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民族英雄(全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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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鸦片烟荼毒中国 清朝廷禁弛游移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夏天,珠江口外的伶仃洋上十分热闹。

对中国人来说,伶仃洋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南宋名臣文天祥抗元战败被俘,乘囚船过伶仃洋,著有名诗《过零丁洋》。零丁洋也就是伶仃洋,是同一个地方。

伶仃洋的位置在珠江口以南,方圆一百余里,西面是被葡萄牙人占据了快三百年的澳门,东边是新安县所属的香港岛,居民并不多,颇显荒芜,但因为在通商上的便利,已经为英吉利人所觊觎。

伶仃洋的热闹,完全是因为鸦片交易。洋人输入鸦片已经有些年头了,鸦片害人也早为世人所知,从雍正朝开始,就采取禁止的办法。但禁而不绝,洋货和鸦片向粤海关纳税后便可公开买卖。嘉庆登基,禁令更严,废除海关鸦片税例,把黄埔港停泊的鸦片船全部逐出内河。鸦片不再是合法交易,但鸦片走私量却逐年增加,到了道光年初年,已经超过万箱,而道光十八年,已经近四万箱!伶仃洋,正是鸦片走私的总码头。

伶仃洋面上,停着十几艘高大的趸船,高出海面二十余米,巍巍然,仿佛比远处的小岛还要高大。趸船是英国人发明的,英文名称“store ship”,就是水上仓库的意思。这种无动力装置的平底船,通常固定在岸边,本来是作为“浮码头”以供船舶停靠,上下旅客,装卸货物。但自从鸦片走私船被赶出黄埔后,东印度公司便对浮码头进行改造,增长增宽增高,长达上百米,连底舱达到三层、四层,甚至五层。舱内设备俱全,可仓储,可贸易,可居住,可娱乐,乘季风由海船拖带而来,成了鸦片买卖的庇护基地。船上,几根手臂般粗的锚链坠下,直落水下几十米,几吨重的铁锚紧紧咬住江底,一些相互为邻的趸船,还以粗缆连接,互相依傍。

当然,也有些趸船并非是浮码头改造,而是本来就是鸦片走私船,看到作为鸦片仓库,每月每箱有五六块洋银的租金,有利可图,就停在了伶仃洋,也做了鸦片“趸船”。米罗普号、萨马龙号、狄金尼号、詹姆西亚号、克罗加将军号……二十多艘趸船,不远不近地停泊在伶仃洋,等着鸦片商人的到来。

除了趸船,伶仃洋上往来穿梭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船只。最小的是舢板,多是贫苦渔户,并无力走私鸦片,为趸船上送米粮、小吃、器具,赚点儿小钱。大点的是“快蟹”,又称“扒龙”。“快蟹”本是海盗船,船身狭长,帆张三桅,两侧各置桨数十具,每桨配身强力壮水手两人,举桨时如蟹脚伸缩,其速极快,故名“快蟹”。元明时期,“快蟹”就闻名珠江口外,海盗用之抢劫财物,后来则用之走私鸦片。船上装有枪炮,官兵追缉时便加速逃窜,开炮拒捕。官兵莫可奈何。到了后来,水师也配备了“快蟹”,算是以毒攻毒。伶仃洋一带的“快蟹”有六七十只,名义上都有正当营生,其实无一例外都走私鸦片。

再大的船是近年来从美国商人那边时兴过来的“飞剪”船。这种船船身细长,船头尖削,空心,且有一杆斜桅;船身装置高耸入云的桅杆三根或四根,每杆上有五道帆或六道帆,在顶桅帆上还挂有月亮帆和支索帆,船身两侧还有外伸帆桁,可挂翼帆。因为帆多,面积大,可乘八面来风,尤其是逆风的时候,可以通过调整帆的角度,走之字形,照样可以借逆风行船。因船身低矮,几乎贴着海面剪浪而行,因此被称“飞剪”。“飞剪”不以载重量见长,最大的不过装四五百吨;它是以快取胜,从伶仃洋到印度的加尔各答,只需四十多天,而一般的帆船则需要八九十天。做生意,快一步就有钱赚。特别是中国的茶叶,早一个月运到伦敦,“新到中国雨前茶”,牌子一挂,趋之若鹜,那是多大的一份利!

西南方向,有一艘三桅大船驶来,看吃水,就知道所载不下两千吨。这是只有海洋霸主英国的商人才会有的大船。看到老主顾到来,便有趸船派出小舢板驶去,把商船夹带的鸦片一船船运回到趸船上。远处就有专管鸦片缉私的水师官船,上面挂着“韩”字大旗,都知道那是水师韩副将的座船,他的座船前还有两艘“快蟹”巡船。但不用去管,因为早就取得默契,他们此时是不会干涉的。

商船卸完鸦片,便向东北方向驶去,目的地是广州,在那里,他们将继续进行茶叶、生丝、布匹、绸缎、大黄、白铅、瓷器及糖等合法生意。同时,他们带去了少量的鸦片样品,与设在广州的窑口商人或大商贩派出的代表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提货单。提货者再雇快蟹到趸船上凭单取货。取了货,或者乘夜运往广州,或者运往他处,由此流向大清的角角落落。这个交易程序,其实尽人皆知。水师的巡缉船当然更知底细,但他们很少去巡缉,彼此都有背后的沟通,一般到不了撕破脸皮的程度。

看到鸦片运到趸船上,水师的巡船该上场了。果然,一艘“快蟹”举桨飞驰,向趸船驶来,到了趸船边戛然而止,贴着船舷停了下来。趸船上的洋人连跷大拇指,口中叫着:“good、good!”中国雇工则吱呀呀把一架铁舷梯摇下来,垂在“快蟹”边。韩副将和文书还有两个护兵先后登上趸船。

英国船主早就由通事陪着,站在舷梯口等着,通事向韩副将打千请安,英国船主行的是鞠躬礼,弓腰伸手做一个请的手势。趸船上好不热闹,甲板上堆满了鸦片箱,箱子上贴着两支箭穿过一颗心的商标,那是东印度公司的标志,显然,这是最昂贵的“公班土”,是鸦片中的上品,都是由英国人从加尔各答贩来。还有贝勒那斯所产称“刺班土”,麻尔洼所产“白皮土”或“白土”“小土”。这些都产自印度。此外,还有一种“金花土”,产于土耳其,由美国商人贩运,质量和产量都无法与“公班土”相比,但价格便宜。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购买鸦片的买主们正在打开箱子,拿出一个黑褐色的鸦片球,拿小刀剜起一块送到齿间咬几下,凭他们的一条舌头,就可品出鸦片的真假和质量。他们都认得韩副将,尴尬地一笑,然后各忙各的。

甲板上帆布下盖着的是几门火炮,那是用来对付海盗的;韩副将明白,如果闹僵了,这些火炮也会用来对付他的水师巡船。他知道自己的水师在这些火炮前,几乎是不堪一击。好在大家没闹崩,船主和通事陪着韩副将向船舱里去。舱门口摞着一箱箱的洋银元,还有铸成元宝形状的中国纹银。这些钱财就那么不经意地摆在那里,连看守的人也没有。进了客厅,韩副将坐下,仆人敬了雪茄和咖啡后,他和蔼地问:“刚才好像又进了一批,有多少箱?”

