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张子静：他活成了姐姐的影子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

——张爱玲《弟弟》

少时温存

张子静是张爱玲的亲生弟弟，容貌漂亮，只比张爱玲小一岁。

小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荡秋千，读家塾，缠着保姆唱童谣，是彼此最忠实的玩伴。

姐弟两人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是收到母亲从英国寄回来的衣服。

保姆给他们穿上新衣服，仿佛过年般喜气洋洋。母亲偶尔还会寄玩具回来，两人一人一个，乐不可支。

有一次，姐弟俩玩过家家，扮演《金家庄》里的角色。张爱玲叫月红，使一把宝剑；张子静叫杏红，使两只铜锤。他们扮演能征惯战的两员骁将，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

两人一同玩的时候，总是张爱玲出主意。可张子静又常常不听张爱玲的调派，因而争吵不断。张爱玲形容弟弟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不过有时候看到弟弟实在秀美可爱，她还是会忍不住在他腮上吻一下。

张子静身体不好，从小就经常发烧感冒，所以在饮食方面很克制，很多难消化的食物都不能吃，这弄得他非常馋，只要看见别人的嘴一动，便想看看对方嘴里在吃什么。

哪怕生病时，他躺在床上还闹着要吃松子糖，大人没法子，只好在糖里加上黄连。可是，味蕾不会骗人的，一尝到松子糖是苦的，他就号啕大哭，将拳头伸进嘴里。大人见状，又在拳头上搽上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虽然张子静体弱又嘴馋，没什么志气，可毕竟是男孩。在旧氏家族，一贯有重男轻女的传统。

就连带弟弟的保姆张干，也跟着耀武扬威，优越感十足，平日什么事都要占尽风头。而照顾张爱玲的何干，因为带的是女孩，自觉低人一等，处处让着张干。

张爱玲愤愤不平，与张干大吵。

两个保姆的钩心斗角，让姐弟俩产生嫌隙。张爱玲对弟弟爱恨交织，下定决心锐意图强，凡事都要胜过弟弟。

张爱玲天资聪颖，讨人喜欢，她说：“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张子静自然不肯让步，偷偷嫉妒着张爱玲。有时他看到张爱玲画的图，就会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

不过，这些明争暗斗的伎俩，不过是快乐童年的小插曲，吵过闹过之后，两人依旧没心没肺地在一起玩。

渐行渐远

姐弟俩真正疏远，是在父母离婚之后。

母亲黄逸梵看不惯父亲的萎靡不振，心死如灰，决然离去。

母亲的离去，父亲的颓废，继母的刻薄，让张子静的世界一天天灰暗下来。

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张爱玲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就读六年级。开始住校后，张爱玲只有节假日才回家。

原本以为张子静是张家唯一的男孩，虎毒不食子，张志沂不会亏待他，事实却并非如此。

父亲嫌弃学校开销大，没让张子静去上学，还是由私塾先生来教。

姐姐一走，独自在家的张子静更孤单了，以前上课时，好歹有人做伴，现在他一个人面对乏味的私塾先生，愈发心生退意。上课时，他常打瞌睡。后来，干脆装病不去上课。

张爱玲难得从学校回家一次，见到弟弟时大吃一惊，只见他穿着一件不怎么干净的蓝布罩衫，抱着一撂连环画看。

张爱玲那时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于是想帮弟弟纠正阅读口味，可他一晃就不见了。家里的下人们，也跟张爱玲数落弟弟的种种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

听了这些，张爱玲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诋毁弟弟。

吃饭时，为了一丁点儿小事，父亲打了张子静一巴掌。

张爱玲大大地一震，用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

张爱玲气得丢下饭碗，冲到隔壁的浴室去，闩上了门，眼泪滔滔流下来，她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突然，“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浴室里的玻璃窗上，又弹回去了。原来弟弟早已忘记了那回事，在阳台上踢球。他大概已经习惯了这种反复的羞辱和打骂，对一切早都麻木不仁了。

张爱玲止住了哭泣声，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后来，因为继母挑拨离间，张爱玲被父亲毒打时，张子静就在旁边，可他既不敢拦父亲，也不敢帮姐姐。

后来，张爱玲被软禁，因为父亲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和她见面交谈。所以，张子静也不敢到她房里去看她。

看透了弟弟的懦弱，张爱玲与父亲决裂之后，和弟弟也日益疏远。

姐弟俩性格迥异，注定分道扬镳。

张子静遗传了父亲与世无争的性格，随遇而安；张爱玲则像母亲一样性格刚烈，她“要的东西定规要，不要的定规不要”。

囚禁半年后，张爱玲逃到母亲那里，从此远离了这个“沉下去”的家。

对于这个弟弟，张爱玲起初大抵是怜爱的，不过看到弟弟的窝囊和不成器，她又气又恼，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当失望攒多了，便由爱到厌了罢。

