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中国智能制造升级的创新模式

写这本书，更像是我的回炉重造，像是在一个新领域里做博士论文，跟同一位导师又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了一遍。我自己也把这本书当作产品说明书，书里的言论也大多出自我跟我的博士生导师基思·伯内特爵士之间关于这个全新领域的对话。我在牛津大学物理学博士毕业之后，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然后回国工作。伯内特爵士也离开物理界去另外一所大学做了校长，把物理作为周末的娱乐。在做校长的这十几年时间里，他做了另外一件在今天看来对地区、对世界、对时间有意义的事情。这件事可能要比一个好的物理学家在自己的实验室能做的事情更加伟大。它是一场社会实验，也许会深刻地影响未来的世界。

物理学家养成了一种自信，除了物理学研究之外，并不会刻意限制自己的问题范畴，需要用什么就拿过来什么，不会就去学，按照问题需求去找解决方案。我回国的这些年，越发意识到实业的重要，越发觉得国家不仅需要科学精神，还需要工程精神。2015年，我怀着一颗切·格瓦拉（Che Guevara）般的心辞掉了中科院研究员的工作，从而有机会作为一个实践者从前线了解中国的实体工业。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不做“标题党”，怎么能引人注意呢？这次实践的结论是：中国制造业成本激增，劳动密集型产业消失，过早的老龄化和实体经济衰退会让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过去的10年间，新的高端制造业并没有在中国系统地展开，中国制造业尚处于青黄不接的阶段。接得上，则成为发达国家；接不上，则会卡在中等收入陷阱里。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并不容易，1950年以后，人口过千万而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只有韩国一个，它充分利用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那中国又该怎样？

从2019年开始，中国和很多发达国家一样，面临着后工业化国家共同的问题。美国有锈带，中国有东北三省，英国有英格兰北部地区。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不再适合后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工业城市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这除了意味着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也意味着如果不能安置旧产业中的劳动力，便会导致大量的工人无所事事，从而滋生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美国的毒品问题和在中国泛滥的快消娱乐都是这些社会问题的具体体现，年轻人可以刷短视频过一天，让美国总统痛心疾首的是，在美国街头毒品比糖豆还便宜。

2016年，伯内特爵士来到南京。我过去与他见面。久别重逢，学生向恩师汇报了回国后这几年的工作与生活，无意间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个以我这些年的实践经验来看绝好的甚至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于是，我如盗了火的普罗米修斯，如带来好消息的赫尔墨斯，总之，发现了宝藏，像阿基米德一般迫不及待地跑上街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怎样为后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提供新的工作。

伯内特爵士在谢菲尔德大学做校长就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这个案例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产学研转化机制打通的价值。它告诉我们，一个大学可以支持一个研究所的发展，这个研究所会为工业企业提供研发服务，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制造企业在周围投资建厂。这些工厂转化了老就业，吸引了新移民，重振了一度衰败的锈带城市。研究所也为这些工业企业培养了本地的年轻人，他们通过在这里学习工业技术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这个地区的未来。

这个案例同时说明了在后工业化社会中高校应该起到的作用。“科学是美丽的”，但科学是工业文明的衍生品。尤其是对于刚刚度过工业化而处在后工业化早期的中国，工业文明是一大优势。借助这一优势建立科学体系，让科学能够推进工程进步，从而为工业升级做好服务和引导，才是接下来中国在度过“中等收入陷阱”阶段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制造业的复兴或者说制造业的升级，中国是应该跟上去的，甚至是可以谈引领的。我不相信弯道超车，更不相信换道超车。保守主义有保守主义的坚持，在这本书里我们就能看到日拱一卒的成就和活生生的案例。

面对人工智能这个新物种的到来，我们同样负有对时间和人类历史的责任。正如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mann）所讲，今天的物理学是历史上的哲学的延伸，物理学家本就有责任去认识世界、影响世界。100年前，从物理系诞生了所有的工程系；100年后，面临着新物种和新技术的诞生，我们有义务去了解它，去左右它。当然，我们会重视蓝天研究（Blue Sky Research）的重要性，但总要有人用长远的目光看待眼下的事。我们了解科技的兴衰，了解技术底层，让科学不再成为象牙塔，让它真正地重新回到人们所关心的民生中，回到人类生活的日常探求中，只有这样，科学才会引领人类的未来。我们对科学是有历史责任的。

培养新一代能够跟新物种并肩工作的新人类，是当下教育者的责任。至少，我不想当我的孩子们辛辛苦苦学会了今天所教给他们的技能，长大工作后却发现机器做得比他们更好。但如果说大学是帮助人们面对未来、重新回归社会活动的中心，那么就要有人走出去，图将来，也要有人留下来，打基础，谋当下。

对实验物理学家的训练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单纯的构想是没有太大价值的。德国在提出工业4.0的构想之初，连自己都不知道要怎样去实现它，但在谢菲尔德我看到了它实现的路径。我们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创新模式，而是借鉴和放大一个已经验证成功的模式。闭关锁国并不能解决后工业化的问题，特朗普主义⁽¹⁾与全球竞争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优先”，闭关锁国的办法在清朝早就被证实无效了。解决后工业化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更开放的心态参与全球的沟通和交流，创造新技术，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伯内特爵士在谢菲尔德大学所尝试的先进制造研究中心（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search Centre，简称AMRC）模式，不仅仅是一个牛津人针对旧工业区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更是为后工业化时代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普遍的借鉴意义。这个模式不仅可以解决英国所面临的问题，也可以解决全世界所有国家将要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当我在这本书里谈到AMRC的时候，不是一种外来和尚会念经的心态，而是我从自己游历于欧美国家和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经历中，看到了这是为数不多的成功案例之一。时至今日，中国确实可以、也应该有大国自信来影响人类的未来。广泛吸取已有的经验，走自己的路，为自己的民族和人类的未来负责，我们需要用开放的心态，了解和借鉴人类的所有文明，为我所用。而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将是世界经济未来一百年最重要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