通事代船主回答:“不多,三四十箱。”

韩副将说:“上面严禁,我们是吃官饭的,不能不效忠朝廷。我得向邓总督有所交代。我看,还是让人去量一量。”

走私鸦片船要向水师交纳规费,标准是拿绳子量出船的长和宽,乘起来的数目就是规费的基数。

通事与船主叽叽咕咕一通,通事说:“韩将军,水师的规费,最近已经交过了。您看,是否高抬贵手?”

韩副将说:“交是交过了,可那是一个月前了。这一个月间,进进出出,又过了多少箱,你们比我清楚。”

通事再和船主商议后,对韩副将说:“将军请到内舱说话。”

韩副将对他的护兵和文书说:“你们就在这里等我。”

约有十分钟,韩副将心满意足地走出来了,说:“按旧例,取四箱。”

水师巡缉队与鸦片船有协议,规费之外,每万箱再收四百箱作为缉私成果,上解总督府。近三年来,他每年都上缴五六百箱,总督邓廷桢上奏请奖,道光皇帝下旨赏加韩副将提督衔。

四箱“公班土”从趸船上吊下去,放到“快蟹”里,韩副将则在护兵的扶持下走下舷梯。等他坐稳了,三十多副桨同时划动,“快蟹”箭一般地驶向远处的座船。

看到水师巡船远去,一艘艘舢板、“快蟹”,还有“飞剪”向趸船聚拢过来,满载后四散而去。“快蟹”多是向北,是广州方向,那里有大批的大小窑口等货;也有向东去,方圆百余里都是他们的送货范围。“飞剪”船多是扬帆东去,他们将往厦门、福州、宁波、定海,再远甚至到烟台、天津,在那里的海面上,有老主顾等着他们的“洋药”。

这些从伶仃洋上再次起程的“洋药”,虽无脚不能自行,无翅不能翱翔,但他们借船舶之舱,驴骡之背,挑夫之肩,贩夫之小轮车,几乎登陆到大清的角角落落。流入广东的,可由梧州、浔州转销于广西,由乐昌、连州等地转销于湖南,由南许、大余转销于江西。流入福建的,由浦城、福鼎、寿宁转销于浙江。流入江苏的,由长江水道突入湖北,又经商州龙驹寨、旬阳、蜀河入陕西。流入山东的,转销于河南、直隶。流入直隶者向西销往山西,往北则由山海关、锦州流入盛京。或者从营口登陆,一路北上,以至吉林……

鸦片走私在伶仃洋上交割,合法的买卖则在广州城南的十三行进行。这片地方在广州城西关外、珠江北岸,刚兴建时这里还是广州的郊区,如今却已经是广州最繁华之地,就是皇宫所需金银及各种“奇技淫巧”的洋货,也大都向此索取,因此又有“天子南库”之称。

广州十三行的称谓到底源于何时,有多种说法。通常的说法是,追根溯源,得追到明朝的时候,葡萄牙人占据澳门,明廷设牙行,指定商人专门与洋商交易,这些商人称为行商。清初,因为战事频繁,又因为收复台湾实行禁海,对外贸易停顿。等康熙收复台湾后,重开海禁,设闽海关、浙海关、粤海关、江海关四口通商。到了乾隆年间,朝廷怕与夷人交往太多把大清国的民风带坏了,乾隆下令,改为粤海关一口通商。不过对洋人的说法是,大清国啥也不缺,没必要设这么多海关与你们互市。你们从海上来,最近的就是广州,只留粤海关与你们交易就足够了。从此,广州成为中国唯一对外贸易之地。清沿袭明制,洋人交易必须通过行商。大概康熙年间行商是十三家,因此有了十三行的说法。不过,有时多,有时少,并非恒定十三家。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二十八九家,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家。这些行商是与洋商交易的商人,同时又要代表朝廷对洋商进行约束管理。朝廷为什么不设官员与洋人打交道,却把管理职能交给商人?因为在大清国眼里,洋人是夷类,也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还不配与官府打交道。而且,中国历代重农轻商,士农工商,商居其末,商人再有钱,见了官员也低三分。何况是洋商!在朝廷的公文中,一律称之为夷商——蛮夷商人。

夷商没有资格直接与官府打交道,他们有所请,得通过行商递“禀帖”。他们还不准进广州城。他们要吃喝拉撒,怎么办?就在广州西关外行商聚集的地方,由行商们投资建了馆舍,供洋商租用,称之为商馆区,中国人则称为夷馆区。建筑当然都是洋人风格,与附近的中国建筑各异其趣。夷馆区前,直到珠江岸边,是一个大操场——中国人叫校场,洋人早晨或下午,在里面跑步,遛狗,还有几排木头架子,洋人在上面吊膀子,翻跟头。

租住十三行的夷商,朝廷给出的清规戒律特别多,不准带女人来,情妇不行,使唤丫头不行,就是妻女也不行;洋人不准随便出商馆区,只有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可到珠江对岸的海疃寺游玩,每次仅限十人,必须由通事陪同,还必得在日落前回来;冬天洋人商船要借东北季风往欧洲回航,贸易结束,十三行街的洋商不能在此过冬,必须到澳门去……洋商们感到不可思议的规矩太多。他们闹不明白,为什么呀?凭什么呀?没人回答他们的疑惑。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很简单,你们是夷人嘛。

中西贸易,全由广州一口经营,这是多大的利益!不到百年,十三行成为广州乃至整个中国最为繁华之地,不少行商一夜暴富。十三行地方东西不足一里,南北一里稍多,在这个弹丸之地,洋行、商铺、货栈、商馆林立,其交易额何止万万两。“十三行商”“十三行街”“十三夷馆”“十三行货”闻名全国及至世界。

商馆区西侧有东印度公司商馆,是十三行里最气派的商馆,前面还有一片不小的花园,叫英国花园。此时,已经变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的驻地。