张爱玲出逃之后，父亲逐渐开始重视张子静的教育，送他去读正规小学。

由于延误了几年，张子静小学毕业时，都十五岁了。后来又因为身体等原因，书读得断断续续。他休学一年后，才接着上光华中学，中学毕业后进了圣约翰大学经济系。恰逢时局动荡不安，连换了三个学校，连高中都没有读完。

姐姐逃走后，张子静也不想继续待在父亲家里，1938年夏天，他带着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偷偷跑去找母亲和姐姐。

不过这一次，他的愿望落空了。

母亲听说他的来意后面露难色，她自己现在过得紧巴巴的，供张爱玲读大学就已经很吃力了，很难养活两个孩子，于是不得不劝他回去。

张子静泣不成声，张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张子静终究，还是重新走进那扇旧门，继续隐忍度日。

他后来回忆说：“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姊姊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

终生未婚

张志沂成天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对儿子的未来，不管不问。

面对母亲先前的拒绝，张子静怅然若失。

他痛恨父亲的家，这里看不到一丝希望。可他要吃饭，偏偏又离不开这个家。

回来后，他往后余生的日子，似乎一眼看得到头，冗长而苦闷。

眼见父亲将家产挥霍一空，纵然心底意难平，终究无可奈何。

1943年，张子静的中学同学为排遣愁绪，邀他一起办了个名叫《飚》的杂志，他们希望《飚》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了人们的苦闷心灵。

张子静兴致勃勃，去找姐姐张爱玲约稿，当时张爱玲已经红遍上海滩，她随便写一篇文章，就一定能为刊物增色不少。

可是，张爱玲担心为小刊物写稿，会损坏自己的名誉，于是断然拒绝。

在同学的怂恿下，张子静干脆自己动手写，他写了篇《我的姐姐——张爱玲》，里面描述了许多张爱玲的生活细节，发表在第一期杂志上。

不过，《飚》没办两期，就因为高昂的印刷费而宣告停刊，张子静的生活重归平静。

那时，张子静没有工作，也没有爱人，有的只是烟雾迷蒙的家和日复一日的麻木生活。

转眼张子静已二十出头，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可他性格木讷，不善言辞，再加上父亲袖手旁观，因此婚事就这样一天天耽搁下来，最终一生未婚，无儿无女。

其实，他也曾有过一次结婚机会，女方提出要一块120元的上海牌手表作为聘礼，因张家拿不出这笔钱，亲事不了了之。

1946年，张子静在亲戚的介绍下，到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工作，有了稳定收入，生活呈现出好转的迹象，可他又沾染上赌博的恶习，一度沉迷其中，不可自拔。

后来，他又去人民银行工作，先在市郊分行任文书收发，又调到大场办事处当文书，因为钱少事多，他就主动离职了。

1952年，张子静参加失业人员培训，被派到郊区学校当老师。因他性格内向，天生讷言，没人爱听他讲课。

同年7月，张爱玲以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准的名义，离开上海。得知姐姐离开的消息，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他知道，张家从此支离破碎了。

一语成谶，姐弟俩从此以后，再未见面，成了彼此生命里最熟悉的陌生人。

后来，张子静在乡下各学校之间调来调去，孤苦伶仃，穷困流离，直到1985年正式退休。

他的生活很简单，平日看看书，帮别人补习英文，有时也会去同学或亲戚家里坐坐。

彼时，张子静虽然自食其力，可依旧囊中羞涩。

1988年，张子静在报纸上看到“已故女作家张爱玲”几个字，焦急万分。那时，父母已逝，张爱玲是他在世间唯一的亲人。他去领事馆求证，后来证明这是条假新闻，才如释重负。

他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拿到了姐姐在美国的地址，于是给张爱玲写了几页长信，一方面传递对姐姐的思念，另一方面寻求经济支援。

半年后，他收到了回信，信中说：“传说我发了财，又有一说是赤贫。其实我勉强够过……没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唯有祝安好。”

晚年落魄

看到张爱玲的回信，张子静欣喜若狂，又寄出几封信，不过自此杳无音信，再无来往。

对于姐姐的若即若离，他没有怨言：“这么多年以来，我和姐姐一样，也是一个人孤单地过着……但我心里并不孤独，因为知道姐姐还在地球的另一端，和我同存于世……姐姐对我，亦如常人，总是疏于音问。我了解她的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变幻，我和她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1995年中秋夜，张爱玲在美国去世，这次不是误传，是事实。

次日，张子静听到这个消息，悲恸欲绝，他翻着姐姐昔日的作品，感慨说：“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姐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张子静晚年生活窘迫，他唯一从父亲手里继承到的遗产，是上海一间14平方米的小屋，他在这里孤独终老。

在张爱玲去世两年后，张子静亦悄然辞世。

不经意的一个趔趄，他倒在弄堂的电线杆下，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来。