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内外部环境剧变，经济开启高质量调整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以改革为标志的起步阶段、内力推动的快速发展阶段、外力助推的加速发展阶段，以及外力冲击形成的波动阶段之后，全面迎来了内外部矛盾加剧的稳步增长阶段。2016—2020年，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和增长动能不足等内在问题越发凸显，逆全球化和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问题持续发酵。因此，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加速创新驱动成为我国本阶段发展经济和应对国际问题的核心举措。在此期间，地产行业开启了持续升级调控的新征程，旨在以更稳定和健康的发展姿态支撑中国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中国经济从“速度至上”转向“质量为先”

上个阶段末期，各类政府会议就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的思路，这预示着经济的增长速度已不再是政府关注的重点，取而代之的是通过长周期的调控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平稳发展。如果说上个阶段末期是经济“稳增长、调结构”的理念启蒙时期，那么这一时期就是该理念的全面落地时期。

1.面对发展问题，“十三五”定调稳增长，“十九大”聚焦高质量

在过去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阶段，投资和出口是主要拉动力。而今，在投资方面，地产、基建、制造业三类投资在经历多年的高速增长后都趋于疲软。在出口方面，随着中国的全球化进程步入常态化阶段，刚加入WTO时依靠出口一举拉动GDP的情形一去不返，叠加欧美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中国传统贸易模式的增长优势已不如当年。可见，传统的经济驱动力大都陷入了增长困境。为了走出经济增长困境并保障经济持续向好，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动能并升级原有经济驱动力。在这一形势下，如果仍旧执着于经济增速，而不注重解决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的内在问题，中国经济就极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鉴于此，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纲要，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保持中高速增长，并将经济增速目标从一个具体的数值变为一个支持上下浮动的数值区间，尝试在政治追求和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同时，“十三五”规划纲要将深化供给侧改革作为“十三五”期间发展主线，将做好“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作为重点，并强调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和市场机制构建等，全面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调整。此外，“十三五”规划纲要还将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提升到了崭新的高度，把创新定义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强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从而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017年，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将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增长动力转换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核心推动力。发展方式转变体现为从原本偏粗放式的发展方式向集约化、高质量的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则侧重借助供给侧改革实现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所有制结构等优化；在增长动力转换方面，十九大报告将创新定义为引领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提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战略举措。

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2016—2020年，中国经济发展脱离了低质量、高速度的快车道，驶入注重质量提升的稳健型中高速车道。从GDP增长数据来看，2016—2019年，中国GDP增速连续四年保持在6%～7%之间，实现了从高速增长到稳增长的转变。从经济结构优化和增长动能转换来说，2016—2020年，我国不仅在供给侧改革中取得长足进步，而且在科技创新领域成绩显著。

2.供给侧改革全面深化，落地成效显著

供给侧改革是指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推动供给体系与变化的需求结构之间的灵活适配。从内需的角度来说，在经济快速发展和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国居民的需求发生了较大改变，从温饱型需求转向改善型甚至享受型需求，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也在不断升级。与此同时，供给端却仍停留在满足居民的过往需求上，无法适应居民需求的变化，造成了无效供给，导致了资源浪费等一系列负面连锁反应。所以，供给侧改革是提升经济质量、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最强抓手。

供给侧改革包括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即“三去一降一补”。具体来说，第一，以煤炭和钢铁为突破口，淘汰经济效益较差和长期依靠银行贷款与财政补贴度日的过剩或落后的产能，并将过程中释放出来的资源投入产业的转型升级。第二，通过落户、房改、调控等多项举措化解房地产库存，同时抑制房地产市场泡沫。第三，以清债务、防风险为重点，避免用较少投入撬动大量资金来扩大企业规模的做法，防范与化解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等金融风险。第四，通过降低企业税费等一系列惠企政策，降低实体企业成本，提升中国企业成本比较优势。第五，通过加快技术创新、提高投资有效性等举措，着力扩大有效供给。

经过五年的沉淀，供给侧改革已得到全面深入实施，改革成效也非常显著，经济结构实现调优。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50.8%提升至53.9%，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加速迈进。

3.创新业态加速发展，新旧动能转化提速

“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十九大报告均对创新赋予了极高的定位，那么这五年间，我国创新业态获得了怎样的发展呢？从创新投入来看，2019年我国研发经费支出较2015年增长56.3%，占GDP的2.23%，超过欧盟平均水平，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跃至世界第2位，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从创新成果来看，2019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在五年内实现翻番，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次数均位居世界第2位，在量子信息、铁基超导等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成果。