英国政府设立商务监督,时间不长,是四年前的事情。此前,英国在华商务由东印度公司垄断,派一名大班负责管理在广州的商人。四年前,也就是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4月,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权被取消,英国商人对华贸易进入自由阶段,驾着帆船到广州来的英国商人骤增。这些商人如何管理?中国官方是希望英国再派个“大班”来管理,一如旧制。英国政府则希望借此机会,派官员到广州来,不但管理商人,而且经手与中国的外交,建立起在他们看来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不能再如从前,只是商务关系,更不能像从前那样通过十三行行商递交屈辱的“禀帖”。

如今的商务监督是查理·义律,出身于英国贵族,十五岁就入英国海军,是首任监督律劳卑的秘书。他已经是第四任监督,但改变中英贸易体制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他与中国官方打交道,仍然要由十三行代递禀帖。

他一直在为此努力。这天晚上,他约请了英商中的两位密友——查顿和马地臣前来密议。

威廉·查顿时年五十四岁,因为人很精明,精神头又好,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他是苏格兰人,十八岁从爱丁堡大学皇家外科学院毕业,决定到东方闯一闯。他做了东印度公司一艘商船上的医生,随船十几年,捎带货物经营,不但积累了资本,更积累了经商经验。后来他干脆辞职,在广州经商。

坐在查顿对面的詹姆斯·马地臣,比他小十二岁,也是苏格兰人,也是爱丁堡大学毕业。不过马地臣出身贵族,比查顿的起家更体面一些。如果说查顿起家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船上,走的是“甲板”之路的话,那么,马地臣则是从加尔各答商行的“账房”案上开始学习生意经。他大学毕业后到加尔各答叔父的公司从事会计工作。工作了六七年,有一次他叔父委托他把一封信递交给英国船长,结果他只顾在酒吧和女人浪漫,把这事忘了,等他想起来时,船已经开航了。那时候从加尔各答到中国,要借季风行船,一年只打一个来回,这一失误无可挽救,他被叔父赶回英国。一位老船长劝他说:“为何不到广州去碰碰运气呢?”反正回家也没颜面,马地臣就改变了主意前往广州一试。到了广州,他就从事鸦片走私,很快和查顿相识。后来,两个人又到同一个公司合伙做生意。当时鸦片走私的中心在葡萄牙人控制的澳门,查顿和马地臣千方百计把走私船开到了离广州城二十余公里的黄埔,在他们的带领下,黄埔成了鸦片走私的新基地。到了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两人正式合伙成立了查顿·马地臣公司。

查顿·马地臣公司成立后,两人都是如虎添翼。查顿瘦高个,性格急躁,善于策划,擅长演讲;马地臣是个矮胖子,性格温和,不善言辞,但长于落实。两个人虽相差十几岁,但彼此配合很好。在鸦片走私船被赶出黄埔后,到伶仃洋泊趸船走私鸦片,就是两个人的主意;看到飞剪船速度快的巨大优势,发现其蕴含的商机,首先大量购进飞剪船用于鸦片走私的,又是他们两个;用飞剪船把鸦片运往厦门、宁波、舟山,开拓中国沿海市场的,还是他们两个。查顿·马地臣公司步步着先,迅速发展,鸦片走私量至少占英国鸦片商人的三分之一。

两人影响如此巨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自然会特别重视。义律反对鸦片贸易,鸦片走私商都不太喜欢他,愿意给他出主意的,似乎也只有查顿和马地臣两人。

义律见到两个人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听到消息,中国朝廷要严禁鸦片走私,我打算配合他们,以获取支持,为大英帝国开拓市场争取机会。”

查顿说:“我也得到消息,中国大皇帝想严禁鸦片。不过,他的臣属们能做得到吗?以我多年的经验,无非是多费些钱财去贿赂他们罢了。”

马地臣说:“是啊,中国这个可笑的政府,从两广总督,到他们的广东巡抚,再到海关监督,水师巡船,各级衙门的师爷、小吏,谁不向鸦片伸手?就连京中的军机大臣,也在等着鸦片走私的分肥。他们的大皇帝要严禁鸦片,广东的官员们一定比我们还要反对。”

查顿说:“我们不妨也学葡萄牙人的办法,筹备一个贿赂基金,专门来打点那些贪婪的官员。”

澳门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鸦片走私。从雍正朝起,朝廷就行文禁烟,到了嘉庆、道光年间,禁烟的风声一年比一年紧。不过,风声再紧,只要广州官员尤其是具体办事的官员不配合,所谓严禁,不过是只打雷不下雨。澳门葡萄牙人的办法很直接,就是行贿广州的官员。他们对运入澳门的鸦片每箱征收四十元,每年大约可征得十几万西班牙元。这笔钱就是澳门葡萄牙人给清廷官员戴的遮眼罩,官员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澳门鸦片走私得以半公开进行。

义律对此不太感兴趣,说:“走私鸦片终归不是长久之计。你们都知道,我憎恶鸦片贸易,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这种强行的鸦片贸易是一种耻辱和罪孽,我看不出它与海盗行为有何不同。我甚至认为,靠着持续、大量地走私邪恶的奢侈品而进行贸易不会有好下场。落后、愚昧的大清国,人口是那么多,市场是那么大,我更期待的是中国打开大门,自由贸易,这是个比印度更加庞大的市场。”

查顿有一张演说家的利口,他与人说话,听上去就像是一场演讲:“你和我最初到中国的想法一样。我与中国人打交道三十多年了!我刚到中国的时候,知道中国人口是那么多,我就想,如果中国人的上衣能比现在长出一寸,就足以养活伦敦所有的纺织厂。如果有十分之一的中国人改用刀叉,那就足够伦敦所有餐具工厂忙活十年八年。这种想法是多么可笑,中国人只重视他们的传统,他们的衣服绝对不会参照我们的式样长出一寸,我们运到中国的餐具刀叉,他们只当小玩意送人。中国人完全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他们关起门来完全生活得很好,他们不需要我们的任何东西。从他们的大皇帝到普通百姓,都是如此固执!我们贩给中国人的大宗商品是东南亚的香料,印度的棉花,欧美的银元、钟表,可是东南亚的香料正在枯竭,印度的棉花运过来赚不了多少钱,而钟表中国人已经能够制造,墨西哥革命后,白银产量大幅降低。我们没有什么商品是中国人必需的,但我们需要他们的茶叶,不光大英帝国,就是整个欧洲,都被中国的茶叶和瓷器还有他们的丝绸俘虏了!我们运回一船船茶叶和瓷器,运到中国的只有一船船白银。中国人只需要我们的白银,这种贸易逆差实在不可忍受!我们终于发现了鸦片,这是中国人唯一需要,而且嗜好的商品。中国人需要,我们运来鸦片,运走茶叶,这是公平的贸易。谁让他们需要呢?”

