宽厚仁慈的圣母，他们阴差阳错地成了一家人。
这简直让人无法相信，女人啊。他们在一起多久了？真让人失望，简直没法相信。
所以才是真的，不敢相信的东西往往千真万确。不过张定安是皮外伤，因此还得了不错的名声，饭馆的生意并没受到影响。价廉物美可不算独门绝技，但他在从中受益良多。我实在无法相信，在我们的志向和情趣开始更高尚和更有品位的时候，阿娣竟然跟这家伙混在一起，对男人的品位降低了吗？还是因为钱？也许，是她太任性，被宠坏了；也许，她是故意这么做的，好让别人看笑话。
幸运的是，车祸没有毁掉她的脖子和脸，也没有想象的那样糟糕，只伤到一条腿，她无法像原来那样走路了。但我能想象出，她一瘸一拐的样子，那会让她本就妖娆的身体呈现另一种令人爱怜的魅力。
我卑鄙地在心里描绘着那个画面，可能被大个察觉到了。“这是她应有的教训。”他接着说，“唉，她不属于这儿。”
“阿娣吗？她人呢？”我说。其实，这才是我的目的。
“走了，回上海了，带着孩子。”
“孩子？庆庆不是你妈帮你带着吗？”
“还有一个豆豆。”
刘刚像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
我始终一个人生活，有时和郭敏娜联系，也都是为了和女儿有关的事。年龄大了，回这里的次数反倒多了，这个叫晏寨的地方更有名，也建得更加古色古香，大片的绿化带和宽敞笔直的道路，花了不少钱，可我们厂在刚开始沾光的时候又要迁走了。
当我回想那些令人兴奋又张狂的岁月时，曾经爱慕和拥有过的那些女性，像藏着秘密的老楼房一样，都还在，但已换了容颜。那些美好的日子，像瓦砾一样破碎了，又随风飘散了，谁记得起那些握不住的沙子呢？
其实，这儿也不曾属于我们。
如今，各种新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建筑就像南方那些植物一样，成长速度非常快。高楼林立的住宅区、改建过的妇幼医院、温泉酒店和文化艺术馆，成群结队的私家车川流不息，可这些都不能弥补没有亲人的遗憾。不过，那些逝去的亲人已永远地留在这儿了，或许可以告诉他们我的情况——生活得还不错，但算不上尽如人意。我想念他们，他们都曾在矗立着雕塑的广场上，悠闲地消磨过自己的时光。
我要去的购物中心，也是非常漂亮的建筑，负一楼有个大型超市，从别处迁来的，不过商品很全，价格还可以。
“欢迎光临！”
迎宾小姐笑着打招呼，笑容很专业，也传达着喜悦。我点点头，快步走了进去。突然，眼前闪过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吴爽吗？我想起来了，她娘家在疗区后面的一个大院里，父母都是某疗养院的医生。此刻，她步履轻盈地走进来，显得很年轻。
“以为你迷路了呢。”她对着上面喊，“我都准备广播找人了。”
广播找人？这让我想起了绿皮火车上的广播。
吴爽不再梳着整齐的马尾了，她将头发剪得很短，贴在脸的四周。可能刚从外面进来的缘故，她手里拿着一个大袋子。
“嗯，路上碰到个熟人。”
我看见吴爽转过脸，露出她特有的可爱的笑容。
“碰见谁了？”她说，“是不是相好的呀？”
“谁相好的，别不要脸了。”
另一个人走近吴爽，并挽起她的胳膊。是红梅。我心里一阵狂跳，然后又恢复了正常，久别重逢的兴奋也随之而去。
那种像小牛或小鹿一样的神情，依然还存在于她的眼睛里。
“是啊，我们都不年轻了。”我对自己说。
她们在一起肯定有什么原因，难道是成了亲家？看那亲热劲不像是一般关系，起码是常常见面的那种。真是想都想不到的事。
我看着她们的背影，站着没动。
我曾有机会和她们其中的一个人结婚。当然，也正因为如此，我丧失了同时面对这两个女人的正当性和勇气，不知如何免除尴尬，对她们保持同样的情意和尊重。或许她们中有人是单身？也不一定。
我好希望那段岁月重来一次。我想阿娣。她确实没有具体地伤害过我，但一直扰乱着我的五脏六腑，让我痛恨自己的生活。
与此同时，一个令人极度兴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地占据了我的心。我非常清楚，我该做些什么了。
马上去上海，马上去找阿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