技术和模式的创新助推了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的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加速了新旧动能的转化。在服务业方面，2015—2019年，中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年均增速高达19.4%，成为助推服务业持续增长的新动能。在工业生产方面，2019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比上年增长8.8%和8.4%，增速分别比规模以上工业快3.1%和2.7%。此外，新基建、新能源汽车、“互联网+”共享经济等创新产品和业态的不断涌现，为经济增长和结构调优源源不断注入新动能。

虽然创新对中国经济的拉动效果已显现，但它仍处于发展的较早期阶段，存在各类亟待解决的问题，创新驱动的红利尚未完全释放。总之，创新是一个持续发力的过程，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上仍有巨大的探索和发展空间。

二、逆全球化现象显现，加速中国经济结构转型

2016—2020年可谓是一个内外矛盾交织的时期，在中国政府致力于解决内部经济结构矛盾的同时，全球经济体系也是波折不断。在此期间，逆全球化现象逐渐显现，中美贸易摩擦快速加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将国际问题和中美矛盾推向“风口浪尖”。在恶劣的外部环境下，实现稳步发展、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成为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力的重点。

1.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疫情加剧逆全球化势头

近些年来，逆全球化势力抬头，贸易保护主义蔓延，对全球贸易和投资造成直接冲击。在全球贸易方面，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由2018年的3.9%回落至3.7%。在全球投资方面，全球外商直接投资自2016年开始连续三年大幅下降，2018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13%，降至1.3万亿美元。新冠肺炎疫情让本就胶着的经济全球化态势再次受到了重击，各国经济遭受重创，失业人口急剧增加，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逆全球化现象进一步显现。

全球经济态势的震荡对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中国影响显著。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衍变，从刚入世借助全球需求拉动本国经济的角色，转变为全球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的背景下，中国加速推动内部经济结构升级和发展动能转型愈加迫切。

2.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核心聚焦高科技领域

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全球经济的风向标，更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越演越烈，其竞争的核心在于科技，包括5G（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领域。

由于中美高科技领域的脱钩，中国对高科技发展的诉求会空前强烈。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也认为，脱钩会降低中国对外部世界的经济依赖度，而且有可能迫使中国在技术自主上投入更多。换句话说，中美高科技产业的脱钩，将加速提升中国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视度和投入度——这也正是我国结构化改革的题中之义，即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的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上不断向上攀升。总体而言，科技和创新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保证国际地位的重要武器，更是调整经济结构和挖掘新动能的核心抓手。

三、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地产调控成主旋律

历经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步伐开始放缓。对于地产行业而言，此前被高速增长掩盖的种种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其一，区域发展不平衡，房地产市场加速分化。一线和热点二线城市房价持续攀升，供不应求问题严峻，高房价问题成为舆论焦点，而绝大部分三、四线城市却面临极大的去库存压力，房价长期低迷。其二，房地产偏离居住属性，房地产市场乱象频生。不少人片面地将住房视作投机炒作与赚钱牟利的工具，地产的投资属性、金融属性被不断强化，而过度金融化又对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阶层流动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其三，产业空心化问题突出，拖累经济结构转型。长期以来，违背地理优势原理和产业规律的产业新城建设造成了大量无效用地，产业园区内部无法植入真正合适的产业内容，导致长期空置或产能过低，更无法促进就业增长和经济转型。

自2016年起，在经济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成为核心目标的背景下，地产行业作为曾经带动经济的核心引擎，开始面临大刀阔斧的整治，脱去了高速发展的外衣，进入强化调控和治理时期。针对三、四线城市，2015—2020年国家陆续推出了两个“三年棚改攻坚计划”，通过棚改货币化安置等手段，化解房地产库存。针对房价过热的一、二线热点城市，在2016年“930”新政出台之后，调控持续升级且成为常态化机制，从“五限”政策到金融端“三道红线”、土地端“集中供地”政策，政策堵漏洞、补缺口，多管齐下，严格程度远超以往。

整体而言，在内部经济结构转型、外部中美贸易摩擦常态化的新环境下，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能将从地产加速切换为高科技产业。国家“控地产、保产业”的决心也不容动摇——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如此巨大的形势下，地产调控依然没有丝毫的放松，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地产尽管不再是经济加速器，但仍是重要压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