义律说:“这是自欺欺人。我们都知道鸦片是毒品,大英帝国就不允许臣民吸食。我们的目光应该离开那害人的鸦片,向中国沿海,向中国如此广阔的北方望去。如果中英能够平等贸易,那将开创一个新时代!”

“那当然很好。”马地臣总是不急不躁,“但是,平等贸易实在太难了。中国人从来没把我们当平等的国家来看待。他们称我们‘夷人’,骂我们‘番鬼’,说我们的鼻子像鹰嘴,眼睛像猫眼,胡子像刷了红漆,肉白得晃眼,甚至愚蠢地认为我们腿不能弯曲,眼睛到了中午就看不见。”

查顿说:“大英帝国不是不想与中国平等,曾经派出了两个使团,都被中国人粗暴地拒绝了,监督不要再抱幻想。”

查顿说的两个使团,一个是马戛尔尼使团,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9月以贺乾隆帝八十大寿为名出使中国。这是欧洲国家政府首次向中国派出正式使节,随员包括天文家、数学家、艺术家、医生八十余人,还有九十多名卫兵。所携“贡品”约值一万五千英镑,内有天文、地理仪器、图书、军用品、车辆、船式,总计六百箱。当乾隆皇帝知道使团并非专为祝寿而来,而是希望中国开放宁波、舟山、天津等地为商埠,打开中国市场,他龙颜大怒,对英国人的要求一概不准。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在回忆录中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另一个是阿美士德率领的使团。时间是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刚在滑铁卢大败,英国实力更加强大,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中英贸易关系,因此派阿美士德率团访华,目标还是谋求中国开放口岸,扩大通商。但因为礼节问题,惹怒了嘉庆帝,使团连嘉庆帝的面也没见上,就被逐离北京。

“我见过阿美士德勋爵。”查顿说,“当时我还在随船,到广州的时候,正好使团南下。阿美士德勋爵非常丧气,他在商行为他举办的欢迎会上说,‘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就应当坚定果决,哪怕付之军事,唯有如此才可以取胜。’后来你可怜的前任死去了,我认为原因就是我们还不够强硬,如果当时有一支舰队,中国早就低下他们高傲的头颅了。教训让我清醒,我向来坚持对中国人要强硬,应该用大棒敲疼他们的屁股,甚至敲打在他们可笑的前额上,让他们明白,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战争不是一个外交家应该追求的选项,而且帝国政府也不支持激烈的方式改变与中国的现状。这一点詹姆斯最清楚。”义律摇头,看了一眼马地臣说。

马地臣的确回国动员过英国政府,对中国实行强硬政策。那是四年前,律劳卑去世,他代表广州英商送律劳卑夫人及女儿返回英国,他还同时带着查顿联合英商起草的一份请愿书,要求派遣一支舰队给以军事支持,作为对这位“不幸人士”、对英国国旗和这个国家所受羞辱的补偿。当时英国内阁首相是威灵顿,他对请愿书的内容很不以为然,对请愿书的激进建议更不感兴趣,他认为遵从旧例,让获取大量税款的茶叶生意、换取大量白银的鸦片生意正常运转,是最明智的选择。

查顿一提起威灵顿就上火,他哼一声说:“那是个冷血的家伙,一个恭顺和奴性的爬虫,他就不配当大英帝国的首相。他的首相只当了不足一年就垮台,这就是上帝给他的教训,也是大英帝国崛起的商人们用脚投给他的票。一个不为英国商人着想,不能维护帝国商业利益的人,是不能坐在首相的位置上的。”

马地臣说:“虽然游说政府不甚理想,但我通过公司的往来客户,联系到了曼彻斯特、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等城市的工商界。我临返回中国的时候,我为曼彻斯特商会草拟了一份《大英帝国对华贸易的无保障状况》陈情书,上呈外交大臣。我接到的国内信件说明,帝国政府对中国的政策正在走向强硬,尤其巴麦尊子爵重新执掌外交部后,他有一番雄心壮志。”

巴麦尊全名是亨利·约翰·坦普尔·巴麦尊,他是英格兰贵族,已经是第二次出任英国外交大臣。

义律摇头说:“恰恰相反,我刚刚收到巴麦尊子爵的信,他转告我,女王陛下政府不支持英国臣民违反贸易国的法律。商人们如果因违反中国法律而遭受的任何损失,必须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至于采取武力威慑以实现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方案,女王陛下政府现在没有看到足够清晰的理由采取这种措施。”

查顿耸耸肩说:“这是官方的姿态罢了。如今对华贸易不但为英国航运业提供了十万吨的业务,为每年三百多万英镑的印度产品提供市场,更为大英帝国提供了五百万镑的税收。而其中鸦片贸易比丝绸和茶叶的贸易之和还要多。如果没有适当的保障,贸易就势必任由行商或中国官吏摆布,英国财产天天处在险境之中,我不信大英帝国对鸦片商人的利益会无动于衷。大英帝国是建立在商船上的帝国,商人财产遭受损失,大英帝国的根基就会动摇。我有足够的信心,说动帝国政府不会对商人袖手旁观。”

马地臣说:“演说是威廉的优势,如果有他出面,凭他睿智的目光、动人的演说,一定能够打动议会。”

查顿说:“如果中国政府对鸦片贸易采取强硬手段,对英国商人财产造成损害,我就回国去争取议会的支持。我希望监督能够保持强硬,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和英国商人的利益。至于说动帝国派遣舰队前来,尽管交给我好了。”

义律说:“从我个人的立场,我反对鸦片贸易;从国王委派的政府官员职责出发,我必然会维护大英帝国的利益。但在绝望之前,我还是希望与中国政府合作,支持他们禁烟,而作为回报,我期待能够争取到两个目标。一是驻华商务监督的平等公正的地位,以及入驻省城的权力,同时可与中国地位相当的官员平等交往,而不再通过行商递禀帖。二是更自由的贸易。我期待能够恢复到一百多年前,四口通商而不是仅限广州一地,而且不能仅限与行商交易,而是与所有的中国商人。”

马地臣问:“监督打算通过什么手段达成你说的两个目标?”

义律说:“通过谈判。我支持他们禁绝鸦片,他们支持我的合理要求。”

查顿说:“我可以肯定地说,你这两个目标,恐怕一个也实现不了。”

义律说:“我会尽上我所有的努力。不成,再作他想。”

查顿和马地臣告辞,出了门,查顿对马地臣说:“我们这位监督真是像孩子一样天真。看吧,现实会让他碰得头破血流。我已经打定主意,一旦形势严峻,我就立即回国。至于公司的业务,我会完全交给你,我相信你会比我在的时候打理得还好。”

广州城内两广总督的签押房里,六十多岁的邓廷桢正在为如何回奏朝廷发愁。

一个多月前,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了一份奏折,痛切奏陈鸦片耗银于内,漏银于外,要求禁绝鸦片,堵塞漏厄。道光皇帝下旨,令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将军及各直省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

鸦片害人,当然要禁。邓廷桢是两年前接任的两广总督,都知道广州是鸦片走私的老窝,是全国鸦片毒源,他一上任就采取严禁措施,恢复设立广东水师巡船,专司缉私;又令水师驱逐了香山金星门一带的鸦片趸船,查扣了十几只快蟹走私船,扫荡了设在黄埔的几个鸦片窑口。道光帝几次下旨称赞,水师副将韩肇庆还因缉私卓有成效而赏加提督衔。效果是有,禁烟的风声是紧了不少,但真正效果邓廷桢心里一清二楚。鸦片走私,说是毫发未损当然不当,不过的确并未伤筋动骨。

不是他不想,是行之太难。广东尤其是广州的各级官员,但凡与鸦片走私摸得着边的,谁不从中贪贿?各级衙门的胥吏、衙役,十有八九抽鸦片,他们更是不肯真正禁烟。县官不如现管,如果手下人都是阳奉阴违,即使他们“嗻嗻”连声,仍然不过是水过地皮湿。他这总督又奈若何?当官的民愤大了不行,官愤大了更难以立足!

当然,拿出他两广总督的权威来,严厉推行,让鸦片走私伤筋动骨,也不是做不到。两广官员的脸色他可以不顾,但紫禁城里皇帝的脸色、军机大臣的脸色他不能不仰望、揣摩。摸不透上面的真实心思,费力不讨好倒没什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又何苦来哉!道光皇帝登基以来,严禁鸦片的皇皇上谕一道接一道,一年严比一年,但鸦片的走私量一年比一年暴增,这一事实大家都心知肚明。两年前邓廷桢刚接任两广总督时,太常寺卿许乃济上了一道奏折,建议朝廷对鸦片实行“弛禁”,就是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在海关纳税,可以增加一大笔收入;让内地种植鸦片,与洋人鸦片抗衡,贩卖鸦片无利可图了,洋人自然不再做这门生意。道光帝也是把这份奏折发下,让大家讨论,许乃济惹了一身臭骂,但结果是不了了之,到目前朝廷也并未给许乃济任何处分。这说明什么?说明皇帝在是不是真正严厉禁烟上,仍然犹豫未决!

道光皇帝是有名的勤俭皇帝,龙袍上都打补丁。鸦片猖獗,白银外流,他如何不痛彻心扉?他却一直没下决心严禁,又是为什么?也许是因为他知道鸦片走私无孔不入,要严禁说易行难;也许让鸦片合法,海关增上百万两的关税实在太诱人;也或许,他担心严禁走私,难免会与洋人起冲突,万一动兵,朝廷何处筹饷?这次,黄爵滋的奏折发下让督抚们讨论,是不是说明皇上的心思又被严禁打动了?

黄爵滋一直主张严禁鸦片,尤其是任监察御史后,几乎年年都在折奏中提出严禁的主张。这次他提出的主张,邓廷桢实在不敢苟同。黄爵滋的主张,概而言之,四个字:重治吸食。他认为近年来白银外漏越来越严重,是吸食者越来越多,“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他奏请,无论官民,吸食者给予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之后还有吸食,平民一律处死,官员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

“一年不能戒除则处死,我实在不能苟同。”邓廷桢说,“有人贩卖,才有人吸食。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贩卖鸦片好比杀人犯,吸食鸦片好比自杀。自杀的如果处死,那罪更大的贩卖者又该如何治罪?不治贩卖,却重治吸食,是本末倒置。我看,倒不如许叔舟弛禁的主张更有效。”

许叔舟就是许乃济。

他的心腹幕僚陈治鸿说:“东翁千万不要做此想,弛禁一词尤其不能出自吾师之口。鸦片害人害国,事关天下风化,无论行不行得通,只要持严禁的说法,就在道义上站得住脚,总不会错。弛禁的办法再可行,百世后,青史特书某人赞同弛禁,则会累及子孙。”

邓廷桢说:“道理我懂。不过,如何禁烟总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在书屋里慷慨陈词,闭门造车,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陈治鸿说:“关键是朝廷的决心。治鸦片之祸,无非是断绝进口,杜绝兴贩,治理吸食三个方面。东翁不妨提出源流并理,本末兼治。进口要堵,兴贩要打,黄寺卿重治吸食,一律处死的办法东翁仍然不妨附赞。这里面有个好处。”

邓廷桢问:“哦,什么好处?”

陈治鸿说:“如今要论鸦片源头,只在广州;论吸食,则全国十八行省以及盛京、吉林、黑龙江,几乎无可幸免。如果重治吸食,则各行省都责无旁贷,如果只治源头和兴贩,恐怕板子只打在广东。”

“哦!”邓廷桢恍然大悟,“要想严禁鸦片,仅广东怎么行得通?好,就该源流并理,本末兼治!”

陈治鸿说:“黄寺卿的奏折中点了伶仃洋上的趸船,东翁早有意把他们赶出去,不如趁此时机,让水师与他们交涉,让他们退出伶仃洋。不然,等皇上过问起来,面子上就不好看了。”

邓廷桢说:“我昨天已经与水师关军门商议过,大概此时他已经行动了。”

紫禁城内,天子正寝本是中轴线上的乾清宫,但自从雍正登基,再未到乾清宫起居,而是住到了是乾清宫西侧的养心殿。一则这里设施朴素,符合雍正的心性,二则此地距离军机处很近,便于君臣就近议事,从此养心殿成了天子正寝、议政之所。

已经是辰正,养心殿西暖阁里,君臣已经议政一个多小时。

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从御座上下来,一边走,一边捶腰。御座坐起来并不舒服,时间稍久,便板得腰酸背疼。

跪在地上的五位军机大臣也都累了。这五位军机大臣,三满两汉,分别是领班军机大臣、太子太保、文华殿大学士、上书房总师傅郭佳·穆彰阿;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潘世恩;东阁大学士王鼎;礼部尚书索绰罗·奎照;户部左侍郎费莫·文庆。这五位军机大臣,王鼎七十一岁,潘世恩七十岁,奎照、文庆都是六十有余。领班军机穆彰阿反而数着最年轻,他与道光同龄,时年五十六岁。从道光七年他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算起,已经是十一个年头的老军机了。不过还有个更早的,就是东阁大学士、管理户部的王鼎,他比穆彰阿的军机大臣还早两年,只是他属于刚正不阿一路上的人,是有名的理财能手,朝廷离不了他,但领班军机的位子,他是坐不上的。

道光皇帝需要的是穆彰阿这样的领班军机。穆彰阿是聪明人,他二十五岁中进士,在满人中算是难得的人才;他诗文也作得很不错,但为人内敛,并不轻易示人;他以爱才出名,两任乡试考官——到省里去主持选拔举人的考试,五任会试考官——朝廷最高级的抡才大典、从举人中考选进士,八次教习庶吉士——就是给进了翰林院的进士们当老师,此外兼充玉牒馆、实录馆、武英殿、国史馆总裁,两次管理咸安宫官学。不要小看这些“教职”,无论乡试还是会试考官,录取的举人、进士都是他们的门生,而这些门生大部分都将成为大清的官员,穆彰阿因此门生故吏遍天下,以致被朝野称为“穆党”。就是他的座师、汉军机首领潘世恩,也对这位学生畏惧三分。

势大未必是好事,有时会成为皇上的心病、招祸的根源。但穆彰阿没让道光心生顾虑,因为他在道光面前非常收敛,而且特别善于揣摩上意。这一点,他是从前任领班军机曹振镛那里学来的。曹振镛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仕途一马平川,年届80岁才致仕——退休,当官长达……年,道光元年起任了十五年领班军机大臣。有人请教为官之道,他说:“多磕头,少说话耳。”穆彰阿得其真传,一切以道光的好恶为好恶,从不让皇上有“骨鲠在喉”的不快。

“朕自省登基以来,以节俭为天下先,孜孜求治,去陋规,除漕弊,兴河工,用心不为不苦。可是朝廷府库日渐窘迫,百姓生计依旧艰难。原因何在?”道光边捶着腰,边对脚下的军机大臣发着牢骚,又像是自言自语。

穆彰阿碰一下头说:“都是奴才无能。”

其他四位军机也都如此领罪。

“朕没有怪你们的意思。”道光说,“你们辅佐朕,也都是竭尽心力。朕深夜难眠,思来想去,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鸦片猖獗,白银外流!朕和你们再节俭,也抵不住白银哗哗流向洋人口袋!”

道光登基后,躬身以行,裤子破了膝盖上打个“掌”继续穿,皇后千秋节(生日),以一碗打卤面大宴群臣,他的御膳,好多时候就是豆腐烧猪肝。他在位已经十八年了,一直倡行节俭,力戒侈靡,始终如一。但国与家的日子好像并未因此有起色,反而是地丁钱粮征收起来越来越难。以致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

这些议论自然也会传到道光的耳朵里。他当然不愿承认吏治比之从前更加腐败,也不愿承认他的气魄无法与康熙、乾隆相比。他越来越觉得鸦片祸害天下,是个永远填不满的大窟窿!

他又拿起御案上林则徐的奏折,向军机大臣们说:“林则徐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不股栗!朕是夜夜惊心!”

穆彰阿说:“鸦片戕人身体,督抚将军无一人有异议。鸦片造成白银外流,议奏的二十五位督抚将军,只有两人对此不以为然。”

自从发下黄爵滋的奏折,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督抚、将军们的复奏已经全部到京。道光已经阅过一些,今天君臣要拿个定议。

道光问:“是哪两人?”

穆彰阿说:“一个是盛京将军宝兴,他认为,财之耗,不尽耗于外夷,户口之众,百倍当年,天地生财有限,食之者众,财难免有耗尽之虞。还有一个是贵州巡抚贺长龄,他的意思和宝兴差不多,认为大清承平二百余年,生齿日繁,费用日广,白银日紧,势所必然。”

道光说:“从前朕也如此认为,不过现在看来,这是糊涂说法。康熙年间,生齿比之前明,比之前元,不是多出数万万吗?却创出了康熙盛世!把银荒财尽归之于生齿日繁,没有道理!至少,不是全部道理!鸦片造成白银外流,这么浅显的事实,他们怎么能视而不见?”

穆彰阿继续奏道:“黄爵滋所奏,限期不能戒吸者,一律论死,二十五位督抚将军,只有六人附赞。其他一十九人,均不赞同。”

道光问:“不赞同的理由是什么?”

“大家以为,可以加重吸食者罪名,但不致论死。不少督抚认为,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穆彰阿说,“督抚将军们无不赞同严禁鸦片,但严禁的办法各有意见。山西巡抚申启贤认为,黄爵滋所奏不为无见,但惜其未审情势而过用峻法,惜其治流而不治其源。他提出应当力禁海洋载运,以塞来源,重惩官署吸食,以示准则,严开馆之条,不令煽诱,加兴贩之罪,俾免流传。山东巡抚经额布认为,查禁鸦片,关键在惩奸民之兴贩,严海关之禁令,舍此二端,别无良法。吉林将军祥康认为,食烟者死,不免矫枉过甚,禁绝鸦片,首在力绝来源。”

“反对重治吸食的大臣不少啊。”道光皇帝问,“邓廷桢呢?他是两广总督,他最了解鸦片走私的实情,他是什么意见?”

穆彰阿奏道:“他也反对只重治吸食者。他认为,把鸦片之弊,尽归于吸食者没有道理,尤其反对逾期论死的主张,如果这样实行,恐怕会诛不胜诛。”

道光问:“那他打算怎么禁?”

穆彰阿奏道:“邓廷桢的办法是严拿囤贩窑口及揽载之快蟹舢板,绝其出入,以清贩运之源。对这些人,他认为应当绞决而财产入官。对走私鸦片的洋人商船,应驱离伶仃洋面。”

道光皱皱眉头说:“把洋人驱离,是应当的,可是要提醒他,不要引起边衅。”

穆彰阿奏道:“奴才回头就把旨意四百里加紧寄他。”

近来道光对邓廷桢似不满意,他又问:“琦善呢?他什么意见?”

穆彰阿奏道:“琦善的意思,循流溯源,交通外夷、囤贩鸦片者为首恶,人数并不多,主要集中在广东一省;而吸食者众,散居各省。如果只重治吸食,是不治其少,而治其多;如果将吸食者论死,那么囤贩者又该如何论罪?”

“有道理,囤贩者罪不可恕,似乎比吸食者更当从严治罪。”道光点点头,又转头问潘世恩,“潘师傅,你怎么看?”潘世恩已经七十,道光尊老敬贤,因此不直呼其名。

潘世恩有些耳背,勉强知道道光是问他的意见,说:“鸦片当禁,无一人反对,只是禁的办法各有不同。老臣以为,必定源流并治,如果只重治吸食,似有不妥。”

道光点点头,再问以理财著称的王鼎。王鼎说:“鸦片当禁,且必须严禁,不然正如林则徐所言,不出数年,几无用兵之饷。严禁从哪里入手?大部分督抚将军赞同严禁海口,臣也附赞。但是有一条皇上必须首先想到,就是一旦严禁海口,势必影响海关税收,如果中西罢市,海关税收将会大打折扣。但只要朝廷下定决心,咬牙挺过这一关,暂时损失点海关税银,将来遏制了白银外流,算总账、算长远账是有利于朝廷的。”

道光说:“嗯,这一点朕也想到了。只是如果只禁鸦片,正常的贸易并不受影响,海关税收也不至于太多。”

王鼎说:“臣听说夷商十有八九贩卖鸦片,如果严禁鸦片,正常贸易势必大受影响,这一点,还请皇上特别留意。”

广州有天子南库之称,一则有粤海关,二则有十三行,粤海关一年一百多万两的税银之外,朝廷年年都有勒派,三节两敬,万寿千秋,海关也都有为数甚巨的报效。这些银子,大都来自鸦片商的贿赂,大家心知肚明。道光节俭到吝啬的程度,不能不特别顾惜这笔收入。他心里像被咬了一口,但脸上还要表现得不在乎,说:“如果能够禁住白银外流,以一百余万两换来两三千万两,朕何乐而不为!”

穆彰阿说:“只要皇上严谕一下,君臣上下一心,不愁禁不了鸦片。这一个多月来,各省严禁鸦片,收效十分可观。”

的确,这一个多月来,各省不时有查获鸦片的奏报飞递而来,八月十七日,林则徐奏报湖北缴烟一万二千余两;八月二十一日,琦善奏报拿获烟土一万六千余两,人犯十一名;九月初六,山东巡抚经额布奏报在荣成洋面搜获烟土一万三千四百余两;九月十六日,江苏苏州府地面搜获烟土六千余两;九月十七日,两广总督邓廷桢报,捣毁窑口六个,抓获贩烟团伙首犯何老近,查获烟土一万四千余两……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不过是九牛一毛,每年广州进口鸦片数万箱,那就是几千万两!大家其实都在做样子,如果认真严禁,何止区区几万两。但许乃济“弛禁”鸦片的奏折已经上了两年多,朝廷至今对此不置可否。其实谁都明白,许乃济的弛禁,无异于不禁。既然皇帝没有拿定主意,大家何必当出头鸟?乐得观望。

现在是阴历九月下旬,京城已经很冷,而养心殿西暖阁还没有升起炭火。以节俭为先的道光没有下令,谁又敢自做主张?潘世恩和王鼎都是七十上下的老人,最先受不了,冻得抖抖索索,还不敢吭声。潘世恩只怕君臣议而不决,因此越班提议说:“臣等在军机处已经议过,穆中堂的提议大家都极赞同。”

道光转头问穆彰阿:“你们是什么意思?”

穆彰阿奏道:“奴才等认为,鸦片之来,皆由海口内地奸民与夷匪私相交易,加以弁兵纵容,受财护送,毫无顾忌,肆意畅行,痼习日深。奴才等就黄爵滋原奏及各大臣奏折,参互考订,认为明刑所以弼教,立法贵乎因时,鸦片之禁,行之经年,果能及早查拏,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原因尽在大小臣工,视为具文,不肯认真查办,遂至泄沓应付,习惯成自然。奴才等以为,如今非雷厉风行,不足以震聋启聩。海贩窑口,实为祸首罪魁,必应一律从严,分别论死,方足以破奸徒之胆,而昭情法之平。巡海弁兵,假公济私,内地奸商,辗转销售,以致开设烟馆,引类呼朋,堕其术者,无不形同鬼蜮,倾家荡产,对弁兵、奸商,必当重治其罪。至吸食者,广为劝谕,逾期不能禁绝者,则课以重罪。如此,则源可塞,流可清。”

“源流并治,应当如此。”道光说,“吸食者课以重罪,是什么罪?”

穆彰阿说:“这需要奴才等详酌章程。奴才们有所瞻顾,重治吸食,说易行难,吸食者隐于千家万户,只怕胥吏巡捕以此为借口,开了扰民索贿的恶例。总之,即使加罪,似应比兴贩设馆者为轻方合乎情理。”

道光说:“好,你们尽快拿个章程出来,到时候再议。”

早朝终于散了,出了门,外面寒气逼人,大家都打个哆嗦。穆彰阿对潘世恩和王鼎说:“天说冷就冷了,您二老可得穿得厚一点。皇上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让升火呢。”又对资格最浅的军机文庆说,“孔修,你先走一步,让他们备点点心垫巴垫巴,还备壶酒,让大家暖暖身。”

军机处在养心殿南,乾清门西,紧挨着内廷的西门隆宗门。穆彰阿一行出养心门往东,然后折往南,出内右门,往西一拐,就是军机处。军机处之设,始于雍正七年。此前朝廷大政秉于内阁,内阁办事的地方在太和门外,也就是俗称的外朝。雍正七年西北用兵,雍正以外朝事机不密为由,在隆宗门内,设军机房,选内阁中缜密者入内办事。西北用兵结束,军机房并未裁撤,反而事权逐步加重,到乾隆年间,已经是军政要务无所不掌,成为大清事实上的权力中心,而内阁成为可有可无的机构,内阁大学士也成了荣誉性的职衔。

军机处虽然是权要机关,但是一直属临时机构,军机大臣都是兼职,从大学士、部院大臣、各部侍郎中选,有时候督抚也可由皇帝特旨入值军机。军机处事涉机密,关防极严,外人不得擅入。军机处内的听差都是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太监,具体办事的则为满汉章京。章京三十六人,昼夜分班值守,因此有自己的小厨房。文庆提前回到军机处张罗,等穆彰阿一行回到军机处不久时,几样热菜和几壶酒已经摆好。

军机无小事,当值是不敢喝酒的。穆彰阿对潘世恩说:“潘相,今天天太冷,咱们抿一口暖暖身子,不算破例吧?”

众人都应和说:“不破例,不破例。再说,喝一口暖暖身子,不敢多喝。”

这样互相提醒着,一壶酒很快就喝下去了。

军机一班人算得上融洽。从前曹振镛领班,汉军机占优势,但曹振镛为人极圆滑,军机中并没有明显的满汉之争。穆彰阿当上领班不过两年,还不到专权的时候,何况汉军机之首潘世恩是他的老师。五个军机大臣围拢着悄悄偷酒取暖,倒显得一派融洽。

几杯酒下肚,暖和了不少。几个人正打算散值,太监前来传旨,皇上召见。

“出了什么事?”穆彰阿有些紧张,“刚出来又叫起,这种时候不多。”

的确不多。当年平定张格尔时,军情瞬息万变,一天叫起数次是常见,如今并无兵戈战事,那又是什么大事呢?

几个人来不及猜测,穆彰阿打头,鱼贯而行。他把传旨太监叫住,说:“高公公,我嘴里没有酒气吧?”说罢向高太监脸上喷一口。

太监说:“不要紧,您老说话时离万岁稍远一步准没事。”

太监打起帘子,五位军机大臣再次进了西暖阁。

道光拿着一份密折,正在若有所思,几个人磕头行礼,他连头也没抬,一边看折一边说:“琦善又上了一份密折,他查获了一艘洋船,叫金广兴号,从广州到天津来,竟然查出烟土十三万一千五百余两!”

这是禁烟的一大成就,可喜可贺啊。

穆彰阿说:“奴才恭喜皇上,皇上严禁鸦片……”

道光摇摇手打断穆彰阿说:“这实在没有什么喜可贺。顶多是琦善这个奴才办事认真。朕是忧大于喜,忧心如焚呢。”

五位军机面面相觑。

“想起来可怕。只一条船,就搜获十几万两!从广州北来的船,有多少条?鸦片走私如此猖獗,如果每条都如此夹带,再不严禁,如何了得!”道光一顿脚说,“朕已经下定决心,要严禁鸦片。”

穆彰阿说:“奴才等唯皇上之命是从,只要皇上拿定了主意,奴才等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道光说:“朕决定派人到广东去,专事禁烟,你们看,谁可担当此任?”

穆彰阿说:“奴才愿往。”他并不是真想去,不过是表表姿态,因为他知道皇上绝对不会放他出都。

果然,道光说:“军机上离不开你,你去不成。要从督抚中着眼。前去禁烟的大臣,必得有地方办事经验,又得操守极好,不会被烟贩收买,又能熟悉南边情形。”

穆彰阿说:“奴才举荐一个人,最合皇上说的这几条。”

道光问:“谁?”

穆彰阿说:“湖广总督林则徐。”

道光拿眼睛问潘世恩等人,众人齐声说:“臣(奴才)等附议。”

“好,下旨着林则徐进京陛见。”道光又叮嘱说,“不要多说,只让他进京就是。”

几个人要跪安,道光说:“得给许乃济个了结了。他上弛禁论两年多了,天下人都看着呢,不处分他,天下人还会游移观望,不知道朕禁烟的决心。”

穆彰阿早就料到了,他以头碰地说:“奴才请旨,对许乃济,怎么处分?”

道光想了想说:“处分就不必了吧,他也是一片忠心。就让他致仕吧。”

几个人出了养心殿,回到军机处,安排军机章京起草上谕。文庆平时在穆彰阿面前亦步亦趋,他问:“穆相,您老平时说林少穆刚直有余,变通不足,禁烟这样的大事,您怎么推荐他去呢?”

穆彰阿看他一眼说:“你说呢?”

这天,林则徐在校场监督烧毁烟枪后,返回湖广总督署时已经是午饭时分。文巡捕正巧迎到仪门,从文件袋中抽出一个大封套,说:“大帅,廷寄,正要给您送去。”

林则徐说:“到签押房看。”

所谓廷寄,就是军机大臣寄发的上谕。一尺多长的牛皮封套上,是雕版刻印的扁宋大字“军机大臣字寄”,后面是毛笔书写的“湖广总督开拆”。封口处火漆上盖有兵部捷报处的印。

林则徐用裁纸刀裁开封口,信很短,“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奉上谕:命湖广总督林则徐来京陛见。以湖北巡抚伍长华兼署总督。”

林则徐很感意外,因为他去年才交卸署理两江总督,奉旨进京觐见,而后实授湖广总督,三月到任,算到今天,才一年半的时间,又让他进京陛见,难道又要调任?或者还有一种可能,他在湖广禁烟很下了番功夫,多次受到朝廷的褒奖,莫不是皇上要听取他禁烟的意见?如果是为此事,他求之不得。对于禁烟,真有一肚子话要说。写奏折,有些话总是无法说透彻。

林则徐打发戈什哈请湖北巡抚伍长华午饭后过府说话。督抚同驻武昌城,午后不到一点钟,伍长华过来了。他要行下属见长官礼,被林则徐阻止了。林则徐把廷寄递给他,他看完了,说:“恭喜大帅,必是皇上又有重用。”

林则徐说:“圣意无从揣测。重用更谈不到,不过,我正好趁此机会,向皇上面奏禁烟主张。”

伍长华说:“长华投入大帅麾下正想好好讨教,不想才见面不及一月,大帅就进京,长华真有些不舍。”

伍长华是从云南布政使任上调任湖北巡抚,关山重重,他五个月前奉旨,一个月前才到武昌接篆,两个人真正相处的时间不到一个月。虽然时间极短,但两人配合得很好,尤其是在禁烟上,伍长华真是亦步亦趋。伍长华是南京的回民,是大清有史以来第一位回民探花。他留翰林院时,与林则徐算是同事,两人关系从那时起就不错。伍长华与林则徐一样,出了翰林院,在地方上辗转任职,广西右江道、广东学政、长芦盐运使、甘肃按察使和云南布政使,其施政风格也多与林则徐相似:特别关注民生疾苦。所以一到湖北,对林则徐力禁鸦片的举措十分支持,真是不遗余力。

林则徐说:“实生到鄂抚任上,对我鼎力支持,真是万分感谢。如今交篆觐见,别无牵挂,唯有禁烟一事,拜托实生能够切切实实抓下去,不要功亏一篑。”

伍长华说:“大帅放心,我一定萧规曹随。”

林则徐说:“按说旨到即行,不过三天后是皇太后的‘万寿节’,照例总督要主持阅兵大典。我只好奏请朝廷晚走数天。趁这几天时间,我也要稍作准备。”

要准备的事情很杂,最主要的就是准备皇上召见时的奏对。皇上为何召见?他只能猜测。但最大的可能,就是禁烟。因此,他让汉阳知府帮助整理各省关于禁烟的奏折,把各地督抚奏折的要点了然于胸,奏对起来才能有的放矢。同时,更要把他到湖北以来禁烟的情况做一个系统的总结。不仅要有措施,有效果,更要有分析。这样,他与皇上的奏对才能有理有据,更有说服力。此外,湖广的秋收、地丁、漕粮、民生,必定要问到,他也要做好准备。

他于第二天发炮拜折,报告朝廷他将于三天后起程进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